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大学语文》虽然只是一门公共课,但它在大学课程中所具备的人文教育的功能却是其他科目所不能比拟的。然而,受多年来中学语文教学与学习习惯的影响,大学语文在大学课程的设置中更多地却在变成一种摆设。本人要呼吁的是:“还大学语文本来的面目!让大学语文去努力完成它自己的‘大学’任务吧!”我们期待着大学语文快快进入自己的轨道——即徐中玉徐老所倡导的“研究、深入和创新”的轨道。
　　
    [关键词]大学语文;中学定势;大学期待

　　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了把中小学的语文课本统统简称为《语文》,但假若是一个内行,他却是万万不会把大学的语文课本也含糊地称之为《语文》的。那么,称它什么才是最恰当和最准确的呢?为了把给大学生上的语文课和已经持续了12年的中小学语文严格区分,至少在编者,他们一般就不愿将这两者混为一谈,所以给前者另外换了一个称呼,叫《大学语文》。近年来,以学术界造诣高深的学术带头人夏中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和专家又有感于《大学语文》的面孔已老,与曾经的中小学语文一样的有令人大倒胃口之嫌,因此,不但有像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温儒敏这样的老教授在大声呼吁,“要大学语文“把‘败坏’了的胃口调试过来”[1],而且,在夏中义的率领下,一帮有志于《大学语文》革新的年轻教师们也积极参与,重新编写了大学语文教材,使《大学语文》又一次脱胎换骨、面貌一新。他们不再把大学语文叫《大学语文》,而是满含期望、无限深情、极其慎重地将其改称为《大学新语文》。如果仅仅从字面上观察,这些称谓或者说是变化似乎只是显现了一种措辞上的不同,而更多的是在表现一种“万变不离其宗”的原则与思想。但实际上,在《大学语文》教学第一线的一部分高校教师眼里,这一个又一个修饰语的增加或者说是替换,不可谓不意味深长,他们甚至能领会这两者甚至是三者,在内涵、价值取向、终极目标等等上的诸种不同。正是有了这诸种不同,他们时常才能感觉到这么一种提醒与警告,那就是:大学语文绝对不是“高四”语文,大学语文有它自己存在的使命,有自己不能遮掩、无法替代的面容与个性,因此,它在大学的整个教育中,一定也具有自己独居一方、无可比拟的地位与作用。但是,在随处可见的大大小小的所谓的大学课堂里,我们所能看到的大学语文课又是怎样的呢?非常遗憾的是——它们真的与中学语文别无二致。

　　一、《大学语文》的中学定势

　　《大学语文》的中学定势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学语文》教材在内容或编写体例上的中学面孔。

