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2月13日《光明日报》，2月15日《中国教育报》，2月19日《人民日报》先后刊登了“光明视点”记者邢宇皓《遭遇尴尬的大学语文》一文，看后颇有同感。笔者上大学语文课已有十余年，亲身体会到本课程的冷热变化。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学语文的周课时是4节；跨入21世纪，周课时变成2节；现在有的专业仅上半个学期，18个课时；更有甚者不开此课。造成大中专院校的语文教师和“两课”、英语、计算机老师相比，身子好像矮了半截，已落入被人不屑一顾的地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是大学语文确实成了该淘汰的课程了吗，是到了应该由其他课程取代的时候了吗？现实回答我们的是：大中专学生对语文知识的掌握、对文学的鉴赏、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符合要求的比例并不高。经常看到的是：有的学生到大学毕业时，连填一张求职表格都填不好，写一份个人简历不是不会写，就是写得不像样。既然如此，那又是什么思想驱动大家对该门课程冷淡了呢？
一、大学语文遭遇尴尬的成因
1、权威机构措施不力
记得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理工大学原校长杨叔子，1996年在该校作过一次题为《传统文化、人文底蕴、大学教育》的演讲，文中引用了一个学生给他来信的一段话，说：“我们中国的大学生，英语四级考试不通过，不能拿学位；可是中文作文作不通，错别字一大堆，还能拿学位。我就想不通，这是为什么？”从现在来看，这位学生反映的问题依然存在。当时杨叔子率先在华工提出在校学生每年要拿两个人文学科的学分，拿不到就不能毕业。此举随后波及全国，应该是一件拍手称快的好事。可一直以来没有权威部门的硬性要求，没有像“两课”那样从上到下一抓到底的措施，也没有像英语四、六级考试的规定，尽管有关专家热心快肠，编《大学语文》教材数十种，可仍逃脱不了今天尴尬的局面。应该说，我们的教育部门面对现在的学生对母语掌握不好的现状，而不积极采取措施，是负有责任的。
2、急功近利思想作祟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的转型，人们的生存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过去是由国家包揽，而现在需自谋生路。个人需要具备生存的本领，显得尤为重要。因而，不管是传道、授业、解惑者，还是术有专攻的莘莘学子，一般人都认为：学生上学只要掌握一技之长，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再加上计算机和英语的实际运用能力，能创造价值就行。至于那些虚而不实用的知识，可有可无。像大学语文这样的课程，它是潜移默化的东西，不是一种能让人直接换取财富的技能，可以不学。绝大部分人没有从一个人的综合素质、或持续发展、或生存质量去考虑。
3、传统文化贬值
从“月亮都是外国的圆”开始，人们羡慕的不再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的国度，而是发达、富有的世界。并且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人们还得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术，跟上时代的步伐，唯恐被淘汰；再加上每天电视、电脑、电话铺天盖地的大量信息的涌入，人们似乎无暇顾及自己国家积淀几千年来的丰富宝藏——中国传统文化，更无暇钻研。以致有时上课，学生问老师：“这诸子百家的思想了解了有什么用？”“‘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的做人准则已过时了”。类似的观点俯拾即是。
4、教学模式老化
为何出现“高四语文”的说法？原因就在于我们有的老师，没有把大学语文课上成鉴赏研究课、启发创新思维课、人文精神传承课，而仅限于课本知识层面。其表现：一是向学生灌输死知识，不能与现代文化思想以及学生的实际衔接起来，让学生感到学的知识都是过时的东西；二是教学方式死板，除了老师讲，还是老师讲，没有把学生学语文的热情充分调动起来，不能做到师生互动，形成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研究型学习氛围；三是没有充分运用现代化的教学设备，拓展学生思维以及提高鉴赏审美能力等等。这种状况势必造成大学语文门庭冷落车马稀的局面。
二、改变大学语文现状的对策
面对我们的学生缺乏对母语的驾驭能力，面对随处可见的错字、别字，面对社会上由于人文精神的缺失而造成的一些道德沦丧、亲情泯灭、人性变异的丑恶现象，同时也面对西方人以学汉语为荣的喜人局面，我们恳切呼吁：大学语文只能强化而不能削弱。
首先，教育领导者和权力机构，要正确认识大学语文课的特殊价值。
