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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倩茹:《世说新语》中的言语智慧与诗意表达
【时间:2018/11/3 】 【来源:《汉字文化》2018年第18期 】 【作者: 侯倩茹】 【已经浏览1299 次】
  【提  要】《世说新语》是南朝宋代刘义庆的志人小说集,记载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一些趣闻轶事,许多故事都是当时名流的言行实录,从中体现出他们言语中的智慧。本文对《世说新语》中的言语智慧在展示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生活风貌、启发后世诗歌创作与文学批评理论方面的影响做了阐释与总结。
  【关键词】《世说新语》 言语智慧 诗意表达 趣味 影响
 
  《世说新语》中的言语智慧作为魏晋士人的生活方式和后代士人的理想生活,和当时的文学创作相比,走在了时代前列。在淡乎寡味的玄言诗盛行的时代,摅写性灵的诗歌创作也似乎跌入低谷,毫无生机与活力,而《世说新语》的智慧言语中反映出的多姿多彩的生活情趣,从审美角度来说,才是真正传送时代先锋的青鸟。它们在展现士大夫生活风貌、对后世诗歌创作与诗歌批评理论发展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意义。
 
  首先是展现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生活风貌。《世说新语》中频繁出现的智慧言语,充分说明在当时环境下,口头表达能力是综合才能的重要一环,在当时士人清谈、文人诗人聚会中有重要的作用,写诗作文的出奇制胜也会被人赞赏。这样富有智慧的言语训练对于积累素材、提升创作技巧、丰富自己的情感体验都大有裨益。而且对后世语言游戏的衍生和发展,如对联、猜谜、行酒令等,也有很大启发。就算在平素交往与日常生活中,士大夫也喜欢用有智慧的言辞彰显自己的学识与修养。如《言语》第九十六,毛玄因为自己的才华而自负,常常说:“宁为兰摧玉折,不作萧敷艾荣”。用屈原诗篇中象征高洁的兰草和玉佩来表达自己的胸怀和情操,足见其渊博与高洁。
 
  人物品藻作为当时名士的一种风尚和士大夫的交往方式,是《世说新语》的智慧言语中最能展现士大夫生活风貌的。品藻的方式多种多样、不一而足。有因今人古人性情等方面相近,而将今人比作古人的,比如《任诞》第二十,因张翰“纵任不拘”,时人称他“江东步兵”,将他比作阮籍。也有因为某几人有相同的品行或才能而并称的,如“竹林七贤”。还有因为人物本身形貌或精神方面的特点,做一个雅致而贴切的比喻,如有人把王恭的形貌比作“濯濯如春月柳”。这种言语通常短小精悍,读起来也朗朗上口,加之说话人都是颇有声望和地位的名士,一旦说出就会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尤其是名士对人物的品藻,非常容易影响被评价人的形象和地位,因此名士并不肯轻易评价别人。而能得一二雅号的人,必然是为世所重的名流贤士或者大有前途的青年才俊。这种形式的同辈交往或者前辈对后辈的提携,不仅是当时士大夫阶层中非常风行的交往方式,也为后代开启先锋,成为一种文士之间值得借鉴的交往方式,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文化的一大特色。唐代贺知章偶遇李白,觉得其气质酷似“谪仙人”,再加上李白诗风飘逸洒脱,世人便称李白“诗仙”。
 
  而《世说新语》言语智慧中第二部分的机智回答中透露出来的言语机锋,也从另一方面展示了士大夫的生活。这些语言展示出他们作为饱学之士过人的聪慧和对书本知识的灵活运用,以及作为当时社会上层人物——士族,展现出对自己和家族的极强的自尊。诗意的鉴识人物、风景和文学作品让他们的生活比普通大众更加精致而有趣,而机智的回答则让他们在动荡之中拥有尊严并且生存下去。当权者或因为机智的言语而对说话人颇加赏识,不忍为难与加害,或无法从他们的话语中找到破绽,虽有杀心,也只能恨恨作罢。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提倡自由随性,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名士,却无法由着自己的真性情说几句实话,只能凭借才学与智慧与统治者反复周旋,求得一线生机,也透露出一种高处不胜寒的悲哀。
 
