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母语是社会个体所拥有的最具有民族、文化等身份认同意义的语言，母语自身的多功能和多相关性，以及在国家、民族和个人各个层面兼具的对内认同意义和对外的标记意义，为当下语言规划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母语规划”①。语言规划中的母语包括国家母语、民族母语、个人母语和自然语言母语；从考察国际国内语情入手，分析提出母语视角语言规划的条件和背景，进一步通过观照现有语言规划体系，论证母语规划的理论价值，并结合国家语言文字发展目标，以“中学语文教育调查”实例尝试说明母语规划的实践意义。
    ［关键词］母语规划；语情；社会整体本位；社会个体本位；语言能力
　　
    一、引论：“母语规划”的提出

    母语（ｍｏｔｈｅｒ　ｔｏｎｇｕｅ或ｍｏｔｈｅｒ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至少有4种内涵：“第一，是历史语言学的概念，指谱系分类法中的原始共同语；第二，是民族学的概念，指本民族使用的固有语言；第三，是社会语言学的概念，指个人习得的第一语言；第四，是政治学的概念，对外国语言来说，指本国的法定的官方语言；对国内各民族来说，指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1］除了第一种内涵外，其余三种都与语言规划密切关联。传统语言规划中的地位规划是从功能和作用角度确定各种语言及其变体的地位及使用领域，本体规划主要内容是制定、不断完善一种语言的规范和标准，并加以推广，都会涉及母语问题。以往语言规划的主要方向是致力于语言使用的一致性和语言生活的相对纯化，语言多样性是内隐其中的克化对象；同时，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更多的是从国家或民族整体层面进行考量，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对“语言”的区分度不够，所以“母语”一词不是语言规划内涵中的显性概念。但母语是社会个体所拥有的最具有民族、文化等身份认同意义的语言，因此成为语言规划无法回避的问题，在各个时期的语言规划体系中都有涉及。

    随着世界范围内语情和语言舆情的变化，语言规划资源观日渐形成，语言多样性被重新认知，从国家、民族到社会成员个体，所拥有的各种语言能力都成为语言规划加以促动和协调的内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甚至公布了“2008—2013年语言和语言多样性问题部门间战略”。在这种背景下，母语自身的多功能和多相关性，以及在上述各个层面均同时兼具的对内认同意义和对外的标记意义，为当下语言规划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即从母语视域进行的、以母语为核心的语言规划，我们简称为“母语规划”。结合我国语言规划的发展目标，考察母语在语言规划理论建构、语言政策的落实和解决具体语言问题中的功能价值，我们认为，进行这样一种母语规划尝试很有必要。

    在经济发展全球化的当代，人口的自然流动成为常态，“言语社区都是多语的”［2］，言语社区之间的交叠性也使得社区的划界殊为不易。语言操讲者自身对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认同日益复杂。在这种背景下，对母语的理解应不拘泥于在既有的几种概念意义上简单的取舍，母语的含义应是有层次的，研究者认为应该区分“自然母语”和“社会母语”［3］，从母语的拥有者来讲，既有国家、民族，也有个人，所以相应的就应该有国家母语、民族母语和个人母语，这几种理解，实际是“母语”一词的不同的义项，词语的义项概括自其所使用的语境，既有上下文小语境（ｃｏｎｔｅｘｔ），又有社会、文化等大的社会语境（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分析真实语境文本可见，当我们在国家之外的语境下讨论母语问题，母语通常是指国家共同语，对于我们来讲，就是普通话，偏重于政治学意义上的解释；当在民族外讨论母语问题时，母语为民族共同语或民族语言，与民族学相关；社会个体角度的母语，更多是语言习得意义上的。这三个义项显然密不可分，另外，随着虚拟交际的发展，又产生了“自然语言母语”（简称“自然母语”）的问题。“语言规划是由国家、权威机构或个人有计划地管理与改进现存语言，创制新的少数民族语言、民族共同语或国际通用语的活动的总称。”［4］语言规划要开拓母语角度，显然应包括分层次对上述三种意义的母语进行规划。当代语言生活复杂多样，定位于语言生活管理的语言规划理应是个系统工程，多条线索运行，每条线索既各自独立，又相互交织构成语言规划的体系。从理论到落实语言规划的具体实践，都有必要把母语规划作为当代语言规划体系中的一个显性概念。

