摘要:以文化学与文学整体流变角度来审视《陌上桑》,发现其存在思想文化上的矛盾二重性背景,由此使作品的主题、人物形象、艺术表现等方面呈现出俗、雅交织的多组二重性特质。这既让作品成为文学经典,又使《陌上桑》本文奠定了采桑母题的基本形态,使这一题材的写法趋于定型并向雅化转型。后世文人只能以它为范式进行反复模拟和仿作并寻求自我空间,并且在对其程式化的模拟中也消耗了整个采桑母题的生命力。
关键词:《陌上桑》;复合式;二重性;采桑母题;演变
《陌上桑》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名篇历来受到治文学者的垂青,尤其是近代以来,备受关注,大部分文学史著作都用较大篇幅予以专章讨论,研究论文亦是层出不穷,就单篇作品研究来说,其受重视程度少有比肩者。综观现有研究成果,除在艺术成就方面众口一词地给予高度评价,做些锦上添花的工作外,其他方面异议颇多,概括起来集中在六个方面:作品产生年代有武帝说、东汉说、建安说之分歧;作品主题有爱情说、赞颂说、理想说、贞女智斗权豪说之争论;女主人公身份是劳动妇女还是贵族富家女子;使君或是好色无行、调戏妇女的反面角色或是被嘲笑的小丑;有无本事或本事来源的可靠性;作品属于民歌还是文人创作等。正由于这些歧义才奠定了《陌上桑》的经典价值,因为经典文本之所以长期令不同时代人们心仪的原因是其本文透露出的复杂丰富的信息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不同的读者会看到不同的闪光点。问题出在这些争议有各持一端排斥他说的固守之弊,其实诸说都能从本文自身找到依据,均有较充分的理由和合理的逻辑论证,很难得出此对彼错的判断。如果我们进一步扩展研究视野,站在文化学与文学整体流变角度来审视作品,发现作品的思想背景和内部存在多组不同性质的二重对立依存关系,既互有冲突又和谐相生,它们的集合共同发散出相互包容的复合式信息,表现出“不同而同”的统一性,偏重任何一方都会割裂作品的浑整性和多维向度性。
一
“喜蚕桑”与“拒使君”透露出《陌上桑》在文化思想背景上的二重矛盾性。
中国是最早植桑养蚕的国家,蚕桑业在殷商时期就已相当发达,甲骨卜辞中“桑”字多次出现。桑蚕的丰欠直接影响到人们的生活状况和国家的经济收入,所以备受重视,官方筑有专门的公桑蚕室,《白虎通义》引《礼祭义》曰:“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公桑蚕室,近外水为之筑宫,棘墙而外闭之。”[1]采桑时要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季春之月……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2]原始先民的思维还未将自身与自然界截然分开,处于以己观物、以己感物、物我交感的象征性或隐喻性思维阶段,对自然现象抱以崇拜之情。累累的桑葚、再生不衰的桑叶以及养蚕制丝功能,使古人对桑树产生了不死、再生与生殖的原始信仰,桑树被视为神树、生命之树、请子之树,殷人及其后裔宋的圣地“社”,就立在桑树林之中,称为“桑林”,“桑林是圣地,许多巫女在此举行歌舞,也是实行继位的地方。不仅是宋的桑林,而且在有桑树的圣地,也有同样的信仰和习俗。”[3]可见,桑林祭祀不仅有祈祷桑蚕丰收的作用,也有繁衍子嗣的功能,神话传说中夏、商、周的始祖都与桑林有密切关系,少昊、颛顼、伊尹、孔子等圣贤也有“生于空桑”的说法。依先民思维方式,人的生殖与自然界植物的生长是息息相关的,举行祈雨求丰的祭祀活动的同时要举行男女交合仪式,来诱天地交合。此时期男女可以自由交往,形成所谓的“奔者不禁”习俗,男女于采桑时期在桑林随意野合,是祈求、促使桑蚕丰收和人口繁衍的非常虔诚和庄重的意识和行为,不能用后世“淫风”标准视之。
在桑崇拜和桑林祭祀基础上形成了中国特有的桑蚕文化,其内涵是以祈丰求子为目的,以男女交合为手段,物质生产与人自身再生产同构的生殖感应意识,在此观念支配下产生了男女桑林野合求欢风俗,文学作品的采桑母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汉代去古未远,两性关系中保留了许多原始遗风,采桑野合之俗虽史籍未载,但出土文物却提供了确凿证据,冯修齐先生对1977年春在四川新都县出土的两块东汉时期的“桑间野合”画像砖作了详细介绍:
图1:在一株枝叶茂密的桑树下,一位头绾高髻的采桑女仰卧地上,双腿翘起,她采桑的筐子被斜抛在画面的右下角,罗裙带被解下扔在身旁。一位着巾的高大男子正俯身扑在她的身上,露出硕长而坚挺的生殖器。后面一位矮小男子跪在地上,伸出双手用力掀推高大男子的臂部,其生殖器也是勃起的。在画面的左端,又一着巾男子触景生情,性欲冲动,被夸张的生殖器向上斜挺,直抵桑树。桑枝上,搭着男女4人的衣裳,4只禽鸟在跳跃鸣叫,2只猴狲在攀援嬉戏,烘托了一种欢乐和谐的气氛。
