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学语文学科定位最常见的是以提高学生语文能力为目的的“能力说”和以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人文说”,前者看轻了大学语文的应有作用,后者又过于沉重,大学语文无法承受,真正的定位是在这两极之间取其中,即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为主要目标,即“文学说”。只有定位准确,才有利于这门课程的发展。
    关键词:大学语文;学科定位;能力说;人文说;文学说

　　2006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里面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2007年秋季,包括前此已开课的学校,全国绝大多数高校都开设了大学语文。社会一片叫好之声。但在实际教学中,诸多问题随之而来,首先是学生不认可,不少学生将其贬称为“高四语文”;其次是教师不愿教,很少学校有专业的大学语文教师,多为中文系老师“友情客串”。客观地说,这是一门尴尬的课程,尴尬之处正在于其缺乏清晰的学科定位。正如有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学语文’课程设置的意义究竟为何?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清楚的解答,事实上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解答,因为‘大学语文’本身就没有一个清楚的理念。”[1]在现有的关乎这门课程定位的讨论中,最常见的有“工具说”、“能力说”、“文学说”、“文化说”、“人文说”等,其中被广为认可的主要有两派:“能力说”与“人文说”。但笔者认为这两“说”都没有能够找准定位,而游走在畸轻畸重两极。

    一、能力说:大学语文不能承受之轻

    应该说,每一门公共课程的开设都对应着一定的现实需要。大学语文的开设经历了三个时期:一是民国时期开设的“大一国文”,我国台湾地区至今仍沿用此名。开设这门课程是由于五四白话文运动冲击了传统的文言文教学,当时的大学生不仅文言根基不稳,而且运用白话的能力也亟待提高,基于这样的背景,出于提高学生语言(文、白)能力的目的开设了这门课。第二个时期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由匡亚明、苏步青、徐中玉等老一辈教育家倡导开设,目的是要解决文革后恢复高考的大学生语文水平普遍偏低的问题。可以说,前两次开设都与特定时期大学生语文水平低下有关,将当时的大学语文定位为“提高语文能力”是符合事实的。那么,第三次,也就是这一次,大学语文再次在全国高校大规模开设是否和前两次有着同样的原因呢?不少专家仍持这样的观点:如由王步高、丁帆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全国唯一获国家优秀教材奖的《大学语文》教材”前言里直接指出,“大学语文旨在提高学生的国文水平,它是过去‘大一国文’的继续”;在封面上冠以“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字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由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的编写说明中鲜明的写出了编者对“课程性质的理解”:“‘大学语文’是一门综合性的素质教育课程,其目的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帮助修课同学改善其语言文字的表达、交流与沟通能力”,“通过对各类文章写作要领及语言表达技巧的体认,提高语言文字的实际应用水平”,并且认为,“这门课程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即在于此”;由江少川、张映晖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面向21世纪全国高校基础课规划教材”《新编大学语文》的前言也认为:“同时,这门课更是培养学生具有较高读写能力的重要工具课……培养大学生对母语的修养与使用、表达能力,无疑是大学语文课的又一特殊使命。”在已出版的1440多种大学语文教材中,持类似“提高语文能力”的不在少数。

    将提高能力视为终极目标,显然是现阶段大学语文的“不能承受之轻”。如果是为了提高语文能力,这样的教材与中学语文教材区别在哪里呢?与民国时期因文言、白话交战影响国文水平,以及那场“文化浩劫”后大学生语文能力亟待提高的背景相比,现在这一代大学生的语文素养有了很大提高——虽然中小学语文教育颇受质疑。通过高考的把关,大学生大多已经具备基本的读写能力。因编写《大学人文读本》、《大学新语文》而名噪一时的夏中义教授就认为:“对母语的读、写、讲的能力是应该在基础教育阶段完成的。假如用12年时间来学习母语的读、写、讲还成问题,这个人不是懒汉就是过于偏科。这样的人不应该进入大学。若进入大学,只能说明招生制度出了问题。”[2](286)必须承认,在基础教育的12年里,语文的总课时量绝对是最多的,是无可置疑的“主课”;而且,通过多年的教材建设,语文的系统性也是相当强的。据此,钱理群、李庆西、郜元宝等人认为“任何形式的‘大学语文’在单纯的语文训练上都只能是炒冷饭”。[3]的确,要想将一个人花12年时间都没能获得的“能力”在大学通过二三十个课时就提高起来,不啻天方夜谭。而对那些已经具备基本能力的学生而言,在大学语文课堂上不断重复字、词、句、篇、修不仅浪费时间,而且还会让他们失去兴趣从而失望。“高四语文”的称呼既是对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教材、教法雷同的不满,同时也是在呼唤一门具有自身学科定位的新的语文。所以,如果仅仅是从提高语文“能力”的角度再开设大学语文课,显然是看轻了大学语文所应当承受的任
务。

