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从比较到评判:不平等的“语言接触”

    十九世纪末以迄于今，中国知识界连续发起了关于语言文字的多次大讨论，从清末维新派的汉语注音方案、裘廷梁倡议“崇白话而废文言”到民国初年关于读音统一和注音字母的争论，从《民报》主编章太炎和《新世纪》主编吴稚晖关于是否“废除汉文采用万国新语”的争论到“五四”文学革命，从白话《圣经》的出版、《尝试集》和《狂人日记》的发表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激进的批评家激烈攻击“五四”白话文，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文言复兴运动”到“大众语”和“新文字”的提倡以及“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竞争，从四十年代初“民族形式”的讨论到延安整风运动中关于文风的特别强调直至所谓“毛语”、“毛文体”的诞生与流行，从“赵树理方向”的确立到五十年代“新诗格律”的再一次争论，从中、小学语文课程的反复争夺战(改“国文课”为“国语课”、是否“读经”以及白话文范文的选择)到文学翻译的“顺与不顺”、“意译”、“直译”、“硬译”和学术上专门术语的翻译问题、新名词引进问题、欧化语法问题以及文学创作中作家个人的文体追求，这些从来不曾中断的围绕语言问题的激烈争论，并在此过程中产生的来自语言也归于语言的困惑与反思，几乎动员了大多数关心现代中国文化的知识分子。

    这里所说的知识分子，有政治家或社会活动家，如章太炎、章士钊、孙中山、吴稚晖、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胡乔木等，也有奠定中国现代哲学基础的哲学家如蔡元培、张东荪、冯友兰、石谦等;有文学家和文学翻译家如鲁迅、周作人、废名、俞平伯、刘半农、徐志摩、闻一多、朱自清、许地山、冯至、陈梦家、何其芳、沈从文、巴金、穆旦、路翎、汪曾祺、王蒙、韩少功、李锐、贾平凹、莫言、孙甘露、阎连科等，也有批评家成仿吾、胡风、梁实秋、朱光潜、叶公超、李长之等;有文史学家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吴宓、梅光迪、钱穆、傅斯年、郭绍虞、陈子展、钱钟书等，也有科学家任鸿隽、胡先驌以及从胡愈之、陶行知到王懋祖等各个层次的教育家。他们往往兼跨多个领域，文化身份相当复杂。这份名单自然还可以开列得更加详细一些。不过仅仅以上所举已足以说明语言问题在现代中国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以至于被它所吸引的不是某一个或某几个文化领域，而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全体。

    语言文字问题之所以成为现代中国知识界一个绝大的争点，起因乃是中西方的“语言接触”。

    明清两代，大量西方传教士来华宣教，开始了中西方真正的“语言接触”。先是天主教徒为了传教，一方面向中国介绍西方科技，另一方面则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文字，以便更好地和中国士人沟通，因为“中国语文的研究，虽然不是当时的主题，偶有著作都不过为了他们同伴学习中国语文的方便，但就为了他们所作是为他们同伴的方便，常用罗马字母来注汉字的读音，就此引起了汉字可用字母注音的感想，逐渐演进，形成二百年后制造推行注音字母或拼音字母的潮流”[1]。最早从事这项工作的当推意大利人利玛窦和法国人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利玛窦于1605年出版《西字奇迹》，今已难睹全豹。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作于1625年，成于1626年，自称沿袭利玛窦所创体制，即用利玛窦二十五字母“互相结合，上加五个字调记号，来拼切一切汉字的读音。于是汉字读音就显得极其简单，极其有条理，不但把向来被人认为繁杂的反切，开了一条所谓‘不期反而反，不期切而切’的简易途径，并且立刻引起了中国好些音韵学家对于这种简易的拼音文字向往的热忱”[2]。方密之(以智)《通雅》成于1639年，书中再三称引《西儒耳目资》，如说“西域音多，中原多不用也，当合悉昙等子与大西《耳目资》通之”，“字之纷也，即缘通与借耳。若事属一字，字各一义，如远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共，不尤愈乎?”甚至提出“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此即汉字拼音化主张的萌芽)。传教士的方法震动了中国音韵学家，直接启示他们在西方拼音文字帮助下寻求对汉字记音系统更完善的描写[3]。稍后刘献庭(继庄)的《新韵谱》即在这种刺激下撰成，钱玄同说刘氏已清楚认识到“必须用了音标，方能分析音素，方能表注任何地方之音”，罗常培《刘继庄的音韵学》一文则认为该书重点就是“着眼于统一国语与调查方言”。钱玄同甚至认为，《新韵谱》成书之年(1692)实可作为“国语运动”的纪元[4]。