　　全国范围内的大学语文教材,可谓品种繁多。本人自从10年前开始讲授这门课,见我校学生使用的版本却只有三种,而且还都是以权威人士——华东师范大学的徐中玉教授一统天下的局面。它们分别是: 1.由国家教委高教司组编,由徐中玉和齐森华两人担任主编,出版于1996年的32开本《大学语文》; 2.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徐中玉一人担任主编,出版于2000年的32开本《大学语文》; 3.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由徐中玉一人担任主编,出版于2004年的16开本《大学语文》。不能否认,这三个版本的《大学语文》,与以往或同期众多版本的《大学语文》教材相比较都有不少实质性的突破。比如在编写的体例上,其他版本的《大学语文》无非就这么两种老体例:或者是按照文学史的线索或国别、年代来分类,依次精选中国古代、现代、当代文学作品和外国翻译作品编写教材;或者是按文学作品的体裁分类,由诗歌、散文、小说几大块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而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在体例上别具一格,他使用的似乎是综合性极强的逻辑线索,例如某一单元似乎在进行内容归类,另一单元似乎又不乏体裁和题材的考虑,下一个单元,甚至也不排除有风格和格调的标准之介入。总之,在打开课本的那一刻,仅这一个形式上的亮点,就足以让每位学生顿时产生耳目一新之感。但是,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尽管在全国是最具权威版,发行量最大,影响面最广,多年来由于供不应求于是一版再版,其间,他们也做过多次修订,但是问题也不是一点都没有。相反,其他教材存在的一些“硬伤”,他们也一样存在。比如,徐中玉主编的各种版本的《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教材在内容上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重复与雷同。本人每年上《大学语文》的第一节课时,在两个课时的时间里,可以说是有意识的,也可以看成是习惯性的——总会安排一些如下的内容:首先,一定要阐明自己作为一个长期从事大学中文教学的老师,对“大学”语文有个性化理解和喜欢不断变换的讲授方法与思路。本人会给这些新生讲上届学生学完这门课后对这门课的反馈情况,比如他们自己通过这门课的学习所认为的收获、不足和苦恼;他们对任课老师的知识结构、人格方面的感染力、思想的敏锐及深刻程度,对一些教学内容的处理态度与分寸及方法等等的评价、建议及要求。其次,联系同学们曾经对中学语文的喜好与厌恶情况,本人会耐心地听取他们对大学语文的看法及设想,鼓励他们或以书面或以口头形式畅所欲言,把对本教材的要求以及对我们这些任课教师的要求统统都提出来,以便于自己能随时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而尽快调整和变通自己的教学计划和教法。再次,是让学生把自己手里崭新的《大学语文》课本快速扫描或浏览一遍,然后说说自己对这本教材的第一印象,也可以提出对这门课的具体要求,允许学生在这门课一开始便参与到教师的备课过程中来。通过两个课时的充分交流与讨论,意犹未尽的学生在下一次上课之前,便会交给我长长短短的一大堆小条子。通过阅读这些小条子,本人发现,其实《大学语文》中相当多的篇目(有时是近1/3,有时是近1/2)他们在高中甚至是初中时就已学过。于是,暗地里常常庆幸自己做了这样的课前准备,并立即游刃有余地对教材的选文实施一番大刀阔斧的增删与处理,以此来弥补和改善因教材内容的重复而给自己的教学带来的不便以及给学生们的学习带来的倦怠与厌烦。

　　第二,任课教师对《大学语文》教学内容不负责任的中学化处理。

　　岂不知,今天的中小学语文课在新观念的冲击下早就今非昔比了。尤其是新课程改革之后,放眼望去,在许多城市的一些中、小学校园里,不论是已经败了学生胃口的语文课,还是让人敬而远之的数学、物理、化学、政治课以及空泛随意的音乐、美术、生物和体育课——因为教师的教育思想、教学观念、教学方法与以往相比所发生的“天差地别”的变化——这些一度曾处于“垂死”状态的课程,仿佛在一夜之间竟被一一“激活”了!身为兰州市新课程讲师团的成员,本人曾多次聆听过新课程改革中的中小学各科示范课,感触最多的是,其实没有上不好的课,包括数、理、化和政治,关键是教师有没有使出浑身解数来上好每堂课的积极性,比如对教材热衷于开发的积极性、对学生乐于奉献的积极性。有了这样的积极性,即使是一堂只讲“浮力”的物理课,或只讲“1+1=2”的小学数学课,也照样会让学生像看电影、听音乐、读诗、赏画、漫游、飞翔一样,产生留恋、痴迷和陶醉。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以学术研究为中心、以思想和所运用手段的前沿性而见长的大学课堂里,《大学语文》课却反过来在步中小学语文曾经的后尘——把人家的误区当作经典模式去效仿,把人家早已废弃不用了的种种方法和手段,仍然视若珍宝,而且,居然还不以为忧,反以为乐。最突出的表现是,这些教师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分析的教条死板、苍白浅显,毫无个性、毫无激情与深度,有些甚至还停留在自己过去上小学、上中学时的那些简单又过时的要求上。比如,面对一篇又一篇的课文——面对中小学课堂里早就人人皆知的一个又一个的“例子”,一个大学教师的全部注意力却仍然还是放在对字词句篇的理解、对段落的具体划分和对作品思想内容的细致抽象同时又“大而无用”的梳理上。难怪我们的学生和我们的一部分激进的大学语文教师都要感慨:大学语文简直就是换汤不换药的“高四语文”啊。

