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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桦:对大学语文课性质任务的几点再认识——兼论大学语文的人文教育功能
【时间:2008/10/24 】 【来源:乐山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 【作者: 乐山师专 杨桦】 【已经浏览3627 次】

    1978年以来,我国各类高等教育相继开设了大学语文课。在国家教委指导下,通过近二十年广大高校专家教师的努力,已经形成了适合各类高等教育需要的成熟的教材,初步建立了一支相对稳定的师资队伍。大学语文这门课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作用,也愈来愈受到高校领导和师生的重视。但笔者认为,在培养素质全面的跨世纪人才的令天,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对大学语文开设的目的、性质、任务等问题都还值得深入探讨和认识。尽管不少学校在教学计划中列出的是“大学语文”,但具体内容及要求并不尽相同,甚至并不选用公认的大学语文教材;或者使用的是大学语文教材,但在具体教学实践中,仍有相当多的人包括任课教师自己在内,没有把大学语文放在一个确当的位置加以认识,学科的特点未能充分显示出来,从而削弱了这门课程本身应有的功能。例如,一个时期以来,对大学新生的测试显示,学生语文基础甚差,错别字多,文理不通,不用说一般的应用文写不好,连简单的便条也有相当多的学生不会写。于是,人们自然想到了大学语文。另外,某些较专门一点的应用文如科普写作、科技论文、毕业论文、调研报告、经济应用文等写作,由于没有开设专门课程,也要求在大学语文中予以解决。至干学生一般阅读能力差,不会使用中文工具书,查阅文献资料等,更被视作大学语文责无旁贷应予解决的问题。针对大学生语文能力差的现状,有的高校对大学生基本语文能力(包括书写)制定了严格的过关考试制度,不通过者不能毕业。这方面的教学、训练及考核的任务也落到了大学语文课内。所有这些,使大学语文承载了许多本不应由它承载的负荷,模糊了大学语文课同其他课程或训练活动的界限,削弱了它自身的特点,也背离了开设大学语文课的目的。同时,教学目标的不确定性,无形中增加了大学语文课教师的压力,使他们无所适从,更无法按照大学语文自身的特点规律去潜心研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的问题。为此,有必要重新认识大学语文课的性质和功能。

    大学语文不是什么?

    大学语文不是以工具教学为主要任务的课程。“语文”一词,就字面上,既可解释为语言文字,又可解释为语言文学。前者测重工具,重在实用教育;后者侧重内涵,重在人文教育和审美教育。中等教育以下的语文教育,侧重前者,大学语文侧重后者。

    作为人类重要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的语言文字,是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必须掌握的。特别是对于书面语言的熟练掌握和使用,更是现代社会中每一个接受中等以上教育的人的必备基本功。一个人的语文能力,无非是阅读能力和表达能力(口头及书面)。这一能力的培养,从学说话开始经过从小学直到高中的系统长期培养训练而基本完成。再往上,则是进一步提高的问题。因此,中等教育以下开设语文课的目的,主要是教会学生掌握和使用本国语文这一工具。在课文的编选上,内容和文体涉及较广,决不只是文学作品。这并不是说中学语文没有其他教育功能,譬如思想教育、审美教育等等。“文以载道”,语言文字作为一种载体,总是用来表达特定内容的。但思想教育也好,唯物史观教育也好,审美教育也好,首先是通过对文章字、词、句、篇的解读而后才能实现的。中学语文教学的“文道结合”、“文道统一”,既反对单纯技术主义的工具教学,又反对离开文章的基本解读大讲其道。而是以语文工具教学为基本目标,渗透其他教育。我们之所以反对把中学语文课上成文学课或政治课,其理由正在于此,目的还是强调中学语文学科的特定性质和任务。至于中学语文所选文学作品占了一定比重,那不仅因为它们是进行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良好教材,更因为它们还是学生学习运用、掌握语文这一工具的优秀范本。文学是语言艺术,是语言的创造运用。多读文学名篇,即使不一定成为诗人作家,但可以从中吸取写作的精髓,受到语言精华的熏陶,进一步提高语文能力。