    经过两百多年的沉寂，至十九世纪后半期，基督教徒继天主教士之后来华宜教，他们和汉语言文字变革有关的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大量翻译《圣经》。除文言文和“浅文理”译本之外，还有用罗马字拼音翻译各地土白的《圣经》，影响极大，不仅《圣经》本身得以流行，许多目不识丁的普通民众也因此学会了用罗马字来应付日常生活[5]，这就有力地推动了清末一批民众教育家基于改良思想而发动的声势浩大的注音或拼音文字运动。闻风而动的先是福建人、早期制造切韵字母的文字改革家卢憨章，他于1892年出版的《一目了然初阶(中国切音新字夏腔)》是第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制的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卢氏认为“中国字或者是当今普天之下之字之至难者”，主张“切音字与汉字并列”，与汉字有同等地位，这样既可以通过它学习汉字，将来也可代替汉字。

    由于清政府和改良派的支持，发明汉语拼音方案的人士层出不穷。这些作俑者都生活在厦门、上海、香港、天津、杭州等通商口岸(卢憨章为福建同安人，住厦门;蔡锡勇为福建龙歙人，沈学为上海人，力捷三为福建永泰人，王炳耀为广东东莞人，居香港;吴稚晖为无锡人，王照为直隶宁河人，居天津;劳乃宣为浙江桐乡人，居杭州)，他们要么是清廷出使外洋的大臣、干员，要么是和传教士日夕往来而深通西文的学者，要么是派往西洋的留学生，对西洋语言文字的了解倍于从前，这就有可能从中西比较的角度在整体上考察汉语的得失，比如在借鉴西方拼音文字探索汉语拼音方案的过程中，就普遍认为汉字不好——要求注音系统的帮助，本身就是不好的证明。1898年8月，卢憨章的同乡林络存以“字学繁重，请用切音以便学问”为由呈请都察院代奏切音字。林氏认为采用切音字以后，汉字可“留为典要，能者从之，不必以此责令举国之人从事讲求，以疲其财力”。《传音快字》(1896)的作者蔡锡勇，《盛世元音》的作者沈学，都对汉语言文字提出了严厉批评。

    站在最新获得的西方语言立场反思中国语言文字，还不限于语言学专家。康有为《新学伪经考》1895年成书，其中就专门谈到语言文字问题。他认为“凡文字之先必繁，其变也必简，故篆繁而隶简，楷正繁而行草简，人事趋于巧变，此天理之自然也”，但后来汉语汉字的进化恰恰违反了“由繁趋简”的规律，变革在所难免。康氏轻易不肯示人的《大同书》更谓“夫语言文字，出于人为耳，无体不可，但取简易，便于交通者足矣”，繁复的汉语汉字显然不符合这个要求，必须厉行改革，“以删汰其繁而劣者，同定于一为要义”。不仅中国语言文字必须做这种改革，其他国家也不能例外，将来大同世界，“全地语言文字皆当同，不得有异言异文”。维新变法的另一健将谭嗣同在《仁学》(1896)中也主张“尽改象形字为谐声”，“各用土语，互译其意”，就明确提出了改革汉字的主张。

    1897年，黄遵宪《日本国志》出版，显示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世界各国语言文字演变大势的了解。黄氏比照西洋语言文字，对本国语言文字提出了言文必须合一、行文必须“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要求，直开“五四”先声。1898年，裘廷梁在他创办的中国第一份通俗报纸《无锡白话报》上发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更加明确地提出“祟白话而废文言”的口号。黄、裘二位所据知识背景乃至思维方式，与后来胡适之等人已非常接近。

    也是189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马建中的《文通》。该书不仅在学术上认可了此前的汉字改革者们在与西方语言对比下反观汉语的基本思路，而且也正式奠定了将中国语言纳人西方语言学范畴的认知框架，深刻影响了现代中国语言学的思维方式。胡适在二十一年之后做《国语的进化》和《国语文法的研究法》(1921年合为《国语文法概论》收人《胡适文存》卷三)，特别赞扬马氏懂“比较的研究法”，“马建忠得力之处全在他懂得西洋的古今文字，用西洋的文法作比较参考的材料”。尽管有许多语言学家批评马建忠过分依赖西洋文法来分析中国文法，但他们指责马氏方法论的同时，似乎并不警惕这种方法论所潜藏的显然不是马氏所独有的西文为优中文为劣的思想。

