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不容乐观的传播环境,单一重复的传播内容以及陈旧落后的传播手段是造成当下高校“大学语文”日益式微的主要原因,而走出困境也要从这几方面着手进行改革与优化。只有正视现实,坚定信心、端正态度,在优化其传播环境,改进其传播内容、革新其传播方法上积极作为,“大学语文”才能走出困境,告别尴尬。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育传播;困境出路;考察

　　一、现状考察:“大学语文”的“失语”与“式微”

    作为高校的一门基础课程,“大学语文”可谓“资历老,意义大”。从其开设的历史来看,“大学语文”课程几乎是与我国近现代大学的创建同步设立的。从20世纪20、30年代直至40年代并持续到50年代初期,“大学语文”教育一直受到高度的重视。20世纪50年代我国高等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后,“大学语文”课程长期被中断。1978年,在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先生的倡导下,全国各高校开始设立“大学语文”课程,目的有四点:一,提高大学生汉语水平和运用能力;二,传承传统文化精髓;三,提升精神文明;四,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世界。且不论新的时代背景下“大学语文”被赋予的“新任务”,仅就这四点来看,“大学语文”的重要性已勿庸费言了。然而时过境迁,在市场大潮滚滚而来,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当下,高校“大学语文”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作为高校基础公共课的“大学语文”,既缺乏政治思想课的权威性,也没有外语四六级考试那样的‘尚方宝剑’,和目前国内大学轰轰烈烈的“扩招热”,“增设专业热”以及“英语热”相比,“大学语文”的确显得“门庭冷落鞍马稀”。这种“冷落”与“尴尬”来自于“大学语文”在高校课程体系中地位的失落,来自于“大学语文”在学生中的认可度的降低,也来自于高校教师对“大学语文”“缺乏专业归口”的勉强从业。“学校不重视,学生不愿学,老师不愿上”已成为当下“大学语文”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学校视“大学语文”可有可无,学生视之为“高四语文”、“学无所用”,教师则视“大学语文”为吃力不讨好的“难啃的骨头”。不可否认,“大学语文”正日益被边缘化,业已呈现“失语”态势。几成点缀的“大学语文”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在艰难中前行。面对这一现状,我们没有理由不疾呼,也没有理由不反思:谁在挖“大学语文”的墙脚?“大学语文”又将何去何从?

    为更有利于我们加深和加快对这一问题认识及求解过程。本文把“大学语文”的教与学纳入教育传播学的视野(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大学语文”教学本质上和其他任何科目的教学一样,都是一定传播环境下,传者和受者之间信息的传递和交流过程),运用教育传播学理论,对这一问题都进行系统考察。

    二、原因透视:从环境到文本的束缚

    作为教育学和传播学的交叉边缘学科,教育传播学旨在系统地研究教育信息的传播现象、过程与规律性。其研究包括:教育传播过程和模式、教育传播内容及传播符号、教育传播的通道与媒介、教育传播中的传者与受者、教育传播环境、教育传播效果等内容。美国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韦尔(H.DLasswall)1948年在其《社会传播的构造与功能》一文中提出了一般传播过程中基于五个基本元素的传播模式(5W模式)。其中每个“W”都类同于教学过程中的一个相应要素,这些要素自然也成为考察教育系统、研究教学过程、解决教学问题所关心的重要因素。这“5W”所指的分别是:

　　如果从上述几个教育传播要素来分析,可以发现当下高校“大学语文”之所以陷入困境,教育传播效果之所以不佳,实乃多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传播环境的挤压。“大学语文”所负载的信息无疑是丰富且极具价值的,对于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具有重大意义。然而“大学语文”在今天所处的教学环境却不容乐观。由于其既不能直接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又不能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对学生的影响也不直观,加上缺少“英语”和“政治”那样的“国家强制性”,“大学语文”在大学的地位也就显得“风雨飘摇”了。学校难以重视,在课程设置中压缩、削减课时乃至取消“大学语文”便成了家常便饭。“大学语文”课时比较少,一般就是一个学期,还不到英语课的五分之一。在“重理轻文”,“重英语轻国语”的高校生态环境下,“大学语文”想要争取一个较为理想的地位(如从无到有,从选修到必修),其难度可想而知。此外,在高校里“大学语文”也常常被“架空”,如很多学校既开了“大学语文”,但同时又开设了“中国古典文学欣赏”、“现当代文学欣赏”、“外国文学欣赏”等选修课,这些课和“大学语文”叠床架屋,在某种程度上使“大学语文”成了“空心萝卜”,使其存在的必要性大打折扣。

