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小康社会”一直是我们党孜孜以求的，共产主义的“大同社会”更是我们党的崇高理想目标。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则又为此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大同”、“小康”在我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为了让大家对历史上的“大同”、“小康”思想有更明确的理解，本刊特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姜广辉、郑任钊作一介绍。

　　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儒家创始人孔子提出“大同”、“小康”之说，这种学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至夏、商、周三代的史影。后代的儒家学者又提出一种由“据乱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的历史进化论。两千年来这种美好的社会理想和进步的历史观深入人心，并且激励着无数仁人志士为之奋斗。“大同”、“小康”之语包涵着中国人悠久绵长的历史情愫，所以它至今还活在现代人的语汇中。

孔子的“大同”、“小康”观

　　“大同”、“小康”的提法最初见于《礼记·礼运》孔子与其弟子子游（言偃）的对话中。《礼运》记载了孔子提到自己虽然没能见到，但却十分向往的两种理想社会。首先，孔子认为夏代以前存在着这样一个“大同”社会：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里的“大同”社会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财产的公有制。这是“大同”社会的经济基础。货，也就是财产，“不必藏于己”，也就是不私人占有。与公有制相适应，人们爱惜公共财产，“恶其弃于地”；劳动不是为自己牟利，而是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人们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没有剥削。
　　第二，政治民主，“天下为公”。在“大同”社会里，没有暴君和贪官，公职人员由社会成员共同选举产生。“选贤与能”，这里的“与”（舆）字应读为“举”，就是选举德才兼备的公职人员。
　　第三，和平、幸福的生活。在“大同”社会里，因为没有私有观念，人们“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人与人之间有着融洽和谐的关系，大家“讲信修睦”，互敬互助，团结友爱，诚实守信。而且在这里，没有战争，没有骚乱，没有犯罪，没有在私有制条件下可能产生的一切社会丑恶现象，人人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
　　《礼运》所谓的“大同”社会的原型是夏代以前的原始社会，通过对原始共产制社会的美化，《礼运》展示了一幅令人向往的美丽画卷，从而，“大同”的理想社会成为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一再追求的最终目标。
　　孔子在《礼运》篇中接着阐释了夏、商、西周时期的“小康”社会：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小康”社会在许多方面与“大同”社会是对立的：
　　第一，实行私有制。“货、力”为己，财产归私人所有，劳动也不再是自觉的共同劳动，而成为为自己谋取利益的手段。
　　第二，改“公天下”为“家天下”。君主大夫世代相传，所谓“世及以为礼”，“世”是指父子相传，“及”是指兄终弟及。
　　第三，人们的生活不再那么和平安宁，奸谋常见、战乱常有。人们“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人际关系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出现了冲突和隔阂。
　　但“小康”仍不失为一个美好的社会，因为“小康”社会有良好的制度———“礼”的存在。有了“礼”作为社会的准则并且认真执行，就可以约束人心，使君臣有规秩，父子有真情，兄弟和睦，夫妻好和。而且，如果统治者违背了“礼”，人们还可以把他赶下台。所谓的“小康”社会，就是人类社会刚刚迈入私有制的时代，是一个靠礼义等国家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来维持秩序的社会。
　　“大同”与“小康”比较，可以说，“大同”就是高度的和平与安乐，而“小康”则是低一层次的和平与安乐。“大同”社会和“小康”社会分别是儒家的最高目标和现实目标。

从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诂》到朱熹的小康之世

　　东汉末年，何休作《春秋公羊解诂》，糅合了《礼运》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三世说”，论证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断进化的。何休借鲁国的历史来阐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即：由乱到治，从低级到高级，从野蛮到文明，从落后到进步，由“衰乱世”至“升平世”至“太平世”，一旦到达“太平世”，也就进入“大同”社会了，而“升平世”则相当于“小康”社会。
　　晋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无疑是最具“大同”理想的文学作品了。陶渊明在《桃花源记》里描写了一个与世隔绝的人间仙境。从此，“世外桃源”也就成了理想的“大同”社会的同义词。
　　南宋经学家胡安国著《春秋传》，多次引《礼运》“天下为公”，认为孔子作《春秋》有意于“天下为公”之世。朱熹认为，“小康”之世像禹、汤、文、武、成王、周公那样的“大贤”就可以达到，而且“千五百年之间……不无小康”（《朱文公文集·答陈同甫》），而“大同”之世则需要有更大政治智慧的“圣人”如尧、舜才能达到。
　　“大同”社会是儒家的最高目标，而事实上，秦以后的儒家学者却大多是热心于“三代之治”，强调礼义，致力于实现“小康”的理想，相对而言，“大同”的理想反而鲜有人加以详细讨论。

从洪秀全的人间“天国”到孙中山的“天下为公”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疯狂掠夺中国，中国人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悲惨境地。1851年爆发了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借用基督教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等观点，杂糅《礼运》的“大同”思想，在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中筹划了一个“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间“天国”。太平天国虽然极力反孔反儒，但对儒家的“大同”思想却是情有独钟，洪秀全曾在《原道醒世训》中全文引用《礼运》中关于“大同”社会的描述，可见受其影响之深。
　　康有为的《大同书》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详尽的“大同”方案，洋洋洒洒写了二十万字，其进步意义和影响都是巨大的。康有为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化论学说和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依据《春秋》公羊三世说和《礼运》中的“小康”、“大同”说，表述了人类历史的三个阶段，即由“据乱”进为“升平”（小康）再进为“太平”（大同）。康有为还认为两千年中国之世，“总总皆‘小康’之世也”，“不得蒙‘大同’之泽”（《礼运注》）。与以往的“大同”理想不同的是，康有为是站在全世界的高度上，提倡“去国界，合大地”，要求消灭国家，而且他把他的“大同”社会建立在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上，应该说是一条十分正确的思路。此外，《大同书》里还非常重视教育，提倡男女平等和婚姻自主，追求资产阶级的人权、自由、平等、独立和个性解放，充分肯定了人的价值，这些都是十分可贵的。
　　孙中山受过较完备的西方教育，又长时间游历各国，他亲眼目睹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繁荣，也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弊害，因此，他主张中国民主革命在推翻封建统治的时候，应同时设法避免资本主义的弊害，一举实现“大同”。
　　孙中山始终把“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作为最高理想，毕生致力于此。他的“大同”思想主要表现在他的“民生主义”主张里。在他看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民生主义》）。他认为“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欲改造新国家当实行三民主义》），“就是要人人有平等的地位去谋生活”（《农民大联合》），只要采取“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大同主义”就指日可待了。“平均地权”就是通过“核定地价”、“照价纳税”逐渐达到“土地国有”，实现“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军政府宣言》）。“节制资本”就是在节制私人大资本的同时，由国家兴办经营交通、矿产、工业等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