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诞生200周年，
重发我在24年前发表过的一篇文章，作为纪念。
上 篇
文学理论中，有些闻名中外的题目，却是由对文本的误读造成——布封的“风格就是人”既为一例。
不错，布封的被后人称作《论风格》的那篇讲演词中，赫然写着：“风格却就是本人”。然而细读本文，我们发现，这与其说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命题，不如说是一个随手拈来的妙喻。莱辛说得好：“一个单纯的比喻不能证实或辩护任何论点。”（《拉奥孔》100页）而命题，则除了必要的判断形式外，还须有同样必要（甚至更加必要）的论证过程。比如中国文论的“文如其人”，便先后经了扬雄的“心声心画”和王充“观文见人”的论证，尤其是刘勰《文心雕龙》的完整篇幅的论证，仅《体性》篇所作的归纳论证，便一气举出“贾生俊发，故文洁而体清”等12个例证，更不用说那关于“才、气、学、习”的更高理论层次的剖析了。
那么，《论风格》对“风格就是人”作了怎样的论证呢？通读全篇，我们找不到任何关于个性问题的论述，恰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布封一再强调“只用最一般的辞语”，使作者的思想“达到一般性的程度”。（着重号为笔者所加，本篇下皆同。）至于“风格就是人”的话，布封是在下面这段话里提到的：
只有写得好的作品才是能够传世的：作品里面所包含的知识之多，事实之奇，乃至发现之新颖，都不能成为不朽的确实保证；……因为，知识、事实与发现都很容易脱离作品而转入别人手里，它们经更巧妙的手笔一写，甚至于会比原作还要出色些哩。这些东西都是身外物，风格却就是本人 。
什么是“写得好”？此前布封已有论述：“所谓写得好，就是同时又想得好，又感觉得好，又表达得好；同时又有智慧，又有心灵，又有审美力。”显然，这是对于写作的普遍要求，而非对于个性的特殊规定。“人”的概念，这里是对应着“身外物”提出来的，如果撤去这一比喻，那么也可以说：知识、事实与发现都是“身外物”，而风格却是“写得好”本身。
但是问题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人”的概念，除了在这里作比喻外，在整篇讲演词中，确实还有“人格”的意思，不过是作了严格的限制：
1．限于思想。布封一再说：“文章风格，它仅仅是作者放在他的思想里的层次和调度”，“风格是应该刻划思想的”，“只有意思能构成风格的内容”；至于情感的东西，却应加以限制，要使“理智多于热情”。很明显，这是一种理性主义的思想，正是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主潮。不过这一来，它和中国的强调人的性情、体气的风格理论便檫面而过了。所以，“风格就是人”绝不该译为“文如其人”的。
2．限于写作过程。《论风格》讲风格的确定，风格的锤炼，风格的提高等等，都严格限制在写作过程内，乃至人格的升格或降格都以此为限。布封说：“揣摩题目，应该不厌其烦；这是使作者充实、扩张并提高他的思想的唯一的方法”；反之，如果在写作中过份地“在字面上做工夫”，则“没有比这个更降低作家品格的了”。这反映了作为科学家的布封治学的严谨，也正是注重实验的时代风气所至。不过这一来，和强调“文外”功夫的中国风格理论相去愈远了。
由于上述限制，布封的《论风格》和中国的风格理论，在类型划分上便有了根本的不同。中国的风格划分，侧重于人的个性，所以所谓风格类型，其实也就是人格类型。比如因人的“气”“清浊有体”，把风格分为刚柔两类；如果再综合考虑人的“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等因素，则可以分得更细，比如分为典雅、远奥、精约、显附、繁缛、壮丽、新奇、轻靡等“八体”（见曹丕《典论·论文》和刘勰 《文心雕龙》）。及至后来越分越细，至司空图论诗而有24 品，但仍都不出这种共时性的划分方法。布封《论风格》的划分却是历时的。和中国的认为风格不能“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不同，布封认为风格可以由后天（主要是在写作过程中）培养，而且从理论上说，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有可能达到同样的风格高度。