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国尧，1937年11月生，江苏泰县人。1964年北京大学汉语史专业研究生毕业。现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语言学科规划组成员，中国语言学会理事，中国音韵学会会长，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兼职教授。曾任日本东京大学外国人研究员，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访问学者。1986年、1989年获第一届、第三届王力语言学奖金。著有论文三十余篇。主要研究方向：汉语史。主要论著有《鲁国尧自选集》《鲁国尧语言学论文集》《卢宗迈切韵法述评》《泰州方言史与通泰方言史研究》等。

    桑哲（以下简称桑）：鲁先生，请谈一下您对“语文”和“语文课教学”这两个概念的理解。

    鲁国尧（以下简称鲁）：对“语文”的理解大致有这么几种观点：语言文字、语言文学、语言文化。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52年创办的《中国语文》杂志对“语文”的定义是语言文字。

    作为单独的一门学科，在小学阶段，语文教学主要以语言文字为主；到中学阶段，特别是高中阶段，语文教学侧重于语言文学；进入大学以后，“语文”的含义已经比较接近语言文化了。

    桑：传统语文教学中，往往通过书面表达能力来衡量学生的语文素养，而当今社会对一个人的口语表达能力也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鲁：我觉得口头语言表达能力也是语文素养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我曾经在浙江大学针对博士生、硕士生做过一次演讲，主要内容是谈学习方法问题。当时我特别提出一条，要求学生注意口头表达。我看过明朝万历年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写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我曾经对它下过一番功夫做研究。利玛窦说：“中国的文人太重视书面表达了，比如说，他们住在同一个城市，相距不远，但他们习惯于书信来往。他们把写好的书信交给仆人送到对方家里，对方收到信后也写信回答……中国人不注意口头语言表达……”

　　相比较而言，西方人很重视口头语言表达。据记载，古希腊有个演说家为提高口语表达能力，跑到一个山洞里练习发声，练习怎么演讲，后来成为一个雄辩家。我们中国人从古到今对口语表达重视不够。实际上，恰如其分的口语表达，对社会交往、对工作学习都有很大的帮助，对一个人的政治生涯、对学术研究也是有好处的。口语表达能力应该与书面表达能力同样引起重视，就演讲来说，思维要清晰、语言组织要条理，用词要恰当，还要注重幽默风趣。

　　桑：有些中小学以前开过书法课，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书法课是不是还应该作为语文素养的一部分，和汉语言文字教学等同起来？

　　鲁：我亲戚家有个孩子，母亲要他“把字写好”，父亲却说：“写什么汉字呀，都电脑时代了。”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现在很多人字写得很差，他们认为用电脑打字就可以代替手写。小学、中学阶段是练习书法的有利时期，到了大学，个人书法中存在的问题就很难纠正、很难提高了。语文工作者，如果字写得漂亮，有可能终生收益。小学、中学阶段重视电脑打字，忽视书法练习是不应该的。

　　台湾的许多大学开设书法课，我所在的南大中文系没有这门课程。现在既能把毛笔字、钢笔字写得像样子又能教好书法课的老师太少了。

　　桑：近几年有人主张淡化“耗时费力”的中学文言文教学，也有人认为应该增加课时，加大考查力度，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两种不同观点？

　　鲁：文言文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载体，学习文言文不只是为了了解几个字词、阅读几篇古文，更重要的是对我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学习和借鉴。上世纪90年代，有一次我从南京坐火车去厦门大学，旅途上经历的一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火车车厢里有一个三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跟我聊天，他是一个做木材生意的台湾商人，闲谈中，他说话一会儿引用《论语》里的几个句子，一会儿又引用《孟子》中的一段话，而且能脱口而出，我感到很惊讶。我问他：“你对《论语》和《孟子》怎么这么熟悉呀？”他说，“这有什么，我们在中学课文里都学了，我们都背得滚瓜烂熟。”可见台湾的中学教育是很注重文言文教学的。我又问他上过大学没有，他说：“我不想上大学，高中毕业之后就去做生意了。”他的文化程度不是很高，年龄也不大，但是对传统文化掌握得却比较好。学习传统文化里面的文言文，尤其是学习古诗词，对人一生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国大陆在这方面做的与台湾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里的精华是应该加以继承的。从小学、中学开始就应该重视这方面的工作。

　　桑：南京十三中曾经有个学生用文言文写了一篇《赤兔之死》的高考作文，从那以后全国高考试卷中这种半文半白、文白掺杂的文章不断出现，山东考卷中几乎能占到五分之一的比例，您对这种现象持什么态度？