    二、母语规划的国际背景分析

    语言情势以及相应的语言舆情是在具体的社会形势环境下孕育、触发衍生的。20世纪末期以来，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进程、人口全球化流动、信息科技高速更新快进、族裔——民族主义借势复兴等国际形势变化带来了世界新的语情和语言舆情。母语规划的提出正是基于这样的全球背景。

    （一）强势语言尾随经济通道全球化传播

    全球语言系统在发展中逐渐形成了10个左右的“超中心语言”，即阿拉伯语、汉语、英语、法语、德语、印地语、日语、马来语、葡萄牙语、俄语、西班牙语和斯瓦希里语。（见《世界上的语言》）而近年来，将各超中心语言联系起来，居于世界语言系统核心、具有实际意义的“世界语”则无疑是英语，其在世界范围内不断扩大使用优势和声望地位，是世界上主要的／更广泛交流的语言（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ｏｆ　Ｗｉｄｅｒ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ＬＷＣ）［5］。英语使用的广泛性用一组对比数据能够更好地说明：汉语是世界上语言使用者最多的语言，把汉语作为母语使用的是11．39亿人，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有7100万人，仅占总数的6％；英语的使用人数为5．73亿，其中2．3563亿人把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使用，这占总使用人数的41．1％。［6］非母语语言选择更能说明某种语言的影响力。

    英语不同于其他超中心语言主要通行于世界某一区域，如法语在欧洲、非洲，汉语在亚洲，西班牙语主要在拉丁美洲，它超越了国界、洲际，是政治、经济、科技、学术各个领域中沟通世界不同地域语言群体的主要工具，也成为超国家的国际组织机构最重要的工作语言，例如欧盟不断增添官方语言，但“英语实际上成了欧盟的族际通用语。就此而言，欧盟语群类似于印度、南非或尼日利亚语群，英语也是后三个语群的交际用语，既势不可挡，又令人生厌”。［7］［ｐ．202］由于英美相继在政治或经济领域施与世界的压力，英语作为文化载体和交际工具，逐渐渗入各民族言语社区，打破了各言语社区固有语言功能体系的内部平衡，其中，对母语的影响最大，不同程度地削弱了母语的语言声望，直接打破语言系统本身的规范体系，也间接导致社区成员母语能力的下降。例如，据报道纳米比亚的年轻人不再以说母语为自豪，［8］韩国、法国等国都因英语的强势进入问题发起争论和保卫母语的活动，印尼2009年通过一条法律，规定国家总统、副总统和国家官员，在正式场合演讲必须使用印尼语，并据此裁定总统苏西洛在国际场合用英语演讲为“违法”。［9］，2011年“世界母语日”时，孟加拉国在总统的带领下，举国纪念为捍卫母语所牺牲的“母语卫士”。［10］这些国家均感到了英语畅行下的母语危机。在中国，关于语言教育和语言使用中对英语的非理性学习和盲目追崇更是日益引起关注，我们曾就“大学生英语学习与母语安全问题”进行了调查，发现即便在大学的文学院里，大学生对英语学习的重视程度、学习时间和资源配置的投入都远远高于对作为专业的母语的学习，导致“泛专业化”，即“专业不专”。［11］

    （二）弱势语言在语言转用中加速衰落

    “全球化”利弊兼行，在给“小国寡民”带来机遇的同时，也破坏了世界语言生态环境。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在经济主导因素的作用下，各国母语文化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相对较小的母语社群不同程度出现语言转用，甚至弃用母语，形成了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更加突出的对比关系，即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强势语言不断走向集中、普及和全球化，弱势语言主要包括少数族群和土著语言则慢慢丧失其生机与活力，甚至逐渐式微走向濒危。国家鼓励、有时甚至强制移民学习人口占大多数的主流语言，与此同时，允许在私人的、非公共领域使用少数民族语言。例如北美、欧洲和澳洲国家对迁入的大批移民采用语言和文化的同化政策，以及语言迁移的社会语言模式，导致第三代移民不会本少数族裔民族的语言。

