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语文研究论文集二集》代序
我长期在东南大学任教，已渐渐对该档次重点大学学生的语文水平习以为常，偶尔也有几个出类拔萃者，令我赞叹不已，也有少数特别不认真者，令我气愤。2008年上半年我在南京一民办高校兼职，院领导让我上一大专班“大学语文”，且不许用我主编的国家规划教材，而要用这位领导审定的普通教材，没有教学参考书，没有多媒体课件，学生语文基础低，学习不认真，它让我体会到许多教“大学语文”的同行为什么总是叫苦不迭的原因。去年秋，我来清华大学执教，也开“大学语文”，它使我的教学更有成就感，才真正体会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最大的乐趣。况且，通过对三类学校学生的比较，其差别虽是全方位的，而我感受其中最重要的差别便是在母语水平上。
相比之下，清华大学的本科学生母语水平之高甚至超过许多普通高校中文系的本科生甚至研究生，他们中有人在名牌中学当过六年语文课代表。其母语知识令许多中文系毕业生汗颜。有一次，我教“诗词格律与创作”课，有位学生写了一首《访蒋鹿潭故居》的诗，我不相信是他自己写的，就问：“你知道蒋鹿潭是谁？”他说：“蒋鹿潭是清代词人蒋春霖。”我又问：“他是清代什么年间的人？”他回答：“他生活于太平天囯前后。”我又问：“他的词集你读过吗？”他回答：“读过。”我又问：“冯其庸教授整理的蒋鹿潭词集你读过没有？”他说：“我知道有这本书，但我没买到。”我又问：“你读过什么版本？”他历数几种，还说：“我还有两种电子版，回头我发到您信箱里。我还有蒋鹿潭的年谱。”闻之我感到震撼。我专治词学，且编著过《金元明清词鉴赏辞典》和《元明清词三百首注》等书，中文系的古代文学研究生也经不起这几问的，而对方只是清华工科学精密仪器专业的本科生。
又有一次，我教“唐宋词鉴赏”，课前，一位同学来问我：“王老师，您上节课讲到岳飞《满江红》的真伪，岳飞是河南人吧？”我说：“是河南人。”他说：“我也是河南人。我们河南话里是没有入声韵的，为什么岳飞偏偏用入声韵，又写得那么好呢？”我让他以河南话数1-10，确认河南方言里是没有入声。我说：“对岳飞《满江红》持怀疑态度的人还未有人像你这样提问题的，应当表扬。”我问了他的名字。因要连上三节课我去洗手间，从洗手间回来我又把那位姓郭的同学叫来，对他说：“我想到一个问题，你的观点站不住。岳飞有两首《满江红》，一首以‘怒 发冲冠’开头，另一首以‘遥望中原’开头，另一首还有岳飞手迹在，据说被收入民国年间编的《中华民族五千年爱国魂》一书。对这首词学术界从无争议。岳飞既然可以写另一首《满江红》，用入声韵，为什么不能写这首以‘怒发冲冠’开头的《满江红》呢？”郭同学当时未与我争论。上课以后我将此事对全体300名听课同学介绍了课前我与郭同学的一番讨论，对郭同学进行表扬，并且说，期末考试时欢迎同学对唐宋词的学术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这道题作为加分附加题。凡做这道题的同学请把自己的电子邮箱和手机号码写上，便于我与你联系和讨论。谁知下一周的课上一位家住安徽的女生就交给我一张统计表，列举20多位家住北方，其如今方言中没有入声韵，但写有入声韵词的统计表。这位同学学法律专业，这件事更使我深深震撼。在如今人们对应试教育深感不满时，似乎清华之类高校受害不大，我接触到的清华学子是极其优秀的。
清华学生的学习态度也令人耳目一新。我开“大学语文”两周后，一位学生代表就来找我，说他们发现我上课要讲的内容很多，每节课都觉得时间不够，就写了份给学校教务处的请愿信，一致要求将我的“大学语文”由两课时改为三课时，问我愿不愿多上。因是中途改，他们只要两个学分。这也让我感到震撼。选修课，又不点名，不逃课已算不错，学生还要求在不增学分的前提下增加课时。我当然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上学期我还遇上建国60周年和元旦。我9月30日晚的“诗词格律与创作”、12月31日的“唐宋词鉴赏”，都面临第二天的放假，教室依然座无虚席，“诗词格律与创作”课依旧有学生需搬椅子来旁听。令我的心灵一次次受到撞击，到底是清华大学。我原定在清华工作半年，由于我被清华学子的精神一次次折服，工作期限一再延长。本学期我的课选课人数之多有的竟达到规定人数的5倍，这也是我做教师以来未曾有过的。做教师者遇上如此的学生，你还有何求呢？
