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前有关大学语文的教改探索及其教材新编比较活跃，但由于还没有一种探索在实际教学上获得普遍认同，从而未能使作为中学语文的延续的大学语文教学模式在广泛性上完成向大学人丈素质教育转型。在大学的一般课程课时处于一再压编、分化、小型化的今天，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是由多门课程共同承担的，大学语文只是其中从文学角度进入的一门，它与大学的文学专业教育突出文学内在论的教学不同，更与中学语文的文学作品教学强调语文工具性的教学不同，它的目标是培育学生借助文学重新审视生活意义的心智。

    关键词:大学语文;大一国文;课程转型;人文素质教育

    “大学语文”课程在我国高校的开设可以追溯到上世纪20年代初，那时叫“大一国文”。从20年代到40年代，它都是各高校的必开课程。其开课量通常为两学期6学分。钱穆、朱自清、游国恩、刘文典、沈从文、废名等名家都曾担任“大一国文”的教学。在后来许多著名学者回忆他们那一时期的大学学生生活的文字中，“大一国文”是他们印象深刻经常提及的课程。这说明这门课程在那时的开设是很成功的。

    新中国成立后，高校的院系调整全盘搬用苏联体制，向单科性发展，“大一国文”这样一门发挥着文理渗透作用的课程，也就难有存在的空间了。文革后，这门课程的恢复，起始于1978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的倡议。当时的倡议大致缘于这样的背景:文革十年，基础教育备受摧残，语文素质普遍见差，有必要在大学开设语文来补课。所以当时匡亚明校长的倡议得到响应。也因此，八十年代初我国一些高校陆续开设的“大学语文”课程，其教学模式几乎顺理成章地成为中学语文教学在大学课堂的一种延续。

    随着基础教育的恢复和发展，这种教学模式的“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课空间日渐逼仄。进入90年代中期以来，人文素质教育开始受到普遍关注和提倡，大学语文也开始作为人文素质教育的课程得到重新审视，关于大学语文的各种教改探索及其教材新编呈现出比较活跃的局面。但这种活跃的局面并没有给这门课程的实际教学带来较广泛的欣欣向荣的崭新气象，反而是最近几年大学语文在许多高校己经“凄凄不似向前声”了:从两学期减为一学期，从6学分降为2学分，从必修课改为选修课，从选修课沦为名存实亡的课程。

    据2005年《中国青年报》载，在北京某理工类高校，大学语文由必修课转为选修课后，过去通常多达两百余人的大课，突然变成了只有2个学生的课堂，情况好的，也不过十余人的课堂而已。在当前我国高校的课程中，许多公共必修课，一旦改为选修课，可能都难免遭遇这样的尴尬。

    与我国大陆大学语文课程的这一颓势形成对照的是台湾，在那里的高校，大学语文仍然叫“大一国文”，或者就叫“国文”，通常仍然是两个学期6个学分，与公共英语课程的学时、学分相当，在某些师范院校，“国文”甚至达到8个学分。我在网上检索了台湾的新竹清华大学、交通大学、中央大学、成功大学等校的课程开设情况，很难说台湾高校这一课程的开课状况是一种缺乏与时俱进活力的惰性使然。比如，中央大学一教师的大一国文“课程纲要”写到:本“课程所选文类包含新诗、散文及短篇小说等，采取单元式教学，进行个别作家及作品专论，期间穿插师生互动之报告，期能透过文学文本的阅读、导读及课堂讨论，激荡出文学与生命互动的火花”。其“课程主题”是“探讨人生中的诸多问题”。课程单元包括“文学与爱情、文学与天灾人祸、文学与城市、文学与成长、文学与情色、文学与婚姻等”。由此可见，台湾的大一国文课程在教学内容上已经与时俱进地“人文素质”化了。它与当今国际上对人文素质教育的强调是完全一致的。