    这种对比一方面表现于国家之间，欧美等经济强国和发展中国家的语言形成了强弱对比之势；另一方面表现在国家内部，各国少小民族使用的语言同时受到“世界通用语”和国家主要语言的影响，成为弱势语言，维持与生存的现状均令人担忧，形成新的语言不平等现象，进一步发展则造成弱势语言的濒危和消亡。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新版《世界濒危语言地图》显示，世界上现存的6000多种语言中，约有2500种濒临灭绝，其中超过200种将在三代后灭绝；濒危语言最多的国家依次是印度、美国、巴西、印尼和墨西哥等国。［12］例如，调查证明世界上最大的语言宝库新几内亚，Ｉｎｉａｉ语、Ｆａｉｗｏｌ语、Ｍｏｓｋｏｎａ语和Ｗａｈｇｉ语等语言到21世纪中叶可能已无人问津。
［13］

    （三）语言权利和语言安全

    语情是语言舆情发生的土壤和条件，分析国际语言要情可见，语言安全和语言权利是国际语言舆情多发领域。当社区成员的语言权利没有获得预期的尊重，不同语言群落之间的语言权利失于协调时，语言问题就会升级为政治问题，给国家安全带来不安定因素，例如比利时，由于多语言族群政治处理不当最终致联合政府垮台。

    语言是民族的标志，也是国家文化的基础，所以经历过政局动荡、分裂或重组的国家，经验过分合的民族从政治上层到底层民间均对语言权利与语言安全格外敏感和重视，舆情表现为在政治形势变动后，语言问题成为社会舆情热点，或因之不断发生社会摩擦，或成为教育、行政、商业等领域的规划的关键环节。例如，我们以《外语战略动态》（上海外国语大学外语战略研究中心编辑）2009年创刊至2012年之间各期杂志为范围，统计了该刊“国外语言要情”栏目中苏联各联盟国家的语言舆情信息，从信息数量和内容都可以考察出这些国家在新立后始终被语言问题困扰，构成了语言舆情重点发生区域，其中如何处理民族母语和俄语的关系问题尤其突出，见表1：

    表1中“语言要情”是指各国语言要情的信息量，“语言权利”是指与语言权利、母语认同和保护直接关联的舆情信息，主要是根据“外国语言要情”栏目中“语言与国家、族群（或与族群）关系”、“语言与国家安全”、“语言与族群关系、语言认同”等分栏统计的信息数据，因为这些方面直接涉及母语和其他语言权利。

    表中可见苏联解体后新建立的国家除了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外都在语言方面有丰富的舆情信息，“语言权利”相关信息就有67条，占信息总量的44．4％，这说明这些国家的语言规划需要重新审视，需要以母语为关键词进行管理和规论母语与母语规划国家的语言生活。

    （四）语言资源观背景下，语言多样化受到重视

    以上所述语言发展的态势逐渐使人们认识到世界语言生态保持的重要性，意识到语言多样性对于世界文化保存和国家、民族安全与长远发展的意义。因为各民族母语的自然存在即构成了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因此对母语的保护、发展与传播成为最基本的工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议，从2000年起，每年的2月21日为“世界母语日”。目标是向全球宣传保护语言的重要，促进母语传播，以避免地球上大部分的语言消失。教育、媒体和因特网是保存和发展语言多样性的主要领域，据统计显示，世界上90％的语言都没有进入网络，导致这些语言在全球化的时代被进一步边缘化。为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文化多样性宣言》、《保护与促进文化表达多样性公约》及《普及网络空间使用多种语言的建议》等引起人们对语言问题的关注，推动各国政府采取相关措施保护语言多样性。

    除了联合国，其他的国际联盟或组织也全方位地兼顾着语言多样性的保持，如尽管英语是欧盟实际的通用语，但实际上欧盟现有24种官方语言，为了显示对语言的重视程度，欧盟设有专员专门负责语言事务，尊重每个加盟国家的语言权利。

    母语与独立的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更为密切，语言在全球化进程中是维系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屏障。［14］在全世界的150个对语言相关问题加以规定的宪法中，有俄罗斯、匈牙利、阿富汗等28个国家的宪法中出现了“母语”这个概念，约占将近五分之一的比例，［15］足见母语于这些国家的意义。有的直接规定母语的地位和公民的母语权，如俄罗斯宪法第26条第二项规定：人人皆有使用母语的权利，可自由选择沟通、教育、训练及创作的语言；第68条第三项规定：俄罗斯联邦保障其所有人民维护母语及为其研究与发展创造条件的权利。有的是在规定教育及其他行为活动的语言时提及母语，如巴拉圭宪法第77条规定：初级教育以被定为官方语的该学生的母语为之。南斯拉夫宪法第23
条第三项说明：任何人遭到拘禁时，应以其母语或其所能了解之语言，告知其所以遭到逮捕之理由……。［15］