    1904年4月，严复《英文汉话》出版，该书《危言》反复申说一国的统治者仅仅掌握本国语言文字是不够的，必须学习别国语言文字，才能提高“民智”而有益于国家:“今日东西诸国之君与臣，无独知其国语者。有之，独中国耳。”他还批评了某些认为“国之将兴，必重国语而尊国文，其不兴者反是”的观点为“近似得半之说”:“吾闻国兴而其文字语言因而尊重者有之，未闻徒尊重其语言与文而其国遂以之兴也——使西学而不可不治，西史而不可不读，则术之最简而径者，固莫若先通其语言文字，而为之始基。假道于迻译，借助于东文，其为辛苦难至正同，而所得乃至不足道。”表面上，严复只是阐明“移译”仅仅是权宜之计，只是强调学习西文、直接阅读原著的重要性，但由他这位翻译大家、古文殿军说这番话，无异于从根本上动摇了汉语汉字的威严与自足:中西方“语言接触”一旦发生，中国人再也不能像汉唐翻译佛经那样，始终坚守母语本位的立场了。

    在中西方第一次大规模的“语言接触”中，比较中西文字优劣，成为一时风气，徐珂《清稗类钞》就有一则作者不明的《中外文字之比较》[6]。青年王国维翻译耶方斯(Jevons W.S.)《辨学》，因耶氏认为辨学(逻辑学)乃研究“表思想之言语者”，王国维为了以中国传统“名辩之学”与耶氏对话，就在翻译过程中有意识地进行中西语言文字的比较，而每每发生中国语言文字不足用的感慨。王氏后来作(论近年之学术界》及《论新学语之输入》[7]，把这个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指出“近年文学上有一最显著之现象，则新语之输人是已”，而“近世之言语，至翻译西籍时而又苦其不足”，乃是继“周、秦之言语，至翻译佛典之时代而苦其不足”的第二次语言大变动和思想大变动的征兆，但他希望这一次的翻译西书、输入新学语，成绩应该比翻译佛典对中国文化贡献更大。这确是王氏过人之见。

    在西方学术界，中西语言比较随着最初的中国热很早就兴起了，但西方学者比较中西语言与文字，并不总是像黑格尔那样倾向于贬低汉语言文字，比如威廉·冯·洪堡特根据他对汉语言文字间接的接触，不仅不认为汉语言文字比起西方语言文字有什么特别的缺点，相反倒是有西方语言文字所不具备的许多优点[8]。比洪堡特更早肯定中国语言文字的有莱布尼茨[9]，而比洪堡特稍晚的则有美国人欧内斯特·范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其《论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特征》(1908年)反复论述中国语言文字比西方语言文字优越。此说后来被《学衡》派所重，作为对他们自己的支援[l0]。

    但大多数中国学者显然是在另一种心境下进行中西语言比较的。对他们来说，在和西方语言接触之后，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汉语本身的问题，其意义一开始就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由此跳出了自古以来封闭自足的汉语世界，在汉语之外寻到一个充满威势与希望的新语言作为支点，从整体上打量业已成为对象物的母语。在这种打量中，母语的神圣权威就彻底打破了。

    青年王力著《中国古文法》(1928)时即敏锐指出，在中国，所谓语言比较的方法，实际上超出了文法学家的范围，而演变成一种判断好坏的态度。胡适1920年12月作《国语文法的研究法》，特别强调“比较的方法”之重要，严厉斥贵非议马建忠的陈承泽所谓“必以治国文之道治国文”的主张，因这主张反对包含着或者说必然要得出好坏之判断的语言之比较。“比较的方法”，在胡适的话语结构中，本来就是“评判的态度”。胡适1919年12月作《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认为“评判的态度，简单说来，只是凡事要重新分别一个好与不好”。

    “评判”既然已经是一种态度，分别好坏当然就是惟一目的。在当时普遍受挫的心理作用下，一有比较，即生优劣之论和批判之想，也很自然。到了晚清，“中国文字，才在外国文字底相形之下，被认为改革运动上的莫大障碍，改革中国文字本身的种种方案就不断地产生了”[11]。这是合乎历史真相的叙述。鲁迅在写于1934年的《关于新文字》中也以追记往事的口吻说:“比较，是最好的事情。当着没有知道拼音文字以前，就不会想到象形文字的困难。”

    现在学者们往往注重十九世纪中西语言文字大规模接触对汉语言文字内部结构产生的影响，比如语法的欧化，字汇的激增，现代汉语拼音系统的建立等等，而很少触及在这种不平等的“语言接触”中，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对母语的态度的根本转变。这是描写语言学不屑问津的，却是发生在主体思想意识内部的变化，它必然反过来影响描写语言学为自己规定的描写对象。