　　其实,早在80年代提出要恢复在大学里重新开设《大学语文》这一门课的时候,学术界的权威人士徐中玉徐老就强调过他对此问题的看法。他说:“大学语文与中学语文之不同,是在其研究性、深入性和创新性上。大学语文不是中学语文教育量的补充,两者之间有着质的区别。[2]”

　　联系前辈曾经的初衷,叫我们羞愧的是,在至今的大学语文课堂里,最最稀缺的竟然恰恰就是老一辈当初所热切呼唤的这些“质”的因素,即“研究”、“深入”和“创新”的成分!不但如此,甚至当有的教师为了吸引学生的兴趣而去以“研究”和“深入”为标尺来衡量和要求自己,大胆的对教材进行解构和开掘,并尝试也进行一点所谓的“创新”的时候,虽然受益匪浅的大学生因此而赞不绝口、兴奋异常,可周围的同行们却完全是一种排斥和怀疑的冷漠态度。几年前在一次公开课上,笔者所陷入的尴尬处境至今还能叫许多人记忆犹新。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此,就“大学语文课究竟应该上成怎么样的”?笔者也才展开了一场深刻而又持久的反思。

　　第三,《大学语文》在教法上依然沿袭的是中小学语文的过时教法。

　　这就是整堂、整堂地由教师一人唱独角戏的传统教学方法,业内人士也俗称它为“一言堂”、“满堂灌”。其单调枯燥的场面是可想而知的。

　　那么,真正的课堂效果究竟怎么样呢?在全国众多的名牌或无名大学里,许多人使用此法(一人在台上从始到终“唱独角”的教学方法)来授课。我们也不排除,在今后的若干年里,可能还会有许多像易中天、刘心武那样的藏龙卧虎之人将不断地脱颖而出,但,这样的通古博今、才华横溢之人,这样的谈笑风生、纵横驰骋之师,怎么说也不可能是大学队伍里的大多数;相反,本人用狭隘的目光、悲观的心态,带着偏见来看,有可能还是极个别、极个别的。早在几年前,一位个性奔放、说话刻薄的同行就对“满堂灌”的现状有所描述,她的原话是:“我真想把手放到他们的嘴上去试一下,看他们到底是活着还是已经死去了!”学生一上课就统统变成了木刻一样的祥林嫂,明亮而本该充满好奇的眼睛居然也只是“间或才转一轮”的!而我们的教师,除了愤怒和失望以外,又为他们做了些什么呢?仍然在目空一切地高谈阔论,不管学生感不感兴趣,不管底下是嘈嘈嚷嚷说笑声一片,还是呼噜呼噜昏睡过去了半个教室;反正,独角戏还是要从容地、按部就班地、滔滔不绝地唱下去的,要不,怎么对得起自己一节课二十或三十元的课时费?还有自己的教学计划,怎么也得按时完成吧?再说了,教务处来检查上课情况,要是教室里无声无息,怎能说得过去?至于那些一问三不知,什么都不懂,甚至在教室里坐了12年反而连课都不会听了的所谓的大学生,谁管他的情绪是敌对、抗议,还是友好、上进的呢?谁管你脸上是茫然、迷惘,还是灵敏或快意的呢?当然,这还是那些自认为比较有良知、有责任心的一部分老师的做法。他们虽然只“教书”而不管“育人”一事,但至少,身为教师,他还是在尽自己的一份该尽的心。而另一部分既没有良知也没有责任心,肚子里还没有装多少东西的任课教师,他们又是怎么来维持自己的课堂教学的呢?既不“教书”,又不“育人”,干什么呢?照本宣科。凭着流利的普通话或蹩脚的方言,摆一副新闻播音员的架势,目不转睛、面无表情地念着教材或者教案,直到口干舌燥为止,直到清脆的下课铃声把许多学生从迷梦中惊醒为止……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陀螺一样地在教室里旋转着,可是有些问题却是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的,这就是:现在的学生究竟都怎么了,难道他们全部都厌学了不成?与他们虽说不上是朝夕相处,但至少也当过他们的任课教师啊,自己恨不得把一颗心都掏出来,可他们为什么就像白眼狼一样,反而像是不认识你,更不需要你自作多情地去做什么无私奉献?给现在的大学生当老师怎么就这么的没有尊严啊?这个书还有什么教头呢?