清华工作的半年，就使我这位母语教师从未有过的感到自尊，感到人生新的价值。这是在我深爱的东南大学工作19年也不曾有过的。
清华学子对母语的深爱是他们全面发展成才的原因之一。我们早就注意到，许多大师级的专家，往往倒是全面发展的，王国维在多学科领域的杰出建树，爱因斯坦在小提琴方面的成就，苏步青、华罗庚、周培源、顾玉琇等在诗词创作领域的贡献也是有目共睹的。
母语是学习的根基，是学习的第一工具。母语仿佛计算机的操作系统XP,在硬件保障下，计算机的各种功能，常常是受操作系统制约的。其他的知识、能力，如同计算机的其他软硬件，如office system 之类。一个人有坚强的体魄，坚韧毅力，较高的智商，能否成才，在相当程度上受其母语水平的制约。
母语是人们思维的载体，仿佛行船、游泳、钓鱼……离不开水。人们是运用母语加上知识、经验、理智、感情，进行思维，分析、归纳、总结、比较、辨别……。别人问我问题，我们也很自觉运用母语去思维、判别，然后选择、回答。别人以外语问我问题，除较简单者外（因各人学养和语言经历不同，对“简单”的标准各不相同），我们往往用母语先去理解，再寻找母语的答案，再转为外文回答。承载这一思维过程的介质是母语，对只会一种语言的人而言更是如此。一个人的母语水平直接影响他的思维品格和思维速度。对创新思维更要有高水平的母语载体。思维敏捷、出口成章、口若悬河、伶牙俐齿是以母语水准为后盾的。一个人的口才，其组成因素中母语水平占很大的比重，口头表达能力往往是母语水平最好的证明。我对法律系学生说：“如果你只是要成为一般法律工作者，语文学好学坏关系不大。如果你要成为大律师、大法官，则必须语文第一，法律第二。同样的法律条文，你知我也知。但当场的反应敏捷、雄辩滔滔，靠语文不靠法律。对适用法律的透彻解读也是靠语文，对材料的组织，条分缕析，也主要靠语文。”至于新闻、外贸、外交，均如此。以致苏步青认为语文是上大学最重要的基础课程（见本人《对大师绝迹的思考》一文所引）。母语教材诗词占相当大的比重，诗词是多用形象思维的，对理工科学生惯以逻辑思维也是极好的补充。
母语对记忆、理解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理解能帮助记忆这是为无数事实证明了的，对理解了的事物、知识我们才更易于记忆它。而母语又是理解知识、事物的载体。心理学认为，意义识记是记忆方法中最有效的，它比机械识记不仅易记住，且记得牢。古文中的典故，文章中的成语，不理解便很难记忆。汉语是我们的母语，它均为单音节，一字一音，一字多意、有四声（在吴方言为五声、在粤方言中为九声）和平仄变化等特点，稍加组织，便会形成平仄交替的音乐美，这对记忆极有帮助。西方许多大诗人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歌德、席勒、普希金……这些大诗人的作品人们记不住，会背诵的少之又少。匈牙利一位诗人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诗却尽人皆知。据说它是“左联五烈士”之一的殷夫（一说是他的哥哥）翻译的，都是五言、押韵，近于一首律绝（平仄不尽符合），简洁易记，故流传久远，令许多外国的大诗人都望尘莫及。一个刚会牙牙学语的幼童便会背上二三十首古诗，“床前明月光”、“处处闻啼鸟”成了大多数孩子母语的启蒙课。可惜当他们真正走进课堂以后被应试教育牵着鼻子走，被绝大部分人学了无用的外语虚耗了青春，母语水平上不去，大多在成才之道上夭折了。
