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要求高校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讨论。据称，目前已经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开大学等多所高校将语文课列为必修必选课。北京大学教务部负责人表示，“英语不过不能毕业，现在汉语不过也不能毕业！”

    英语不过不能毕业，现在汉语不过也不能毕业——教育部的这个要求或者建议获得了很多人的赞同。但是，和英语相比，我们自己的母语处于这样一种需要强调的地位，给人的感觉多少有点怪异。可这就是我们身边的现实。一些大学生日益退化的汉语能力确实令人忧虑甚至不解——在听讲座时，递给演讲者的纸条上错字连篇；毕业论文上，语病连连……类似这样的报道不时可见。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汉语热在国外逐渐升温，学习汉语的外国人越来越多，美国一位著名的投资专家就认为，本世纪最好的投资就是让儿女们学好中文。

    这样的对比当然令人感叹，但汉语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并不需要通过这样的对比来强调，它就是我们的根，任何一种强调对它而言都反而意味着伤害。所以，与将语文列为高校必修课相比，更重要的是先得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语文？

    说起来，语文其实就是一门跟美有关的功课，与一个人审美趣味、审美能力的形成有莫大干系。根据笔者有限的记忆，对于语文教育的反思与发难，首先并非来自于教育界本身，而是来自于文学界，以1997年由《北京文学》发起的语文教育大讨论为标志。人们普遍认为，语文问题已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比如当下人文精神在一些人身上的缺失、过于功利而浮躁的人文心态等等，虽然有着广泛的社会成因，但机械、枯燥的语文教育也要为此分担一定的责任。

    事实上，与其他技术性的课程不同，语文不仅仅是一种知识的培训，是掌握了多少汉字与修辞手法、知道哪位作家写过什么作品及其具体生卒日期，它更是一种潜移默化的美的陶冶，是审美趣味与审美能力的形成，等等，总而言之，它是温热的，人文的，而非冰冷的，教条的，与一个人的天性和兴趣是相吻合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

    诚如倡导大学人文者所言，人文素养与人格的培养是当代大学生中最缺乏的，而知识灌输型的语文教材不堪此任。在这样一个网络时代，资讯流量相当大，这当然可以使一个人能够方便迅速地掌握各种信息与知识，但越是这样，越是要强调直指内心的经典阅读。当然这里所说的经典是那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我们的生命只有在它们的滋润下才能变得更充沛。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上世纪50年代，沈从文的太太给沈从文写信说，“现在的人写起议论文都滔滔不绝，但要他描摹一个人，下笔往往是呆的。”这就是心灵干涸、审美萎缩的一种反映。

    这样的背景下，近些年来也陆续出现了一些语文教材的改革举措，更加强调人文与审美功能，对经典进行重新挖掘与定位。比如，北大教授钱理群等选编《大学文学》以期对《大学语文》进行改良；《大学语文》最经典、最普及的版本之一的华师大版本进行了大幅改动，在保持偏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人文、文学两大理念于一体。从体例上看，不再采取按文学史或文体排列的方式，而是根据实际内容或特色分组排列。

    语文教材的改革为一贯以呆板示人的语文教材带来了新的气象，但在这方面我们还有继续改进的空间。将大学语文列为必修课并不能真正激发学生对于汉语的热情，惟有改变以往那种过于强调工具价值的语文面目，才能使学生自觉地接受这种文化的传承。那么，接下来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当语文与大学毕业证书挂钩，如何避免它异化成另外一种枯燥的考试，而流失了其应有的人文精神？可以想见，当大学生抱着对付英语考级的功利心态来对付汉语考试，也许可以交出一张答案正确的试卷，但于文化的传承未必有多少实质性帮助。对于语文学习而言，情怀永远比知识重要，语文的“无用之用”就在于它可能不会改变我们的俗世生存，却可以丰富我们的灵魂，将我们与诗经、与先秦诸子、与李白杜甫的灵魂连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