图2:采桑女仰卧地上,突出一对高耸的乳房,翘起的双腿因支持太久,左腿已垂下。原先在画面左端的那位男子正在俯身交媾,而高大男子交媾后已走到桑树左边坐地息气,矮小男子交媾后也疲倦地倚抱住树干。枝上搭的4套衣裳尚在,但禽鸟飞走了,猴狲跑开了,一切都显得沉寂索然无味了。[4]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巴蜀地区并非蛮野之地,从西汉中期开始“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5]。“降及建武以后,爰迄灵、献,文化弥纯,道德弥臻。……其忠臣孝子、烈士贞女,不胜咏述,虽鲁之咏洙泗,齐之礼稷下,未足尚也。”[6]“自汉兴以来,迄乎魏、晋……忠臣孝子,烈士贤女,高劭足以振玄风,贞淑可以蘋蘩者,奕世载美。”[7]从《后汉书》、《三国志》和《华阳国志》的统计数据来看,巴蜀地区得到“贞孝”、“婉穆”、“厥贞”、“令诚”表扬的有名姓妇女41人,占汉代“贞节”之女总数的80%,说明该地区妇女对“节操”是非常重视的。那么,巴蜀地区的“桑林野合群交”画像砖就传达出这样的信息:采桑期间男女在桑林中野合是得到官方和民众认同的、公开的、可以放荡不羁的行为,不但不受鄙视谴责,甚至具有欣赏玩味的倾向。
此种风俗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初,在桑蚕生产的后起中心江浙一带,专有“轧蚕花”庙会,在庙会上,未婚蚕家姑娘非常希望有小伙子摸一摸她的乳房,俗称“摸蚕花奶奶”,若被摸,意味着她有资格当蚕娘了,今年的蚕花亦会兴旺,不被摸是倒霉的征兆。可以看出,这是桑林野合的延伸和变形。流行于这一带的采桑山歌也表现了桑林会情人的内容,如《采叶姐》所唱的蚕忙时节蚕女帮母亲去采桑,与灌田的河南哥哥幽会,致使采回的桑叶太少,遭母亲百般盘问,不得已道出实情的故事。其中桑园欢会一节,与画像砖有异曲同工之处:
日渡田姆夜渡爷,渡姆卖出三百钱。今天正是好辰光,桑树边上配鸳鸯。哥哥爱妹妹爱哥,俩人像是入洞房。蚕豆大麦当围墙,菜籽杀花当天窗。上顶呒有青纱帐,下底呒有好眠床。上顶六六三十六片荷叶野桑当仔青纱帐,脚踏青草是牙床。大红夹袄当被盖,玄色青衫挡一旁。姐姐脱下八幅罗裙当仔湖州青草席,大红花鞋当对枕头凑成双。起风起雨起得高,桑树地里有趣巧。起风起雨起到拦腰里,桑树地里哥哥姐姐配夫妻。
一只呆大田鸡跳得高来跳得低,咕咕呱呱来贺喜。一只白头翁飞到东来飞到西,叫你采叶姐姐快回去。野地洞房真新奇,田郎蚕姑不肯离。采叶姐姐心中愁,唯恐外面知情失脸皮。叫你哥哥慢慢动,妹妹睏倒又坐起。郎过东来妹过西,采叶姐姐悄悄回家去。[8]
总体来看,采桑野合风俗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公开自由性,得到官方及民间的认同,将其看作祈丰求嗣与男女交际的正常手段和环节。二是普遍性,从黄河流域到巴蜀地区直至长江流域,只要是有桑蚕养殖的地方就有桑林野合行为。三是悠久性,从远古一直延续至近代,贯穿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可以说,采桑野合习俗已积淀成民族心理和民族文化的定式,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
此类原始遗风在将夫妇关系放在伦理关系之首的儒家看来是必须革除的蛮俗陋习,从周公制礼就开始了有意识的反对,孔子、孟子等先秦儒家代表都对“混乱”的男女关系提出过批评,但大多是零星的言论,加之只是民间学派之言,未产生绝对影响。汉代儒家取得独尊地位,成为官方的主流思想,汉儒通过解经和立论方式,确立起系统化、理论化的两性关系准则并强力推行。首先把男女问题上升到治天下第一要务的高度,通过“正夫妇”来达到“化天下”的目的。《周易·序卦》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义有所错。”[9]《礼记》曰:“男女有别,然后父子亲;父子亲,然后义生;义生,然后礼作;礼作,然后万物安。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10]刘向亦称:“夫妇之道,固人伦之始,王教之端”[11]。在儒家眼里,男女关系绝非简单的个体性的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而是整个社会秩序和伦理关系的构筑起点,由此推演出“礼”基础上的所有范畴,实现“王道”理想和修、齐、治、平的价值关怀。若此基点混乱无序,则其目标趋向必会失去支撑而坍塌,所以儒家学者都以绝对热情和精力投入到对两性关系的移风易俗中,正如班固所强调的:“圣王在上,统理人伦,必移其本,而易其末,此混同天下一之呼中和,然后王教成也。”