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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文锦:准确认识与把握语文课程性质
【时间:2018/7/30 】 【来源:语文建设2017,(19),15-17 】 【作者: 倪文锦】 【已经浏览440 次】
    众所周知,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属于教育的目的、任务,它需要回答教育往哪里去;“怎样培养人”包括教育的内容和教育的方式、手段等,它需要回答教育“凭借什么去”和“怎么去”。毫无疑问,立德树人是包括语文教育在内的一切教育的根本任务,而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重要学科的“语文”,对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更是具有特殊的意义。这就离不开对语文课程个性特点的认识和对课程性质的把握。有人说,课标是龙头,只有龙头舞起来,教材、教学、评价等龙身、龙尾才能舞起来、摆起来。而课程性质更是龙头上的眼睛,只有性质明确了,才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课程总是与时俱进的。从语文课程发展的100多年历程看,不同时期语文教学大纲或课标等有关文件对课程性质的表述(本文不再列举)是有差异的,有时甚至相去甚远。这些不同的表述,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对语文课程认识上的差异;另一方面,作为各历史时期语文教材编制的依据、语文教学的依据,以及语文考试评价的依据,毋庸置疑,它们事实上又对不同时期的语文教育发挥着主导作用。
 
    造成这些不同表述的原因,以我观之,大致有以下几种。
 
    一是政权更迭。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结束,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对新中国文化教育工作方针的规定,“以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党和政府有步骤地、谨慎地对旧有的学校从办学方针到课程设置、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显而易见,这一时期对语文课程的定位及其改革重点必然在政治内容方面,即清除国民党统治时期语文课程中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内容,注重用革命思想教育学生。这在当时是十分必要的。
 
    二是学术讨论的深入。例如,20世纪60年代初,党中央在初步总结“大跃进”教训的基础上,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及以后的一段时间,语文教育领域也逐步摆脱了“左”的影响,改革的理论和实践得到了健康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语文教育质量的提高。尤其是上海的《文汇报》,曾连续两次组织了语文大讨论:先是1959年6月5日开始的“关于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讨论,1961年又开展了“怎样教好语文课”的讨论。至1961年12月3日《文汇报》发表《试论语文教学的目的任务》的社论进行总结为止,大讨论前后历时两年半。这是我国语文教育史上时间最长、范围最广、充满学术民主空气的一场大讨论。社论认为,“要培养能够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的又红又专的队伍,就非首先在受基础教育时,学会掌握语文这个工具不可”。社论指出,“内容决定形式”“手段为目的服务”是写作的一般原则;“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是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的原则;“批判继承”是对待文化遗产的原则,同语文科有相联系的一面。但是,语文教学的任务与文艺创作、文艺批评和整理研究文化遗产的任务毕竟不同,机械地搬用上述原则,就会离开语文教学的特点,削弱语文基础知识教学和基本训练,妨碍语文教学目的任务的正确贯彻。社论说:学生在语文课上学习的主要就是掌握和运用语言文字这个“手段”,学会“手段”恰恰成了语文教学的重要目的;语言文字这个“形式”恰恰成了语文教学的内容。社论认为,“从语文教学特点出发所作的探索研究和经验交流,使人们的主观认识和教学方法逐渐符合客观规律”,“语文教学既然在不断发展,人们对语文教学的客观规律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总之,社论反映了当时广大教师对语文教学的认识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它不仅有力促进了当时的语文教学,而且对以后语文课程的定性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是错误理论和“左”的思想的干扰,以“十年动乱”时期最为典型。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场以错误的理论为指导的错误的运动,首先从文化教育领域开刀,使刚刚摆脱“左”的影响而走上正确轨道的语文教学重新遭受严重的摧残,蒙受了史无前例的深重灾难。语文课程拼命宣传“以阶级斗争为纲”,竭力鼓吹“造反有理”“向走资派夺权”,并把语文教材变成联系“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实际,开展“革命大批判”的有力武器。更有甚者,“四人帮”的帮派分子已经提出“政文合一”的路线图与时间表,主张取消语文学科,将政治科与语文科合并为“政文”科。
 
    四是各种教育观念、思想的碰撞与交流。新时期以来,一方面,改革开放为语文教育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教育思想、观念的相互交流及激烈碰撞,也使语文教育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惑。尤其是罹患“语文”与“人文”双重缺陷的当代青少年,普遍存在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人格扭曲、国家意识淡薄、民族自尊自信失落、社会责任感不强等弊端,语文教育的有效性正在受到严重质疑,面临严峻的挑战。这一时期对语文课程性质的表述是最为多元的。
 
    当然,语文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而非自然科学;“口头为语,书面为文”的语文是综合型的,而非语言与文学的分科,这两个特点也不能忽略。一般而言,属于自然科学的学科,课程性质界定比较清楚;而属于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课程性质就不那么清晰。分科型的学科,它的性质表述一般很少引发争议;而综合型的学科,对课程性质的定位也较容易引发争议。
 