下篇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母语的基本否定态度

    正是在这股由比较中西语言文字之特征进而评判其优劣高下的思潮推动下，产生了对汉字和汉语极其猛烈的批判与否定。

    1907年，以吴稚晖为中心的一班巴黎中国留学生创办了《新世纪》杂志，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狂骂西太后的同时，更将剩余激情倾泻到汉语和汉字上面。他们恨煞了母语，认为正是它使四万万同胞陷入困顿，主张“改用万国新语(按:即“世界语”)”，即或不能立即推广，也可以考虑先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来代替汉语。吴稚晖后来放弃了这个设想，但影响极大，比如吴的论敌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就完全接受了这个设想，还推波助澜，提出著名的语言革命的口号:“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部分接受吴的设想的还有章太炎的另一个学生鲁迅。青年时代，鲁迅对“青年之所思惟，大都归罪恶于古之文物，甚或斥言文为野蛮”的风气多有针砭[12]，但五四以后，他也经常附和这种否定母语的论调，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多次声称汉字是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一个毒瘤，必先割去，才能救中国。

    “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句口号，有人认为是钱玄同发明的，也有人说最初出自赵元任之口，但我在许多现代作家著作中读到这句话，都一无例外地不加引号，他们当时并不计较今天的所谓“知识产权”，都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话来使用，比如鲁迅在《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中劈头就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我是自身受汉字苦痛很深的一个人，因此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替代这种障碍大众进步的汉字。”这在当时已经成为共识，或者说是知识分子在语言上形成的一种意识形态。就连素称稳健的胡适也坚信汉字必须废除。留学美国之初，收到别人散发的“废除汉字，取用字母”的传单，胡适一度很反感，但很快就转变态度，完全相信拼音文字取代汉字的必然性[13]。在“文学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之后，他还为汉字拼音化问题的搁浅而感到遗憾，但他相信随着白话取代文言，口头语言占据统治地位，汉字拼音化已经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如果因为白话文学的奠定和古文学的权威的崩溃，音标文字在那不很辽远的将来能够替代了那方块的汉字做中国四万万人的教育工具和文学工具了，那才可以说是中国文学革命的最大的收获了”[14]。

    但“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这句口号具有某种含糊性，它只提到汉字，而与汉字紧密相连的汉语并未触及。事实上汉语也经常被包括在内，属于应“灭”之列。一方面，当时对汉字和汉语的界限并无截然划分，许多汉字改革的文章谈论的“汉字”、“汉文”就是“汉语”、“国语”的别名。汉字绝非孤立存在而和汉语不发生本质联系的字典里的字符，它本身就是几千年来汉语写作者记录、发挥汉语精神的惟一工具。人们对汉字的反感就源于他们对汉语本身的反感，改革汉字只是改革汉语的一个浅层次问题和先行手段，即用什么样的文字符号更好地记录不断变革中的汉语(从繁难的象形字到简笔字再到记录完全声音化也就是所谓和口语一致的大众语的拉丁新文字)。单纯的汉字改革并非问题的根本解决，根本解决问题，只能是连汉语也一并废除。

    语言文字不加分别，甚至将文字置于语言问题的中心来审视，这是晚清学人从“言文分离”的角度批评母语的思潮所包含的对有关语言和文字之关系的一种重要认识，与后来成熟形态的所谓现代中国语言学割裂语言文字的做法，迥乎不同。当时人们异口同声地指责“言文分离”是汉语不可原谅的缺点，但这种指责恰恰包含着对“言文合一”的渴望。也就是说，在母语的批评者们看来，只有“言文合一”，才能确保语言的本质不被损害。因此，在最初对母语的指责乃至否定的声浪中，不是口语(语言的声音部分)而是文字(语言的书写部分)被置于语言问题的中心点，这与后来将语言的本质仅仅理解为发声的口语而将文字从语言的整体概念中驱逐出去只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的观念，是有所区别的。笔者将在另一篇文章中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这里只想指出，在清末一些知识分子看来，汉字的缺点不过是汉语的缺点的必然表现，他们向汉字发出挑战，并不认为汉语是无辜的，并不认为汉语本身很好，只是记录它的文字出了问题。比如当时许多人认为汉语是单音成词，容易混淆，也不利于表达感情，四声是不自然的规定，徒增学习的困难，还有方言众多，体系混乱，沟通为难。抑有进者，汉语既然几千年来都受到汉字和文言的宰制，那么汉字和文言的一切封建思想毒素早就注进了汉语，汉字改革的最终取向，必然是整个思想/语言彻底的洗心革面[15]。“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潜台词，实是“汉语不灭，中国必亡!”[l6]

