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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娟等:跨越时空的回望——对《大学语文》现实教育意义的思考
【时间:2008/11/13 】 【来源:徐州教育学院学报 2004年1月 】 【作者: 郑娟1,王荣国2】 【已经浏览5061 次】

    [摘 要] 在对《大学语文》课本里古代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中,从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正确面对挫折、培养创新精神三个方面论述了大学语文在现实社会中的意义,以加强学生对古代文学中有益成份的理解和吸收。

    [关键词] 大学语文;爱国;挫折;创新


  大学语文的选文多为古今短小精美的文章,在思想启迪、道德熏陶、文学修养、审美教育、写作借鉴等多方面具有极其重要的综合效应。本文拟从思想启迪、道德熏陶方面,论述大学语文中的古文部分对于现实的指导意义。如何正确地看待古人的精神和行为,如何从对古代作家作品的理解和把握中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加强对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挫折教育以及创新精神教育,是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引导的问题。

  中国诞生了许多爱国文人,从先秦时期的屈原,到唐代的杜甫,再到宋朝的陆游、辛弃疾,都是关心国家安危、民众疾苦的人物。分析他们的相关篇章时,应注意突出“爱国”内涵。

    屈原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高尚情操和完美人格,爱憎分明不随波逐流的诗人。他坚持“美政”的理想,措施是举贤授能和修明法度。他的主张代表了未来发展的趋势,是进步的。虽然遭人排挤诬陷并两次被远逐流放,屈原却始终没有离开楚国,他的爱国情怀是无悔的,执著的。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之家,关心时政、积极入世。他的诗歌内容极其丰富,其中最突出的部分是热爱祖国。他写了不少感时忧国的诗篇,如身陷长安时他写道:“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非常感人地表达了他对危难祖国的痛爱之情。他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则十分真挚地表达了他对于祖国山河被收复的狂喜之情:“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陆游年轻时就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壮志,仕途中却两度因力主抗金而遭罢职。但陆游的爱国情怀终生不渝,这在他一生的诗作中都有充分的反映。陆游诗歌的特征之一,就是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和万死不辞的牺牲精神。直到82岁,他还高唱“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的诗句。陆游46岁入蜀从军时,改变了早年专以“藻绘”为工的诗风,而追求宏肆奔放的风格。因为只有这种风格才与陆游建立奇功的宏伟抱负、爱国忧时的炙热感情、不拘小节的狂放性格相适应,也只有这种风格才最符合陆诗所要反映的时代脉搏,所以陆游找到了这种适合于自己的风格后,他的创作也产生了质的飞跃。在这个意义上,正是爱国成就了陆游的文学事业。

    辛弃疾的一生是在宋金对峙、民族矛盾尖锐的南宋度过的,他是神州大地一位传奇式的民族英雄,更是一位华夏文学史上的杰出爱国词人。他生活在金人占领区,自幼就决心为民族复仇雪耻、收复失地,却始终未被重用。南宋王朝甘心向金朝俯首称臣,辛弃疾积极进取的精神、抗战复国的政治主张与当时只求苟安的政治环境相冲突,而且他“昂昂千里,泛泛不作水中凫”(《水调歌头》)的伟岸不屈、刚正独立的个性更使得他常遭人忌恨、谗害和排挤,因此他一生中“三仕三已”(《哨遍》)。但他的爱国之情并未因此有丝毫减弱,而是将在战场上博取功名的理想转向词坛,将本该以建树“弓刀事业”(《破阵子》)的雄才来建立词史上的丰碑。“百无聊赖以诗鸣”,他以诗词为陶写之具,来抒发他的爱国忧民之心,其抗战词章中有一种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豪放气概。他一生爱国,始终如一;同时,他又是一位为民造福,深受百姓欢迎的地方官。辛弃疾的事业是英雄的事业,他的人品性格是后世的楷模,他鼓舞了无数仁人志士,培养了后世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文学史上的这些爱国文人,无论身处哪个年代,无论位尊、位卑,都以一生的行动谱写了一首首爱国之曲。即使在被统治者抛弃甚至打击时,他们的爱国之志也未停止,仍然一如既往地关心国事,以图报国,因为他们心中装着的始终是祖国和人民。这与我们今日大力弘扬“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实质是相吻合的。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是中华民族千百年积淀下来的崇高情感,更是当代大学生必备的基本人生观和世界观。树爱国之志、爱民之心,才能更好地理解、深味屈原爱国之执着,杜甫爱国之深沉,陆游爱国之纯挚,辛弃疾爱国之如一;也才能从心灵深处与他们的文章产生更为深刻的共鸣。

