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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辱观”要贯穿大学语文教学(丘立才)
【时间:2008/10/13 】 【来源:本站 】 【作者: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 丘立才】 【已经浏览5990 次】

    [摘要]大学语文教学一定要贯穿“荣辱观”。可以用“礼、义、廉、恥、勇、俭、爱、诚”这八个字,作为中国传统“荣辱观”的一个衡量标准。本文试从这八个字所蕴涵的文化意义,结合《大学语文》教材的内容,进行深入的阐释,说明时代虽易,然其标准对今天仍有现实深刻的借鉴意义,仍是大学语文教学中要把握的重点内容。

  [关键词] 荣辱观  礼义  廉恥  勇俭  爱诚  大学语文

  “荣辱观”要作为一根主线贯穿在大学语文教学中。可以用“礼、义、廉、恥、勇、俭、爱、诚”这八个字,作为中国传统“荣辱观”的一个衡量标准。正确地认识、理解、使用文字,特别是把握这八个文字符号的深刻内含,对于建设和谐的社会,提高人文素质,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尤其是今天,全社会都提倡要树立正确的“荣辱观”,把握好“荣辱观”的文字文化意义,显得更为迫切和重要,这也是提高大学生道德观念非常重要的一环,也是大学语文教学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荣辱观”作为社会的道德,它是社会的外表,是属于意识形态。但它离不开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荣”字的正体为“榮”,上边两个“火”、中间为“冖”、下边为“木”。“荣”字的上边两个“火”字,代表着生命之火熊熊燃烧、蒸蒸日上的景象;“荣”字的下边是个“木”字,意味着花草树木枝繁叶茂、欣欣向荣的景象。有道是:外荣内慧,外秀中慧。“荣”是指树木的,“秀”是指草木的。树木真要做到“荣”,只有根深才能叶茂;以“禾”为代表的“草”,其禾穗果实能给人们带来“奶汁”一样的享受,那才是真正的“秀”。无论是“荣”还是“秀”都是外在的“荣光”、“荣誉”、“荣华”,不要让它成为“虚荣”,则必须内中一定要有智慧。内中要是没有智慧,不要说会被虚荣所误,甚至还会“以恥为荣”或“以荣为恥”这样颠倒的“荣辱观”。大学语文教学就必须站在这个高度,来认识为何要将“荣辱观”贯穿于其中。“千古凭高,对此谩嗟荣辱。”(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所以知识的重要,智慧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当今开启“人智”是“荣辱观”教育的大前提,本末兼顾,方能显荣。大学语文教学是一门开启人们智慧的重要基础学科,它必须将“荣辱观”的内容贯穿于其中。