这种高度随着写作的锤炼功夫而逐级提升：写作之前能够仔细揣摩题目，列出一个初步的草案，便算有了“风格的基础”；之后能只在思考成熟的时候才动笔，“风格一定是既自然而又流畅”；动笔后严格地按照预定的线索前进，就能保证“风格确切而简练、匀整而明快、活泼而井然”；再注意以正确的审美来征辞选字，那么风格就“典雅”了，就“庄重”了，甚至就“尊严”了；最后，如果能结合题材的伟大，提高自己的笔调，“把每一概念都用活泼而又十分明确的形象表现出来，把每一套概念都构成一幅和谐而生动的图画”，那么就达到了光辉的顶点——壮丽的风格。
布封的这一理论，如果要作比附，那么与其比附所谓“文如其人”，不如比附中国的境界理论。如王国维提出的治学三境界（又作三阶级），正是于历时的刻度中逐级上升的意思。
论风格不主一格，论境界却有高下，这两者的关系，在中国文论中也有些纠缠不清。比如《文心雕龙》已有风格八体的划分，为何又设“风骨”专篇？历来便争论不下。其实，论风格而有八体，论境界却独标“风骨”，这正是彦和缜密之处，虽然他没有使用“境界”这一术语。布封《论风格》提出的种种风格，也正是这种境界上的区分，不同的是，他的划分更彻底，不但确立“壮丽之美”为最高境界，而且对其他种种风格，也一一确定了所占地位之高低。
“壮丽之美”是《论风格》确立的最高境界，它在前边种种风格基础上，“在素描的刚键上再加上色彩的绚丽”——这和中国的“风骨”概念几乎完全一致，刘勰对“风骨”的比喻就是：以鹰隼的刚颈，加上鸣凤的藻耀。另一个更重要的相似点是：恰如陈子昂的呼唤建安风骨，成为初唐的时代强音，布封的崇尚壮丽之美，也有不可忽视的时代意义。18 世纪欧洲思想的主潮是启蒙，人的觉醒带来风格的自觉，这时文学艺术普遍的要求不是风格的多样，而是风格的提高。正因如此，布封才在《论风格》中不遗余力地攻击那些“纤巧的”、“浅薄的”、“浮华的”风格，而一再呼吁要使思想“上升到最一般的概念”，即理性的高度，真理的高度（所以布封在“风格却就是本人”之后紧接着说：“因为，只有真理是持久的，甚至是永恒的”）。这就是“壮丽”风格的最重要内涵。
现在，我们可以结论：将“风格就是人”解释为风格的个性化、多样化，这并非布封《论风格》的主题；《论风格》真正的主题在于论证壮丽的风格，从而确立了时代的主导风格——拿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叫作时代的主旋律。
下 篇
《论风格》发表已200年，译介到中国来也有30多年，其间常常受到误解。中国方面的原因较清楚：是“文如其人”的先入之见影响。中国人对于新起的或外来的东西，往往喜欢考证出“古已有之”，然后才能较信服地接受，因此，一旦发现其一肢一节的似古，便喜欢，便满足，不再深究其中还有什么悖于我们古人的东西。不过据译者介绍（同时我们自己也常常见到），“风格就是人”这一名言，在西方也常常被误解，个中原因，我们便不大清楚。不过从新起的接受理论来看，读者本有误读的权力，而且，这种误读由于挖出了作者自己也没有能料到的意思，因而还常常是一种有用的误读。对“风格就是人”最权威的读解，大约就是马克思的《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了。马克思说：
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风格就是人”。可是实际情形怎样呢！法律允许我写作，但是我不应当用自己的风格去写，而应当用另一种风格去写。我有权利表露自己的精神面貌，但首先应当给它一种指定的表现形式！……
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
十分清楚，马克思在“文如其人”的意义上引用了布封的话，并使之成为这篇战斗论文的一个有力论据。这是一种正当的误读，其意义早已超出学究气的考证。然而不正当的是，马克思的这篇论文被我们又一次地误读了！现在，在我国，这段话经常被辑入革命导师“论风格”一档资料，而且，从不断的引用可以看出，人们相信这段话的主题正在于“风格就是人”，也就是风格的个性化多样化。但是，这又一次地错了！这篇论文自有更加革命的意义所在——这需要我们重新来仔细地阅读文本：
