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240年前法国博物学家布封发表了《论风格》的著名演说，后世谈及风格无不奉为圭臬，然而真正认真对待这篇演说的并不多，人们所津津乐道的往往只是其中的那句著名格言：风格就是人。
这是不折不扣的误读。
首先，误解了这篇演说的主旨。要想了解这篇演说的主旨，开头第二节关于“口才”与“雄辩”的辨析是个关键。布封认为这是两个不同概念，“口才”不过是“一个激烈而动人的腔调，一些频繁的表情手势，一些爽利而响亮的词句，如此而已”（纯属形式的东西，恰如后世传闻某悲剧演员能把一份菜单朗诵得催人泪下）；“雄辩”则不然，它需要“具备学识修养”，“需要言之有物”，“需要有思想，有意义”（显然，偏重理性，那套“专门耸人视听”的把戏行不通了）。
论文章风格却先从“口才”与“雄辩”入手，这固然反映着西方注重讲演艺术的传统，但另一方面，也清楚体现出布封对这篇演说的主旨的苦心设计：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文章风格，一种是“口才”式的，一种是“雄辩”式的。正如“口才”专靠“腔调”“表情”“手势”来“耸人视听”，具有口才式文章风格的人也是如此，他们专门“喜欢运用纤巧的思想，追求那些轻飘的、无拘束的、不固定的概念”，他们“呕尽心血，要把平常的或普通的事物，用独特的或铺张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们“有的是字眼儿，却毫无思想”，因此可以说，他们“毫无风格”，或者说，他们有的只是口才式的风格。
雄辩式的文章风格不是这样。正如雄辩“需要言之有物”，“需要有思想，有意义”，雄辩式的文章风格也以思想见长，“它仅仅是作者放在它的思想里的层次和调度”，因为“风格是应该刻画思想的”，而这“思想”，绝不是属于个人的个性化的思想（相反，“独特的……方式”受到了批评），而是“达到一般性的”，甚至“上升到最一般”（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下同）的思想，即真理，“因为，只有真理是持久的。甚至是永恒的。我们知道，一个优美的风格之所以优美，完全由于它所呈现出来的那些无量数的真理”。
这正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所高扬的理性主义思潮。作为这一思潮的有力鼓动者，布封这篇演说的主旨十分清楚，它绝不是什么“风格就是人”式的和稀泥，而是明确指出应该具有什么样的风格，不应该追求什么样的风格（正如恩格斯所说，一切都在理性的法庭接受审判）。据说，他对那种“纤巧的”、“轻飘的”、“言之无物的”风格的抨击，确有所指，其中就包括演说时在座的许多老资格的法兰西学士院院士，如孟德斯鸠、马利服等。
其次，在具体语词上，误读也是明显的。固然，演说中明确讲到“风格却就是本人”，但这只是一个比喻句。莱辛说得好：“一个单纯的比喻不能证实或辩护任何论点”。② 布封自己也对那种脱离文章主旨的个别警句深恶痛绝，就在这篇演说中他说：“有些人想在文章里到处布置些警语，这种意图是完全和文章的热力背道而驰的。光明应该构成一整个的发光体，，均匀地散步到全文，而那些警语就象许多火星子，只是硬让许多字眼互相撞击出来的，它们只是闪一闪，在我们的眼前炫耀一下，然后又把我们丢到黑暗里了，这种火星子是最违反真正的光明的。”
“风格去就是本人”自然不属于这样的“警语”，然而为了防止人们把它误读成这样的“警语”，我们有必要把它放回到全文中去，按照“文章的热力”原则推断其本意。这个比喻是这样提出来的：
只有写得好的作品才是能够传世的：作品里面所包含的知识之多，事实之奇，乃至发现之新颖，都不能成为不朽的确实保证；如果包含这些知识、事实和发现的作品只谈论些琐屑对象，如果他们小得无风致，无天才，毫不高雅，那么，它们就会是湮没无闻的，因为，知识、事实与发现都很容易脱离作品而转入别人手里，它们经更巧妙的手笔一写，甚至于会比原作还要出色些哩。这些东西都是身外物，风格却就是本人。