    大学语文不是以培养学生运用语文工具的能力为主要目的而设置的,它主要是为提高大学生文化素养而设置的。这是它同中学语文的重要区别。徐中玉先生早在十年前就说过“《大学语文》教材的内容应以本国优秀的文学遗产为重点,这正是它不同于中学语文教材的地方。”①这种不同正是由它们各自不同的任务所决定的。那么,难道大学生语文能力就不需要提高了吗?不是。大学生语文能力应当通过多种渠道来提高,不可能让大学语文全部承担。比如阅读能力,课堂上有限学时和篇目的讲解分析,主要是起示范引导作用,学生应当在教师指导下有计划地进行课外阅读,通过扩大阅读来提高能力。更加专门化的阅读需要开设专门课程或讲座来指导,那更不是大学语文这门公共文化基础课所能完成的。如《资本论》导读,医古文选读,历史要籍选读,自然科技文献选读等等。另外,大学的各门课程都负有培养学生阅读能力的责任。至于写作能力的提高,同样不能由大学语文包揽,列入大学语文课堂教学计划的写作训练是有限的。它只能在中学语文的基础上,对学生的议论和记叙这两种基本写作能力进行提高,布置适量作文(一般开设一年的布置4—6次)。而在中学,每学期有计划的作文训练不少于8次,且期期连续如此。可见大学语文课对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主要不是一种技能的反复训练,而是以结合课文分析引导学生学习、揣摩范文为主,适量训练为辅。真正要提高写作水平,主要还得靠学生自己在课外坚持去练。至于专门性的应用文字写作,更不可能也无必要在大学语文中训练。这一点,徐中玉先生也早已阐述得十分清楚。他认为只要有了基本写作能力,看些有关应用文的实例,学会写作这种文字的能力容易养成。用《应用写作》或《文秘写作》这类比较简易的技术性的课程来取代《大学语文》,违背了设立这门课程的目的任务,是对新时期大学生应有的思想文化素质忽视的表现。②我认为,如果实在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训练,可以在大学语文课以外单独开设这方面的课程或讲座,像现在部分高校所作的那样。

    至于把大学语文作为替大学生补习中学语文的课程,则更不可取。尽管迄今仍有关于大学生语文能力差的反映,但大学语文这门课从十多年前重开之初就很明确不是为了补习中学语文而开设的。倘若说大学新生没把中学语文底子打好,那只能说明中学语文教学出了毛病,需要由中学语文去解决,而不是由大学语文来“补课”。随着基础教育改革的深化,应试教育大力向素质教育转轨,我相信,大学一年级新生入学的语文基础会有很大的提高。即使暂时仍不如人意,也不能把写规范正确的汉字、文理通顺的句子、言之有物的文章等问题交给大学语文去解决。作为一种必要措施,学校可以提出要求,在新生入学后进行一次测试,不合格的学生在课后根据各人自己的实际情况去补课,辅之以必要的课外辅导,最后考核过关。同时.大学的各科教学都负有培养学生基本语文能力的责任,都可以结合作业、论文、设计、口笔试等对语言文字表达(包括书写规范字)提出严格要求。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大学语文主要是为理工科学生开设的。这种看法直接源于上文所述“补课”论。起因是中学阶段受应试教育影响,过早分文理科教学,造成理科学生不甚重视文科,致使语文能力相应差距较大,需要开设大学语文进行“补课”,而似乎文科学生倒不必要开设大学语文了。但我们在上文既已阐明大学语文并非为补习中学语文而设置,那么,把它定位在为理工科学生而设,其偏失便毋庸赘述了。

    大学语文是什么?

