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大学语文教改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今天,在文学危机大背景下,大学语文课程处境尴尬,令人焦虑。其困境既源于人文精神的系统性危机,也与其课程定位飘忽不定和文选式教材内容与形式的陈旧有关。为走出困境,应该以教材为突破口,逐步实现课程的全面改造。新教材宜以中国文学为主体,在内容上追求审美性,兼顾人文性,在体例上以具一定系统性的专题式替代传统的文选式,这无疑是大学语文教改的一次艰难实践。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改;思考;实践

　　大学语文教改无疑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遗憾的是,在人们大谈文学危机的今天,对大学语文的命运却缺少应有的关注。这突出地表明其课程地位的尴尬和前景的不确定性。置身于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时代和国情的背景下,大学语文如何为自己定位,其课程危机的呈现及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教改之路路在何方?这是我们大学语文教学与研究工作者必须面对的问题。也许更有意义的提问是,我们为实现大学语文教育的目标付出了怎样的努力,我们的教改实践取得了哪些实绩?

    一、大学语文课程处境的焦虑

    大学语文课程的开设,可以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甚至更早,它也曾有过自己的辉煌,毕竟它是国学的流脉与传承。经历了二十余年的沉寂,随着高考的恢复,各高校普遍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也受到普遍的欢迎,一度风光再现。弹指一挥间,又是二十余年时光流逝,经济大潮的反复冲刷和政治文化的强烈震荡,给高等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变革。大学各学科的设置与教学内容都在经受着时代、社会的检验,其学科的存在与发展都要求其保持一种与时俱进的积极姿态。问题在于,背负着沉重文化传统的大学语文依然步履维艰,难有作为,甚至颇有一些以不变应万变的“固执”,越来越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教育环境,不断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批评和诘难,使之重压之下倍感处境艰难。这主要表现为:

    (一)学生缺少热情

    在传统的观念中,大学生群体应该是社会中最理想的文学部落,承载着文学的希望。因为大学生拥有诗样的年华,充满浪漫情怀,渴望借助文学来宣泄和诉说。但在电视、电脑、网络、多媒体的“围城”中成长起来的今日大学生,即使在文科院校中也普遍缺少像昔日大学生那种对文学的兴趣和热情,这必然在以文学为主体的大学语文课上有所反映。教师的热情投入与学生的冷漠形成强烈的反差,让为师者徒唤奈何。当然,一些教师凭藉厚重的学术根底及颇具魅力的艺术表达赢得了学生的尊敬,可惜这不具普遍性,而更多是源于教师的个人优势。

    (二)教师缺少自信

    应该看到,经过二十余年的新陈代谢,目前的大学语文师资状况已今非昔比,特别是高学历教师陆续加盟,大大优化了高校师资队伍的结构,大学语文这样的基础课也有了比较充分的师资保证。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材的陈旧大大限制了他们,使之难以施展身手。学校内外对大学语文课程普遍的漠视,课程主体地位的缺失,教师没有成就感,缺少自信,影响了他们的热情。创新不足,投入不足,最终都会反映到教学质量这个终端上。有的教师干脆改换门庭,另辟蹊径,寻求自我发展。

    (三)课程建设缺少支持

    在高校中,公共基础课历来难与专业课相比肩,在学科发展、科研空间、资金支持、学术交流诸方面都受到很大局限。其中大学语文课程尤为艰难,虽然在素质教育的口号下赢得了一定的“名分”,但并未真正得到从社会到学校的认同和重视。即使在全国文科学校中,课程设置也没有保证,缺少统一的规划和标准,随意性很大。时开时不开,有开有不开,必修选修没谱,课时多少不定,总之跟着感觉走。大学语文课程的命运又往往与有关主管部门的态度息息相关,而他们对该课程的认识却不尽相同。每至学科专业调整,制订教学计划,主要也是考虑专业课的设置和发展,大学语文课程常常被置于压缩甚至取消的尴尬境地。