母语是学生窥知绝大多数知识的窗口。即便通过了英语四六级考试的大学生，他们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是通过母语，对外国文化、外国文学作品的了解也大多通过翻译作品而非英语原文。母语水平低下，而英语又只停留在应付考试水平，他学习就自然困难了。如同电脑中操作系统功能低下，其他软件再高明也不可能充分运行，用电脑的行话叫“不支持”。我曾是外文系的毕业生，据我所知，如不长期生活在欧美国家，就很少有人能使他的英语水平超过母语。满口洋文只能吓唬不懂外文的中国人，在地道的外国人眼里，那还是“半调子”。一个通过了四六级英语考试的大学生其英语水平未必及英美的中学生。许多大学的英语教授一辈子也未翻译出两部在书架上立得住的著作，倒是我们中文系一位有古代文学博士学位的副教授，每年都有一两部英文译作出版，如今已出版十多种。
语文的重要性是因学校对学生培养目标的定位不同而不同的，定位愈高要求也愈高。有些学校进校时再出卷考一下语文，达到一定分数的就可以不学了，显然这是对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太低的缘故，其结果既挫伤了分数低同学的学习积极性（有耻辱感），也使成绩过关了的同学盲目乐观，并失去语文水平继续提高到机会。上海交大前副校长白同朔先生便认为愈是重点大学，愈是名牌大学，愈应重视语文课，他们是肩负培养未来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大企业、大财团的老总，大科学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的，中学那点语文够用吗？我欣喜地看到，作为全国最高学府的清华大学，学生文学素养高，他们学母语的积极性又很高，几十年后，他们肩负国家的重担时，母语不会成为制约他们前进的障碍。
母语又是中华传统文化的载体，它是中华学子从母亲祖国沃土中汲取营养和水分的主根系。人们靠口耳鼻舌身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滋养（这里已包含母语的成分），更多通过汉语和文字（特别是文言文）接受中华5000年文明的哺育。母语基础的高低决定其能吸收营养的多少，其独立思考能力与自由思想又使之能辨析真伪，滤去封建毒素，不致于如十年浩劫时把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溜须拍马和整人的一套原封不动的搬出来，以封建主义去批所谓“资本主义”，搞历史的大倒退。
未来中华建设的主要人才要靠我们自己的学校培养出来，是我们的高等教育质量决定着中国的未来，当然，中小学质量也直接影响高等教育的质量。这里既有知识层面，也有道德层面，也有文化层面。未来中华精英中主张挖我们祖坟（主要指文化）的人一定会有，但不应是主流。二三十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不是出现过许多过火的口号吗？但即使那时候，我们东南大学（后改名中央大学）以吴宓为代表的许多海归人士不是还办起《学衡》杂志，倡导“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敢于当中流砥柱吗？如今我们历经“文革”和改革开放，应当比新文化运动中的人们更成熟。母语教育的质量应当是影响未来中国高等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我们这代人对传统文化的感情较之“80后”、“90后”要深厚得多，我们亲历过大革文化命的十年浩劫，知道极“左”对中华民族意味着什么，我们当年的文言文基础也比除清华大学等高校的学生要扎实些，。我们肩负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肩负对新一代大学生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责任，不能把振兴中华的希望都寄托在海归学者，要振兴全国高校的母语教育，这是提高中华民族文化素养的大业。我们意识到母语教育与学生成才的关系，意识到其与中华复兴的关系，不仅大声疾呼，更要身体力行。那怕困难重重也要不懈努力。
值此南京大学出版社《大学语文论文集》第二集出版之际，我北漂于北国，仅写下这几行文字，以求教于全国同仁。
2010.2.6 于清华大学西南楼寓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