    大学语文是高等学校开设的一门以优秀文学作品为主要内容、以提高学生文化素养为主要目的的公共文化基础课(中文专业除外)。为了奠定学生宽厚扎实的普通文化教育基础,在国外高等教育中,本国语言文学都列为各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或限选课。如日本九州大学工学部应用化学科,规定本科生在进入专业课程学习之前,必须从基础教育学科拿到65学分,其中普通教育不少于24学分(人文科学8学分,社会科学8学分,自然科学4学分)。东京学艺大学规定文理各科学生都要修读人文、社会、自然科学各8学分。其人文科学包括文学、语言、历史、哲学等。美国耶鲁大学文理学院规定学生在一、二年级必须从四组通选课中按规定选修足够学分。第一组是英语、外语、古典文学、现代文学。第二组为艺术、宗教、哲学及科学史等。第三、四组分别其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课程。美国全国师范教育标准审定委员会提出的培养教师的大学本科标准课程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就是宽厚的文理基础知识(约占整个教学计划的40%),一般安排在大学本科一、二年级,其开列的人文社会科学的课程包括了哲学、历史、政治经济学、英语与语言艺术、文学概论、戏剧、小说名著等必修或选修课。1986年,美国福特基金会、约翰逊基金会、纽约卡内基公司、纽约时报基金会及联邦教育部等资助的荷姆斯组织发表了《明日之教师》的研究报告,提出了制定文理“核心课程”的观点,以纠正零散堆积、不够扎实完整的毛病。至于文理核心课程是什么,无论是卡内基报告(《以21世纪的教师装备起来的国家》),还是美国师范学院协会报告(《改变师范教育的呼吁》)都列入了文学、语言艺术、艺术等。③杨振宁教授在一次谈话中说:“在美国,所有的学生都要上英国文学课。我认为中国所有大学一年级的同学也都要开中文课。”④因此,在我国高等学校普遍开设大学语文公共文化基础课,并非是针对一部分学生或一时情况的权宜之计。而是一项立足于培养21世纪素质全面的新型人才的、具有长远意义的举措。这一点,早在八十年代首先力倡在高校重开大学语文的国内知名教育家及学者匡亚明、徐中玉等先生就有过深刻论述。匡亚明先生从高等学校教育三大社会职能——即文化承传、人才培养、提高精神文明的高度,强调开设大学语文的重要意义。认为语文教师在学校里肩负的重任是首屈一指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精华表现在语文材料中数量最多、最集中,通过语文教学,教师应进一步把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传授给学生。”⑤徐中玉先生则说:“不论学习何种专业,都应具有对本国传统文化的较多知识,对本国文化精品的一定修养和鉴赏能力。可以说,这是现代公民必备的民族文化素质。文化精品之所以能称为精品,即因在精美的语文表达中,还深深地蕴藏、显示着前贤们高尚的精神境界、强大的人格力量、健康的审美趣味等等。”⑥在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问题还谈得较少的当时,提出这样的看法,不能不说是一种远见卓识。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认为大学语文作为一门公共文化基础课,其主要任务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通过学习优秀文学作品,使学生进一步了解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接受精英文化的熏陶,提高大学生的思想境界,塑造健全人格。

    语言不只是现实生活中一种重要的交际工具,其书面语形式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载体,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精品,折射了人类既往历史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俗民情等各个方面,集中反映了民族遗产的丰富精华。这些都是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的极好教材。我们不拒绝接受人类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但任何一国的高等教育,都把了解学习本民族语言文学作为必修课,放在首要地位,同时积极学习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当汉学热在世界各地兴起,当国外大学生在选修屈原、孙子兵法,在熟读唐诗宋词、《三国演义》、《红楼梦》时,我国当代大学生却对这些所知甚少或全然无知,这难道不值得汗颜吗?21世纪中国的面貌如何,取决于未来人才的素质。未来国际社会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素质的竞争。渗透在优秀文学作品中的古人的宝贵智慧和经验,高尚品质和人格,这一切优秀传统的继承、创新和发扬,都要通过对人的培养去实现。高校是人类文化承传的重要场所。大学生是受教育层次较高的人群,他们首先应当接受人类精英文化的熏陶,具有较高的道德、情操、理想和人格水准,才能谈得到通过他们去发扬创造,进而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忽视了对这一部分人较高层次的教育,将会降低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使文化素质教育趋于低俗化。而低俗化的素质教育是培养不出杰出的科学家、思想家、工程师、艺术家的。1935年11月,爱因斯坦在悼念玛丽·居里夫人的演讲中,用主要篇幅高度评价她的高尚道德品质和伟大人格:“她的坚强、她的意志和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是极端的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爱因斯坦还说:“第一流人物对时代和厉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更大。即使是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他甚至断言:“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要有一小部分存在欧洲知识分子中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⑦可见,离开道德人格修养、思想境界高度和基于对历史文化传统了解的博大胸襟,一个人单凭才智,要想做出大的成就来是很难的。