    二、远看近观析原因

    大学语文的困境并非是个孤立的简单的问题,解剖现象,分析原因,有助于我们走出困境,扩展生存空间,在坚守中谋求发展。

    (一)并不乐观的大环境

    大学语文的困境实际是个系统危机的终端呈现,以宏观眼光审视,大学语文的危机背后是文学、人文学科乃至人文精神的系统性危机。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以令人瞠目的速度、力度和广度席卷一切,经济的急剧膨胀让社会更趋物质化、技术化、工具化,这必然构成对人类文学、艺术、哲学等精神生活的巨大威胁和冲击,难怪西方一些学者频频发出“艺术终结”、“文学终结”的叹息。市场经济、全球化、高科技、图像社会、大众消费文化、文化工业化、艺术商品化、泛审美化、文学边缘化……这些时尚、高频的词汇不免引发我们深深的忧虑,在一个日趋物质化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其文学诉求的弱化并非是像GDP增长那样的福音。面对人文精神的流失,我们从学科的责任出发,对当前大力加强青年的素质教育,倡导人文关怀,营造和谐社会,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和更多的自觉。

    (二)飘忽不定的课程定位

    更有实际意义的还是对课程本身的反思和检讨,它会给我们提供一些教改的路径。语文是语言、文字、文章、文学的总合,是文化构建的最基本的部分。中小学语文阶段,语文学习无疑是重中之重,要完成读写基本能力的培养训练,并获取语文基本知识,当然也要培养一定的审美能力和文化修养,受到思想文化的熏陶。那么,在大学阶段,语文应该承担怎样的任务呢?或者换个提法,大学语文应该怎样与高中“接轨”?这个课程定位的关键话题长期以来却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课程定位取决于该课程的性质和功能,关乎课程的前景和命运。随着高考恢复而恢复的大学语文课程,最初多少都带有文化补习的色彩,适应了那一特定时期大学生文化出身参差不齐的状况。二十年间,中学语文教育不但早已走上正轨,而且在不断的教学改革中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当代中学教育已经将素质教育、创新能力培养渗透在各个学科的教学中,学生的知识结构、文化基础、思维能力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从目前比较权威的大学语文通用教材来看,实际上仍沿袭了“补课”思维。他们认为中学语文以应试教育为主,“多未注意,也来不及考虑大学语文在人文精神、人格力量培养及创新能力、赏析写作能力的训练中的作用”。[1](前言)其实从目前中学教育的实际看,即使是应试教育,也并未把上述任务完全留给大学,大学语文不应简单延伸更不应该重复高中即可承担的教学任务,它不应该是“补课”而应该是提高。如果大学语文仍固守旧辙,就会丧失课程的价值和意义,被讥为“高四语文”就不无道理了。目前教育部发布的《中学语文课程标准》,各校正在积极试验,逐步铺开,如果最终得以实施,那么必然迫使大学语文在更高层次上为自己定位,推动其不断改革,更上一层楼。

    (三)旧颜难改的教材

    我们的语文教材一直是文选式,这在中小学阶段确该如此。文选式教材我们也最为熟悉,《昭明文选》、《古文观止》等都是文选的范本。即使在恢复高考二十余年中,大学语文仍旧是文选形式。以文选为底本,在注释、通读、梳理脉络的基础上解析、概括其蕴涵的思想意义,总结其艺术特征,做出美学的和历史的评价。这一套路已成为学生学习的定式。中学阶段语文课一直唱主角,六年中十二个学期的单一学习模式学生总不免心生厌倦,求新趋变的心理让他们对大学的语文学习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方式上都有所期待。

    语文学习的目的和作用在中学和大学并无根本差异,但在学习内容、方法和要达到的水平上应该有明显的区别。大学语文决不能简单重复中学的教学内容和方式,要有明显的特色,特别是在教学深度上力求有“大学”的味道。当然,说说容易,真正实践起来,这个区别很难把握。还应看到,让大学语文教师感到压力的是,高中语文几经重大改革,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从不断推出的新教材中即可见出。其入选课文数量多,涉及知识面宽广且富有时代感,又辅以配套的课外读本,不少中学还为学生开设了相关选修课,学生视野很开阔。因此,他们对大学语文抱有更高的期待。目前通行的大学语文教材,有限的文选中有相当部分与中学教材重复,很难适应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学,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欲望。特别是
陈旧老套的教材那特有的沧桑面孔,很难唤起学生的学习热情,给大学语文教学又平添几分艰难。