    二、人文说:大学语文不能承受之重

    以“能力说”为指向的大学语文在实际教学中没有受到想象中的欢迎,又有学者提出了“人文说”。此“说”正方兴未艾,充斥大学语文的各类探讨。在2007年12月出版的《大学语文研究》一书中,“理论探索”栏目共收入文章17篇,其中有11篇在文章标题中出现了“人文”字样。更有论者大声疾呼要“回归大学语文的人文本位”,[4]认为“人文精神是语文教育的基本属性”。[5](71)但是,如果仔细考辨一下“人文”的内涵与外延,我们又会发现,将人文性等同于大学语文或者将其夸大为大学语文的唯一特性,这实在是大学语文不能承受之重。

    “人文”一词在汉语中古已有之,与“天文”相对,但在中国的勃兴,却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1995年上海《新民晚报》列举当年年度文坛十大热点,关于人文精神之争名列榜首。但是,几乎每篇文章中的“人文”又都不尽相同,言人人殊。“人文”、“人文主义”、“人文精神”、“人文素质”、“人文关怀”常被“冶为一炉”,混为一谈。

    最常见的看法是将“人文精神”混同于“人的素质”或“道德品质”,所以才有如下表述:

    有关大学生道德表现中的不良现象屡屡见诸报端,如浪费、挥霍、虚弱、偷窃、不认父母和虐待动物等。对此,人们普遍的看法是:人文精神的缺失。[6]

    又如:

    精神空虚,道德观念淡薄,缺少社会责任心,缺乏民族自豪感和集体主义荣誉感,对别人的痛苦困难缺少关怀怜爱。屡屡见诸报端的大学生犯罪案件,尤其是马加爵杀害同学事件等,不都是人文精神缺失,人格不够健全,缺乏对生命的关爱而导致的悲剧吗?[7]

    这显然是将人的“精神之维”统统称为“人文精神”,如果这都属于“人文”,那么还有什么不是“人文”的呢?“浪费、挥霍”属于品德,“偷窃”关涉法律;“不认父母”是情感问题,“虐待动物”是人性扭曲,“精神空虚”是因为缺少信仰,“马加爵杀人”是因为心理变态。即便将上述内容统统归于“人文”,仅凭大学语文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过来说,出现这些问题是因为这些人语文没学好?岂不是责任要由语文老师来承担?真能如此,将大学语文开到监狱岂不是最能发挥作用。

    还有人将“人文”等同于“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大学语文担负着传承民族文化、弘扬人文精神、陶冶审美情操等重任”[5](38),所以“大学语文教育要从中学语文篇、章、字、词、句的重复提升到传承传统文化、交汇中外文化的意识层面来操作”。[5](31)“文化”的外延比“人文”的外延还要宽、还要广,不仅有与人类密切相关的“非物质文化”,还有物质文化。不仅制度、礼仪、风俗属于文化,而且还有酒文化、茶文化、服饰文化……,如果认为三四十节大学语文课就能“传承”这些“文化”,岂不荒谬!

    还有人认为大学语文教学中的“人文素质”教育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体现民族精神、注重人生价值的追求、辨识伦理道德的曲直。[5](59-61)真不知道如何能在“关关雎鸠”、“寻寻觅觅”、“宝黛吵架”中发现“上述三个方面”的东西。这“三个方面”似乎在中国历史及思想品德修养课上能够更好体现。

    厘清“人文”概念并非笔者能力所及。但通过对“人文”在西方的演化脉络,笔者更认同人文的根本观念是“从人类的角度思考人,思考人的存在根基”,其“核心命意是超越个体、超越种族、超越国家从人类整体甚至宇宙大全的角度思考世界,它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界处开始的一种超越性思想观和价值观”。[6]但即便如此,也只能说大学语文中有“人文”思想,即有对整个“人类”的关怀,但如果据此认为大学语文的学科定位就是“人文”教育,那么,宗教、哲学、历史、艺术的“人文性”岂不是更强?事实正是如此。笔者在《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年同一期杂志上发现如下说法:“人文教育即是学哲学、求智慧、构人生”,“人文特征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导向”[7],“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人文学科的重中之重,更是人性化教育的生长点。”[8],“高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突出特征是注重对大学生的人文关怀。”[9]

    肯定还有不少学科抢着将自己与“人文”挂上钩,但除了纯粹的理工科外,还有什么学科不具有“人文”性呢?这正从反面认为,所有这些学科教育合在一起方能构建完整的“人文”教育。我们的“人文教育”确实存在问题,笔者也不反对大学语文对此应有所担当,但如果将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这么一门课程上,的确是它的不能承受之重。