    从康有为、吴稚晖到蔡元培、钱玄同、陈独秀、鲁迅、吴玉章、胡愈之，中国几代汉字改革者同时也是激烈主张必须对汉语进行革命的，区别只在于有些人认为改变汉语必须马上进行，此乃治本之策，有些人则认为治本之策毕竟遥远，不妨先治标，即从汉字改革开始。钱玄同在五四时期就是坚定的世界语鼓吹者，他完全同意当年和自己的老师章太炎形同水火的吴稚晖的意见，认为废灭汉字，只是“为异日径用万国新语之张本”。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1918年)一文中他明确指出:“至于有人主张改汉字之形式——即所谓用罗马字之类——而不废汉语:以为形式既改，则旧日积污，不难涤除。殊不知改汉字为拼音，其事至为困难:中国语言文字极不一致，一也;语言之音，各处固万有不同，即文字之音，亦复分歧多端，二也。制造国语以统一言文，实行注音字母以统一字音，吾侪固积极主张;然以我个人之悬揣其至良之结果，不过能使白话文言不甚相远，彼此音读略略接近而已;若要如欧洲言文音读之统一，则恐难做到;即如日本之言文一致，字音画一，亦未能速期——盖汉字改用拼音，不过形式上之变迁，而实质上则与‘固有之旧汉文’还是半斤与八两、二五与一十的比例。”“我再大胆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至于废汉文之后，应代以何种文字，此固非一人所能论定;玄同之意，则以为当采用文法剪赅、发音整齐、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to”。二十年代，尽管钱氏已经确立“国语运动”为其合适的工作范围，但仍然念念不忘这个“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我近来废汉文汉语的心又起了，明知废汉文或有希望，而废汉语则不可能的，但我总想去做。”他指责周作人的论调太平和，而毫不掩饰自己的激烈:“记得当年吴老头儿反对汉语改用拼音，说这是‘三汉七洋的怪物’，他是主张根本不要汉语，采一种外国语作国语的，故有此论。他的话自然很有道理，而我却以为‘三汉七洋’也很好，我的野心，是由此而‘二汉八洋，，‘一汉九洋’，‘无汉全洋’。呜呼，吾盖欲由此怪物而引之使趋于全用外国语也。”[17]

    当时确有人反对废除汉语，陈独秀就认为:“惟仅废中国文字乎?抑并废中国言语乎?此二者关系密切，而性质不同之问题也。”陈氏认为废汉字可以做到，废汉语则颇难实行，他主张“当此过渡时期，惟有先废汉文，且存汉语，而先改用罗马字母书之”。但陈氏对“并废中国言语”只是在具体进展上略有迟疑，承认“国语”的“不易废”，并不认为“不应废”、“不能废”。对汉语最后必须废除，他没有丝毫怀疑:“鄙意以为今日‘国家’、‘民族’、‘家族’、‘婚姻’等观念，皆野蛮时代狭隘之偏见所遗留，根底甚深，既先生与仆亦未必能免俗，此国语之所以不易废也。倘是等观念，悉数捐除，国且无之，何有于国语?”[18]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激进的知识分子甚至以为，中国的语言实际上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早就超出了汉字所能控制的范围，成为一种新语言了;换言之，原来的中国语言随着汉字的衰亡而正在或者已经死亡:“中国的社会，从政治的、学术的、直到日常的生活，经过了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洗礼，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动。实际生活的需要，已经发展了新式的语言;一切新的关系、新的东西、新的概念、新的变化，已经这样厉害的影响了口头上的言语，天天创造着新的字眼、新的句法，使文言的汉字不能够再束缚她。而汉字已经成了僵尸。”[19]所谓“汉字已经成了僵尸”，就是说汉字已失去了它原来所代表、所记录的汉语，成了没有内容的空壳。瞿秋白为此提出了一个重要证据:汉语已经由原来以单音节的“字眼”(word)为主演变为以双音节和多音节的“字眼”为主，打破了形、音、义皆为单个的汉字记录系统;在双音和多音的新汉语里，形、音、义皆为孤立的单个汉字“仅仅只有音节的作用，没有字眼的作用”，“都只是在一定的字眼里面，代表着一定的声音而已”。汉字的功能既然已经拼音化了，何不立即“完完全全废除汉字”?废除汉字，到这时候已经不是废除汉语的先行手段，而是旧的汉语业已死亡的必然结果。