[12]其次,确立了男女结合规范,提出嫁娶依礼,同姓不婚原则。“男不自专娶,女不自专嫁,必由父母,须媒妁何?远耻防淫泆也。”[13]“以为夫妇者,人伦之始也,不可不正。……夫礼不备,终不肯从。”[14]“夫昏礼,万世之始也。取于异姓,所以附远厚别也。”[15]“不娶同姓者,重人伦,防淫泆,耻与禽兽同也。”[16]这些原则直接针对的就是男女自由交合风俗。三是构建起两性等级差别体系,尤其是降低了女性的地位。董仲舒从阴阳五行观念出发,率先提出“三纲”理论和男尊女卑思想,在君臣、父子、夫妇三组社会规范中,君、父、夫为上为阳,臣、子、妻为下为阴,下和阴受上和阳的支配。至《白虎通义》发展为成熟的“三纲六纪”理论:“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六纪者,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也。故含文嘉曰:‘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17]妻在夫纲统领下,不仅要奉先思孝、讲究德言容功,还必须绝对服从男性,“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18]因为“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19],就要从一而终“一与之齐,终身不改,故夫死不嫁”[20],“适人之道,一与之醮,终身不改”[21],甚至要“必死无避,好善慕节,终不背义”[22],“守义死节,不为苟生,处约持信,以成其贞”[23]地当烈妇。
这些理念基本上框定了儒家伦理体系中男女关系的“文明”规则,但其实际效果在汉代却要大打折扣,大部分只能当作学理层面上的讨论,不可能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男女关系方面的原始遗风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且不论留存在边域少数民族中常态习俗“妻后母”、“纳寡嫂”、“娶弟妇”、“娶庶祖母”、“野女觅夫”、“自相夫妻”现象,内地亦有不同形式的遗存,皇室宫廷都存在着不同辈分的近亲婚。《汉书·外戚传》有汉惠帝娶外甥女为皇后、中山孝王刘舆娶姨母的记录,《汉书·高五王传》亦有赵王刘恢以表侄女为妻的记载,遑论民间。如郑地“土狭而险,山居谷汲,男女亟聚会,故其俗淫。”[24]燕地“宾客相过,以妇侍宿,嫁取之夕,男女无别,反以为荣。”[25]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故俗称郑卫之音。”[26]汉代女子相对来说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可以出头露面从事商业和服务业等公共性质活动,可以主动离婚,可以改嫁、再嫁,人数不菲且受到社会舆论和法律的支持。可见,汉人的贞节意识和从一而终观念相当淡薄,与儒家所提倡、要求的相距甚远,但作为官方强制推行的主流意识形态,虽无力很快消灭掉具有巨大惯性能量的传统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却能借助话语权力与之进行斗争,促其进行不同程度的改观。
《陌上桑》就定型在这个“蛮俗”与“文明”碰撞、较量的时代,也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碰撞和较量,既隐约透露出采桑野合的遗俗,又勉强与贞女目标挂钩,作品背后隐藏着两种势力处于平衡阶段的特征,思想上体现出明显的二重性矛盾。
二
在思想二重性的大背景下,结合采桑题材的演变过程,我们发现作品本身显露出多端二重性,并在思想二重性的统领下整合成更高层次的一致和圆融。
除去难辨真伪的神话故事,最早反映采桑母题的作品见于《诗经》,典型的如《鄘风·桑中》“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宫,送我乎淇之上矣”,《魏风·汾沮洳》“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异乎公行”,《魏风·十亩之间》“十亩之间兮,桑者闲闲兮,行与子还兮。十亩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与子逝兮”,《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传统观点认为此句是写采桑女因要侍寝奴隶主而悲哀,但从采桑野合背景着眼,将此句解释为采桑女因与情人分手而伤悲亦合诗意)。《小雅·隰桑》“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君子,其乐如何!