    我们用“东南亚主要华文媒体语料库”（2005－2008）［16］来搜索“母语”和“母语教育”两词，频次分别为：全库（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母语：2260次（也等于是2210句，因为是例句检索）；母语教育836次。

    三、尝试“母语规划”的语情基础

    多言多语的语言生态和近年语言舆情的特点与热点是尝试进行“母语规划”的基础，也是我们提出这一规划理念的主要依据。

    （一）多言多语的语言生态正在形成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多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中国56个民族，学者认定的是56个民族共使用着129种语言（以前调查1997年为80种，含台湾高山族），其中满、回两个民族没有自己的语言。但是官方认可的仍然只有80多种。”［17］同时现代汉语方言分布广、差异大，语言及语言变体的自然存现即是丰富多样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多言多语”（包括双语双言）不仅仅指这种自然分布，而是说明在此基础上，言语社区实际交际所使用语言的现状。

    分析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主要的语言政策可见，“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见宪法）和保护少数民族自由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是一贯的，对汉语言语社区和少数民族言语社区实际上实行的分别是“双言制”和“双语制”，加之几十年大规模的外语教育的拓展，至今“基本形成了‘多语多言’的语言生活”。［18］

    首先是汉语社区的“双言”生活。经过几十年的“推普”，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已名副其实成为南北通用的语言变体，“据统计，上世纪末大陆能够使用普通话的人数比例为53．06％，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在能够使用普通话的人数应当达到了70％。就全国范围来看，普通话与汉语方言‘共存共用’的局面已经形成。”［18］同时这种现象呈快速发展态势，如据调查，江苏省2000年社区成员能用普通话与人交谈的比例为55．53％，2010年为70．67％，10年间提高了15．14％。［19］即便不是标准的普通话，各方言区至少拥有一种“地方普通话”变体。

    其次是少数民族社区的“双语”生活。除了原有多民族混居地区居民同时掌握本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或两种及以上少数民族语言的情况外，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民族地区经济和教育的发展，以国家通用语为主体的汉语使用也渐渐成为社区普遍现象。如据调查南方的少数民族基诺族、西双版纳克木人等双语使用的重合度均在90％以上，即民族母语和通用语的使用均在90％以上，“调查材料显示了这些民族大都过着既使用母语又兼用汉语的语言生活，双语关系和谐，人们对双语生活、民族团结表示满意。”［20］

    再次，外语教育发展带来社区语言增加。据统计，截止到2010年，中国已有将近4亿民众学过或正在学习英语，其中大中小学学习英语的人数就超过1亿。另据英国文化委员会预计，到2020年，中国学习英语的人数将达10亿，也就是说，到那时中国会说英语的人数将超过全世界母语为英语的总人数。据国家语委组织的全国16个城市的外文使用情况调查数据显示：全国外文平均使用率达31％，英语使用占全部外语语种的82．77％。［21］虽然我国外语发展还存在诸多问题，但外语学习和外语使用的意识及实践已使英语成
为“多语多言”一个要素。

    最后，虚拟社区语言交际增强了社区语言的多元化。我国是网络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截至2013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5．91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4．1％，即时通信网民规模达4．97亿，农村网民达1．65亿。［21］虚拟社区对语言使用的影响有两个：一是新的网络语言变体的逐渐形成，即因网络交际所采用的交际工具不完全等同于任何一种现存的语言或语言变体，有其特殊性，据2009年进行的一项问卷调查，经常使用网络语言的占样本总数的31．3％，有时使用的占50．0％，很少使用的占15．6％，从来不用的 占3．1％；［22］二是虚拟社区交际因为随意且变异性地使用普通话、各地方言、外语、少数民族语言等，加强了这些语言和变体的语码转换和融合，反馈到现实语境中，进一步加强了多言多语的语言样貌。

    如何在上述多言多语的语情下进行语言生活管理，找到实现和谐语言生活的制衡点，达到国家语言文字发展目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年颁布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对我们有一些启发：提倡语言多样性并鼓励通过一些行动目标来实现语言多样性，如：（1）保护人类语言资源并鼓励用尽可能多的语言种类去表达思想、发明创造和传递信息；（2）尊重母语，尽可能地用母语作为各个层次的教育用语，并倡导语言多样性，鼓励从小学习几种语言；这要求语言规划的系统性和可操作性都要增强。母语规划是我们给出的思考结论。