    三、教材改革承载着重任与希望

    面对大学语文的种种困境,我们作为高校教师,努力从编写新教材入手,以此为突破口,逐步实现对课程的全面改造,将我们多年来对大学语文教改的思考变为改革的实践。

    教材宜以中国文学为主体,大体按文学史的线索分为十余个专题,介绍、阐说文学现象。另外可设两个专题如《两希风范/希伯莱、古希腊文学景观及影响》和《小说大观/西方小说发展流脉》,介绍外国文学,分别涉及西方文学的基本精神和西方小说艺术发展概略,能够帮助学生“窥一斑知全豹”,从文学的角度触摸西方文化。再可设置《理性之光——点击文学理论》专题,帮助学生从理论的高度认识、欣赏文学。这样的编辑体例体现了我们关于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基本思路。

    (一)在内容上着眼于既有丰厚的人文性,又有独特而弥为珍贵的审美性的文学作品,但强调以文化的眼光观照文学现象。大学语文仍旧是语文,审美是它一贯而执著的追求,脱离了文学作品,失去了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审美领域,不复再有语文(当然,语文还须兼顾语言、文字的习得和研究)。

    我们强调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是因为涉及了文学与文化的关系这样一个关键性话题。当前弥漫全球的文化研究热其实也影响和冲击着大学语文。有人撰文主张以大学人文代替大学语文,我们也看到了这一类大学教材,由夏中义主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学人文读本》即很有代表性。另外我们也注意到当前学术界关于“文学理论边界”的热烈讨论。如有的学者认为:“由于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艺术的活动方式的变化,作为文艺学研究范型和学科边界之合法性依据的文艺自主性观念在许多方面呈现出了自己的局限性……即使我们把文艺学的对象锁定在文学这个范围内,我们也不能只承认审美研究与内部研究才是真正的文学研究。……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必然要改写‘文学’的定义以及文艺学的学科边界。”[2]这里所传递的信息是,浸泡在文化热中的文学很难固守旧有的边界。

    在喧哗中我们理应保持一分清醒。首先,我们应该承认市场经济造就了大众文化消费时代,全球化推进文化热如火如荼,高科技与大众消费打造出图像社会,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被边缘化、文化化了。但文学永远是文学,只是在形式上有了重大变化。文学与文化并不是界限分明的两个领域,文学本身也负载了部分文化功能,或说文学是文化的一部分,当代的文学完全可以扩大自己的边界,汲取更多文化内涵。但文化毕竟不能代替文学。美国有些大学将文化研究引入课堂后,使文学课程与文学理论走向了自身的消解。那么,大学语文是否也应该从文学与文化研究的遭遇中汲取经验教训呢,“强调以文化的眼光观照文学现象”就是我们在教材中处理文学与文化关系的原则。我们的专题论述,在审美的旗帜下,也介入了较丰富的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哲学、历史等文化内容,有深厚的人文关怀。

    (二)在编写体例上不再沿袭惯有的文选讲解模式,而是通过专题式的系统讲解,将学生们在以往大量感悟式、习得式语文综合训练中得到的零散知识和人文思想整合,帮助学生获得更高层次的系统知识,提高综合能力。编写体制如此大胆出新,绝非一时心血来潮或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对多年来大学语文教学得失经验的集体性反思的自然结晶。我们对这种专题式体例的预期是:

    其一,以“点”串“线”,以“点”带“面”。既勾勒中国文学史大致轮廓,显现其系统性;又能聚焦于某个时代的精华,展示其骄人的辉煌;同时兼顾外国文学及其他。在浩瀚的文学海洋中精心选“点”切入,可以不为“史构”所累,亦能在对重大文学话题的纵横发掘中见出“史”的轨迹。毕竟是非中文专业的公共基础课,不可能也不必求大求全。“大学”的语文应在整合知识的基础上呈现出一定的“系统性”而有别于中学语文,毕竟,高中语文的重点仍在于“进一步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使学生具有较强的语文应用能力和一定的审美能力、探究能力”。反观目前的大学语文通用教材,以“品格、胸怀”、“为政、爱国”、“社会、民生”等目标来选文归类,将系统的文学现象切割得七零八落,难免又落入高中语文的窠臼。