隰桑有阿,其叶有沃。既见君子,云何不乐!隰桑有阿,其叶有幽。既见君子,德音孔胶。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27]。这些民歌均表现了采桑时节情人相会为欢的场景和心情。随后,宋玉《登徒子好色赋》描写了章华大夫与采桑女嬉戏的夫子自道:“臣少曾远游,周览九土,足历五都。出咸阳,熙邯郸。从容郑卫溱洧之间。是时向春之末,迎夏之阳。鸧鹒喈喈,群女出桑。此郊之姝,华色含光。体美容冶,不待饰装。臣观其丽者,因称诗曰:遵大路兮揽子袪,赠以芳华辞甚妙。于是处子,若有望而不来,忽若有来而不见,意密体疏,俯仰异观,含喜微笑,窃视流眄。”[28]枚乘《梁王菟园赋》展示了贵族子弟与桑妇调情的场面:“若乃夫郊采桑之妇人兮,袿裼错纡,连袖方路,摩貤长发,便娟数顾。芳温往来,按神连才结,已诺不分,缥併进靖,傧笑连便,不可忍视也。于是妇人先称曰,春阳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见嘉客兮不能归,桑萎蚕饥,中人望奈何!”桑女与男子缠绵于媾合之中,已把采桑养蚕之事抛到了九霄云外。
刘向《列女传》记录了陈辨女、齐宿瘤女和鲁秋洁妇三则与采桑有关的故事,大意分别是:晋国大夫解居甫出使宋国,途经陈国,遇正在采桑的辨女,解居甫拦住她调戏,让她唱歌,辨女唱《诗经·陈风·墓门》来讽刺、拒绝大夫的恶行,得到了“贞正而有辞,柔顺而有守”的高度评价。齐闵王出都城游玩,百姓纷纷观看,唯正在采桑的脖子上长个瘤子的宿瘤女采桑如故,闵王很奇怪,问原因,女处处以礼答之,闵王知其为贤女,聘为妻,女不做任何修饰入宫,众妃见之嘲笑,女以俭奢兴亡论不修饰,闵王受到启发,立女为后,并倡导节俭,国势遂强。鲁秋胡娶妻五日,至陈为官,五年后回家,路遇一采桑女,秋胡上前调戏并以金诱之,被女严词拒绝,至家,方知是己妻,妻严厉指责了秋胡后,愤而投河死。
将《陌上桑》放在这些作品链中考察,发现其处处表现出二重统一性特点。
(一) 作品生成期
武帝以前的采桑题材作品均表现男女幽欢或驰情主题,至刘向所处的西汉末则所有采桑女都成了贞女或烈女典范,她们严词拒绝、谴责了异性的调戏行为甚至愤而投河,两类采桑女形象呈现出极度对立态势。罗敷面临同样情况,但既未同欢共乐亦未冷若冰霜,而是婉拒,处于中间地带,说明《陌上桑》的民间蓝本产生期至少不迟于西汉末。而“倭堕髻”和成熟五言诗证据表明其经过东汉文人润色,但不像刘向那样进行彻底改造,定型于东汉。它是民间歌谣与文人共同孕育而成的杰作,故在没有确切文献支持下,作品产生于西汉前中期,定型于东汉的结论,似更稳妥。
(二)罗敷身份
《乐府诗集》卷二十八引崔豹《古今注》曰:“《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郸人有女名罗敷,为邑人千乘王仁妻。”[29]罗敷乃邯郸秦氏女之出身。邯郸属赵地,“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女子弹弦跕躧,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30]“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31]可知邯郸女多做歌伎,有奔走于富贵之家,从事声色服务的传统,汉乐府《鸡鸣·鸡鸣高树巅》和《相逢行·相逢狭路间》均有“作使邯郸娼”的诗句,可证其所从事的职业。而秦女、秦楼自古就是娼女、歌舞娱乐场所的同义词,如梁简文帝就有“西飞迷雀东羁雉,倡楼秦女乍相值”[32]的描述,其由来不可考,但它们作为娼女、妓院的代称频繁地出现在后世的文学作品中,已成为一种固定意象。那么,罗敷属不属于她们中的一员呢?其实作品本身已给出了答案。“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明确点出了她的生活环境。“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倭堕髻即堕马髻。《后汉书·梁统传》云:“(梁冀妻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注引《风俗通》曰:“愁眉者,细而曲折……堕马髻者,侧在一边……始自冀家所为,京师翕然皆放效之。”[33],这种装饰根本不符合采桑妇女的劳动着装,政府规定采桑期间“禁妇女毋观(打扮),省妇使,以劝蚕事”[34],而罗敷却梳着当时最流行的发式,戴着闪闪发光的进口珠环,穿着用华美丝绸做成的杏黄色裙子和紫色夹袄,简直就是一位摩登女郎招摇过市,惹得一群下里巴人目瞪口呆也就不足为奇了。加上“夸夫”时那一番口若悬河的表演,不到20岁的罗敷对高官的服饰、举止、容貌、气质如此之熟悉,可以说到了了如指掌的程度,连使君都听不出任何破绽,灰心丧气地败下阵来。