首先，普鲁士政府对于写作风格的规定，并非一般地反对个性化多样化，而是强制推行一种“官方的”风格，这就是“严肃”和“谦逊”。请注意，这两个词中国读者一般是读作褒义的，但是马克思对此却绝无褒义，他引用歌德和特利斯屈兰·善第的话说：什么是“严肃”和“谦逊”呢？“严肃是掩盖灵魂缺陷的一种伪装”，而“只有叫花子才是谦逊的”。所以，普鲁士当局要求人们只能用“严肃”和“谦逊”的风格写作，实质上也就是要人们放弃真理，把自己的命运交“由检查官的脾气来决定”，正因如此，马克思才如此愤怒地称其为“阴暗”和“黑色”的风格。
和普鲁士政府“严肃”“谦逊”的规定针锋相对，马克思宣称：“我是一个幽默家”，“我是一个激情的人”（了解马克思的人都清楚，这绝非仅是泛泛的比拟），“风格就是人”，所以“我”要用“自己的风格”写作。什么是马克思“自己的风格”呢？正如马克思的人格是融入整个人类解放事业的，马克思的风格也是服从于普遍真理的。他说：“真理是普遍的，它不属于我一个人，而为大家所有；真理占有我，而我不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而“精神的实质就是真理本身”。所以，“精神的最主要表现形式是欢乐、光明”。“欢乐”和“光明”，这就是马克思“自己的风格”，也就是马克思提倡的革命主导风格。
至此，论文的立意已很清楚：马克思不仅仅是主张风格的个性化多样化，更重要的是指出了两种根本对立的风格——资产阶级官方的“阴暗”“黑色”的风格和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欢乐”“光明”的风格。“阴暗”和“黑色”，是由资产阶级政府的腐朽、虚弱所决定的；“欢乐”和‘光明“，则是由无产阶级的无比光明的前途，以及对真理事业必胜的信念所决定的。如果打比方的话，马克思不但主张大自然应该有玫瑰花和紫罗兰种种的百花齐放，尤其主张那红色的英雄花朵应该成为大自然的骄子，而那有毒的黑色花朵则应该连根铲除——因为“自然界却没有一枝黑色花朵”。
现在我们也许已经意识到，把风格个性化多性化作为这篇论文的主题，是多么严重地歪曲起码是局限了马克思的本意啊！（其程度不亚于当年把阶级斗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而忘记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马克思的这篇论文启示我们：在风格问题上，固然应该有一种“不主一格”的宽容态度，但实际上，一个阶级，一个时代，总有一种起主导作用的风格。刘勰划分八体，而最终独标“风骨”；司究图作24诗品，而其实偏爱冲淡、自然几品——这一点被后来的“神韵派”看破并利用，终于推上清空、寂寞的末路。所以，主导风格始终存在，关键在于要有正确的导向。一个社会，多几个仗义行侠的太白，或忧国忧民的老杜，总是一件幸事（起码是“国家不幸诗家幸”）；其间略有几个寻幽弄琴的隐士点缀山林，亦不失为一种雅趣。但若不分主次，人人都来附雅，那恐怕是要弄到颓风四起，没有饭吃的。
温故而知新，上述道理今人有没有参透呢？从布封、马克思的风格论在中国的命运看，似乎没有；从前些年“多元化”（其实是“阴暗”“黑色”的“元”占了便宜）的喧嚣一时看，更没有。但是从现在文艺界的提倡“主旋律”来看，我们终于是觉悟了。大方向搞清后，枝节问题不妨宽容一下，比如说，对布封《论风格》的误读，可以不必十分计较，因为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高度，早已被我们超越了。但是，对于马克思的误读，则无论如何也是不允许的，因为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关键时刻，在许多问题上（当然也包括文艺），我们正需要聆听这位导师的教诲呢！
《抚州师专学报》1994年第4期
本站链接：
论风格（布封）
布封认为“风格就是人”吗？（何二元1987.4）
布封《论风格》误读辨正——兼谈中西风格理论差异（何二元1993.4）
风格·境界·主旋律——从布封到马克思（何二元1994.4）
刘勰的“风格论”与布封的《论风格》（2007.2）
布封《论风格》与《文心雕龙·体性》风格论之比较（2008.5）
在理性主义语境中对布封《论风格》的再解读（20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