    现代中国语言文字的变革，表面上只是在中国固有的语言文字系统中来了一个局部调整，即固有的文言被同样是中国固有的白话所取代，“国语”的发音标准获得多数认同，普遍尊重方言土语，外来语(欧化语法和外借词)很自然地被容易接受——凡此种种似乎都只是中国语言文字内部的一场变革，但如果我们明白了这场表面上看来只是内部发生的变革在观念和实践方面的启迪与推动的力量之源，就当认识到在外来语言刺激下中国语言文字的改变是实质性的:所改变的不是中国语言文字的表面，而是中国知识分子对待母语的关系与态度。尽管汉字终于没有废弃，尽管文言还有局部的保留，尽管在这种文言白话杂交共存的语言中终于没有像韩国、日本那样频繁地径用西洋和外国文字，但外国语言的精神通过词汇、语法乃至说话的腔调，毕竟巳经渗透到汉语中来了。这种渗透是以表面上看不见的形式发生的，但实际上，字汇、语法、声韵(白话文的腔调或瞿秋白所谓的“文腔”)乃至基本语言观念即那决定人与语言的关系的若干基本的哲学领悟，已经被外来语言和外来文化深刻地“重写”了。

    这是汉语言文字现代化的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人们对汉字汉语的信念受到了根本颠覆。吴稚晖、钱玄同等人的狂言代表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执著的语言观念。他们先宣布一部分汉语(文言)为“死语言”，认为它早就是死人的、和现代活人无关、阻碍中国人前进、遮蔽中国人真实生活的应该上天入地寻找一种最黑暗的语言来诅咒的、可僧恶的“幽灵的语言”，发誓与它不共戴天:不是叫我们为了汉字而牺牲自己，就是让汉字为了我们而灭亡。他们在亲手抛弃这个“死语言”的同时，坚苦卓绝地创造了为着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形态服务的“白话文”，但马上又百般不满于这种创造，虽然在和文言对抗时，把“白话文”吹得天花乱坠，临到自己与“白话文”面面相对了，又横竖不顺眼，进一步要求“第三次文学/语言的革命”，创造出更新的中国语言和中国文字。然而他们很快就又发现，他们实际上只能在自己也不顺眼的不中不西不古不今非骡非马的杂交语言(白话文)的世界中运用这种语言，进行自己的创造，因此创造者们都有一种浮士德心理，从来不敢对自己正据以进行一切创造的工具、也是一切创造的目的(一切创造终将积淀于语言)的“现代汉语”赞一声:“你多美啊，请暂留驻!”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语言意识中，“赞美”、“感激”、“信赖”和“归依”的情感荡然无存，只有一种不断革命的意志。

    在这种语言观念笼罩下，章太炎们对自家语言文字的国粹心理始终被新一代知识分子所唾弃，更无论王国维们深爱其美而愿与之偕亡的决绝。新派知识分子有另一种决绝:希望汉字乃至汉语早日灭亡。在语言上，他们只瞩望于将来和别处的某种截然不同的“新语”，而现在的语言都是暂时的、过渡性的，注定要被后起的新语所代替。他们在诅咒“现在的屠杀者”时，没有想到自己也成了同样的“现在的屠杀者”。鲁迅也不例外，他只有在受到不可挡者的攻击，感到自己的“现在”受到威胁了，才肯为既非“之乎者也”亦非“Yes”“No”的“语体文”——“现在”的别无选择的语言——奋起辩解[20]。

    不仅汉字和与之相联的汉语，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看来，是一个必须被否定、行将过时的文字和语言，而且，即使全民族花大力气制造推行用来取代汉字和汉语文化的“中国新文字”以及与之相联的“大众的科学的拉丁化的中国文化”[21]，也注定要被超越。实际上，即使在最激进的汉字改革者看来，拉丁化中国新文字和汉字在作为交流工具的本质上仍是相同的，即都是暂时的，不具有永恒意义。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汉字难学，导致中国一直不能消除大批文盲，五四以来新文化一直不能真正地启蒙大众，而拉丁化新文字则不仅一般民众易学易认，外国人也容易借此了解中国，只有在这一点上，它才显得优于汉字。胡愈之《有毒文谈》提醒人们注意，新文字只是对汉字声音的“翻译”，只是在难易程度上完成了转换，如果承认汉语汉字的“毒素”，势必会牵连到新文字，也就是说，汉字和新文字之间并没有有毒无毒之分。当时人们看重汉字拉丁化的只是易于学习这一点:“拉丁化的新文字，无论它有许多优点和缺点，目前我们采取的只在它的大众化，只在它消灭文盲上，认为它有绝对的有效意义。”既然文字价值的高低仅仅取决于百分之八十的文盲学习和使用的难易程度，那么汉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相比，虽然应该让位，但在拉丁化新文字尚未全面运用而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掌握了汉字倒是新文字需要艰苦学习的情况下，允许汉字继续存在甚至容忍汉字和新文字并存，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我们并不企图目前即刻用新文字代汉字，也不停止进一步对于汉字的改造。我们拥护文字革命，也不妄想一举完成。汉字虽然已经不合时宜，必须采用拼音文字，但汉字有悠久的历史，不是轻易可以废弃而必须使其逐渐演变，才能完成文字改革。目前我们所要做的便是利用新文字来教育文盲，使他们在最短时间内可以用新文字学习政治与科学，也还可以利用新文字去学习汉字。”当时在延安的外国人的观察也是这样:“实际上，对于拉丁化将驱逐象形字(汉字)的恐惧是不足道的。拉丁化将造成广大的有智识的新人民，但有时间和金钱去受较高教育的人们，仍能学习旧文字(汉字)，正好像我们在西洋仍然产生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学者一样。实际上，给人民大众一种求学的工具，将大大地增加旧文学、旧文化的智识，因为给了他们读写的基本能力，这是进化为无论何种较高教育的初步。在同样的意义上，拉丁化将因为刺激教育的进展速度和增加内地各省各县的交通的缘故，增进了国语的传播，而决不会阻止它的。这无论怎样看总是一种积极的贡献。”[22]当一种人造的新文字尚未普及之前，人们确实很难论证它和一种理想中的新文化的关系，所以只好限于肯定它作为工具的优越性，而工具的优越性总是相对的，所以至少在提倡者所处的时代，新文字绝对恒久的价值也不存在。