    第二,传播者的态度与知识结构的限制。传播者是信息传受中的主体因素,控制因素。作为知识传播者的教师在教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态度、经验和知识结构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然而现实情况却是,随着“大学语文”的日益边缘化,“大学语文”教师也被边缘化了。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指出:因为“大学语文”不是一个独立的学科,而现在所有的大学几乎都在奔着科研成果的指标,如果一个教员老是教“大学语文”,在科研上是没有位置的,也就没有什么积极性。……回想老北大,老清华像闻一多、朱自清等很多名家,都教过“大一国文”。那时越是低年级的基础课越受重视,一般都是由资深教授来教。现在这样讲求功利的风气,什么都要量化,要求教授来教“大学语文”的确也是困难了,甚至连普通教师也不一定愿意在这方面下功夫。这是影响“大学语文”教学质量的一个主要原因。此外,“大学语文”内容广博,古今中外的文学、历史、哲学、文化、思想、艺术、宗教等都有涉及,这就要求学校配备的教师有相当高的水平,不仅要“专”,更要“博”,方能胜任教学。而在学科细化、讲究“术业有专攻”的高校,实际上很少有教师能够在这么广泛的知识领域内游刃有余,要使“大学语文”上得出彩,当然是难上加难。

    第三,传播对象的功利取向使然。教学是一个双边互动过程。教学对象的态度、认知与知识储备是影响信息传播的重要因素。出于“大学语文”只是一门公共基础课,离专业太远,又不能为就业增加筹码且远不如英语实用,学生的学习兴趣往往不大,大多处在一种“被动学习”状态。很多学生常挂在嘴边的一个问题就是“学大学语文到底有什么用?”实用主义观点对大学生的学习态度产生了重要影响,尤其是在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下,大学生不得不作出让《大学语文》为专业课“让路”的决定。再加上教学内容的枯燥及缺乏统一的、刚性的考核指标,《大学语文》在学生眼里往往成为一门可上可不上的课程,有的甚至视为一种负担。逃课率便是明证。这种“群众基础”的丧失使“大学语文”的
处境雪上加霜。

    第四,传播内容的单一陈旧。教学传播过程的第一步是确定所要传递的教学信息。承载教学信息的载体便是教材。然而目前在“大学语文”的教材建设上却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是缺乏统一性,呈现出“诸侯割据、各自为阵”的特点。仅在各高校较为流行的《大学语文》教程就有数百种之多,各自为战似乎让“大学语文”本身少了些权威感,也让讲授《大学语文》的教师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危机。目前全国通用的各类《大学语文》教材到底有多少似乎一时还无法统计出确切的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在所有的大学教材中,恐怕极少有能出其右者。仅笔者所在的浙江省,《大学语文》就有数十种之多,每年还在出现新的版本。这种教材众多的现象很好地诠释了“大学语文”教学的“分散”与“无章可循”。而这一现象背后反映出的则是学界对《大学语文》这门课程的定位或说培养目标的模糊与分歧。其次是坊间的绝大部分教材都没有什么创新,内容单一陈旧,停留在“重复建设”,“炒剩饭”的阶段,学生称之为“高四语文”。总括起来,不是按文学史的标准选文,就是按文体分类来选文,千篇一律,且很多的篇目学生早在初、高中已经学过了,一些比较有影响的教材也不能幸免。王步高先生的教材和中学语文重复较少,只有《归田园居》(其一)、《大堰河-我的保姆》等10余篇,徐中玉先生2001年的教材有《项脊轩志》、《少年中国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等40余篇,与中学语文重复太多而不利于学生扩大视野。其他的不必再举例,笔者用过的一本教材学生反映有一半以上的“经典”已经学过了。这样的教材又怎么提得起学生的兴趣?不容否认,教学文本的单一与陈旧已成为制约“大学语文”教学的主要瓶颈,教材建设刻不容缓。

    三、对策求解:走向优化与整合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在“大学语文”日益式微的今天,作为《大学语文》教师,这门课程的前景如何,应该传什么“道”,如何“授业”,其实我们本身充满了困惑。不解决自身的困惑,当然谈不上为学生“解惑”。不可否认,市场经济的冲击,功利取向的盛行使今天的高校“大学语文”陷入了危机,但物极必反,有朝一日人们意识到技术理性不足以解决人的“精神困惑”问题,不足以承担起对人的“终极关怀”时,人文教育的回归便成必然。故我们不必灰心,灰心、抱怨、等待都于事无补。相反,“有为才能有位”,我们必须正视当下“大学语文”存在的现实,积极争取、探索“大学语文”的地位与出路。针对目前“大学语文”存在的现状及问题,笔者提出如下几点建议,以期引导这门课程走出困境。

