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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公:《传统语文教育初探》序
【时间:2018/9/28 】 【来源:张志公文集(4) 】 【作者: 张志公】 【已经浏览530 次】
张志公《传统语文教学研究》序,张志公文集(4),广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3-10页
 
  五六十岁以上受过封建教育的人,大都进过蒙馆,在那里念过《三字经》《百家姓》《干字文》,背过在当时不能理解的《四书》《五经》,为对对子伤过脑筋,为写八股文吃过苦头。那种传统的学塾教育,就其内容而论,当然充满了封建主义的毒素;就其方法而论,也含有不少落后的、不科学的因素。郑振铎先生认为那种教育是“用严格的文字的和音韵的技术上的修养来消磨‘天下豪杰’的不羁的雄心和反抗的意思,以莫测高深的道学家的哲学和人生观,来统辖茫无所知的儿童”,总之,是“注入式的教育,顺民或忠臣孝子的教育。”(郑振铎:《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载《文学》,1936年7月,第7卷第1号。)这种批判,无疑是一针见血,切中要害的。至于方法上的缺点,就连古代某些有见解的人,都曾尖锐地批评过。明代的王守仁说: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待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敢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欲见。窥避掩复,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躯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王守仁:《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王文成公全书》,卷二。)
 
  这段话形象地描绘出封建教育的腐朽面貌。本来,教育从来就是为一定的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服务的,封建社会的教育不能不深深地浸透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教育的方法,又为教育的内容所制约。以灌输封建思想意识为主要目的的教育,它的方法就无可避免地受到很大的局限。因此,当我们回顾传统蒙学教育的时候,我们所接触的必然是大堆大堆的糟粕,有些东西,简直污浊到使我们不愿意伸手去碰。然而,不谈整理遗产则已,只要接触这项工作,就用得上“披沙拣金”这个成语,怕脏手是不行的。因为,千百年来的文化遗产,无论哪个方面,在成堆的糟粕之中,总还有某些精华——前人的智慧和经验在内。把这一部分“金”拣出来,于我们总有或大或小的用处。就拿传统的语文教育来说,蒙馆能在比较短的时间里教儿童认识相当多的宇,这个事实就值得重视。一本《千字文》从南北朝直到清未,流行了一千四五百年,成为世界上现存的最早、使用时间最久、影响最大的识字裸本,这里边不能说没有值得探讨的地方。16世纪40年代就有了插图相当精美的儿童故事书,比西洋同类书籍的出现早了一个世纪左右;[注p4]今天我们所见所知的蒙书,品种之多,某些本子编写方法的巧妙,插图刻印的精工,也都大有可观:前人的这些努力,留下来的这些遗产,不能一笔抹煞。进行语文教育,教学生识字,读书,作文,有两个重要之点:一是要符合本国语言文字的特点,一是要符合儿童和青少年学习本国语言文字的规律。在千百年长期的语文教育实践之中,前人在这两方面确实找到了一些门径,积累了不少经验。我们的责任应该是作一些分析研究,看看他们所用的方法之中,哪些是行之有效的,为什么会有效,哪些是不对头的,为什么不对头,进而明确哪些是应该丢弃的糟粕,哪些是可资借鉴的经验,这些有益的经验又应该怎样同现代的科学成果结合起来,赋予旧的经验以新的生命,使它得到发展和发扬。这样,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语文教育工作能有些参考作用,对于研究我国语言文字的特点也会有些益处。
 
  要研究传统的语文教育,不能不首先探索一下蒙学的发展情况,因为传统的语文教育是蒙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方面,必须对蒙学的一般情况有个大致的了解,才能比较确切地了解语文教育这个方面的特点和问题。但是,探索蒙学的发展情况,有一定的困难,主要是可用的文献材料不多。关于蒙学,前人的记载很少;各种课本,过去的藏书者多不重视,大都散失,现在收集起来很不容易,就连从前的书目之类,对于蒙书也不多著录,现在想查考一下书名都很麻烦。至于对蒙学和蒙书进行一些比较系统的研究整理。这种工作前人作得更少。中华书局曾经收集并且展览过五六十种童蒙读物;胡怀琛曾经写过一本《蒙书考》,开列了大约100种所见所知的蒙书,辑录了几十条有关的资料:这些,筚路蓝缕之功不可没,不过收集考查的范围都还不大,分析研究更付缺如。前人提供的资料和研究成果如此之少,而个人的见闻又极有限,因此,对于蒙学的这项探索工作,只能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还有待于更多的、见闻较广的同志来共同努力。
 
  这里姑且根据初步探索之所得,试为蒙学语文教育的情况勾面一个极粗的轮廓,作为进一步考查的线索。
 
  古代蒙学的情况,今天我们所能知道的很少。从现存的记载和教材来看,先秦两汉时代就很重视对少年儿童进行识字教育和句读训练。《礼记·学记》里说: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止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陈澔对这段的注解说:“离经,离绝经中之句读也;辨志,辨别其趋向之邪正也。”《汉书·艺文志》说:
 
    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率,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
 
  在整个“小学”部分,著录了十家35篇,都是识字课本之类,例如在《史籀篇》下面就明白地说:“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
 
  据王国维考证:
 
    汉时教初学之所名曰书馆,其师名曰书师,其书用《仓颉》《凡将》《急就》《元尚》诸篇,其旨在使学童识字习字。……汉人就学,首学书法,其业成者,得试为吏,此一级也。其进则授《尔雅》《孝经》《论语》。(王国维:《汉魏博土考》,《观堂集林》卷四。)
 