 
    那么,不能准确认识和把握语文课程性质会导致什么后果呢?一言以蔽之,轻则影响教材编制、课程实施、考试评价,重则导致“语文取消论”死灰复燃。
 
    这里我们不谈“十年动乱”期间,有人想用“政文合一”论来取消语文科,因为这是“四人帮”的政治需要。但以前关于汉字难学、拼音文化先进、方块汉字落后等论调,也是进入过大型工具书的,且确实很有市场。它影响到人们对语文课程性质的定位。那么今天还有没有“语文取消论”呢?我认为还有。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假借课程融合论或综合课程论,主张语文、政治、历史性质相似,是可以融合的,或合并综合成一科。二是运用比较理论,例如通过学生独立阅读与上语文课作比较,认为阅读比语文课更重要,主张“别上语文课了,真的没啥用”。尽管今天这种“语文取消论”与“十年动乱”期间的“语文取消论”不可同日而语,但从这些研究的结论看,结果是一样的。我把今天的“语文取消论”产生的原因归咎为不能准确认识和把握语文课程性质。
 
    不能准确认识和把握语文课程性质,我认为对日常语文教学危害最大的是形成“工具”“人文”两张皮,并人为地制造二者对立。我曾举过一些案例,有的教参(广义的教材)解释巴金《灯》的结尾句——“想着,想着,我不觉朝着山的那一边笑了”,把“山的那一边”解释成“解放区”“延安”;在有的名师课上,传统名篇《愚公移山》中好端端的愚公被丑化为“一个狡猾毒辣的阴谋家”“不顾他人死活的自私鬼和疯子”“不但耽误自己也耽误子孙的害群之马”;教“照”字,有人炮制假想的“字理”,讲成“一个日本人,拿了一口刀,杀了一个中国人,流了四滴血”,不但扭曲了“照”的本义,而且严重违背了汉字讲解的科学性,可还有人认为这是爱国主义。
 
    从考试角度看,2017年浙江高考语文题中有巩高峰的短篇小说《一种美味》,文末描述从锅里跳出来的鱼“眼里还闪着一丝诡异的光”。文后有一道试题正是要求考生评析这个结尾。考试结束后,巩高峰在微博上表示“标准答案没出来,我怎么知道我想表达什么”,被媒体称为“高考阅读打败原作者”。再如,有一年福建省高考语文现代文阅读《寂静钱锺书》,原作者亲自解题,按标准答案,在15分的总分中也仅获1分。
 
    教材编写者、语文名师、高考命题者等,不能说这些人语文能力不强,语文水平不高,那为什么还会出现上述问题呢?这种现象与语文性质看似无关,但实际上折射出他们对课程性质缺乏研究,把握失准。那些供教学、考试之用的文本仿佛可以变成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我爱怎么讲就怎么讲,我爱怎么考就怎么考。这些任性的行为反映了他们对祖国的语言文字缺乏基本的敬畏之心和起码的了解与尊重。至于那些恶搞语文者,则更是等而下之。
 
 
    如前所述,课程总是与时俱进的。作为语文教学依据的课标,它对课程性质的定位不是终止人们的认识,也不是终结真理,它并不妨碍人们对语文课程性质的探索。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语文课程性质是可以进一步完善、继续发展的。在我看来,语文课程性质的表述,至少应简明地回答下列问题:语文的内涵是什么?语文课程是什么?为什么要设置语文课程?语文课程是用来干什么的?语文课程对青少年发展的主要意义是什么?语文课程区别于其他课程的个性特点是什么?语文课程实施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其中,关键要抓住三个“度”:
 
    一是要有高度。对语文课程性质的定位一定要有“学习与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这个高度。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小学设置的语文课程是汉语文,这是以主体民族的共同语作为全国共同语。汉字就是中国字,汉语文即中文。中小学语文教学就是中华民族共同语的教学,这是中华民族母语的教学,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学。语文教学必须遵循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充分体现汉语言文字的特点。
 
    二是要有厚度。这个厚度指文化厚度。母语与第二语言等的根本区别在于,民族性是它的主旋律,母语的根在于民族文化。中华文化的内涵是什么?或者说,中华文化的特点是什么?汉字的读、写和通过汉字思维当首屈一指。语言文字作为文化载体和文化的组成部分,它要求语文课程必须深刻反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努力符合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思维习惯。在民族精神与价值观上,中华文化为我们今天的语文课程建设不仅提供了“民族形式”,而且提供了积极丰富的思想内容。因此,语文课程一定要体现博大精深中华民族文化的厚度,要以文育人,以文化人。
 
    三是要有强度。这里的强度指课程性质的表述应体现一定的刚性。例如,语言文字是社会交际的工具和信息载体,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今天的语文课程与以往的语文课程有何区别?语文学习应该怎样发展?这在课程性质中应该有明确的表述。再如,语文教育不是万能的,但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存在的“文”“道”双重缺陷的青少年,语文课程能干什么?语文课程对青少年发展的价值在哪里?对此,课程性质恐怕要有明确的回答。否则,设置语文课程的目的何在呢?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是要有讲好故事的能力;中国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是要有创作史诗的雄心。”我想,此话虽是对文艺工作者所说的,但对于语文课程而言,同样适用。中国语文不乏生动的故事,关键是语文课程的筹划要有讲好中国语文故事的能力;中国语文教育不乏史诗般的实践,关键是语文课程的顶层设计要有创作语文教育史诗的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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