  “荣辱观”作为人们的道德,它是建立在人们必须生存的基础和前提上。徐中玉、齐森华主编的第八版《大学语文》教材的第一部分“以民为本”,就把《管子》的“荣辱观”突出地介绍出来。管理中国人的高手——春秋时齐国的管仲在《牧民》中说得多好:“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意思是:“仓库充实,老百姓就懂得礼仪和节操;衣食充足,老百姓就懂得荣誉和耻辱。”如果说“仓廪实”和“衣食足”是物质文明建设的话,那末“知礼节”和“知荣辱”则是精神文明建设。“仓廪实”和“衣食足”的物质文明建设是前提、是基础,而“知礼节”和“知荣辱”的精神文明建设则是升华和发展。这两者的辩证关系我们还可以从“辱”字感知到。“辱”字是由“辰”字和“寸”构成。要真正瞭解中国文字文化的深层意义,在你心中必须有一幅原始农业社会的图画。“农”字的正体为“農”:非常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在“田”里进行的“艰辛弯曲”的农耕劳作,尤其要把握好农耕“时辰季节”这一关键。而“辰月辰时”是春耕生产的关键时刻,即农历三月(辰月)辰时(早晨七至九点),是要切实把握好的分寸,这个时辰的分寸把握不好,那就是“辱”。因为农耕季节“春争时夏争日”,错过了时辰季节去耕种,那就没有收成了。没有收成,没有粮食,还谈得上“知礼节”和“知荣辱”吗?还谈得上“人格”和“国格”吗?所以,孟子说得多好:“夫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意思是说,每个人都是自己先侮辱自己的,然后别人才会侮辱他。我们今天提倡的“八荣八辱”,好好地借鉴历史上的“礼、义、廉、恥、勇、俭、爱、诚”这八个字的符号所涵盖着的文化意蕴,对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应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春秋时管仲把“知礼节”和“知荣辱”的精神文明建设概括为四个字:“礼、义、廉、耻”,并把这四种国民道德作为立国之四大精神支柱。“守国之度,在饰四维”;“四维张,则君令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何为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管子就是用“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政治思想路线和“礼、义、廉、耻”的四项基本原则,来治理国家的,使得齐国强大、富盛和繁荣,成为当时天下第一大强国,使得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孔子非常称赞管子治国的功劳:“管仲辅佐齐桓公,称霸诸侯,使天下一切都得到匡正,人民到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假若没有管仲,我们这些人都会披散着头发,衣襟向左边开,沦为落后民族了。”管仲治理齐国的“礼、义、廉、耻”的“荣辱观”,直到今天,依然适用于中国的国情,同样有着现实的意义。让我们从文字文化的角度上,更深刻地理解“礼、义、廉、耻”的意思。

  “礼”在人类社会中具有重要的位置和作用,既涉及到社会政治制度,更关乎人们的道德意识。中国远在周朝就由文王、周公制定了一整套周全的礼制。如果说,夏朝对中华文明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把握天时的变化规律,商朝对中华文明最大的贡献就在于把握地域变化规律的话,那末周朝对中华文明最大的贡献就是把握人伦的变化规律。《周礼》指出:“凡国之大事,治其礼仪,以佐宗伯;凡国之小事,治其礼仪,而掌其事。”《礼记正义》对“礼”的内容及其重要性阐述得更多:“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礼”字的正体为“禮”,它是由“示”和“豊”构成。“示”是人们祈求上天能给自己显示的“日、月、星”这三种光明。《说文》释“示”为“天垂象,见凶吉,所以示人也。从二、三垂,日月星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示神事也。”《周礼·春官》:“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示之礼。”而“豊”字,《说文》释为“行礼之器也”。不同等级不同年龄对“豊”的享受不同。“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其实《说文》释“礼”为“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所谓礼,就是礼行、履行,事奉神明能招致福祉的行为。而《释名》释“礼”为“体也,得其事体也。” 正体的“禮”字和正体的“體”字,其右旁的“豊”字是相同的,而左边一为“示”一为“骨”不同。所以“礼”就是自己的身体动作,要符合身体发育的各个阶段以及身份地位,得体而已。徐铉释“礼”字为“五礼莫重于祭,故从示。豊者,其器也。”人生的五礼,即冠、婚、聘、丧、祭这五礼,最重要的是祭礼。所以“礼是人们规规矩矩的态度”。“礼”字的读音还与“理”字的读音相同。有礼就是有理,有理能走遍天下,同样有礼也能走遍天下。可见“礼”的重要性。《大学语文》教材的第二部分“心怀天下”的《左传》篇中,就把“礼”和“德、义、信、仁”的重要性阐述得非常清楚:“夫乐以安德,义以处之,礼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厉之,而后可以殿邦国。”