　　——岂不知,中学新课程改革的种种新理念同样也适用于自命清高的各大学,它一样能唤醒和激活大学里的教师、教材乃至于课堂,遗憾的是,这股清新而又强劲的春风不知何时才能吹到大学老师的脑海与心田?

　　徐中玉徐老对这一现象不是没有看到,相反,他也为此焦虑过,甚至他还提出了不少中肯的建议。他认为大学语文课的教学,“必须增加学生课堂讨论的分量……应该结合课文实际,选择一些问题,引导、启发学生去思考、发言、讨论,甚至争论。也只有这样,才能激发学生的兴趣和求知的欲望,促使他们自主学习,深入思考,大胆创新。[3]”实际上,接受过新课程理念的人都知道,这就是新课程正在大力倡导同时也在全面推广和普及的一种教学方法,即自主、合作、参与和探究。

　　本人在讲授《对艺术对祖国的感情》(傅雷写给他儿子傅聪的三封信)一文时,就自认为较成功地使用了徐老建议的这些教学方法。

　　课时安排:四课时。(注:一般人用两课时就结束了)

　　上课形式——准备以讨论为主,其中贯穿谈心和辩论。

　　上课内容——结合课文,选择和设计一些便于让学生热心参与,同时又能引导他们对自己的生活质量、生命状况进行更深一层思考的问题。有感于作为一位艺术家父亲的傅雷,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着与中国其他父亲截然不同的另类、超前的教子观,于是本人联想到了在中国大地上还生生不息地存在着成千上万的农业型、传统型的父亲。他们也深爱自己的儿女,可是由于种种很现实、极客观的原因,他们生养了我们却似乎从未刻意地来教育过我们,即“只养不育” ——这样的父亲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父亲,是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传统文化下的特有产物,他们普通又崇高、平凡而伟大(如贾平凹在他的《祭父》一文中无比深情地给我们所展示的一个农民父亲形象)。因此,本人就以“别样的父子关系,一样的父子情深”为专题,准备来组织教学。

　　上课步骤——第一步,让学生对两篇文章《对艺术对祖国的感情》(教科书上的文章)、《祭父》(从课外搜集的文章)进行比较阅读。课本上的这篇文章,因为课前已经预习过,所以请同学们快速浏览一遍。浏览结束,要求同学们推荐一位平时朗读最出色的同学,然后,是同学们自愿地用热烈的掌声把他(她)请到了台前。这位同学落落大方地走上了讲台,声情并茂的朗诵于是开始:“《祭父》——贾平凹。”朗诵者不负众望,声音悠扬而动情,台下鸦雀无声,所有的人都在凝神静气地倾听。由于这是一篇怀念逝者的悼文,朗读不久,只见台下就有女生在摘眼镜、擦眼圈、咬嘴唇,有的甚至把头埋到了书本后、桌面上,她们不敢仰首面对站在远处的眼角同样闪着泪花的教师和声音颤抖的朗读人——怕自己的眼泪滚出来。朗读结束,教室里出现了片刻的寂静。第二步,进入探讨阶段。请同学们重点抓住以下几个问题: 1.对这两位父亲的形象进行一番细致比较。(要求:细读《对艺术对祖国的感情》一文,以傅雷这个父亲形象为参照,来映射和审视贾平凹的父亲以及我们自己的父亲。)2.通过阅读和欣赏这两篇文章,能说说你有哪些深刻的感触吗? 3.你能不能给我们总结一下全世界的父子关系总共有几种? (要求:可以和同学们交流,也可以在课后去查资料。)4.敞开心扉,说一说你心目中最理想的父亲是什么样的?第三步,讨论结束。同学们向全班展示思想成果,教师乘机清点意外收获。本节课,收获不少,比如,同学们最终以列表形式总结了两位父亲的形象及他们不同的教子观念,概述如下: 