这绝非认为“皇帝天天都吃鸡鸭鱼肉”的村妇所能想象得到的,没有真实的生活基础,没有经历过大场面,这段话是说不出来的。故可认定罗敷既非一般农妇,亦非富家织妇,乃一奔走于风月场中的风尘女子,这丝毫不贬低罗敷的光辉形象,成功文学形象的价值意义不取决于她的出身地位,而取决于对生活反映的深度和广度。作为一个反映采桑生活的虚拟化、典型化人物,一方面再现了当时桑林野合习俗的普遍性和正当性,给我们提供了认识历史生活的活生生的画面,而拒绝使君所表现出来的不慕权贵、不滥交的原则性,相对于“桑间野合群交”画像砖上女子来说,某种程度上又体现了“贞”的品质,反映出新的思想因素和行为准则正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改变着人们的观念意识和生活方式。不论她是什么身份,集“荡女”与“贞妇”于一身的二重性所反映出的生活真实就是她的价值和意义。
(三) 使君行为
使君作为守一方之土的封疆大吏,见到有姿色的女子便动了淫心,在今人眼里确与身份不符,难免有“霸占民女”之嫌,其好色的确是客观事实。但根据上引所有故事和后来裴启《语林》中的“刘道真调戏采桑女”和殷芸《小说》里的“孔子遇采桑女”故事,我们发现一个规律性现象:故事中的男主人公均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士,可以断定,“桑林猎艳”是当时上层男子习以为常的活动,并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那么,使君在采桑时节找桑妇寻欢并不违背道德和法律规范,应是极其普遍、极其正常的行为,他向时髦美丽的正在采桑的罗敷示好,亦属正常爱美之心,是被社会及当事人理解的举动,罗敷没有大动干戈,今人更没必要给他扣上“无行”或“小丑”的帽子。当然,双方都有选择性对象的自由,罗敷没有相中使君,以略带嘲讽的口气婉拒了他的要求,使君也是自觉、坦然地接受,并无动粗或以权势强迫对方的表现,甚至没有生气的迹象,在双方心目中这只是一场示爱与不爱的意愿错位过程,不存在厌恶或者形而上的激烈冲突。“好色”与“克制”同时体现在使君身上,与罗敷的形象相映生辉,使作品显示出和谐均衡的美学意蕴。
(四)民间性与文人性
民间文学特有的幽默打诨、诙谐夸张的泥土味是作品的底色,整个诗篇充满游戏性、喜剧化气氛,显得自然风趣、轻松活泼,罗敷那反应敏捷、伶牙俐齿、落落大方、镇定自若、风趣天然的性格特点正是民间智慧女子的化身。而恰到好处的用词、完整的五言句法、流畅的结构、高超的叙事技巧、优游不迫的韵律节奏等形式美特点,又可看出文人加工修饰的痕迹,二者调和到了最佳状态,达到了浑圆的艺术境界。
所以,《陌上桑》应是一篇在男女可以自由野合的特殊背景下发生的一段活泼伶俐小民女智斗“癞蛤蟆”的幽默小插曲,全诗在流畅欢快、戏剧化、浪漫化的采桑氛围中,反映出当时开放的男女关系和性爱观,虽经儒家观念熏染,表现出一定程度的、隐蔽的贞节意识和文人性,但总体上未像《鲁秋洁妇》那样被彻底同化,处于过渡与转折的临界点上,体现出经典作品共有的错综二重统一性特征。
三
复合式二重统一性使《陌上桑》本文成为流传久远的、具有固定文化内涵的采桑母题的一座难以逾越的高标,奠定了采桑母题的基本形态,使这一题材的写法趋于定型。后世文人只能以它为范式进行反复模拟和仿作并寻求自我空间,而此过程亦是对采桑母题进一步文人化、雅化的过程,又使得采桑母题逐渐淡化和脱离采桑的劳动背景与野合风俗,逐步剔除叙事因素而突出咏情性,使采桑题材完全转化为抒情载体。“采桑”、“桑女”等采桑衍生语汇失去了本原意义,只是作为含有文化信息的典故出现在诗歌里,这个转型的起点亦从《陌上桑》开始,也就是说,它又兼有了采桑母题定型与转型的二重统一性,这也是其成为经典的又一因子。
魏晋至唐的“陌上桑”系列作品,大体上分为5种类型。数量最多的一类是咏事,即对《陌上桑》本身故事的感叹,像刘邈、陈后主、贺、傅縡等人的《采桑》、顾野王的《罗敷行》以及萧子显、徐伯阳的《日出东南隅行》等,纯系模拟之作,没有突出之处。一类是咏美女,采桑女或罗敷成为文人审美意向中的美人的代名词,对其美貌进行无限向往式的叹赏。首开风气者是曹植的《美女篇》:“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长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翠琅。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眄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35]。另如高允《罗敷行》:“邑中有好女,姓秦字罗敷。巧笑美回盼,鬓发复凝肤。脚着花文履,耳穿明月珠。头作堕马髻,倒枕象牙梳。姌姌善趋步,襜襜曳长裙。王侯为之顾,驷马自踟蹰。”