    (一)在优化传播环境上着力——建立考评体系,“硬化”“量化”相关指标。笔者认为,“大学语文”之所以不受重视(不受学校和学生重视),很大一个原因在于它是一种“软性学科”,缺乏刚性的检测手段和相对统一的检验标准。换句话说,其传播效果难以通过具体化的指标进行验证。尽管教育部高教司《大学语文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明确指出:“在全日制高校设置《大学语文》,其根本目的在于:充分发挥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基础性特点,适应当代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日益交叉渗透的发展趋势,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具有全面素质的高质量人才。”但如何验证其“全面素质”,尤其是“人文性和基础性”东西的“含金量”呢?目前尚无明确的规定和标准。众所周知,计算机有等级考试,法律有司法考试,会计有会计资格考试,英语有国家四六级考试,和“大学语文”比较亲近的“秘书学”还有秘书资格考试,唯独“大学语文”没有一个统一的“考试标准”和“准入门槛”。检验标准的缺乏也是造成当下“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设和教学各自为政,随意性大的重要原因。所以笔者认为,要推动“大学语文”的发展,首先要推动其相对统一评价体系的出台。“人文素质”考核的“硬化”与“量化”可能有一定困难,但并非不可为之。一如既往地把“人文”置于“模糊状态”,以“看不见摸不着无法检验”为由把它放在半空中,“大学语文”的面目就永远得不到廓清,学科地位就无法提升,其教学也只能永远流于随意乃至任意状态。相反,如果“人文素质”也能出台统一的“资格考试”或“等级考试”的话,这既可以表明国家对人文基础学科的重视,又能够促使学校、学生更加重视这门课程,教师的教学也将变得有章可循。量化是引入科学手段推动学科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当下的人文学科研究中,数理方法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足以使我们相信“人文素质”的考核是可以量化的,设立统一的“等级”或“资格”考评体系也是可以操作的。关键是“为”与“不为”的问题。作为《大学语文》教师,我们应该群策群力,致力于这一考核体系的尽快出台,为这门课程创设一个良好的“大环境”,如果在国家一级难以实施,也应该致力于促成某省先行实施。这必将是一个“多赢”结果:有利于国家、有利于学校、有利于学生,也有利我们教师。