    （二）语言舆情中“母语问题”形成焦点

    “语言文字舆情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社会空间内，民众对与语言生活相关的现象、事件和政策所产生和持有的社会政治态度。简言之，就是民众对语言文字现象、事件和政 策的意见和态度。”［23］语言舆情应是语言规划的一个方向标。近年来语言热点不断产生，民众对语言文字现象越来越敏感和关注，我们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网“语言舆情”语料库的查询系统进行了母语舆情分域查询，得到了一组数据，分析数据可见，母语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语言舆情的一个焦点。

    截至2013年7月31日，中国语言文字网语言舆情数据库［24］共有7306条信息，以此为封闭域进行数据提取，提取方式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关键词搜索，我们以“母语”为关键词在语料库中进行搜索，共得到标题中含有“母语”的信息163条，反映了典型的母语舆情。第二种是领域舆情分类提取，从语料库分类检索中摘出“方言”、“民族语文”和“外语”三类，再对每一类的全部舆情，信息进行人工甄别。方言、民族语文和外语几个领域最集中反映母语舆情，分别对应的是个人母语、民族母语和国家母语，“从语言规划的角度考察语言，可以有三个维度：语言问题、语言权力、语言资源。”［25］在领域内判断是否是典型的母语舆情，我们主要依据以下几种维度：“方言”领域提取的标准主要为涉及方言保护、方言使用权、方言使用及其与普通话的关系的信息；“民族语文”的提取标准主要为涉及民族语言的保护、开发和使用，民族地区双语、多语教育，少数民族语言使用及其与普通话、外语的关系的信息；“外语”领域的提取标准为涉及外语教育与母语教育的关系，英语对汉语本体的影响等方面。具体数据见表2：

    从表2中可见，方言、民族语文和外语领域统计中都有相当的比例，说明是我国语言舆情相对集中的部分；我们所关注的母语舆情，在语料库母语关键词搜索信息就已经有2．3％的比率，在方言、民族语文和外语3个领域中母语舆情的比率分别都超过了60％，外部域更是达到了73．2％。除此，语料库中另外的几个领域“语文教育”（819条），语言规范（701条），语言传播（664条），字母词（237条），都有相当信息是与母语问题直接相关的。数据分析证明，母语舆情焦点化，已成为语言规划亟待系统解决的问题。

    四、“母语规划”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语言 规 划’（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是 指 政府、社会组织或学术部门等对语言生活（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所做的干预、管理及相关计划，其中包含语言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等内容。”［26］可见反映语言生活的语情和语言舆情是语言规划形成和实践的基础，语言规划必须随语情的不断变化加以调整，才能与之适应，真正协调和规范语言生活。斯波斯基于《语言政策》中提出了语言政策的3个成分：社会语言生态、语言信仰或语言意识和语言管理，［27］根据这个模式，语情和语言舆情本身就是语言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新的语情和语言舆情，要求新的语言规划视角。前文详述了提出 “母语规划”设想的国内外语情条件，下面讨论这种规划设想的理论价值和解决语言生活问题的实际价值，作为运行理论规划的保证。

    （一）充实、更新语言规划理论

    “当前国际语言规划研究的主要特点是：研究范围急速扩展；研究视野涉及全球；研究观念发生转变；多学科共同参与。”［26］这些特点反映了语言规划的新发展，与此相适应，需要更规划观念、内容体系和实施方法。

    1．提出新的语言规划观

    语言规划观决定语言规划的视角、对象、内容和研究方法。提出“母语规划”是基于“母语规划观”。本文引论部分简述了“母语”概念多义项与语言规划各领域问题的对应关系，按照母语规划观的阐释，普通话、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的地位定位，语言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国民语言权利与语言教育，语言规范标准与语文现代化，信息技术与网络语言，等等，细细分析起来都是有关母语规划的问题，只不过是不同的层次上的母语问题：普通话和方言是族内母语问题；少数民族和外语是族际母语问题；从另一个角度看，前两者是个人层面的母语，后者是国家层面的母语。公民语言权利的核心是母语选择权和使用权；国民语言教育的发展和语言能力的提高首先是母语教育和母语能力问题；语言规范实际上就是保证固有语言，多数指母语变体的健康发展；最后随着虚拟社区交际的发展，相对于网络语言，应该说又有了“自然母语”保护的问题。