显然，这里仍然对应着开头所提出的两种文章风格：口才式的与雄辩式的。雄辩式的文章风格属于那种“写得好”的作品。什么是“写得好”呢？在这段演说辞稍前的地方，作者这样指出：“所谓写得好，就是同时又想得好，又感觉得好，又表达得好；同时又有智慧，又有心灵，又有审美力。”具体说，就是：1.作者的思想能够“上升到最一般的概念”；2.“对象本身又是伟大的”；3.采取“切合”“题材性质”的笔调。概言之，就是主题与题材的完美统一。细读演说全文，我们发现，这正是贯穿始终的三个最基本的“层次和调度”。
口才式的作品却不是这样，尽管它可能“到处布置些警语”，其中包含“知识之多，事实之奇，乃至发现之新颖”，但是，它和“写得好”的作品相反：1.它们“精神贫瘠”，“毫无思想”；2.“只谈论些琐屑对象”；3.“写得无风致，无天才，毫不高雅”。一句话，既没有好的主题，又没有好的题材，二者的结合又十分“勉强”。
现在可弄清这一比喻的喻体指向了：“风格却就是本人”，即是说风格就是主题题材及其结合（笔调）——一句话：作品——本身，至于那些“卖弄才情”“脱离作品”的“知识、事实与发现”，都是靠不住的“身外物”。这和演说稍前说过的一句话“只有意思能构成风格的内容，至于辞语的和谐，它只是风格的附件”是完全一直的，只是一者用了比喻，一者没用比喻而已。或许为了避免误读（这种误读相当普遍，以至于译者当初便加注说：“这是布封的一句名言，在法国常被引用，也常被误解”），我们不如把这个比喻句还原为一般的说法，译为“风格却就是本身”。
第三，文化背景上的误读。
译文讲究“信、达、雅”，译作“风格却就是本人”，“信”是“信”了，却并不“达”，因为它造成误读。然而这误读又有若干必然性，因为切合我们民族的文化背景，因而它“雅”。中国文论历来有“文如其人”的命题，中国人读书，又历来讲究“古已有之”的发现，这不能不令人由衷喜欢“风格却就是本人”的译笔。读着布封这篇演说，尽管不甚了了，可当读到“风格却就是本人”的名言，发现与中国古已有之的“文如其人”不谋而合，于是“心有灵犀”，大彻大悟，从此说起着篇演说，无不“一言以蔽之”，真是潇洒得很呢！然而着不幸中了布封先生的预言：“那些警语就象许多火星子，……它们只是闪一闪，在我们的眼前炫耀一下，然后又把我们丢到黑暗落了。”从此，法国的背景固然再不屑于深究，就是我们自己的传统也变得黑乎乎一片。于是我在这里不得不复述一下老生常谈的东西：
中国的风格理论，一开始就属“人论”，而且是“人论”中最形而上的“气”论。1800年前，曹丕做《典论·论文》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至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此后在中国文论史上发展成“文如其人”说，历代论者无数，然都不离这样基本两条：一是文如其人，各具面目，由此又发展而来的是风格多样，不主一格理论；二是文品出于人品，故风格的培养，首在人格修养。
这和布封的见解真是风马牛不相及！
根据布封《论风格》的意思，首先，绝不认为风格是纯个性化的东西（前面说过：“独特的……方式”受到批评），而是写文章应该共同遵循的准则。请看：作品在语言方面，应该“时时留心只用最一般的辞语来称呼事物”，作品在思想方面更应该“达到一般性的程度”，最好能“上升到最一般的概念”。为什么呢？因为最一般的东西才最符合真理，而“只有真理是持久的，甚至是永恒的”，“一个优美的风格之所以优美，完全由于它所呈献出来的那些无量数的真理”。这正是“理性王国”在风格领域里的折光。
其次，正因为风格是理性的产物，所以绝不存在“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的神秘。这篇演说最重要的内容，正是说明风格可以通过努力达到并升华，这努力主要不在文外（如中国文论所谓学文先学做人，人品高文品自然就高云云），而是在文内，在写作的过程中逐步实现的。请看：
——写作之前能够仔细揣摩题目，列出一个初步的草案，便算有了“风格的基础”；
——之后，能只在思考成熟的时候才动笔，“风格一定是既自然而又流畅”；
——动笔后严格地按照预定的线索前进，就能保证“风格确切而简练、匀整而明快、活泼而井然”；