    在我国的高校教育观念中，这些年来，人文素质教育一方面在提倡和强调，另一方面，这样的认识仍然是一种普遍的常识:“职业工程师只要能解决工程上的问题，不了解文化的价值和人类的价值算不了什么:一个医生，会诊病会主刀之外，借不借艺术‘重新审视生活的意义’，似乎也只关乎他个人的嗜好。”所以人文课程在我国许多高校的课程意义不过是作糕点上的奶油，而不是一个大学生所必需的心智上的广度。我认为这是我们大学语文课程在当前遭遇尴尬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大学语文课程在当前所遭遇的尴尬，根源还在于这门课程在上世纪90年代的人文素质转型未能获得普遍认同的成功。虽然将大学语文定位于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或者“人文素质”的观点在如今得到广泛认同，但“文化”或“人文”毕竟是一个涵盖广泛的跨学科概念。这就为大学语文课程的具体定位，留下了较大的分歧空间。比如，有的大学语文教材新编，较大幅度地突破了文学的界限，向文化扩展。不光讲文学，还讲哲学，讲易经八卦，讲文字学，讲书(法)学，讲古代军事学，甚至讲古代的自然科学，各选了代表性的文章，强调以这些文章的教学为重点，谓之“高等语文，，以区别于中学语文和“高四语文”。又有人则特别突出地强调文学教学，甚至在教材的名称上以“大学文学”来替代“大学语文”。另有人将大学语文界定为“中国人文”，即“作为一门阐释人文思想的理论知识性课程”，内容大约包括中国传统的文、史、哲。不再侧重“文章”的教学，而是系统知识的传授。又有人突破“中国传统”，在世界古今文化的范围来选“人文读本”……这些探索并非无益，有些探索也可以说已经相当到位，但由于还没有一种探索在实际的教学上达到普遍性的认同，故其探索缺乏较广泛的号召力。没有号召力的探索不能为这门课程建构起新的较权威的课程规范。新的权威的课程规范建立不起来，就不能使作为中学语文教学在大学课堂的一种延续的旧的大学语文教学模式在广泛性上获得有效转型。

    应该说，根本的问题还是任课教师。自上世纪70年代末恢复大学语文课的开设以来，这门课程的教师基本上可以分为这么两种体制:一种是“单任制”，一种是“客串制”。由于大学语文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现在所有的高校几乎都在奔着学科科研成果的指标，故采用“单任制”，一个教员若是长期单教“大学语文”，在科研上常常没有位置，从而，既容易导致这门课程的边缘化，也不利于这门课程形成以学科研究促教学的大学课程特征。而“客串制”实际上是一种临时拉差任课，课程建设无从谈起。

    就上述问题而言，属于教育观念上的问题，因为涉及的是社会对人才的看法，对于大学语文教师来说，要改变它，是困难的。最近这些年的一次次“大学语文研讨会”，与会的大学语文教师总是不断地会涉及这个问题，而且一旦涉及这个问题，总是难免把它弄成一次次的毫无效果的王婆卖瓜。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大学语文的课程得到了应有的重视，这门课程的教师问题完全可以采用“常任制”来加以改善。所谓“常任制”，就是从大学语文课程内容所涉及的几个主要二级学科的教师队伍中挑选出部分专业基础扎实的骨干教师在担任其学科课程的同时，长期稳定地担任大学语文教师。这种做法可以保证大学语文教师队伍的学术水平，促进大学语文课程向着不同于“高四语文”的专题化方向深入开掘。事实上，上世纪20至40年代大一国文的最重要成功经验就是采用名家执教。越是基础的课程越是需要由名家来执教，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专任大学语文教师通常被认为是中文专业教师中比较边缘化的教师。

    就大学语文课程人文素质教育转型的问题来说，应该认清的形势是，在大学的一般课程的课时处于一再压缩、分化、小型化的今天，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是由多门课程共同承担的。大学语文只是其中的一门。笔者认为，从文学的角度来进行文化素质或人文素质的教育，应该是大学语文区别于其他人文素质课程的特质。所以笔者认同这样的观点:大学语文是通过优秀的文学作品的语言力量让学生置身于种种具体的人生情境、面对种种独特的生命状态，并由此引发他们对自身和他人的生存境遇的关注与思索，同时它还通过对美的独特发现和生动描绘，使人们对美的事物更为敏感。而这种文学素养的提高，意味着对文学所表现的世界有较强的感受领悟的能力，进而能在某种程度上以文学的视角去观察自然、社会和人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过程中，我们才真正看到了文学所涵蕴的人文精神如何在一个受到文学熏陶的学生身上产生其独特的作用[2]。

    从文学的角度进行文化素质或人文素质的教育，在中国，是有其深厚的传统的。在《论语·阳货篇》中，孔子就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这是对文学的人文教育的一种极为精辟的阐述。这种文学的人文教育既与大学的文学专业教育突出文学内在论的教学不同，更与中学语文的文学作品教学强调语文工具性，突出语文知识和语文运用技能的教学不同，它的教学目标是培育学生借助文学重新审视生活意义的心智。因此中学语文教学那种做题库，选择、判断、填空、名词解释……之类的知识记忆性学习方式和考试方法应该与大学语文的教学目标是格格不入的。

    参考文献

    [1] 唐韧与心灵的直接对话[J].读书，2006(7):134-139。
    [2] 刘新英关于大学语文的几点思考[J].中国大学教学，2005(2):39-40。

    作者简介:黄忠顺(1959一)，男，湖北荆门人，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与长篇小说诗学问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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