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旨在重新审视高等学校的大学语文教育改革，通过对“人文精神”、“人文教育”种种界定的梳理，综合对大学语文现行教材设计思路、课堂教学方式方法的种种研究，倡导理想中的大学语文教育与学校人文精神传统相结合，与中学语文新课改理念相承接，并由此探讨语文教育“人文性”的衔接与发展。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育改革；人文精神；人文教育

　　大学语文教育担负着传承民族文化、张扬人文精神、陶冶审美情操等多项重任[1]，它既可作为传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载体和延续民族精神文化的桥梁，也可为学生今后走向社会，参与竞争打下安身立命的精神基础，对于全面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的想象能力、思辨能力以及感悟能力等都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自1912年“大一国文”始，大学语文走过了95年的风雨历程，却在近十多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尴尬：在不少高校，大学语文正为各种专业课“让路”，课时被不断压缩；学生们因为考研和或工作的需要，更多倾向于相比具有相当考试权威性的政治思想课和大学英语，大学语文似乎显得越来越不重要。当然，大学语文本身确实也存在极大问题：它被当作是高中语文教学的简单重复，人们戏称其为“高四语文”；而且在各高校较为流行的《大学语文》教程就有数百种之多，“各自为战”似乎让大学语文本身少了些权威感，也让讲授大学语文的教师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危机[2]。

    考察近些年的大学语文教学实践可以发现，当前大学语文课程所面临的严重问题不仅仅是语文教育内部的问题，说到底，大学语文教育所遭遇的危机源于整体的大学人文教育所遭受的危机。因此，如果仅从大学语文课堂教学单方面去努力和尝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人文”观照下大学语文教育成为众矢之的

　　人文就是审思人生，对生命进行终极意义的叩寻，对人类的生存状态与命运进行全方位的深层观照。人文教育尽管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主张，但其教育宗旨不变，即教育的本质和根本目的就是培养人性。它内在地要求把人性化、个性化和创造性放在教育的首位。然而长期以来人文教育一直遭受着科学主义教育思潮的挑战：文理分科、缺乏人文内涵的科技教育，导致社会的价值感、道德感的普遍降低，许多大学毕业生知识结构片面偏狭，对本专业以外更为重要的社会、伦理、环境生态、文化教育等问题缺乏应有的知识和重视，缺乏社会理想和人文关怀[3]。

　　对此，夏中义先生从社会期待、学科分支、高校管理等角度谈了自己的看法[4]：中国高校人文教育缺失久矣。大学人文教育之长期缺失，实为结构性缺失……现实社会对大学的期待，一般重在专业乃至功利，而非人文关怀；大学生在校往往囿于学科分支细化而诱发人文视野萎缩，以致认为“学哲学太空，学历史太死，学文学太浅”，本属人文学科的文、史、哲尚且如此，更遑论非人文学科的理、工、医、农等专业了；即使是高校专职做学生工作的，也因偏于政治导向与心理调节，而无力亦无计从“精神成人”的高度来满足大学生对普世价值通识的人文渴求。

　　语文课程因其课程文本的形象性、情感性、审美性等语言文学的特质决定语文学科具有鲜明的人文特征，并且同其他学科比较，语文学科是人文精神的奠基课程。所以，本应该对大学生人文价值观的形成、个性修养的提升发挥重大作用的“大学语文”课便成为对大学人文教育批评的焦点，或者说，众矢之的。

二、大学语文的历史与现实

　　1．历史回望

　　大学语文课程的设置在我国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一个世纪前，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刚刚诞生之际，京师大学堂等高校即在预科开设“经学大义”、“诸子”和“作文”等语文性质的基础课程，在经历了1913年的癸卯学制、1938年的国统区高教改革和1943年的屡次变更和确认后，大学语文终于成为在大学一年级开设的必修课“大一国文”，并有了黎锦熙、朱自清、伍淑倪、魏建功、卢冀野主编的《大学国文选》教材。当年的清华、北大，一直到后来的西南联大，“大一国文”始终是全校性的必修课。像清华的朱自清、刘文典、俞平伯、浦江清等诸位先生，都讲授过这门课，听课的学生等于在一学年中遍听所有知名度高乃至大师级的教授讲个人治学心得和独到见解[5]。

　　新中国建立之初，仍按旧例开设大学语文课，采用郭绍虞、章靳以主编的《大一国文》教材。直到1952年，全国高校实行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大学语文才被全面停开，此后便长期中断[6]。

　　1978年，由时任南京大学校长的匡亚明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倡议，在全国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课”[7]。开设的目的和意义有四个方面：“交流工具训练作用”；“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渗透、传承”；“对现代人类共通精神文明的建设”；“应对和解答当下开放社会各种文化困惑”。

　　回首大学语文的百年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学校课程中没有哪一门课程像语文一样处于如此尴尬的境地：“巨大的成绩包含着巨大的问题，空前的成就受到空前的评批”[8]。这或许是对百年语文课程较为经典的概括。