  《大学语文》教材的第三部分“和而不同”里,魏徵的《谏太宗十思疏》开宗明义上奏:治国安邦如不积德义,犹如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何谓义?“义”字的正体为“義”,上为“羊”字,下为“我”字。也就是要处理好“羊”和“我”的关系,“我”和“羊”的关系;或者说,“羊”和“人”的关系,“人”和“羊”的关系。“羊”对于古今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氏,其“羲”字就从“羊”,其后裔一支为羌族,即是“羊人”。神农氏炎帝也是姓姜,即是母系社会的“羊女”所生。凡与“羊”有关的字,都具有不同的意义:美,羊大为美;善,能给二十张嘴吃的羊;养,食羊为养;祥,祭祀的羊,吉祥的羊;群,君羊为群,君王一定要有羊,群众才跟着他;鲜,鱼羊为鲜;羡,次等的羊羡慕头等的羊;差,老在羊尾巴上做工。《说文解字》释“义”为:“己之威仪也,从我羊。”我吃别人的羊,要坚持一定的原则标准,不能随便乱吃别人的羊;别人吃我的羊,同样也要坚持一定的原则标准,不能随便给别人吃。那末究竟按什么原则标准来处理“羊”和“我”的关系呢?一般来说,有这三条原则标准:一是按血缘关系、亲属关系。“义”和“一”相通,“我”这个“一”由何而来,又能产生多少?二是按感情关系、友谊关系。所以“义”和“谊”相通。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友谊天长地久。三是按市场关系、价值关系。“义”和“宜”相通。在市场交易的规律中,谁都想得到价亷物美适宜于自己的商品。以上的三条原则标准,相互融合,不断转换,如何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如何处理人与物之间的养生关系,人与人之间的仁义关系。所以“义”又是人们“正正当当的行为”。以上的三条原则标准,以哪一条为主,就是“主义”。而“主义”这一名词,也是近代才出现的。“羊”是动物,“我”是“人”。在近代英国的“圈地运动”就出现了“羊吃人”的现象,这才引起了马克思的思考,他透过“羊吃人”的现象,揭露出“人吃人”的现象,于是出现了“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义”是侧重于阐述人和以“羊”为代表的动物的关系的话,那末“廉”是侧重于阐述人和以“禾”为代表的植物的关系。无论是简体字的“廉”还是正体字的“亷”,“广”字下或“产”字下都有一个“兼”字。《说文》释“兼”为“并也,从又持秝,兼持二禾,秉持一禾”。禾穗和人类密切相关,用刀割禾,就有利益。有了禾穗就有稻谷,有了稻谷就有饭食,有了饭食人就可生存。手里拿着两把禾穗,如果都拿到“广厦”里去弄成米饭吃掉了、清费掉了,那就不是真正的“廉”。只有将手里拿着的两把禾穗,其中一把用于做稻种,即拿到田里去生“产”,另一把用于做稻米,即拿到屋里(“广”)去消费,这才是真正的“廉”,这也就是正体的“亷”字的真正内涵。所以“廉”又是人们“清清白白的辨别”。《释名》释“廉”为“敛也,自检敛也”。《广韵》则释“廉”为“俭也”。《周礼·天官小宰》制订了为政的礼仪:“以听官府之六,计弊群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可见周朝时对官府的吏治已经非常明确地指出了:“既断以六事,又以廉为本。”所以历朝历代“清政廉明”四字大匾都高悬在官府的公堂之上,为官吏们的座右铭,为从政者的基本道德观。《大学语文》教材特别推崇司马迁所论的“廉”有两处。一处是在《报任安书》赞赏李陵:“然仆观其为人自奇士,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予义,分别有让,恭俭下人,常思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另一处是在《李将军列传》佩服李广:“广廉,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终广之身,为二千石四十余年,家无余财,终不言家产事。”

  “耻”和“恥”这两个字是相同的,但真正讲恥辱的应是由这“恥”字来表达。《说文》释“恥”为“辱也,从心耳声。”虽然两个“恥”、“耻”都有“耳”字,“耳”是用来“听”的,可惜简体的“听”字没有了“耳朵”,而正体的“听”为“聽”字,字中既有“耳”听,还有“王”、“德”,这可是真正的“聽”。“耳”旁是“心”的觉悟,而不是简单的“足趾”的前进或停止。《六书总要》对“恥”字解释得非常形象生动:“从心耳会意,取闻过自愧之义,凡人心惭则耳热而赤,是其验也。” 所以“恥”又是人们“切切实实的觉悟”。孟子曰:“人不可以无恥。”《左传》载:“恥,匹夫不可以无备,况国乎?”世间有的恥辱,是匹夫个人的恥辱,有的恥辱,是国家民族的恥辱;匹夫个人的恥辱只是丧失了自己的良心而已,而国家民族的恥辱必然会把社会引向灾难。所以,只要人们生活在社会上,就要用自己的“耳”去“聽”,用自己的“心”去“思”,不要说出那些话,不要做出那些事,从而使自己、父母、祖宗、国家、民族、人类置于蒙恥受辱的境况中。司马迁在谈到生死观、荣辱观时有段话让人记得牢:“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鬄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支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司马迁所以含耻忍辱,就是要继承父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史记》一书。