    其二,给教师学生以更广阔的研讨、发挥的空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个时代独具风姿的文学,正如马克思对古希腊神话的评价一样,它们不但“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3](P114)亮丽的文学风景,不仅仅用它绚丽多姿的柔美感动我们,而且给我们留下了无数需要解读的秘密。围绕文学典范展开的专题性阐释和研讨,更便于教师擅专业之所长,引领学生收获文学史、文化史知识,同时在纵深的开掘中学会思考、探究,滋养人文精神。这样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学生对大学之“学”的心理期待。当然,这种专题式的讲授必须考虑到大学生的接受能力和知识基础,切忌孜孜以求学术化而成为曲高和寡的自言自语。教材的各个专题应该都留有一定的伸缩余地,富有弹性,深与浅、专与博,视教与学的实际适当调控。另有部分专题只供学生自学,以使学生涉猎更全面,不留盲点。

    其三,文本为专题服务,充分发挥其审美与思想文化的证明作用。在专题讲述中必须注重与具体文本的紧密联系,将文选融于专题论述中。在专题后设置篇幅不大的文选部分,作为课堂教学的选择性读本。每讲之后开具阅读书目可帮助学生进行拓展性阅读。专题讲述必须以文本为依据,为佐证。围绕专题精选文本,使文本的阅读有了更明确的指向,不再是缺少系统性联系的孤立的独篇解析。应该说不取专题引导的形式,注重文本分析,比较适合中学语文教学的路数,因为它要求学生通过语文学习具有良好的思想文化修养和较强的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在语文的应用、鉴赏和探究方面比较均衡地发展,为以后有选择地学习打下基础(见《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课程标准》)。另外我们也注意到,最新颁布的《普通高级中学语文课程标准》规定:“高中语文课程将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部分。必修课突出课程的基础性,使学生具有正确、熟练、有效地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为今后进一步学习打下比较扎实的基础。”而“选修课也是基础教育课程的一部分。设计选修课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让学生有选择地学习,为学生有个性的发展奠定基础”。高中语文的选修课,大大拓展了学生阅读的范围,甚至是古今中外无所不包,有利于激扬学生的个性。但既然是基础教育课程,高中语文仍有很强的工具色彩,即使是选修课,仍旧要开列重点篇目,侧重文本的阅读与欣赏。它提醒我们,面面俱到的泛泛的文选式知识习得在理想化的高中教育阶段已经完成。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为专题式的大学语文教学提供了依据。

    以专题式体例编纂新教材,并藉此为突破口,推动大学语文教学的重大变革,这是我们久有的美好愿望。但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这样的选择意味着什么。打破因袭既久的传统教学模式需要勇气,更需要脚踏实地的艰难探索。当我们把教改的设想付诸实践时,会发现将要面对一系列接踵而来的难题:专题式教材的切入点是否准确;专题应该“专”到何种程度;如何恰到好处地把握文学与文化的联系;学有专攻的教师全面讲授各个专题是否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学术研究能力;课程教学怎样处理好专题讲授与文本解析的关系;在与高中语文“接轨”中怎样顺利实现学生学习方法上的转换而不致无所适从;课堂教学的形式手段上该有怎样的变革创新;怎样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并为其个性化研究提供后续帮助;
我们的教改能在多大程度上赢得关注和支持,等等。这些都需要广大大学语文教学工作者艰苦地付出。

    参考文献:

    [1]　徐中玉,齐森华.大学语文[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2]　陶东风.移动的边界与文学理论的开放性[J].文学评论,2004,(6).
    [3]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责任编辑 周军伟；责任校对 毕天璋)

    作者简介:刘建强(1947-),男,天津宁河人,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基础部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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