　　另外,在七嘴八舌地描述各自心目中最理想的父亲形象时,出乎我们预料的有两点。第一点,就是在说到父亲为自己上学、成长所做的一点一滴的琐事时,有不少学生动了感情,有个别女生居然说着说着还泣不成声了,全班同学都有些话逢知己、患难与共的架势。大家发现:其实哪个人的父亲又没有给他们的孩子留下无数感人的画面和故事呢?如果用笔把它记下来,哪一篇都有可能是一个再版的朱自清的《背影》!为情所感的同时我们不由得对这些卑微的父亲们肃然起敬。第二点是,几乎所有的学生都说他们自己的父亲虽然缺点不少、能力有限、不是最理想的,但却是最好的和他们最爱的,下一辈子如果还来,一定仍做他的孩子!……

　　本人很赞赏王湘华老师在大学语文的教学中所探索出的“三感教学法”[4],即要突出情感、美感和韵感的培养和教育。因为要完成徐中玉徐老所提出的大学语文的综合任务——“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塑造他们健康的人格,提高他们审美的能力。[5]”这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从何处下手,这的确让不少的人无所适从,为之头痛。而王湘华老师能把情感的熏陶和教育放在第一位,然后借助于情感的蕴藉和力量去辐射和激荡出美感和韵感的涟漪。我想,这也是我们这些想象连翩、情感丰富的中文教师所擅长的一种教学方法。

　　二、对《大学语文》的“大学”期待

　　这是本人讲授《大学语文》多年,从学生那里获得的一部分反馈中所感悟到的,本人把它简单地归结为两点:

　　首先,大学生喜欢的大学语文必须要体现“大学”的风格与特点。

　　本人对大学的风格与特点的理解是四个字:“深”、“杂”、“新”、“活”。

　　“深”,有三个含义,第一个含义指情感上要深挚。一堂课不可能面面俱到,但必须堂堂都饱含感情,教师要以情夺心,学生要入情、抒情,为情所动。著名语文特级教师于漪、程红兵他们便十分注重教师在情感教学中的主导地位。在学习《荆柯刺秦王》中的“易水送别”时,程红兵就是这么收束全文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明明知道一去不复返,仍然就车而去,义无返顾。这正体现了我们人类在与自然、社会、命运抗争搏斗时所体现出的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和伟大主题。之中精神和主题的本质就是悲壮!人生失去了悲壮,就失去了尊严;一个民族失去了悲壮,就不可能强盛而只有懦弱和胆怯![6]”这节课,教师精心设计了独具情意的终课之曲,以情语摄魂,让学生执卷留恋,使这节课锦上添花。当然,根据课文的变化,我们的情感也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比如既可以是这种激越奔放的爱国之情,也可以是缠绵温婉的爱情和亲情、荡气回肠的乡情与友情、甚至是挫败、落魄之后的悲情、凄情和伤情。“深”的第二个含义指思想和观点上要深刻和精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见人之所见,而发人所未发”。“深”的第三个含义指格调上要深沉,要求整节课的主流要崇高或优美、乐观,以能催人奋进。