  《大学语文》教材的第四部分“品格修养”里,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论语》中还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好一句“勇者不惧”,“知恥近乎勇”!《说文》释“勇”为“气也,从力甬声。勇或从戈用。古文勇从心。”非常清楚,“勇”字,就是“从力”、“从戈”、“从心”、“有用”。“从力”:勇的基础,就是有力才有勇,无力岂能逞勇;只要还有一口气,也会有力地显现出来。“从戈”:勇的表现,就是大动干戈,就是舞刀弄枪。“从心”:勇的内涵,就是有勇有谋,而不是匹夫之勇。“有用”:勇字上为“甬”下为“力”字;“甬”字上为“厶”下为“用”,即“用”字上添一个“口”,不但具有“有用”的意思,而且还有“通畅”之意;“用”字其实是两个“月肉”合在一起,或是“田川”连在一起。怎样的勇才算有用呢?勇就是胆识,胆识只有在学识、才识的基础上,才是有用的胆识,有用的勇。没有学识、才识的勇,是匹夫、庸夫之勇,是无用之勇。《唐且不辱使命》记载了秦王所说的庸夫之勇,也记载了专诸、聂政、要离这些志士之勇。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中把段秀实“勇服郭晞,治理军营”的故事描绘得非常生动,让人阅后不忘。当然没有胆识,没有勇气,只有学识、才识,也不可能成就大业。

  “俭”的正体字为“儉”,《说文》释为:“约也,从人佥声。”而对“佥”字释为“皆也,从亼从口口从人人。”从“俭”字的结构,可以明白其意思:就是人在一生的前进行动中,要坚持“节俭”的原则。这个原则,就是在仓库(“亼”)里的粮食一定要按一人一口的原则进行分配,按照在册户口的人数编制进行分配,不得吃空额,也不得多吃多占。要是多吃多占,就走向“俭”的反面“侈”去了。在中国的传统道德里,节俭是美德,奢侈是恶德。“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这后面的诗句是唐朝诗人李商隐在《咏史》中反映出的历史规律。大至国如此:君王得天下失天下,皆是“以俭得之,以奢失之”;小至家亦是如此:“黄金本无种,出自勤俭家。”不但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国外许多谚语也反映出“节俭”是美德:“节俭是致富的秘诀。”“节俭本身就是一宗财产。”“节俭是你一生中食之不完的美筵。”爱因斯坦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旗帜鲜明地宣称,对节俭的追求,对奢侈的鄙视:“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的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在今天建设幸福富裕的小康社会过程中,欠发达地区能克勤克俭,固然是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富裕地区能克勤克俭,则是中华民族现代化的更高层次的美德。“俭”的美德应从孩童时教育起,让每位都牢记住:“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从“撿”饭粒开始培养起“俭”的美德。