  文学史上的很多著名人物都经历了一生的坎坷和磨难。他们面对挫折时的态度和做法值得我们深思。正确的引导可以教会学生如何正确面对挫折,如何在逆境中不灰心,不放弃,而尽力去争取自己美好的将来。

    屈原由于“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遭流放,最后因痛心国势日益危殆、理想无法实现,自投汨罗江而死。这是一个宁赴湘流、以身殉国、志尚高洁、至死不渝的形象,但他当年的做法,在今天就值得商榷。

    韩愈和屈原有着相同的遭遇,同是一代文豪,也是因为“众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地直谏而被贬,但被贬后二人的举措却大不一样,韩愈在被贬到潮州后在八个月内为民做了四件好事:驱除鳄鱼;兴修水利;赎放奴隶;兴办教育。韩愈一直为潮州人民所爱戴,有气势雄伟的韩公祠为证,祠后有山曰韩山,祠前有江曰韩江。韩山韩水便是人们对韩愈功绩的认可。

    当初韩愈被贬时遭遇也很惨:家眷被赶出长安,十二岁的小女儿惨死在驿道边。从他给侄儿的诗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心境之凄凉:“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知汝远来当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他是抱着一死之心来潮州的。但当看到潮州文化落后,陋习繁多,百姓民不聊生时,他开始振奋精神,尽自己的能力为当地百姓做实事。韩愈对潮州教育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在韩愈之前,潮州只有进士三名,韩愈之后,到南宋时已达一百七十二名。

    在同样的逆境面前,屈原心灰意冷,以身殉国;韩愈却脚踏实地,尽力而为,他没有象屈原那样沉吟江畔,而是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唤醒还在沉醉的众人,让更多的人加入到清醒的行列中。

    渔父曰:“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这个道理屈原不是不懂,但不愿接受。渔父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非常浅显的道理,屈原也无法用行动去诠释,所以感到天地之大,竟无他容身之地,只有葬身鱼腹之中。能否充分发挥自己,不在于天地之大小,而在于人的心之大小。如果我们今天遭遇挫折,则应当象韩愈一样,不气馁、不灰心,踏踏实实地走好身处逆境时的人生之路。

    和韩愈相似的还有苏东坡。苏东坡为人坦荡,讲究风节,为官时有志于改革朝政且敢于进言,结果多次受到排斥打击。被贬之后他没有因处逆境而自我沉沦,而是积极地指导生产,抗洪筑堤,垦荒救灾,努力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仕途的坎坷,生活的困顿没能阻止他的责任感以及他对人民的关爱。现在我们也要象苏东坡、韩愈那样,即使不能创造治国安邦之伟业,但着眼现实,务实图治,也能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出应有的光和热。直到今天,人们不但没有因为苏东坡、韩愈的被贬而降低对他们的热爱,反而因为他们被贬后的所作所为而更加佩服、敬仰他们。

    对苏轼而言,他在文学史上的盖世功业也是在屡遭贬逐的逆境中建立的。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篇都创作在被贬黄州期间。贬谪生涯使苏轼更深刻地理解了社会和人生,也使他的创作更深刻地表现出内心的情感波澜。他被贬惠州时曾作诗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足以显见他潇洒超脱、乐观旷达的情怀。他的人生态度也因此成为后代文人景仰的范式:进退自如,宠辱不惊。

    能否正确面对挫折体现了人心理素质的好坏。正确面对挫折是一个人事业成功的必备条件,而大学生因社会阅历不深,生活比较顺利,所以经受挫折的能力较弱。教师在教学中更应该注意引导学生把挫折看成是人生的洗礼,从失败中总结成功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正确面对失败,并积极地克服困难,创造新的胜利。