　　2．现实问题

　　现阶段在大部分高校，尽管大学语文被定为基础性的公共课，但长期以来处于边缘位置。从调查的情况看逃课情况严重，每年考试大量补考或重修集中在大学语文，理科学生尤甚。学生用于学英语的时间非常多，很少有时间看文学、文化方面的书。据了解，即使是开了大学语文课的学校，有规定必须选文科的课，学生念英语的时间也是中文的六倍以上，甚至更多[9]。“大学语文”教育现状的问题，集中起来大致可以归为这样几类：

　　(1)课程全面开设的问题[10]。到目前为止，全国共有各类高校一千余所，而已开设大学语文课程的仅四百余所，还不到全部高校的二分之一，远未达到普及程度。而在近几年的高校大扩招的形势下，各高校学生人数激增，从而导致大学语文教师相对紧张，许多大学的大学语文课的公共必修课地位遭到致命性的动摇，有的被降格为选修课，有的被压缩课时，有的甚至被取消。

　　(2)课程设置目的的困惑[11]。“大学语文”课程设置的意义究竟为何?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清楚的解答，事实上也不可能得到清楚的解答，因为当前的“大学语文”本身就没有一个清楚的理念。因为有“中学语文”，就想当然地开设一门“大学语文”，或许就是希望在大学阶段继续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以弥补“中学语文”的不足。但“语文能力”是什么并不清楚。“大学语文”能否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语文能力”也不敢肯定。

　　(3)教学模式方法的单调[12]。文学教育空洞的“知识论”盛行于大学的文学课堂，表现为一整套了无生气、情感的概念、术语；一堂堂逻辑缜密的知识叙述，而体验或者激情，在这样的场合全然退隐。这样的文学教育的后果之一便是把原本在阅读中有正义感、有感动能力的“理想读者”塑造成了一些成熟老练、目光挑剔、什么也不在乎的“理性读者”。虽然这样的文学教育还没有完全抹去具体的作品分析，但听到的也只是大多失却性情的阐释。

　　(4)教师自身地位的尴尬[13]。在许多大学里，大学语文教师是一个弱势群体，而且他们的教学和科研不能很好地结合，在学校非常强调科研成果的条件下，这些老师总体上处于边缘化的位置。

    (5)教学理论研究的缺失[14]。教学与科研历来是相辅相成的，没有一流的教育科研就不会有一流的教学。然而，大学语文的教学科研几乎是一片空白。这主要体现在：首先没有一份大学语文研究的专门刊物；其次是有关大学语文教学研究的论文数量少、质量偏低。

三、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尝试

　　1．关于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探讨

　　针对大学语文教学现状，专家、学者及大学语文的一线教师结合自己的教学体验进行了总结。从整体上来看，探索和思考集中于教学理念、教材选取、教学方式手段等几个方面：在教学理念上，从开课初始就应注重培养学生自觉的语文意识和语文情怀[15]，让他们认识到语言和文学不仅仅是交往工具，而且是同世界有着隐秘关联的文化载体，唤起学生对其的尊重。这同时意味着，文学教师的道德素质与情感表现能力也必须提到一个较高的位置上来[16] ；在教材的选取上，应将时代性和世界性作为两个重要的元素带入教学内容选取过程[17] ，尽可能地避免教材滞后于时代的被动状态，以更好地同学生的生存情绪搭界，唤起学生学习语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带领他们进行古典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相互观照，引导他们进入更加深远广袤的精神领地；在教学方法方面，将单篇教学和专题教学结合起来[18] ，一个好的专题不仅可以将更多信息带入课堂，而且可能会让许多作品焕发新的意义，进而扩大其可释空间，增益其艺术魅力，同时也能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扩大其认知视野和理解空间；在教学手段上，普及多媒体教学，可以适当地引进电影等当代流行的艺术语言与文学作品构成互动[19]。

　　2．大学语文教学改革实践

　　《中华读书报》2003年6月18日发表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温儒敏教授《“大学语文”的教学困扰和改革尝试》[20]一文，并附上了由温儒敏教授主编的《高等语文》[21]教材的目录。他主张把“大学语文”定位为“高等语文”。改名，意味着其强调和中学语文的承接与区别，也表明是在探索更加适合大学生的新的语文教学结构和学习方式。这个“高等”是一种教学的定位，意味着新编的《高等语文》教材必须遵循语文教学的规律，在中学语文的基础上，设计和探求语文教学的高等形态，建立起适合大学生特点的语文教育模式和教学规范。

　　在“高等语文”的新理念下，北大、北师大进行了课程改革的尝试。北京大学中文系于2001－2002学年第二学期开设了一门《中国现代文学名著研究》课①。这门课面向全校学生，是非中文系学生的通选课，中文系学生的限选课。此课程由中文系著名教授陈平原主持，由中文系诸位知名大家包括钱理群、孔庆东、严家炎、方锡德、孙玉石、王枫、商金林、吴晓东、温儒敏教授等共同讲授。这门课程的开设主要在于引起本科学生对现代经典文学名著的兴趣，并引导他们进行一定程度的解读与深入了解。这门课在当时的学生中间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可以看作是后来高等语文课程改革的初试和先声。