    对固有的语言失望了，对心目中可以取而代之的新文字新语言，也不能肯定它的恒久价值，这就加剧了一切都是暂时、一切都在过渡中的关于语言的整体想象。对语言(母语和可以想象到的新语言)一概抱这种并非休戚与共、只是暂时寄寓其中因而随时准备脱身离去的仿徨两可之心，实在可以说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典型的语言观念。

    此言不是理想的言，此地不是理想的家，中国人应该追求符合人类最终理想的更好的语言的家。这种态度，对于依附语言进行创造的一切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站在故乡的土地上一心想着飞往远方，揪住舌头而要唱出优美的歌。

    以语言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知识分子珍爱本族和本国语言，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因为他们是民族国家当中最熟悉也最依靠语言的群体。世界各国知识分子推崇本族本国语言的言论举不胜举。屠格涅夫流寓法国，当一无所凭时，曾这样赞美“俄罗斯语言”：

    在疑惑不安的日子里，在痛苦地担心着祖国命运的日子里，只有你是我惟一的依靠和支持!啊，伟大的、有力的、真实的、自由的俄罗斯语言啊!要是没有你，那么谁能看见我们故乡目前的情形，而不悲痛绝望呢?然而这样的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

    屠格涅夫从他深爱着的俄罗斯语言中找到了自己和民族的光荣，他无限信赖的俄罗斯语言在他最穷困的时候坚定了他动摇的信心与渺茫的希望。伟大的语言拯救了渺小的他，渺小的他只有赞美伟大的语言，而不能凌驾于语言之上来呵责它，唾弃它，改造它。在屠格涅夫看来，爱一个国家的语言，乃是爱国心的自然流露，也是高级形态的爱国;如果对国家的语言没有热爱之心，也就谈不上爱国。

    另一位俄国作家果戈理在其小说《死魂灵》中，用更生动的笔调表达了他对母语的爱惜以及对疏远、鄙弃母语的所谓上流社会的厌恶。在当时俄国的“上流社会”，人们几乎“听不到合适的俄国话，他们用德国话、法国话、英国话和你应酬，多到令人情愿退避，连说话的样子也拼命的学来头，存本色:说法国话要用鼻音，或者发吼，说英国话呢，像一只鸟儿还不算到家，再得装出一副真像鸟儿的脸相，而且还要嗤笑那不会学着模样的人。他们所惟一避忌的，是一切俄国话。”从果戈理对上流社会绅士闺秀们矫揉造作的说话方式的滑稽模仿中，可以清楚地感到他是如何僧恶那些贵族阶级轻视母语的行为。

    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写于1882年，由作家巴金译出，刊于1935年8月16日由鲁迅创办的《译文》杂志第二卷六期，《死魂灵》则由晚年鲁迅疾力译出。不知道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两个无限钦佩的俄国作家关于母语的殊途同归的态度作何感想。

    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心绝不亚于屠格涅夫与果戈理，但热爱祖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并不像屠格涅夫和果戈理那样热爱本国的语言，倒是像果戈理笔下的上流社会腐朽堕落的绅士闺秀们那样竭力避忌母语。他们并不因为爱国，就认为这国家的语言也值得热爱;他们认为爱国和爱语言是两回事，可以爱国，却绝不可以爱这国家的语言。在他们看来，国是可爱的，而可爱的国家的语言则是可僧的，甚至正因为他们爱国，才更加清楚地意识到语言的可僧，因为这个可僧恨的语言阻碍了他们所热爱的祖国的发展，甚至威胁到他们所热爱的祖国的生存。