[36]谢灵运、张率的《日出东南隅行》和陆龟蒙的《陌上桑》亦是同一内容。这些作品从《陌上桑》第一解生发,发挥想象,正面挖掘罗敷的具体美丽之处,但难与原作使用侧面烘托手法所达到的虚空之妙效果并驾。一类是咏思妇,将采桑题材移植到女子伤离念远的感情活动中。如吴均《陌上桑》:“嫋嫋陌上桑,荫陌复垂塘。长条映白日,细叶隐鹂黄。蚕饥妾复思,拭泪且提筐,故人宁如此,离恨煎人肠。”[37]卢思道《日出东南隅行》:“初月正如钩,悬光入绮楼。中有可怜妾,如恨亦如羞。深情出艳语,密意满横眸。楚腰宁且细,孙眉本未愁。青玉勿当取,双银讵可留。会待东方骑,遥居最上头。”[38]一类是咏贞女,或凸显罗敷的贞洁品性,如李彦远的《采桑》:“采桑畏日高,不待春眠足。攀条有余愁,那矜貌如玉。千金岂不赠,五马空踯躅。何以变(辨)真性,幽篁雪中绿。”[39]或将其改造成恪守礼教的典型,如傅玄《艳歌行》描写罗敷回答使君时的动作和语言:“斯女长跪对:‘使君言何殊!使君自有妇,贱妾有鄙夫。天地正厥位,愿君改其图。’”[40]罗敷成了一个干瘪的传道者, 已无丝毫灵性可言。一类是咏艳情,隐约透出采桑野合风俗。如分别出现在鲍照和梁简文帝《采桑》中的诗句“季春梅始落,工女事蚕作。采桑淇澳间,还戏上宫阁”[41]。“连珂往淇上,接至丛台。丛台可怜妾,当窗望飞蝶”[42],以及王枢的《至乌林村见采桑者聊以赠之》与姚翻的《同郭侍郎采桑一首》均直承男女幽会主题。这些源于同一母本却表现不同主题的仿作体现出仿作者对原作的不同理解,进一步证明了《陌上桑》复杂的内涵和强大的包容性。它们与《陌上桑》的明显不同之处是以文人化的抒情为主旋律,民间气味已被荡涤一空,完全进入了雅文学的层次,这意味着采桑母题不可避免地要走向衰亡。宋以后,采桑主题就基本上退出文人视野,少有作品涉及了。
当然,采桑母题的消失与它的另一个二重性有极大的关系,那就是身兼音乐性和文学性的双重功能。《陌上桑》先是作为相和歌中的一曲在汉代流传并扩大影响的,魏晋时期继续传唱、演奏,曹操、曹丕借其调制辞,虽内容与采桑毫不相干,但为晋乐所奏,必然扩大原调的影响力。晋以后又演变为清商三调中瑟调大曲之一的“艳歌罗敷行”,不仅本调流传广泛,还演化出“采桑”、“艳歌行”、“罗敷行”、“日出东南隅行”、“日出行”五种新的流行曲调,自然促进了原作的知名度和文人染指的热情。唐以后,曲调失传,其音乐性的一翼折去,而文学性的一翼也因通行太久,仿作迭出,已成习套,难出新意,文人们也只好敬而远之,另觅其他题材了。
总之,《陌上桑》产生于思想文化裂变之际,烙上了原始采桑野合风俗和儒家理想的双重痕迹,使其本文也呈现出俗、雅交织的多组二重性,历史的风云会使它得采桑母题之精粹,傲立于文学之林。“盛极必衰”,当它使采桑题材基本定型之时,亦是该题材开始转型之际,一连串的追步脚印将采桑母题送上雅化的不归路,加上曲调消歇之霜,采桑母题在中唐以后便悄然淡出诗坛。
参考文献:
[1]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94.277.
[2]陈澔.礼记(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87.
[3]白川静.中国古代民俗[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155.
[4]冯修齐.《桑间野合》画像砖考释[J].四川文物,1995,(3):60.
[5]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一)[M].成都:巴蜀书社,1984.39.
[6]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三)[M].成都:巴蜀书社,1984.223.
[7]常璩.华阳国志校注(卷十)[M].成都:巴蜀书社,1984.699.
[8]顾希佳.东南蚕桑文化[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91.193-194.
[9]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1.295.
[10]陈澔.礼记(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49.
[11]刘向.列女传译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148.
[12]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40.
[13]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94.452.
[14]刘向.列女传译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130.
[15]陈澔.礼记(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49.
[16]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94.477.
[17]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94.373-374.
[18]陈澔.礼记(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49.
[19]陈立.白虎通疏证(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94.376.
[20]陈澔.礼记(卷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49.
[21]刘向.列女传译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137.
[22]刘向.列女传译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2.
[23]刘向.列女传译注[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151.
[24]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52.
[25]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57.
[26]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65.
[27]陈子辰.诗三百解题[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885-886.
[28]萧统.文选(卷十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892-893.
[29]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9.410.
[30]班固.汉书(卷二十八下)[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55.
[31]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2.3271.
[32]徐陵.玉台新咏笺注(卷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5.456.
[33]范晔.后汉书(卷三十四)[M].北京:中华书局,1965.1180.
[34]陈澔.礼记(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87.
[35]徐陵.玉台新咏笺注(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5.62-63.
[36]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9.419.
[37]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9.412.
[38]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9.422.
[39]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9.417.
[40]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9.417-418.
[41]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9.414.
[42]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二十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9.414.
(作者简介:丁峰山(1971-),男,陕西定边人,宁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责任编校 王 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