——再注意以正确的审美来征辞选字，那么风格就“典雅”了，就“庄重”了，甚至就“尊严”了；
——最后，如果能结合题材的伟大，提高自己的笔调，“把每一概念都用活泼而又十分明确的形象表现出来，把每一套概念都构成一幅和谐而生动的图画”，那么就达到了光辉的顶点——壮丽的风格。
这正是启蒙时代注重实验的精神，在写作实验中，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力强而致”的，每一个理性的人，只要愿意，都可凭着这实验的精神，一步一步，循序渐进，最终达到最高的风格。
至于这篇演说即使在某几处确实提到了作家人品，提到了人格的升降，那也丝毫不涉及任何文外的“做人”功夫，更不涉及文外隐私，而仅仅限于写作实验之内。比如说：“揣摩题目，应该不厌其烦；这是使作者充实、扩张并提高它的思想的唯一的方法”；反之，如果只是过分地“在字面上做功夫”，则“没有比这个更降低作家品格的了”。这是中西风格理论的重大分野，对此，闻一多先生早有明鉴，他说：
西洋人不大计较诗人的人格，如果他有好诗，对诗有大贡献，反足以掩护作者的弊病，使他获得社会的原谅。他们又有职业作家，认为一篇文学创作可与科学发明相等。西洋人作诗往往借故事或艺术技巧来表现作者个性，而中国诗人则重在直抒作者的胸襟，故以人格修养为最重要，因为有何等胸襟然后才能创造出何等作品。②
一言以蔽之，西方风格理论属于文章学，修辞学，而中国风格理论属于“人学”。
谨以此文纪念布封《论风格》发表24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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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记：
说中国人读书“信”而不“达”，这里若不特别拈出钱钟书、姚一苇两位先生的独特见解，便未免一网打尽，有失公允。钱钟书先生《谈艺录·文如其人》云：
吾国论者言及“文如其人”，辄引Buffon语(Le style, c' est l' homme)为比附，亦不免耳食途说。Buffon初无是意，其 Discours 仅谓学问乃身外物 (hors de l' homme)。遣词成章，炉锤各具，则本诸其人 ([de] l' homme même)。“文如其人”，乃读者由文以知人；“文本诸人”，乃作者取诸己以我文。若人之在文中，不必肖其处世上、居众中也。
姚一苇先生《艺术的奥秘·论风格》亦云：
布封系自人类的精神的领域以讨论风格。他的所谓的官能的感受性，那一理性与意念不只是耳与目的感受，而更主要的是指心灵的感受。从而他认为优越的作品一定是优越的思想。可是后世的人却经常把布封的观念加以误解；因为他说过，“风格是人的自身”（The style is the man himself），便以为它的所谓风格系指个人的风格，甚至一种相人术式的风格；事实上布封的风格非指纯个人的表现，而是自心智的价值的观点立论的；是指一种秩序、一种延续、一种理性的发展；是人类的一种要素，是人类的心灵的秩序与意念的沟通。布封的观念系指一种伟大的崇高的风格，一种普遍的、一般化了的与非个人的，是笛卡儿式的观念的表现，而非斤斤于一个作者的个人的人格讨论。由于他的所谓风格既超越于作者个人，甚至作品之上，因而容含了高度的价值的意味。
不敢掠美，立此存照。
注释：
① 莱辛：《拉奥孔》第100页。
② 《闻一多论古典文学》，第128页。
《抚州师专学报》1993年第4期
本站链接：
论风格（布封）
布封认为“风格就是人”吗？（何二元1987.4）
布封《论风格》误读辨正——兼谈中西风格理论差异（何二元1993.4）
风格·境界·主旋律——从布封到马克思（何二元1994.4）
刘勰的“风格论”与布封的《论风格》（2007.2）
布封《论风格》与《文心雕龙·体性》风格论之比较（2008.5）
在理性主义语境中对布封《论风格》的再解读（200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