    闻一多在郭沫若《女神》中就敏锐地发现了这种奇怪的价值冲突。闻一多指出，郭抹若“并不是不爱中国，而他确是不爱中国的文化——《女神》之作者爱中国，只因它是他的祖国，因为是他的祖国，便有那种不能引他敬爱的文化，他还是爱它。爱祖国是情绪的事，爱文化是理智的事。一般所提倡的爱国专有情绪的爱就够了，所以没有理智的爱并不足以垢病一个爱国之士。”也许情绪与理智的分别并不确切，但那两种爱的冲突与分离，确实造成郭沫若诗歌一种奇特现象:像郭沫若这样一个并不缺乏中国传统语言文化修养的诗人，在抒发其爱国之情的作品中恰恰缺乏一种渗透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精神的“地方色彩”，相反他非常喜欢用一种和所爱的国家疏离的令人感到陌生的杂凑的语言来抒写爱国的感情，这除了“诗中夹用可以不用的西洋文字”，甚至依靠西洋文字来凑足“音节关系”这一刺目的现象之外，典故的运用也以西洋为主，《女神》中所用的典故，西方的比中国的多多了”，以至于好像“做个西洋人说中国话”，或者让人误会其作品是“翻译的西文诗”。《女神》如此，风气所偃，其他的新诗人更有过之而无不及[23]。

    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和俄国以及现代西方知识分子之间在对待母语态度上的一个很大的区别。中国现代作家正是带着基本否定母语的态度而老大不情愿地姑且运用母语进行文学创作的，他们的文学创作受这种对待母语的基本态度制约之深，也就不难想见。

    母语封闭的城堡陷落了，独尊的地位遭到褫夺。这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历史过程，它始于晚清，却不知道将终于何时，止于何处。

    注释:
    [1][2] 陈望道:《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
    [3] 罗常培《耶酥会教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对此有详细论述，该文载《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集刊》第一部分。
    [4] 钱文载《国语周刊》第32-34期，转引自黎锦熙《国语运动史纲》。
    [5]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杜1981年4月第1版，第448页。另参见陈健夫著:《近代中华基督教发展史》，海天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6] 郑延国:《读<中外文字之比校>札记》，《书屋》2000年第7期，第15-16页。
    [7] 王氏翻译《辨学》不审何年，据自撰《三十自序》知，始读该书在1903年春，早于1905年作《论近年之学术界》与《论新学语之输入》。
    [8] 洪堡特论汉语言文字，可参见《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之《论汉语的语法结构》及《论语法形式的通性以及汉语的特性(致阿尔贝·雷慕萨先生的信)》，姚小平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9] 有关莱布尼茨与黑格尔对中国文字的见解，可参看雅克·德理达《论文字学》第一章《书本的终结与文字的开端》，汪堂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10] 范诺罗萨著，郜元宝译:《论汉字作为诗歌媒介的特征》，载《漓江》1998年终刊号。《学衡》第56期张荫麟的文言翻译直接改题为《芬诺罗萨论中国文字之优点》，并有简单的译者序。二十年代初期张荫麟关注芬诺罗萨时，留学美国的闻一多对芬氏也大加激赏。闻回国后丢弃新诗，“向内转”，开始后半生的中国古典研究，并尤其重视中国语言文字特点的揭发，与此大有关系。
    [11] 聂绀弩:《国语运动史纲》。
    [12] 鲁迅:《文化偏至论》。
    [13] 胡适之:《逼上梁山——文学革命的开始》，见《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卷《建设理论集》。
    [14] 胡适之:《中国新文学大系》第1卷《建设理论集》导言。
    [15] 胡愈之:《有毒文谈》，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
    [16]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语言反思的出发点无疑是汉字，但他们的反思决不止于汉字。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汉字和汉语的关系究竟怎样?中西方语言的差异是否仅仅足书写文字的差异?在比较象形文字和拼音文字时，中西方的语言是否也一同被比较?文字的比较和语言的比较是同一的还是差异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语言和文字之间有时虽然有极其简单的划分，但有时又容忍二者之间的界线极其模糊——这些问题，位得深入探讨。
    [17] 1923年8月19日致周作人信，《钱玄同文集》卷6，第64页。
    [18] 1918年4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4号。
    [19] 瞿秋白:《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见《瞿秋白文集》(2)，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1版。
    [20] 鲁迅:《当陶元庆君的绘画展览时》，见《而已集》。
    [21] 《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组织缘起》，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
    [22] Nym Wales:《续西行漫记——中国的文字变了》，见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
    [23] 闻一多:《女神之地方色彩》，见《闻一多全集》(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