　　鲁：有些高考文言作文实际上是在模仿《三国演义》《水浒传》里文白夹杂的语言，当然这也是考生的聪明之处。我建议中学生一般不要用文言文答卷。能用现代汉语书面语把白话文写得文从字顺就不错了，能写出一点文学色彩，那就更好了。真正的文言文写作不容易驾驭，一千个中学生当中也难得有一个人能写好。

　　桑：高考作文中也有用诗歌答卷的，实际上它不是古体诗，而是新体现代诗。对这种现象我们应该如何评价？

　　鲁：爱好文学的中学生写诗、写小说、写剧本等，这都是值得鼓励的。“文从字顺”也是古人对文章的起码要求，要想做到这一点其实并不容易。中学生写新诗自己发表，甚至出诗集都可以，但高考作文一般不要写成诗歌。诗歌语言容易“文不通字不顺”。一般来说，诗歌语言比小说和散文的语言更精炼一些，修辞手法的运用更广泛一些，文学色彩更浓一些。高考作文不要求考生具备多高的语言表达能力，考生能把基本的写作能力展示出来就可以了。

　　桑：您认为我国大陆的语文教育有那些方面值得向台湾学习借鉴？

　　鲁：台湾的中学语文教育我不太了解，但他们的大学教育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例如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是台湾许多高校中文本科的必修课，有的学校要求其中两门必修。我国大学的中文系学生在本科阶段主修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台湾的大学中文本科生除了修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以外，他们还重视学习上古文言作品，比如教《尚书》，教《毛诗》，选出其中的文章一篇一篇地学习。我国的大学生，甚至中文系老师，有几人读过《尚书》？我国高校中文系本科阶段学习上古文学侧重教文学史，笼统地讲讲先秦文学概况，选几首比较简单的诗，比如学习《硕鼠》，在一片“坎坎伐檀兮”的读书声中讲讲就算了。

　　去年我到台湾讲学期间走访了十几所大学，我发现每所大学中文系的教师办公室、主任办公室都有字画，而且它不是从街上买来的，一般都是教师自己写的、画的。我也走访过我国大陆几十所大学的中文系教师办公室和主任办公室，可以说绝大多数没有字画，中文系办公室里有没有字画，文化氛围是不一样的。

　　桑：近几年国内本科阶段公共外语教学，几乎占去了学生一半的学习时间，传统文化教育和母语教学直接受到冲击，您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鲁：我们置身于国际社会，很多方面，特别是科学技术方面远远落后于欧美一些发达国家。英语作为一种国际性语言，许多尖端的科技文献都是用英语写的，所以学习外语也是为了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文化。为此，外语学习需要学生能够会读、会写、会说。外语教学界如果能研究一种比较好的方法，使学生学得多、学得快、学得好，能省时间、省投入，就可以避免以牺牲母语教学为代价来换取英语学习的进步。

　　南京大学理工科学生的英语水平普遍比文科学生好，这是英语使用的问题，那些理科的学生，专业需要他们看外国文献，而中文系的学生可以不看外国文献。这就是说，“需要，激发学习动机。”我觉得作为一个学者，特别是21世纪的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应该有比较好的外文功底。

　　我国有些本科毕业生连封信都写得文不达意，有些博士论文的题目都不通顺，这已经成了一个大问题。这也表明我们的母语教育很难。中文系语言文字学专业的研究生会受到比较好的语言基本功训练，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语言基本功训练就比较差了。至于其他系，如社会系、历史系，特别是理工科的的学生，汉语言文字功底更加薄弱。我认为母语教学的关键在中学。合格的中学生写出的文章，最起码要“文从字顺”，没有病句。

　　桑：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的成分，近几年字母词在书面语和口语中经常使用，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鲁：GDP、WTO和OK等字母词已被人们普遍接受，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符合语言发展规律。世界一体化的大趋势，要求我们跟上历史潮流。学习借鉴外来文化，吸收外来的新鲜事物，要跟世界接轨，在一些词语的运用上出现符号语言也不足为奇。符号语言的运用有时候也是为了表达上的简洁明了，比如把GDP转换成汉语“国民生产总值”，把WTO转换成“世界贸易组织”就比较复杂了。大家对GDP和WTO这两种说法已经习惯了，也能够接受了。类似字母词少量运用还是可以的，但是不能用得太多。如果能用汉语翻译注释一下就更好了。翻译要简明，如果翻译得很复杂，反而会失去意义。不久前我在北京语言大学《语言教学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谈到吸收外来词的问题。汉语吸收外来词一般是意译，跟文化、心理、社会语言学等都有关系。这种纯字母词，跟SOFA翻译成“沙发”不一样，它完全是英文字母。汉语中夹杂字母词还不太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但它的好处是简洁明了。

　　（桑哲，全国中语会理事，现代语文杂志社常务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