    原有的语言规划体系是基于语言是工具的语言观，从20世纪后半期，资源语言观逐渐成为共识，这是我们提出母语规划的一个理论基础。

    2．从“社会整体本位”到“社会个体本位”

    从大量规划实践和早期的定义，尤其是我国研究者对语言规划的界定可见，传统语言规划是从国家、民族等大的社会组织单位视角进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是“社会整体本位”的理念，即以社会整体层面为基点的语言规划思想，宏观视角，整体把握，是根据国家等的发展需要设计的理想化的语言规划体系，如语言使用单一化、语言结构系统纯洁化。目的在于“简而言之，建立一个具有凝聚力的国家，使族群能够效忠于国家而不局限于当地族群。”［28］［ｐ．2］

    这种规划观的优势在于“以简驭繁”，操作施行步骤简单，凸显一定时期内集中要解决的问题与主要矛盾。这种规划实践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既有成功的经验，如我国的语言规范化、标准化建设；也有更多失败的案例，如非洲一些国家，所以一度遭到批评，“这种观念强调国家、民族、语言统一性的理想模式，势必有助于宣传这样一种观点：多语现象会引发问题，它是效率低下的国家分裂的潜在根源。”［28］［ｐ．4］我们分析这种规划体系的主要弊端在于：因为社会成员个体不能直接感受到与自身的切身关系，不利于语言政策的推行；不利于语言多样性的保持和语言与文化的对接。

    “母语规划”是社会成员“个体本位”的语言规划。即语言规划的目的和目标不变，语言规划思想更新为以社会个体层面为基点。微观视角，从个体着眼再到社会整体，是以国家需要为背景，根据多数个体的语言生活和语言能力提高需要进行设计的、动态化调整的语言规划体系。顺应语情变化，支持语言多样化，强调以母语为核心发展个体多语语言能力。

    这种规划观的优势在于“化零为整”，用“母语”这个核心概念将语言规划的几个主要部分：通用语、方言、外语、少数民族语言和网络语言规划贯穿起来，打通现在相对隔膜的几个领域，基于语言资源合理开发和语言能力均衡提高进行统筹设计和通盘规划，避免顾此失彼、有所偏废，影响语言生态平衡，或成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阻力。母语规划提出的最大意义在于：使语言规划的视角从社会整体本位向社会成员个体本位转换，从而使语言规划与社会语言生活直接链接。

    3．从“主导语言”规划到 “多层次母语”规划

    按照我们提出的“母语规划”的视角分类，原有的语言规划体系实际是一种“主导语言规划”或者是“官方语言规划”，因为所谓的“地位规划”主要是确定主导语言在国家或言语社区中的地位，对每个国家来说头等大事是确定官方语言，随之进行的所谓“本体规划”是致力于主导语言或官方语言的规范和标准的一系列内容。这种理论既是应当时社会之需，为解决具体的社会语言生活问题而建构的，来自于解决实际语言矛盾的实践，有其坚实的实践基础；同时在理论上，也能找到明确的依据，即结构主义的影响，20世纪50、60年代，正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的高峰，而语言规划活动实际是语言学真正用于解决大规模社会问题的开始，操用起其时成熟盛行的结构主义理论是自然之势。我们从原有语言规划推广倡导单一的主体语言（汉语普通话），追求纯质的语言面貌，视语言多样性为阻碍的规划观，可见结构主义的本质特征。

    时代进入到21世纪，在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和信息化的时代特征作用下，受后结构主义、后民族主义、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在网络虚拟社会的助推下，社会成员个体追求语言创新和语言生活多元化，反对严律一致，主张个性的张扬与个体特征的彰显，民主参与意识与日增强。呈现到具体语言生活中就是社区内语言变体分布复杂，语码转换频繁，语言成分高速更新，语用不规范习以为常；社区之间语言借用、混合、融合程度越来越高；语言转用、濒危、消亡越来越快。凡此种种，需要我们更新语言规划观念，需求与时代更为契合的语言规划模型，母语规划正是和原有“主导语言”规划相对的一种，能很好地规避后者为人诟病的弊端。