　　“杂”,即涉及面要广,要把触觉尽量伸向它所能伸到的地方,兼容并蓄、无所不包,纵横捭阖,收放自如。学人身份的易中天能从密不透风的金字塔里冲出来,冲上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继而又冲上社会。在这个速食主义到处蔓延、娱乐界明星横扫一切、快餐文化席卷全球的时代里,易中天这样的书斋学者们居然能够迷倒一片,红极一时,难道这不就是一个最最典型的例子吗?为什么一定要追究他到底讲的是文学还是历史?是政治还是军事?是正史还是传说?是学术还是故事?是评书表演还是知识的传授?如果讲文学的仅仅只看到文学,讲历史的仅仅只看到历史,那么,易中天、刘心武、阎崇年他们还会引领这个时代深度阅读和典雅谈论的一股又一股的热潮吗?如果没有他们的兼容并蓄、纵横捭阖,没有他们的旁征博引、贯古通今,那么他们还能凭什么去深入人心呢?不就是因为他们的无所不知和无所不精吗?一个易中天,使几近遗忘的古典名著又重新被追捧和热销;一个阎崇年,让早已远去的清代历史也缓缓地复活并渐次焕发着异样的光芒。这些,当然都是这些“杂”家们曾经所没有意想到的一种影响。

　　“新”,指语言新、视点新。易中天讲的是三国,可他的嘴里,常常却不乏“酷毙”、“帅呆”、“美眉”、“粉丝”一类的时尚语言,台下或笑声不断或聚精会神。这显然得益于他的出口成章和妙语连珠的文才与口才,同时也得益于他的善于捕捉现实热点现象、焦点问题、不断吸纳时髦青年的自造新词的诙谐形象的口头语言,随时把生活、社会、学生热切关注的问题粘贴到他的讲授当中去,所以,这使他本人的讲座非常富有亲和力和感染性。一部《红楼梦》造就了一支庞大的红学队伍,在大家云集,研究著作堆积如山的情况下,刘心武却能一声长啸,如猛虎出山,先是腾空而起,再是跳将下来!文本解读到了他这种水平,真是不能不叫人惊恐万分、欣喜若狂!什么正统的历史是不可以颠覆的呢?什么作品又是可以永恒的?只要我们学会阅读,再找到一个适合于自己挖掘的角度、研究的视点,还有什么是“搞不掂”的呢?刘心武在红学研究中那全新的视角就给我们长期处于麻木和瘫痪状态的神经突然击中了一个兴奋点,真正是一语惊醒多少梦中人啊。如果大学的老师都能像他一样,换一个思考的姿态、换一种看问题的眼光、换一个潜下身去的地方,那么,在我们的课堂里是否也会出现另外一种激动人心的场面?

　　“活”,要求借助灵活多样的手段和方法把冰冷的、凝固的、理性的知识讲活,使抽象的、空泛的、神圣的思想鲜活,做到既不忘与实际常常连手、与生活处处打通,又不失作为学术研究的激进前卫的特性。

　　这里,本人想举两个能基本体现自己多年来教学理念和个性特点的课例——即充分地显示大学风格与特点的若干探索与实践,供专家们批评指正。

　　课例一:讲张爱铃的《天才梦》,本人可能就会以此入手和突破。

　　第一步,先从探询台下在坐学生的天才梦开场。当我问学生:“你们曾经是否也做过这样的天才梦?”教室里便会如一石投下水花乱溅,大多数学生马上会跃跃欲试,争先恐后地讲自己小时候怎样认为自己或别人是个天才,有哪些天才的举动,然后又怎样地发现了自己的幼稚和无奈,于是这梦不久又如何地就破灭了。(发现的规律一,一般人的天才梦都有短命的特点和自我否定的一面。发现的规律二,其实不少同学的天才梦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天才”梦。)同学们在娓娓讲述的同时,还会不断地引用和总结,认真倾听的学生,时而会被他们讲的这些“梦”逗笑,时而也会被他们对人生的醒悟所感染。

