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多前《新京报》《“大学语文”走向边缘化》的报道一出，即刻在教育界、学界产生大的反响。《大学语文》蓦地被投以前所未有的关注，相关讨论在《中国教育报》等诸多媒体上持续着。直至去年5月间，《南方周末》用整整一个文化版面欢呼“《大学语文》修成正果”，并且有了教育部高教司相关决议的支撑，一时之间，《大学语文》竟有了一点点复兴的意味。尘埃尚未落定，不管怎样，这一次，《大学语文》是确凿地跻身进入教育界和学界的问题视阈中了，从这一点上说，持续两年多的讨论具有的意义就不言而喻。

    讨论者或强调《大学语文》的重要性；或列举《大学语文》教育现状的种种弊端；或提出建设《大学语文》课程的具体做法……凡此种种，无不彰显出一种“铁肩担道义”的使命感，读来启发颇多、感慨良深。欣慰之余，笔者也禁不住想凑个热闹，说上几句，即便称不上发前人之所未发，大概也算不得鹦鹉学舌，可作为一小段时间里《大学语文》教学实践基础上的一点点感想，不怕贻笑于大方了。

    大凡人们对某一个问题的热议，刨其底，往往最先就模糊了对问题本质的认识。因此，可以说，“《大学语文》何为”是思考《大学语文》问题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这是“正其名”的工作，也是廓清亚里士多德认识论中的“种属”的工作。

    1978年，由匡亚明先生和苏步青先生倡导，1980年起，《大学语文》在南开等高校率先重新开设。过了二三十年，《大学语文》非但不见得更稳健地发展壮大，却在专业课程和大学英语等的层层围剿之下，不可置疑地被渐渐边缘化了。应该说，边缘化一说，绝不是缘于对某个中心地位的觊觎，它着着实实地道出了《大学语文》严重地处于可有可无状态的尴尬境遇。《大学语文》在高校课程生态中生命力的萎缩乃不用则废的自然客观法则使然，却也不是。众所周知的是，与《大学语文》不可阻挡地式微的同时，却是大学生人文素质普遍堪忧的现实，以及理工类学生在毕业论文中集中呈现出来的汉语水平的孱弱。显然，《大学语文》边缘化的根由，不会是不被需要的惨淡现实。于是乎，为了塑造大学生的人文素质，为了提高大学生的汉语水平，扭转《大学语文》边缘化状态成了迫在眉睫的任务。由此出发，有论者认为应该把《大学语文》列为高校全校性的，尤其是理工类学生的必修课程，甚至认为应该效法《大学英语》，把《大学语文》教育强制化，并且建立配套的严格的制度，比如与大学生的毕业与否直接挂钩。《大学语文》被赋予的重要担当使此般论调看起来似乎合理而且合情。人们强调《大学语文》的重要性。20世纪40年代西南联大出身的一些名人感念《大一国文课》让他们终身受益的事实，为这种重要性的强调无疑大大增加了砝码。似乎，上《大学语文》，上好《大学语文》，对于培养出类似西南联大学生的当代大学生至关重要，甚至有助于创造出类似于西南联大那样的现代大学奇迹了。《大学语文》任重道远，它被寄予的责任、使命简直让专业课程和大学英语课望尘莫及了。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大学语文》在今天的黯然神伤，绝不是教材、教师队伍、教学方法等等直接导致的。《大学语文》边缘化的事实，所处的是今天整体的人文教育渐渐没落的语境。这种现实当然不会是于丹热、易中天热所稍稍能够抵消的。在实用主义当道的大时代中，就业生存的压力驱使着大学生们将更多的精力花费在英语上，花费在专业上，花费在能够经世致用的课程上。而塑造人文素质，实在是慢功出细活的事情，他们怎么有时间有精力有心绪架在文学艺术的文火上淬炼自己呢。实用主义大时代造成独特的选修课景观：《人际关系学》人满为患，而《大学语文》却问津者少。