    （二）提供实现语言文字发展目标的合理路径

    1．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发展目标

    语言文字工作规划是国家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国家公布了《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对语言文字的发展做了目标规划，明确了至2020年 “国家语言实力显著增强，国民语言能力明显提高，社会语言生活和谐发展”的语言文字工作目标。一方面是量化的语言综合国力目标——发展语言能力，另一方面是非量化的语言资源和语言生态管理目标——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提高国家语言实力和提高国民语言文字能力首次在国家语言文字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也是《纲要》的核心概念，反映了我国“新时期语言文字工作的鲜明特点”，［29］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也是新时期语言生活管理的新观念。“‘国家语言能力’是一个新提出的概念，指的是国家处理海内外各种事务所需要的语言能力，其中也包括国家发展所需要的语言能力。”［30］公民语言能力提升面临的现实问题主要是汉语社区个人母语能力不强，外语耗时无功影响国家母语教育，少数民族地区面临传承民族母语、提高共同语语文水平和具备一定外语水平的三重压力。国家语言实力的每一部分，都是由国民个体的语言能力所构成和决定的；和谐语言生活构建的本质在于处理好各种语言关系，坚持语言主体性和多样性的统一。

    2．“母语规划”是实现语言文字发展目标的途径

    具体实现语言发展规划目标，需要提出创新性规划理念，从新的角度和更高层面做详细的全面规划，寻找语言实现这些目标的合理路径。

    如前文所述，新的语情和语言舆情彰显了母语的价值。随着世界发展进程，人们对待语言多样性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在外部，由于中国正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语言传入和传播的空间速度加大加快。中国社会内部“多言多语”的语言环境正在形成，语言服务需求日益提高，语言经济蓄势待发；同时，多种社会因素作用下的语言热点、冲突趋势明显。在这种复杂性与开放性并存的情势下，语言政策要着力于协调各种语言力量，母语的地位价值自然凸现出来，在促进语言合力的形成上显示出优势。母语在民族和国家层面体现为语言生活的主体性，在个人层面则对应的是语言的多样性。前者显示了在国际交往、增强民族凝聚力、发展经济等领域的重要作用，后者在保护濒危语言，开发个人母语资源，利用母语能力方面有特别的意义。因此，我们认为进行“母语规划”，尝试新的语言规划理论，将有助于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目标的实现。

    母语规划与两大类规划目标的关系见图1、图2：

    图1显示，母语规划同时面向和管理现实语言生活与虚拟语言生活，区分不同的言语社区作区别性规划，现实生活中的汉语言语社区和少数民族言语社区分别以各自的民族母语为基础培养社区成员的多言多语能力，强调传承、传播和研究母语能力的培养，最终形成个人语言能力。海外言语社区主要指海外华人，除了居住国语言能力的获得（借力他国语言规划）外，通过母语规划系统中的汉语国际教育规划培养社区成员保持和传播母语的能力。虚拟语言生活着重培养用各类母语进行人——机交流对话能力，和保持自然母语能力。在母语规划系统中，国家语言能力和实力目标，是通过促进各言语社区个人语言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来实现的。

    图2显示 ，多层次母语、虚拟社区语言变体、外语等通过母语规划达到主体性和多样性相统一的状态，进一步构建和谐的语言生活。

    （三）语言规划怎样解决问题

    1．体系性规划减少领域之间的矛盾，提高解决力

    实行母语规划完善现有语言规划体系，把汉语普通话、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外语的规划做整体性思考，减少外语学习和母语提高的矛盾，减少通用语习得与母语提高的矛盾，规避目前外语教育非正常的分布状态，减缓方言和少小民族语言濒危现象的发生。有利于国家语言规划在个人语言实践中具体实施。我国目前实行双语教学的语言政策，有利于形成以国家通用语言为主体的多语、多方言并存的语言格局。［31］

    母语规划的核心目标是提高语言能力，首先是母语能力的提高，这种母语能力包括各个层面理解的母语的能力：国家、民族母语能力和个人母语能力，其中个人母语能力是基础。个人母语能力的提高，是对英语等强势语言入侵的最大抵御力量，同时由于个人语言学习机会成本的制衡作用，也能够使个人外语学习回归理性，从而全面提高个人语言能力；而国家母语能力的提升，能够提高汉语的语言Ｑ值（即语言交际的潜能），［7］［ｐ．39］进而为汉语传播和汉语国际教育提供动力。

    2．系统性规划避免缺漏，提高解决力

    母语规划有明确的中心概念和规划理念，概念的解读分为个人、民族和国家3个层面，分为对内的母语规划和对外的母语规划，对母语本体和应用做全面规划，充分显示出系统性原则，因此能够避免在语言矛盾和语言事件发生后不断出台补救措施的尴尬，防之于未然。