　　第二步,教师来归纳我们这些常人的“天才梦”不容易成功的几大原因,就此引出同学们对真正意义上的“天才”的看法。可以借用古今中外大家们的名言,比如什么“天才是天生的,是生而知之的”啦;“天才不是天生的,它是1%的天赋加上99%的汗水与劳动”啦;“给人才加上一横就是大才,给大字再加上一横就是天才”啦;“天才就是集中精力只干一件事”啦;“所谓的天才,实际上就是把人用对地方”啦……最后,经过师生之间的反复辩论,得出现代人所认可的“天才观”来。有了这个“天才观”做基础,我们再来顺水推舟,分析天才与人才、与庸才、与奴才、与蠢才的具体区别究竟在哪里,同学们这时暗暗地就用现学的理论来纷纷地对号入座了。

　　第三步,用以上所达成的共识来质疑张爱玲,辨析她真的是一个天才吗——在那个半殖民地半封建意识极为浓厚的旧家庭里,在那个普遍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时代里。通过再一次的文本细读,同学们一致认为,她的确是个天才。那么她的天才具体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会引导同学们再次进入课文,从张爱玲自己在这一篇小散文里所陈述的点点滴滴来条分缕析着找出答案。

　　课例二:讲《李寄》,这是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名著《搜神记》里选出的一篇志怪小说,是文言文,但是又相对比较通俗。本人的解读原则仍然是避“旧”就“新”,舍“平”求“奇”,广泛联系,寻找灵感。即使是在正在进行的课堂上,一旦抓住一个“生长点”,便马上给其施肥浇水,机智快速地进行拓展和挖掘。李寄不是一个斩蛇的女英雄吗?可是历史上除了看过《搜神记》的人知道她以外,还有多少人晓得她是男是女?古人焉今人焉?于是本人就想到了《水浒传》中的打虎英雄武松,干的同样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可后人对他们的态度却是何等的不同啊!武松是凯旋归来被一街的人前呼后拥抬着架着如众星捧月,之后是官啊、财啊、色啊的滚滚而来,可谓应有尽有;而年仅十二、三岁的李寄呢?一身是胆,满腔刚烈,为民除害之后,独自扬长而去的身影是何其孤单,与武松相比,身后喝彩之声也十分寥寥。在那个以男性话语独霸历史的男权社会里,如果身而为一个女性,智勇再是双全又能怎么样呢?最后的她也不过是落了个被越王据为己有的下场!于是本人就以“从男权社会中脱颖而出的女英雄”为切入点从容不迫地次第打开了原文。首先,回顾武松打虎的经典片段,接着将李寄与武松的壮举进行比较与分析,然后让学生感受同样的成功背后热闹和冷清的不同含义。就在此时,学生搬出了莎士比亚的名言:“女人,你的名字就叫弱者”,因为是弱者,所以没有必要去过分的关注她。那么,李寄是一个弱者吗?文本解读中的第二个热点问题就被学生给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讨论的结果是,如果把她放在男性的对立面上,无疑,她就是个弱者,可是如果把她融入到庞大的女性队伍中去呢,她又未必是一个弱者!这时,本人马上综合学术界的相关观点,对传统社会庞大的女性队伍的组成情况做了一个简要分析,比如所有的女性都跳不出这么几种类型:`贤妻良母型(占女性人数的95%以上)、泼妇荡妇型(即使在文学作品中有记载的也寥寥无几,无非就是个潘金莲、母夜叉孙二娘)、才女佳人型(横挑竖挑, 5000年历史里如雷贯耳的人物也就那么几个,比如李清照算是才女一个,“四大美女”堪称为佳人一群)、英雄型(屈指可数,以花木兰的名气最大)、皇帝型(比如像武则天、慈禧太后这样的女性,在中国历史上更是罕见)。那么我们回过头来审视李寄,在这个队伍里她属于哪一类呢?显然在占女性人数少而又少的女英雄之列。是少数就容易被看成是弱者,可实际上,在庞大的女性队伍里,尽管大多数女人都别无选择地做了弱者,但不是还有像花木兰、武则天这样的颠覆男权、挑战与改造历史的一些女性存在吗?她们不但能够与最出众的男性平起平坐,出将入相,而且还能够让全天下的男性都俯首称臣甚至闻风丧胆。讲到此处,本人便会不失时机地对在座的女同学激励几句,并帮助领会邓颖超大姐曾经说过的那句话:自信、自重、自尊、自强。当然,女人只有自强起来,才能得到全社会的尊重,所以,能否改变自己在别人心目中的弱者形象,是完全取决于我们女性自己的努力程度的。