  这段时期的蒙书,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有两种,一是管子的《弟子职》,一是史游的《急就篇》。这两种书流传使用了很长的时间,对于后来的蒙书,有很大的影晌。经过魏普南北朝到隋唐,蒙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大致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识字教育,适应新的需要有了新的发展,在《急就篇》的基础上产生了很多种新的识字教材,其中最重要的是一直流传使用到清末的《千字文》,再就是编注跟它相近的《开蒙要训》,此外还出现了“杂字”和其他一些蒙学用的字书。第二是出现了新的封建思想教育的蒙书,如《太公家教》和《女论语》等。第三是运用以上两类蒙书的编法(用整齐的韵语),产生了新的一类讲掌故故事的蒙书《兔园册》和《蒙求》等。可以说,到了唐代,蒙学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一套,包含互相配合的三个方面:识字教育,封建思想教育,知识教育。这三类蒙书对于后世的影晌非常大,在它们的基础上发展出来很大一批新的教材。
 
  宋代继唐代的道路,又有了新的发展,从宋到元,基本上,完成了一套蒙学体系,产生了大批新的蒙书,这套体系和教材,成为此后蒙学的基础。宋元以下,可以说只有较小的发展和补充,再没有根大的变动。这套体系的大致情况是:第一,识字教育方面,继承了《千字文》,补充了《百家姓》和《三字经》,成为几乎不可分的一套识字教材“三,百,千”;另一方面,“杂字”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识字教育的另一条路线,与"三,百,千”相辅而行。第二,在封建思想教育方面,一则用《千字文》《三字经》深入到识字教育中去;再则以程朱理学为依据,产生了新的教材《小学》和大批性质相类似的书;此外又运用《弟子职》和《蒙求》的形式,产生了大批韵语的训诫读物。第三,在《蒙求》的基础上发展出来更完整的一些知识教育的教材如《史学提要》《名物蒙求》等,前者系统地介绍历史知识,后者有计划地介绍各方面的知识,包括一点自然知识。第四,产生了重要的初步阅读教材——诗歌读本《千家诗》和散文故事有《书言故事》和《日记故事》。第五,在初步识字和初步阅读的教育之上,产生了一套读写训练的方法和教材—一属对,程式化的作文训练,专作初学教材用的文章选注和评点本。
 
  此外,朱熹和他的门人,以及从事教学工作的许多人,很重视蒙学的方法、步骤问题。他们的一些言论,对后世的影晌很大,逐渐形成了一套蒙学的体制和教学方法。宋元以下,蒙学大致不离乎上述的规模。在某些方面也有些发展,产生出一些新的教材;在某些方面,也有过一些并不成功的新的尝试。就识字教学而论,“三,百,千”一直流传使用下来,没有多少改变,中间曾经有过不少人编了些新的千家姓、百家姓、三字经,但是大都通行不广,而“杂字”书则有较大的发展,在群众中有越来越广泛的影晌。封建思想教育和知识教育,仍是沿著宋元以来的道路前迸,中间也产生了一些新课本,有的流行较广,影响很大,例如《小儿语》《弟子规》《鉴略》《幼学》《龙文鞭影》《昔时贤文》等等,到了清末还产生了一些用蒙求形式介绍新知识的蒙书,如《时务蒙求》《地球韵言》《算学歌略》等等。《千家诗》一直风行,后来并且产生了编法近似的《五言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也出了一些以进行封建思想教育为主要目的的诗歌教材,如《小学千家诗》等等,训练一直沿用下来。程式化的作文训练发展成为八股文,跟科举考试完全粘合起来。文章选注评用,陆续出现了不少新的选本。讲基本的文字蒙书和蒙学用的工具书出了一些。此外还前人经验、专谈教学方法的著作,如崔学古的《幼训》《少学》,王筠的《教童子法》等等。
 
  以上是从先秦到清末的蒙学语文教育发展的大致情况。对于这一套遗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进行研究。
 
  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就各个历史时期逐一研究,比较周祥地考察每个历史时期的蒙学情况,有哪些作法,哪些教材,哪些重要的教育家,进而分析蒙学发展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关系,它的成效和缺点,它如何继承前一时期的传统,它对后一时期有怎样的影响,等等。
 
  可以就若干种重要的蒙书逐一进行专书研究,考察它产生的背景和演变的路径,分析它包含的思想内容,反映的教育方法,进而分解出它的精华和糟粕。
 
  也可以从教学的角度,就蒙学的各个方面进行专题研究,例如专门研究蒙学中进行知识教育的方法,或者专门研究它进行语文教育的方法,或者研究封建思想教育、知识教育、语文教育怎样互相配合,等等。
 
  此外,还可以从别的角度、用别的方法进行研究,也可以把几个角度、几种方法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
 
  无论从哪个角度、用哪种方法来研究,都是有意义的,也都需要作一些繁重的搜求探索、爬梳整理的工作,而不是轻而易举的。
 
  限于资料和能力,这里不企图对蒙学作全面的研究,只打算从语文教育这一个角度作一些初步的探讨。(曾在《人民教育》1961年9月号、11月号、1962年1月号、3月号用笔名张耕发表过几段摘要,事后得到不少同志的鼓励,所以才把全稿加以修改整理,编成这本小册子。)就是这样,目前所掌握的资料也还不足以就这个问题研究得很深入,只能作一些比较粗浅的观察和分析。
 
  总之,这本小册子是个“初探”,它所希望的不是全面深入地解决研究蒙学语文教育的问题,而是,用个俗语来说,抛砖引玉。对传统语文教育方法的概括、分析和评价有不恰当的地方,史实、资料有遗漏,乃至运用资料有考据上的失误,等等,都是在所不免的。这些,热诚地希望得到指正。
 
1962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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