    如此看来，《大学语文》颓运的现实是大势所趋。大时代中，《大学语文》是沉降下去了。大学生令人担忧的人文素质，以及理工类学生中不争气的汉语水平，却让人们一把将《大学语文》打捞了起来，并给它扣上了一顶几近于济世救民的大帽子。正是这种任重道远，赋予《大学语文》不可撼动的合法性，《大学语文》相关讨论的立足点基本在此。因为解决问题改善现状之迫切，就有人提出建立与学生们毕业直接挂钩的汉语水平考试制度。多年来积弊颇多的《大学英语》此时竟被树为榜样，《大学语文》的拥立者颇有与之并驾齐驱，终于扬眉吐气的感觉。而且，《大学语文》还具有《大学英语》所不可能具备的宏大意义，即培养大学生们对于中国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倘若《大学语文》果真继《大学英语》之后成为一种全民性的强制性的学习运动，西南联大涵养的“自由”之大学精神，《大学语文》所应该传递的美好的人文意识被无情抛弃了。

    显然，人们对《大学语文》塑造人文素质、扫除学生毕业论文中的语文运用错误的基本假设缺乏必要的反思。

    大学生人文素质的不尽如人意，需要有全面的眼光、严谨的态度来进行整体的估量，并追溯相应的策略。病根和疗治都不会如此简单的在于上不上《大学语文》，以及《大学语文》是否上得成功。这实在是一个庞大复杂的课题，需要学者们群策群力，系统考察，以便进一步建构应对的工程。不要说人文素质的塑造，即便是基本的汉语运用，诸如杜绝错字、病句等技术性的问题，几乎也不是一门《大学语文》能够完全解决的。这需要追溯到大学生始于小学、中学的整个学习生涯中语文教育的状况。西南联大的学生们在接受《大一国文》教育之前，他们的国文基础当然已经非常不赖了，私塾教育等已经为他们打下了扎实的国文基础，这其中优质有效的语文教育承续性不可怀疑。相比之下，《大学语文》想以一个学期一门课程的力量填补整个语文教育存在的缺憾，可能性有多少呢？因此，应该说，不可否认，《大学语文》将有助于塑造大学生的人文素质，将有助于提高大学生的汉语能力。但是，塑造大学生的人文素质，提高大学生的语文能力，绝不是《大学语文》一己之力能够胜任，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使《大学语文》成为必修课，成为《大学英语》。加在《大学语文》身上的意义想象有必要卸掉，负重前行看起来似乎光彩无限，却不会有什么好处。因为，假若《大学语文》成为必修课，像公共政治课，像《大学英语》一样被强制教学，一旦它被实践证明之于人文素质塑造和汉语水平提高成效甚微时，那么它就必将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适得其反。

    致力于文学语言教育，《大学语文》当然应该能够勾画学生对文学语言的美好想象，并且能够兑现这种想象中的美好。引导学生领悟文学语言之美，激发学生对文学语言的向往，培养学生阅读作品的习惯，一个学期的《大学语文》能够达到这个效果，已经不易，善莫大矣。这里需要提出的是，不少论者在谈到《大学语文》的本质和意义的时候，几乎总是要强调《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课的差别。这实在不免有一种不惜将中学语文教育“妖魔化”，从而为《大学语文》立法的嫌疑。这种论调在将《大学语文》神圣化乃至神秘化的同时，却将改善中学语文教育的必要性忽视了。把《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建立于对中学语文教育的否定的基础上，显然无视整体语文教育的统一性。此举当然也大大伤害了中学语文老师的感情，否定了他们的辛劳付出。应该说，正如中学数学、物理、英语等必将为大学生的专业课程学习打下重要的基础，中学语文也应该为《大学语文》学习建立必然的承续性，两者之间的差异不可能是本质意义上，而是深度的开掘和广度上的拓展程度不同而已。而《大学语文》如果信誓旦旦要与中学语文教育撇清关系，从而确立自己在高校重要地位的合法性，独自擎起塑造人文素质，提高汉语水平的大旗，虽有孤胆英雄踽踽独行的悲壮，却不免也带着几分同室操戈的荒诞。

    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塑造，汉语水平的提高确实是一项需要系统合理的方案应对的工程，这涉及民族文化的不间断不折扣的传承。应该以人格魅力传递民族文化的信息，《大学语文》的意义应当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