    大学语文的第二个任务是审美教育。

    通过引导大学生对优秀文学作品的鉴赏,树立正确的审美观点,培养健康高尚的审美情趣,提高对文化精品的修养和鉴赏能力。审美教育是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一项基本内容,它可以广泛涉及音乐、美术、戏剧、影视等领域。但不可杏认,在审美教育体系中,文学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这也是各国十分重视语言文学教育的重要原因。真正能够做到对古典音乐精品、中外美术名作有较高鉴赏水平的人只占人群很小一部分。现在大学里开设的这方面的公共选修课,只能是普及一点这方面的知识。即使是提高课,也不可能期望有很多少、选修。然而,对用本国本民族语言创造的艺术精品具备较高的鉴赏水平,却是每个大学生都应该也能够做到的。在我国几千年文明长河中,古人曾留下无数灿烂文学明珠,其独特成就举世公认,其经典名篇、绝词佳句历干年而光彩不弥,获得各国人民喜爱,甚至被引用到现实生活中。在大学这一较高层次的教育上,所有大学生都应通过教师的分析指导,进一步提高对优秀文学作品的鉴赏能力,了解精美形式之后的意境、形神、悲剧美、喜剧美、崇高、优美等等美的形态,并用当代意识去观照历史上的真、善、美,进而从整体上提高和发展自己对美的形式和内容的感知能力,受到美的熏陶。同时,由于文学作为艺术美之一种,乃是少、们审美理想的物化形态,是人类创造力和智慧的结晶,较之于现实生活中的原始形态的美,具有更高的美学价值,在文学审美教育中,会激发当代大学生的创造灵感,进一步发展创造力。

    以语言为载体的文学,在发展学生想象力(包括艺术想象力)方面具有独特作用。而艺术想象力即使是一个有成忧的科学家也是不能缺少的。据一项调查及笔者实际了解,当代大学生中不读文学名著的已愈来愈多。随着影视艺术的普及,大量文学名著被改编为影视作品,许多大学生只是从银屏上了解文学名著,我认为这是十分可悲的。影视以画面为语言,直观、形象、生动、声色并茂,但也流于肤浅、表面、单一,限制了人们的想象。文学以第二信号系统语言为工具,不能直接提供直观的画面,需要通过对语词的理解,经过想象来进入作品的艺术境界。这不但有助力培养理解力,也发展了想象力。文学作品中还有大量“空白”和不确定性,是需要鉴赏者积极参与,通过想象去填补、去确定的。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作为审美主体的人,既获得了领悟、创造的审美快感,又发展了自己的审美能力。而在银屏面前,我们通常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编导提供的确定的画面(镜头),想象的空间受到极大的限制。由于影视本身的特点以及它的大众文化的定位,乃至市民文化、商业文化的渗入,许多文学名著改编以后,其原有韵味及品位大为丧失,故影视不能代替文学原著,其理显见。