    三、文学说:大学语文的应有担当

    可见,培养语文能力应该是中学语文的主要任务,而提高“人文素质”又不是大学语文所能独自完成的,那么,就现状而论,准确地为这门课程定位,不仅关系到这门课程的生存——一旦找不到足够的开设理由,很有可能再次被取消(大学语文有多次停开的历史);而且关系到这门课程的教材建设与教法。

    听说读写是基本的语文能力,语文学习在工具性运用之外,继续前行的目标是文学性。这一目标既是语文能力的延伸,又是其区别于中学语文的主要特点。虽然中学语文教材选的大多也是文学名篇,但着眼点却在基础的字、词、句、篇上,加上高考指挥棒的指挥,留给学生自由鉴赏的空间有限。所以,“‘中学语文’和‘大学语文’之间的区别,实际上也只能用文学的标尺才能看出来,在‘语文’方面则大同小异……通过提高文学修养来强化语文训练,这也正是当年胡适之站在新文化的立场提出‘文学的国语’的设想。”[1]如果将“文学性”作为大学语文的基本属性,那么,既可以在文学性的获取过程中巩固中学阶段获得的语文基本能力,又可以对当今“大学生文学教养的薄弱”问题予以矫治。更重要的是,学生也会觉得大学语文“高于”中学语文,不是语文的“复读”,在审美愉悦中保持一份对母语文学性的尊重。应该说,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认识到了这一点,以提高大学生文学鉴赏能力的教材越来越多。如钱理群、李庆西、郜元宝三人联合编撰的《大学文学》,其前言更是旗帜鲜明地认为:《大学文学》是改良《大学语文》的一种思路。

    其次,如前所述,由于“人文”内涵的宽泛性及不确定性,将人文性视为大学语文的根本特性实际上抹杀了大学语文的特点。大学语文也不应该“把所有问题都一个人扛”,道德沦丧、价值扭曲、情感淡漠不是因为语文教育出了问题,也自然不能奢望通过语文教育就能全部解决。“全面的人文教育需各学科携手,更需一个人终生的努力”[1],语文与人文之间既有交集,也应该有界限。只有这样,才既能将语文的人文特点发挥到极限,又能保持语文的独立性;既不能用人文代替语文,也不能用语文代替人文。因主编《大学人文教程》而影响甚大的夏中义教授也反对二者的相互取代,他说:“假如我也认为‘大学人文’将要取代‘大学语文’,我就不必在主编《大学人文教程》后,再主编《大学新语文》。”[2](284)并且将“消费时代的文学担当”作为《大学新语文》的主要目的之一。

    所以,要凸显大学语文的特点还必须让它和“人文”保持相当的距离,否则就会“因过分考虑了人文素质教育的系统性、完整性,而不免把语文看成了它的例证,近乎文以载道”,“新语文灌输人文理念,应该是潜在的,不以显在的形态出现”。[2](270)这些论述其实表明,突出大学语文的文学性不仅不会对人文教育造成冲击,相反,由文学性掩护的人文教育正如糖衣包裹的药丸,不仅药性依然,而且在服用时不觉其苦。而且,“由于文学本身巨大的包容性和感染力,深入解读一定数量的文学经典,往往可以在人文修养方面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由此可见,文学说正是大学语文的应有担当。

    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开设大学语文课程时间不长,有关其学科定位的探讨也才刚刚开始。如果说前两次大学语文的开始是大学生的语文能力出了问题,而这一次开设的大背景是整个的人文教育出了问题,具体一点是大学生在如今这个消费时代、读图时代、网络时代的文学教养、文学品位出了问题。根治这一问题的恰当方法当然是通过文学教育、通过“元阅读”最终提高大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及文学品位。能力说是语文的下位,人文说则是语文的上位,文学说则是处于上下之间的大学语文的应有定位。正是这个定位让大学语文向下衔接中学语文又延伸中学语文,向上触及人文教育又区别人文本身。语文老师也不用再大包大揽,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到文章文学性的挖掘上。

    参考文献:

    [1]郜元宝.《大学文学》:改良《大学语文》的一种思路[M] //钱理群,李庆西,郜元宝.大学文学.前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5.
    [2]夏中义.大学人文教育文存[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3]高竞艳.大学语文突围:回归人文本位和呼唤改革[M] //杨建波,毕耕,肖绪才.大学语文研究(2007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67.
    [4]韩军.限制科学主义,张扬人文精神[ J].语文学习,1993 (1).
    [5]杨建波,毕耕,肖绪才.大学语文研究(2007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6]葛红兵.论人文精神的实质——兼及大学人文教育问题[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1).
    [7]李长春.“率性”与“人文”的贯通——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径路的反思与重构[ J].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 (12): 133、134.
    [8]姜立红,李庆霞.马克思主义哲学:人性化教育的生长点[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7 (12): 139.
    [9]孟维杰,张晓书.网络教育:高校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反思与构建[J].黑龙江高教研究, 2007 (12): 152.

    [责任编辑　陈玉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