    例如2012年5月，教育部出台了《2012年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务工作规定》，首次提出“笔试一律用现行规范汉语言文字答卷”，专家认为此条规定把繁体字、甲骨文、“火星文”、网络语言一律挡在了高考作文门外。就是在问题出现、舆情高涨后才解决了连续几年出现的问题。另有“赵Ｃ人名”事件带来的人名用字等都属于基础的母语本体规划内容，通过系统性母语规划，完全可以避免。

    3．解决中学语文教育的认识分歧问题

    考察中小学的语文教育现状一方面可见语言规划的具体落实，另一方面能够反观原有规划体系中的缺失和弱项，为未来的语言规划提供目标启示和事实依据。

    中小学语文教育的性质是从学科设立之初至今仍争论不断的课题，基本性质的不确定进一步给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选定带来困难，如篇目的选择、语法教学的取舍等等，教育界学者多在学科范围内加以讨论，但透过一些长期存在的现象，如到了大学阶段学生还要开设一门《普通话语音》或者《语言文字训练》课等，我们思考，关于语文教育的一些基本问题应该从更高阔的视野加以研究，追根溯源，与语言规划和语言教育战略相结合进行探讨。

    我们于2011年底至2012年初进行了一次“语言教育调查”，主要采用问卷的方法，调查范围涉及山东省烟台、威海和潍坊的十几所学校，调查问卷共设置三个方面的内容，包括“对语文教育的基本看法”、“对当前语文教学的看法”和“对中学语文教学改革的看法”。调查对象包括城镇和农村中学的任课老师，各个年龄段和教学科目均有分布。共下发调查问卷653份，收回621份，其中有效试卷454份。问卷问题共有25项，表3为与本文直接相关的4个问题的统计数据：

    分析表中数据可知，对“语文”的含义和语文教育性质的理解都有很大的分歧，知道“世界母语日”的人不到五分之一，有30％多的中学教师老师没有认识到语文是母语教学。由此可见，存在于学界的语文观念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一线基础教育队伍中，对语文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国家教育规划和语言规划有重合的部分，“语言习得政策（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ｐｏｌｉｃｙ）在本书中是个关键性的问题。不管何种时候，只要有学校存在，它们都会把学生社会化的任务从家庭中接管过来，该任务的中心特点就是培养年轻学生的语言能力”，［27］［ｐ．55］即习得规划的主要目标是要通过学校语言教育来实现的。分析可见，国家语言规范政策主要依靠教育部门与学校去推广，尤其是在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语境下，社会个体的语言选择与语言素质除了来自家庭的原生影响外，主要取决于学校的语言教育，核心部分是基础教育中的语文教育。语文教育中的问题反映了语言规划的缺失和不足。

    “彼时同人之意，以为口头为 ‘语’，书面为‘文’，文本于语，不可偏指，故合言之。”［32］［ｐ．33－34］从对语文最初的阐释及语文在基础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可知，语文教育本质上是一种母语的语言教育，通过“母语规划”能够明确语文教育教学的性质，进而改变语文教育的现状。

    首先能够使“语言”、“文学”、“文章”教育统一于母语命题，即语文中的“语言”是母语的书面语教育，“文学”和“文章”是基于母语特点的语言运用规律教学。其次，明确母语教育的性质，在教学中强调母语情感，能激发学生热爱语文的感情，以利改变目前中小学语文教学厌学的现状。再者，能够在教学内容设置上提高教学针对性和有效性。充分讲授母语在语音、词汇、语法和修辞各方面的特点，重视母语语言魅力和文化的传承。最终达到母语能力在原有自然习得口语的基础上得到综合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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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杨恬]
　
    ［基金项目］南京大学2013研究生创新工程“科研创新基金”（2013ＣＷ07）；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09ＹＪＡ740060）；国家语委科研项目“语言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与地位研究”（ＷＴ125－37）成果之一；2013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3ＳＪＤ740019）；2012年度江苏省普通高校博士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ＣＸＬＸ12－0019）。　　　
    ［作者简介］李海英（1970—），女，吉林长春人，南京大学在读博士研究生，鲁东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语言学、修辞学等。“母语规划”是2012年12月徐大明、方小兵和李海英一起论证国家语委重大项目时提出的一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