    (二)在传播内容上做大做实——由单一走向复合,以人文填充语文。考察高校“大学语文”教学的历史与现状,笔者发现《大学语文》教学实际存在三个层次的功能。第一个层次强调“大学语文”是给学生尤其是理工科学生补高中没学好的语文课,使他们能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写文章能够文从字顺;(“大学语文”在设立之初比较强调这一层次);第二个层次强调“大学语文”要在中学语文的基础上“加深”、“加宽”、“加细”,通过进一步的教学使学生博览古今中外的文学佳作,《诗经》《楚辞》,李白杜甫、宋词元曲等兼收并蓄,在广泛阅读的基础上提高学生的文学欣赏水平,增加文学修养。(目前绝大多数高校的“大学语文”是以这一层次的功能为主要教学定位);第三个层次则强调“大学语文”的“文化意义”和“人文意义”,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促进学生的“精神成人”,形成宽广的“文化视野”和博大的“人文胸襟”为教学旨归(这一层次跳出“大学语文”的框框而转轨至“大学人文”之范畴,目前正处于实验和探索阶段);三个层次各有侧重,实际上代表了对“大学语文”课程定位的三种不同的认识:或强调“大学语文”的工具性、或强调其文学性、或强调其人文性。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教育形势下,第一和第二个层次的教学诉求已然落后于时代,因为“大学语文”对加强学生的写作能力收效甚微,这一点早有定论。而在“文章”已不再是“经国之大业”,文学已从中心走向边缘的新形势下,一味地强调“文学”的教育功能显然不合时宜(文学本身只是一种个人化、审美化的东西,如果它有社会认识和道德教育的功能,那也只是文学的“副作用”而已。出于专业的原因,《大学语文》老师往往容易高估文学的价值和功用)。实际上,只有第三个层次的诉求才代表了未来“大学语文”的走向,也切合“大学语文”的培养目标。今天的“大学语文”之所走入死胡同,和其内容的“狭窄”是分不开的,即使比高中语文深了些、广了多,但始终局限于经典作家和经典作品(“语言知识”大多只处“附录”地位,而“外国文学”也被某些教材“拒载”)。这种过于单一的“营养”,不利于学生的成长。“大学语文”的培养目标应该不只限于增加学生的文学积累,更在于培养学生思考的习惯,看问题的眼光及人文关怀之心。王东咸先生在谈到如何理解人文精神时提出,“人文精神就是人成为人,人成为目的。人如何成为一个追求真善美的人……我们搞人文教育,还有整个大学教育都不仅是传授给大学生知识,更重要的是将知识升华为一种关怀,关怀比知识更重要。”要实现其教学目标,“大学语文”必须在传播内容上做“大”做“实”,提供多样化、多元化信息,增加富有时代感,贴近学生实际的内容,用“文化”与“人文”填充“语文”。我们注意到,已经有很多先行者在往这个方向努力。如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的夏中义教授就认为,“中国高校人文教育缺失已久,体现在语文教材上,就是对大学生‘精神成人’的资源稀缺。”其主编的《大学人文读本》,从“人与自我”、“人与国家”、“人与世界”三个方面希企对大学生的“精神成人”提供较为丰富的“食粮”。而温儒敏教授则主张把“大学语文”改名为“高等语文”,把“大学语文”变成兼顾工具性,突出理论知识性的一门课程。其教改思路体现在其主编的《高等语文》教材中。和一般的《大学语文》教材最大的不同,温教授的这本教材打破了惯有的文选讲解的模式(这种模式与中学语文大同小异),而采用分专题讲授语文知识(包括文化史、文学史等方面知识),并引导阅读、思考和写作的“拼盘”模式,老师讲解和学生学习都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教材根据大学生普遍的语文水平,和要求大学生应当了解的基本的语言文化知识,大致从语文的角度兼顾到有关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高等语文》教材的编写也许不失为“人文教育”探索的一个很好尝试。

    (三)在传播方法、手段上不断创新——灵活、互动、入乎其中,出乎其外。从传播学的观点来看,教育是教师(传播者)通过信息的传授使学生(受众)朝着自己所预期的方向产生思想和行为上的变化的过程。为了达到这一传播效果,教师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除了要正确认识“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及其重要性、端正教学态度、扩展自身的知识容量外,教师还必须讲究传播方法和传播策略,在教学方法上不断创新,赢得学生的认可。把“大学语文”当作一项差使、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模式显然只能扼杀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这门课程的生命力。对于《大学语文》的教学和教改的研究,很多同行都作过深入的探讨和卓有见识的论述。为避免重复,笔者只对两点作简单论述:一曰“看人下菜”,注意和学生形成互动。学生是教学双边活动中的主体,教学必须立足学生已有的知识水平和学习兴趣,因材施教。二曰“视听结合”,引入多媒体手段。心理学、传播学的研究都已表明,多种感官参与学习过程、视觉媒体和听觉媒体的结合有助于信息的摄入与吸收。目前已有一些高校(如东南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等)制作了和其《大学语文》教材配套的多媒体课件,图文并茂,给“大学语文”创设出全新的教学空间,也给传统教学带来了方法上的革新,意义重大。下一步便是推广使用,引导更多教师投身开发适合自己“校情”的,彰显个性色彩的多媒体课件,丰富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从教育传播学的角度来考察,“大学语文”的教学有必要遵守三个规律:共识律:指教师要尊重学生已有的知识、技能的水平和特点,建立传通关系;要着眼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根据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的要求因人、因地制宜;谐振律:所谓谐振,是指教师传递信息的“信息源频率”同学生接受信息的“固有频率”相互接近,两者在信息的交流和传通方面才能产生共鸣;匹配律:所谓匹配,是指在一定的教学传播活动环境中,通过剖析学生、内容、目标、方法、媒体、环境等因素,使各种因素按照各自的特性,有机和谐地统一起来,使教学传播系统处于良好的循环运转状态之中。

    不可否认,从“大学语文”当下的步履维艰到实现“大学语文”的复兴,我们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只要我们敢于正视现实,坚定信心、端正态度,在优化其传播环境,改进其传播内容、革新其传播方法上积极作为,“大学语文”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境,告别尴尬,重新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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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校:林　斌)

    作者简介:潘祥辉(1977—),男,江西黎川人,浙江警官职业学院基础部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文化与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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