　　徐中玉徐老认为大学语文有其综合任务,即“在于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素养,塑造他们健康的人格,提高他们审美的能力。[7]”本人以为自己也正是朝着这样的方向,在用实际行动做着与大师们一样的努力。拿到一篇文章,第一,侧重于整体感悟,让学生在研读理解、品味语言、把握内容和中心的同时产生问题意识和自主意识;第二,喜欢拓展延伸,为学生知识的迁移、能力的发展、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不断丰富和成熟提供一个广阔的空间。《大学新语文》出版之后,夏中义教授也反复强调,一定要“突破现有大学语文教材偏重知识性、工具性的特征,跳出民族文化、文学以及国粹的框架,以人类普适价值为参照,为大学生提供‘精神成人’的诗意空间,使他们认识到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重要性,引导他们追求一种健全的、审美化的生存。[8]”而《大学新语文》在所有的选文上实际上遵循的原则就是能否“为大学生构建‘精神成人’的诗意空间[9]”;能否以情动人,在情感上动人,在情怀上动人,在情操上动人。可以想象,有此崭新思想的教材如果能早一些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的课堂,那么,我们身边许多坐井观天的同仁们也就不会是“某一群”的观望者,而早成为“某一个”的创造者了。

　　第二,渴望在大学的课堂里能更多地听到自己的声音和同学们的心声。

　　从进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天开始,学生已经把自己当成大人了。是大人就要自立,就得成熟;是大人就该把自己融入集体,就必须走出狭小的小我天地。在长期的“满堂灌”中,呆若木鸡的他们不是不想参与,不是不会交流,也不是不敢倾诉,而是没有多少人给他们搭建舞台,提供机会。他们是一朵又一朵含苞待放的花儿,正处于打开的状态。只要有清风吹拂着,有雨露浇灌着,有阳光照射着,他们是一定会绽放成最美丽的风景的。因此,他们不仅仅需要与课本的交流、与老师的沟通,而且,他们还更需要与同学的倾诉畅谈、与社会及所处时代的碰撞与交融。因为,只有在广泛的交流中,他们才会从茫茫的人海中找到自己,看清别人;也只有在动情的诉说中,他们也才能不断地获取激励与自信。用孔夫子的话来说,就是“知言”,不但可以使一个人学会“知人”,还可以使这个人开始“知理”,进而达到“知命”的程度。

　　当自己的声音如一石击起千层浪的时候,尽管这只是在课堂里,在自己朝夕相处的同伴中,但作为一个普通的学生,他们的自我价值似乎已然在实现了!

    [参考文献]

    [1] 吕绍刚.大学语文:把“败坏”的胃口调试过来[N].人民日报, 2006-01-16.
    [2][3][5][7][8][9] 徐中玉先生访谈·[EB/01]. http: //www. hdsd book. com. cn. 2006-02-02。
    [4] 王湘华.“三感”教学法[J].新疆石油教育学院学报, 2005, (2).
    [6][10] 佚名·浅谈语文课堂教学的收束艺术·[EB/01]·http: //www. cn. com. 2006-06-28.

    [责任编辑:张小宝]

    [作者简介] 白彩霞(1968-),女,陕西凤翔人,兰州教育学院人文社会科学系副教授。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员。专业主攻文学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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