  其次是对后世诗歌的创作方面的影响。一方面,《世说新语》中的智慧言语,多产生于士大夫之间互相交流或者文学集会之中。曹魏三曹七子,后有竹林七贤、金谷雅集、兰亭之会,都是文士们交游与盛会的佳话。士大夫们因声求气,常有共鸣,并且在集会中产生真挚的感情,这非常有益于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比如曹氏兄弟与建安七子的感情,在七子中的王粲等人因瘟疫殒没之后,曹丕与曹植对他们的悼亡无比真切而沉痛。这种由于才学和性情的认同而走到一起的文人们,抛弃了文人相轻的偏执狭隘想法,在互相欣赏、学习与鼓励中,不仅彼此建立真挚的感情,传为文坛佳话,还有益于各自文学修养的提升与进步。还有在文学交游与聚会中,文人们常即景抒情,赋诗言志,或者奉诏应制、同题共作,甚至一些游戏之语,都可以看做日常的文学素养训练。久而久之,遣词用句等技巧方面会有很大的进步,对士人们日后有感而发之时的文学创作有巨大影响。
 
  另一方面,魏晋时代的动乱使当时作家的创作主题发生了变化,从两汉诗赋的言志到魏晋文章的缘情,诗人们更加注重自己内心的感受。在这建功立业只是梦想、性命能否保全都未可知的时代,士人们更加直率地追求自己内心的渴望。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的神圣性俨然不在,诗也似乎并非如孔子所言是“言志”的,随着曹丕的“诗赋欲丽”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追求华丽典雅的文风渐渐成为一种时尚。《世说新语》中的言谈智慧就是反映当时文风的一面镜子,其中对人物的品藻、对文章的鉴赏,那么一两句充满诗意、简明扼要而又生动贴切的话语,无不充满了绚烂与华丽的色彩。而正如《世说新语》中各个名士都有自己的言语风格一样,魏晋时期的作家也都在逐渐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同是曹氏,曹操“古直悲凉”,曹植“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曹丕却“便娟婉约”,七子中王刘应徐等人又各有其特点。正充分说明重视个人风格,注重个性化创作的时代来临。
 
  最后是对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影响。这是《世说新语》中的言谈智慧对中国古代文学史最重要的贡献。因为这标志着一个重视文学创作本身特点与规律研究的时代的来临,即鲁迅先生说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时代。这个时代,是方方面面都体现美的时代。绮丽婉转的齐梁声律,让人们认识到了语言的音乐美,于是周颙和沈约发现“四声”、“八病”,总结声律的规律。因为对文学样式的辨别和分类,出现了文笔之争,带着文学创作的形象思维问题,昭明太子萧统编纂《文选》,收录美文,而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立言》更提出以感情充沛、音韵流畅、辞采华美作为文的标志,最终衍生出刘勰的“辩体”思想。这也是一个受老庄玄学影响颇深,注重以自然风物和内心的直接感受来品评文章的时代。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思想,受老庄影响,“与心徘徊”中带着自然本性的气质。像《世说新语》中记载简文帝入华林园的时候一样,他认为作家构思的时候是“情以物兴,物以情观”,在言意关系上持道家传统的“言不尽意”论,并且上承曹丕主“气”的思想,认为作家个性的形成,与“才”、“气”、“学”、“习”均有关系,在审美方面非常推崇与自然密切相关的风骨美。钟嵘在《诗品》中也推崇感物起情与自然本色,强调风骨论与滋味论,而其中对历代五言诗人的评价更与《世说新语》中对人物与作品的欣赏有莫大的关系。陈子昂的兴寄论,强调继承三曹七子的汉魏风骨,殷璠的兴象论和王昌龄的诗境说对盛唐诗歌意境美的贡献不可估量。而李白作为盛唐诗的典范,带着对谢朓、鲍照和阴何的推崇,以“诗仙”的姿态登上诗坛,更是对六朝绮丽之美的充分肯定。还有司空图对“味外之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的追求,这些都与《世说新语》中的言语智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尤其是第一部分诗意的赞赏,对人物景物和作品的品藻都充分体现了以上所说的三个方面:对美的追求、重视自然对社会的渗透与内心情感的抒发。甚至是如“蒹葭倚玉树”这样简单的一句话中,就有这三方面情感的融合,美与丑的强烈对比、人与物的形似比拟、内心对美的赞赏与对丑的嘲弄都在这短短五个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是非常成功的文学批评。言语智慧中对这三方面的体现,与当时乃至后世文学批评的侧重又出现了一个奇迹般的暗合,不得不说,不仅是审美趣味与文学创作,就连文学批评方面,《世说新语》中的言语智慧也起到了一个前瞻性的作用。这充分说明,魏晋时代士大夫的价值观念与欣赏品味,十分具有超前性,虽然在当时并没有激荡起多么壮阔的波澜,也没有带来伟大的创作实践,但其作为一种令后世向往并不断追逐的生活状态,在审美与生活趣味、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等诸方面引起的巨大反响,足以说明它们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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