大学语文重在以情感育人。开大学语文课，它不仅是提高学生的语文知识水平和准确运用祖国语言的能力，而更重要的是教育学生如何做人。虽然其他学科都肩负有这个责任，特别是“两课”，但没有大学语文中一个“情”字那样萦绕一个人的灵魂。正如湖北大学杨建波教授所说：“大学语文用文学的艺术形式，以情感育人，这是任何以传授知识为主的课程都无法取代的。”早在五十年代钱谷融教授也说过：文学是人学，是人心之学。文学自产生以来，无不是以表现人的各种情感为主题的，或者褒扬真善美，或者贬斥假丑恶。人类也正是在自身创造的文学的这两种情感熏陶和诱导下，不断完善着自身的审美行为和审美判断。中国几千年来文明的传承，杰出人物代代辈出，是什么影响了他们？是科学技术吗？否。是文学的情感。无论是《四书》、《五经》，还是程朱理学；无论是神话、诗经、散文，还是诗、词、赋、小说、戏剧，无不造就着一代代人推动着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从伟人到凡人，从历史到现代，无不如此。比如毛泽东，一位农民的儿子，他不正是读了《岳飞传》、《精忠传》、《水浒传》、《反唐》、《三国》、《西游记》等等中国文学中的古传奇和小说，才具有了反抗意识，以致后来成为了人民的领袖吗；再比如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不就影响一大批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放弃城市安逸的生活，而徒步奔向宝塔山延安吗。这足以证明：文学以情感育人是其他任何课程无法取代的。
大学语文似一面做人的镜子。大学语文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化、美学、伦理等各领域的内容，而且大学语文教材上的内容，更是经过专家学者精心筛选出来的精品，属于各个时代的名人名作。它没有空泛的说教，是通过一定历史条件下，具体人的具体作品来体现人文精神。它给人既有真实感，又有认同感，似一面镜子。学生学习后，潜移默化受到影响，并慢慢形成积淀，就会在现实生活中去体验和感悟，从而逐步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比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与人”、孟子的“四端之心”、庄子的“小知不及大知”、墨子的“兼爱”、屈原的爱国、司马迁的刚直不阿、诸葛亮的鞠躬尽瘁、曹操的求贤如渴、李白的豪放、杜甫的沉郁、李密的亲情、宝黛的爱情等等，无不能让学生从中体会到先贤们那种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强大的人格力量，以及健康的审美情趣。正如教育心理学领域一句经典名言所说：“播下一种思想，收获一种行为；播下一种行为，收获一种习惯；播下一种习惯，收获一种性格；播下一种性格，收获一种命运。”大学语文正是在当代大学生的大脑中播下做一个合格中国人的种子，一颗爱的种子。我们能在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学生身上种下这样的种子，再由他们去影响整个社会，就像二十世纪初留学人员回国后传播欧洲文明一样，岂不是可以减少那些危害社会、毁灭人性的种种所为吗。
其次，可把大学语文作为职业汉语测试的必修课。
2004年11月16日《光明日报》登载梁捷的《把职业汉语能力作为核心技能》一文，看后既愧疚，又欣慰。愧疚的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对论文摘要的概述竟达到不知所云的地步，作为语文教师，看了难过；欣慰的是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近开发了“职业汉语能力测试”，令人鼓舞。著名作家余秋雨曾说：“我们的英语讲得再好，英国人、美国人也不会承认和接纳我们，要维系一个国家的本体面貌，不能不重新唤醒溶解在我们血脉中的母语文化。”职业汉语能力测试正是唤醒母语文化的有力举措。为了使这一举措行之有效，建议考试主管部门可根据考试等级确定配套教材，对在校大学生可把《大学语文》作为他们的必修课。
著名数学家华罗庚有一名言：“语文天生重要”。之所以说它重要，是因为语文学习不仅仅可以获得语文知识、语文技能，而且与人的精神、情感塑造，以及对提高人的整体素质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把大学语文作为大学生的必修课是非常必要的。
我们的教育不能仅仅为学生谋生而提供学习。如果是这样，势必导致人的尊严和使命、人的权利和责任、人的理想和品格、人际关系和谐与协调的损害。爱因斯坦曾说：“我想的较多的还不是技术进步使人类直接面临的危险，而是务实的思想习惯所造成的对人类互相体谅的窒息。这种思想习惯会像致命的严霜一样压迫在人类的关系上。”他还强调“青年人离开学校时，应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不只是作为一位专家。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像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则需要培养全面的自我辨别力，而这取决于自由而全面的教育。”所以当初匡亚明和苏步青二位先生对开大学语文课明确提出了四点目的：“一是提高大学生汉语水平和运用能力；二是传承传统文化精髓；三是提升精神文明；四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世界。”我想，这一观点我们今天应该沿用。
为此，我们希望大学语文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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