  “爱”的正体字为“愛”,这个字由“爪”、“冖”、“心”、“攵”四个部件组成。“爪”谓手指或脚爪;“冖”原意为覆盖,引伸为小范围内,又引伸为幕;“心”是指爱心,意思是要用心去爱;“攵”是行动的脚。“愛”字的上下都一样是手或脚,中间有一层布幕遮盖着一颗“爱心”,又好似上面的手脚赐予一颗心给下面的手脚,更像似两只手脚相互爱抚和珍惜着一颗共同的心。“愛”字中最重要的是“心”,爱“心”不能丢,与“心”字有关称为爱的,在《尔雅》中就载有:“怟怟、惕惕,爱也。”“懓、怜、惠,爱也。”要深刻地理解“愛”字,首先,要用“心”去爱,没有心去说爱那是假爱,那是玩爱。其次,要知道爱是互相的,单相思是爱不起来的。再次,要知道爱的出发点是自己,要爱惜自己的身体,要爱惜自己的心智,不要利令智昏,也不要权令智昏,更不要欲令智昏。最后关键的是要让爱升华,从爱己出发,爱家、爱乡、爱县、爱市、爱省、爱国、爱世界、爱宇宙,不断地升华,才能达到挚爱的最高境界。所以,“爱惜精神留他日担当宇宙,蹉跎岁月问何时报答国家”,不也是激励每个人爱己爱国的一副很好的对联吗?《大学语文》教材中,既有对大自然的爱,也有对祖国的爱;既有天长地久的爱,也有朝朝暮暮的爱;既有家庭亲切感情的爱,也有社会朋友诚信的爱;既有理智的仁爱,也有情感的恨爱……诚如《看蒙娜丽莎看》一文的结语说的:“在蒙娜丽莎目光的焦点上,她不给我们欣赏者以安适、宁静,她要从我们的眼窍里摄出谛视和好奇,搜出惊惶与不安,掘出存在的信念和抉择的矫勇,诱惑出爱的炽热,和爱之上的追问的大欲求,要把我们有限的存在扯长,变成无穷极的恋者、追求者、奔驰者,像落在太空里的人造星,在星际,在星云之际,永远飞行,而死在尚未触到她的时分,在她的裙裾之前三步的距离。”

  “诚”的正体字为“誠”,《说文》释为“信也”,而对“信”则释为“诚也”,可见“诚”就是“信”,“信”就是“诚”,“诚”和“信”相通。“诚”,就是“言”而能“成”功;“成”功又要有言论来指导。“信”就是“人”“言”我“信”;我“言”“人”“信”,人们能互“信”。但“诚”与“信”仍有区别:“诚”侧重于内心,“信”侧重于外在;“诚”侧重于主观,“信”侧重于客观;“诚”侧重于动机,“信”侧重于效果。所以宋朝朱熹认为,诚是自然底实,信是做人底实。同样,“诚信”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孔子从个人修养说到“信”:“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谈到治理国家大事时说到“信”:“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汉朝董仲舒把“信”列为“五常之一”:“夫仁、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饬也。”宋朝宰相司马光说得更为重要:“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至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明末清初的王船山则认为:“人与人相於,信义而已矣;信义之施,人与人相於而已矣。”这就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信义的施行,所以人和人之间相互服务的关系,也要重视信义的施行。清朝纳兰性德的《金缕曲·赠梁汾》一词“青眼高歌”出其“诺重”诚信的豪情:“一日心期千劫在,后身缘,恐结他生里。然诺重,君须记。”诚信老实,信守诺言,不说谎,不作假,这些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在今天并未过时,仍需发扬光大。

  以上的八个字,禮、義、亷、恥、勇、儉、愛、誠,在课堂的大学语文教学中要能深刻理解其意义,将“荣辱观”贯穿始终,特别要牢记住司马迁说的话:“修身者智之府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符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列于君子之林矣。”并且都能将它努力地进行实践,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矣!

 

 参考文献:
 1、《大学语文》徐中玉 齐森华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
 2、《周易辞典》张善文编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年
 3、《管子研究》 丘立才编著 齐鲁书社 1998年
 4、《说文解字》(汉)许慎撰 中华书局出版 1963年
 5、《说文解字注》(清)段玉裁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年
 6、《十三经注疏》 中华书局影印 1979年
 7、《解开汉字之谜》(上下册)安子介著 瑞福有限公司出版 1990年

 8、《论语译注》 杨伯峻译注 中华书局 1980年

    本站链接:大学语文研究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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