  在大学语文学习过程中,通过对作家作品的理解、思索,能够帮助学生突破思维定势,获得启发,利于创新。

    例如《史记》的编著就包含了诸多的创新思维。《史记》以前的史书有编年体(如《左传》)、国别体(如《国语》)。《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因此《史记》开创了以人物结构历史的先河。《史记》由本纪(叙帝王)、世家(记诸侯)、列传(志人物)、表(系时事)、书(详制度)五部分组成。本纪、世家、列传以人物为中心,将有关的历史事件归纳、排比,记载到这一人物的传记中,从而由许多人物的传记构成三千年史。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开创了纪传体这一崭新的编撰形式,对后世史家影响极大。讲述这一部分时就可以启发学生在平时的学习、生活中注意不蹈旧辙、另辟蹊径,以锻炼自己的求异思维能力。

    《史记》虽将体例分为五部分,但实际创作时却不是尽然按照体例来的。比如,西汉惠帝虽然当了几年天子,实际上有职无权,所以本纪中没有他的地位。项羽是秦汉之际主宰天下的人物,吕后是惠帝朝的发号施令者,他们没有天子称号,却被列入本纪。孔子没有侯爵,陈胜是自立为王,二人都被列入世家,因为他们的历史地位堪与王侯相比。司马迁的这些安排可谓独具慧眼,是对历史事实的充分尊重,也是合乎逻辑的归纳,更反映了他开创性的思维方法。

    从词的发展史上也可以看出文人的突破创新精神。初始时,诗和词的界限非常清楚,而且存在着一种词卑诗尊的局面。诗可以表达有关政治教化、出处穷达的大题目,而“词为艳科”,不过是发泄诗里不能也不便容纳的背面的感情。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虽然柳永在词的创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永词”,但当人在宋仁宗面前举荐他时,仁宗只批了四个字:“且去填词。”苏轼改变了词不登大雅之堂的状况。他以诗为词,赋词予诗的功能。诗和词的界限就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相传苏轼做翰林学士时曾问幕下说:“我词何如柳七?”幕下答道:“柳郎中词合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这番评论不仅是对柳永和苏轼词风的品判,也意味着苏轼的词内容广阔,具有更大的艺术创造性。苏轼的词打破了词卑诗尊的藩篱,充分表现了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从而使词的艺术品位得以提高,词被堂堂正正引进了文学殿堂,使之上升为一种与诗具有同等地位的抒情文体。文学上的创新和其他创新都是相通的,苏轼对词地位所做的贡献对我们的思维也会有所启发。

    再如明代袁宏道曾给“诗文字画无不奇”的徐文长作传。徐文长性格耿直,不为时人所看重,以致一生穷困潦倒。50岁后,他开始游历名山大川,到过辽宁、山西、北京、南京等地。这使他眼界更为广阔,思想越发活跃。凡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风鸣树偃、幽谷大都、人物鱼鸟等等,都倾注于书画、诗文之中,他的后期作品获得了丰富的生活内容和高超的艺术成就。而创新是他的艺术创作才思源远流长永不枯竭的秘密所在。他驰骋着广袤无垠的艺术想象力,创造了青藤画派,成为中国泼墨写意画派的创始者。历代著名的画家如史叔考、陈洪绶、郑板桥、任伯年、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等都师法于他,并对他推崇备至。清代的著名画家郑板桥曾刻过一颗“青藤门下走狗”的印章,用来盖在画上,以表示自己对徐文长的崇敬和仰慕。现代画家齐白石曾说:“青藤……之画,能纵横涂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三百年前,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今天徐文长的艺术成就已被载入世界画坛的史册,而这些都离不开他的革新和创造。

    司马迁写《史记》,苏东坡填词,徐文长作画,这些文学史上熠熠生辉之处,无不闪耀着创新的光芒。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增强创新观念,同样体现在大学语文的教学之中。在为学生讲述作家作品时,要时刻留意引导他们的创新思维,注重对他们创造能力的培养。这样,学习大学语文的意义就不仅仅局限于学习语文知识的范围,而是拓展学生思维空间,培养他们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使他们能够超越已有思维的局限,举一反三,开放性地、发散性地、多角度地、全方位地思考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真正达到提高学生创新能力的目的。


    [责任编辑:蒋成德]

    [作者简介]1.郑娟(1973-),女,安徽蚌埠人,徐州教育学院中文系讲师;2.王荣国(1972-),女,江苏丰县人,空军后勤学院研究生管理大队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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