　　在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宁的带领下，由易敏(古代汉语)、李山(中国古典文献)、康震(中国古代文学)、杨联芬(中国现代文学)、李正荣(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授组成的高等语文教学实验课题组，于2003－2004学年第一学期，进行了一个学期的高等语文课程教学。课题组选用《高等语文》教材，并多次接受教材编写者的指导，在教学实验中努力探索，试图建立一种富于变革意味的课程内容和教学方式。希望能为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提供一个培养语文综合素养、滋养人文精神的课堂，提升当代大学生欣赏与鉴别人类精神产品的感悟和认知能力[22] 。经过半年的摸索实践，高等语文的意义和效果在北师大“高等语文”课堂里得到了肯定的回复，并作为一项精品课程推行了下来②。同一时期，北京大学也使用了这本《高等语文》作为非中文专业学生的教材。

　　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学文学》[23] 读本中，三位主持编撰的学者钱理群、李庆西、郜元宝教授在开卷题为《<大学文学>：改良<大学语文>的一种思路》[24]的序言中，明确对沿用多年的“大学语文”的概念表示质疑，并提出“大学文学”的概念，强调让大学生直接通过文学经典阅读，接受审美熏陶，与古往今来优秀的心灵对话，通过文学教育培养学生的人文修养。“大学文学”主要包含以下一些理念：一是以提高大学生文学修养为明确目标，澄清传统的“大学语文”一直存在的意图含混。二是把“文学教育”设定为文、史、哲、理、工、医、农各科大学生人文教养的基础，而不仅仅是文学专业学生的研究对象。三是大学文学教育，应该以“文学经典”为中心，应该让学生通过选修这门课程，摸索到通向古今中外“文学经典”的一条道路。

　　2002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夏中义、丁冬、谢泳、王彬彬等编撰的《大学人文读本》[25]“人与自我”、“人与国家”、“人与世界”3卷本选编了200余篇古今中外的最有代表性的经典人文佳作，涉及政治、经济、文学、历史、哲学、伦理、心理、教育等方面，旨在为当下中国大学生的“精神成人”提供系统的优质思想资源。许多高校教师已采用这三卷人文读本作为大学语文教程，走人大学课堂的“大学人文”也大有“取而代之”之势。

四、对大学语文教育改革的思考

　　在偏重理工应用学科的教育理念尚未得到有效矫正之时，光靠有限的教材革新与一时的名师坐堂是不可能解决长远问题的。如何在大学语文中整合语言、文学、文化，怎么引导学习方法，提高品位，这是所有从事大学语文的教师需要下功夫的地方[26]。因为大学语文不仅仅是中学语文的延续，而是另辟一条新路引起他们的兴趣，对中国语言文学有个概貌和了解，并教他们掌握最基本的欣赏角度，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成为一个真正有文化“教养”的人。

　　回到大学语文的定位本身，其实“高等语文”指向的是“提升”意义上的“大学语文”；而“大学文学”重申的是用文学的定义“替代”语文，至于“大学人文”，则强调的是“扩展”后的大语文概念。可是，现行的情况恰恰是在说明，我们加在“语文”身上的担子太沉－－ “大学语文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确，人文学科向来就承载着立身立人之责，但是语文作为其中的一个学科，能做到的是尽量广泛涉及却不是完全包揽。承载过苛的话，它不仅可能什么作用都发挥不了，而且有可能连培养最基本的文学教养都完成不了，这也是为什么
提高“大学语文”的文学性成为教改的当务之急的原因所在。

　　北大同北师大的高等语文教改是在大学语文教学跌人低谷的一次“拯救式”尝试，名师专章传授能有效引发学生兴趣，但对学生的需求与对学生具体情况的跟踪却也不可以忽视。与此同时，既然教改中提出了“大学语文”的目标与理念，那怎样实施与衡量目标的达成，也应该得到重视，否则名师课堂就无法实现其真正的价值。而且，并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具备这样的“名家讲堂”条件，那么引进良好师资，或者切实提高专业教师素质，会不会是一个更长远的可行之计呢?

　　基于前文所说的“倡导”之目的，我们能否在当下教育、人文社会学领域对大学语文的看法和争论的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教学实践的可能性，即从学校各自特定的人文本位出发，传承学校自身的人文理念、文化传统；同时在有限的教学过程中把重点指向学生们的个性特质，引导学生的“个人探究”与“个性铸就”，以有助于他们构筑自己的精神底蕴。

　　注 释：
　　①作者大二时跨校选修了这门课，并参与当时选课同学的讨论，因此这部分相关内容大多是一手数据及感悟。
　　②作者曾参加北师大《高等语文》2004－2005学年第一学期的论文阅卷工作，整理学生小论文、随感，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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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余雯(1983－)，女，福建霞浦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4级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