    文学反映客观世界(包括人的感情世界)的丰富性、,复杂性也是其他任何艺术无法比拟的。它对于丰富人的感情,磨砺改造人的气质,使人风度举止变得更优雅、语言谈吐更加文明优美,都有特殊作用。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周之良同志在不久前一次演讲中说:“有同学老问:‘读红楼梦有什么用?’我答不出,但我可以告诉你,不读红楼梦的人,不读唐诗宋词的人,文学素养特别差的人,他就是脱不了俗。”⑧如果当代大学生满足于从影视上了解文学名著,而对文学原著变得愈来愈缺少耐心细读,甚至不屑一顾,长此以往,我们的审美能力必将萎缩,我们的想象力将趋于贫乏,我们的审美情趣将囿于平俗化。这同我们所需要的跨世纪人才应有的素质要求显然不符。就这一点来讲,大学语文的审美教育,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值得认真重视。当然,以大学语文课堂有限的学时和篇目,是不能完成这一任务的,但是,充分重视课堂的主导作用,以精讲篇目带动泛读,并开列出课外必读书,予以指导,辅之以其他课外活动,这一任务是能完成的。

    最后,大学语文有进一步提高大学生语文能力的任务。

    既然是提高,就不能停留在高中的要求上,这一点前已论述。在阅读和写作方面应当提出更高的目标要求。如阅读,就不能停留在字、词、句、篇的解读上,而要引导学生对作品思想内容的深刻理解,对艺术境界、美学特征的准确把握,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阅读能力。在写作方面,作为一门公共文化课,要进一步提高学生记叙与论说这两大基本能力。要培养锻炼更复杂的记叙与论说的本领。做到条分缕析、逻辑严密、内容充实,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在语言锤炼上更下功夫,有较高的文字修养,从而为运用语言工具从事与专业有关的写作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具体做法上,主要是结合课文学习进行,通过有限范文的精讲,扩大有指导的自学篇目,去培养学生阅读能力,这比较符合大学学习特点。在写作方面,主要是通过对课文的学习、揣摩、领悟、掌握写作艺术,辅之的必要的作文训练,然后进一步通过学生自己在课后的大量写作实践,去形成更高的写作能力。

    综上所述,大学语文是各类高等教育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其主要任务是人文精神教育、审美教育,与此同时,进一步提高大学生的语文能力。它对提高大学生文化素质,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大学语文开设已有十多年,但是它在全日制普通高校的课程体系中的地位作用,尚未受到应有的足够的普遍重视。据笔者所知,目前尚有为数不少的高校,并未开设大学语文课;或者如‘本文开头所说,虽名曰:“大学语文”,而所教所学内容,同大学语文应有要求相去甚远;或只是作为选修课同其他文化选修课比肩,也缺乏稳定的水平较高的专职教师队伍。显然,这已远不适应形势。我认为在研讨跨世纪人才素质教育的今天,对大学语文课的性质、功能等问题,仍有进一步讨论、认识之必要。如果说,大学生文化基础课应确立几门公共必修的核心课程的话,大学语文应是核心中的核心。从国家教育部门来讲,亦应加强指导。国家公布的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科目中,早已有大学语文公共必修课,且有教学大纲、统一考试要求等等。相比之下,全日制普通高校(本专科)却显得滞后。国家应尽快制定这门课程的课程标准、教学要求或指导性教学大纲,考试大纲,逐步建立题库,委托省一级组织全省统一考试等等,以加快这门课程的建设.为培养四有新人,充分发挥其应有作用。


    注释

    ①《大学语文》修订四版《四版前言》,华东师大出版社,1987年。
    ②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教材公共课《大学语文》(全国组编本,编写说明。华东师大出版社,1988年。
    ③杨之岭等《美国师范教育和教师》。见《十国师范教育和教师》,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
    ④转引自徐中玉《通才教育的基础——<大学语文>》,载《大学语文研究集刊》,浙江大学出版社,1986年。
    ⑤《大学语文》修订四版序言。
    ⑥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用专科公共课《大学语文》编写说明。华东师大出版社,1994年。
    ⑦《世界100位名人的著名演讲辞》,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
    ⑧周之良《世纪之交话人才》,《高等教育研究》1996年第5期。

    其他参考文献:

    苏美珍等《美国学分制特征及其启示》,见《同济教育研究》1994年第1期。
    赵修太等《日本大学的学分制管理》,见《高教研究》199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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