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是第三单元的第一课，也是教材第一篇汉译作品，所以借这个位置先把教材“汉译作品”整体解说一下。

    首先是单元名称，我们不叫它“外国文学”，而称其为“汉译作品”，理由有二。其一，还是那句老话，天下文章一分为二，一为实用文，一为艺术文，外国文章自然也是如此，所选作品，既有文学，也有其它文章，“外国文学”的说法并不能完整概括。其二，更重要的理由，大学语文是母语高等教育，母语与外国语是相对的概念，在母语教材里，出现“外国文学”，在逻辑上说不通。事实上，只是因为它们是“汉译作品”，而现代母语的形成，也有“汉译作品”很大功劳，正如古代汉语是现代汉语的重要资源，所以在现代母语教材里，自然应该有古代汉语的位置，汉译作品亦是如此。

    第二，汉译作品在教材中的结构安排。教材分四个部分，除了最后的诗歌部分暂且不论外，其它三个部分都命名为“某某文体的规范与变通”。“规范”是指实用文，或曰应用文，它们最能体现母语的规范。“变通”是指艺术文，也就是文学，文学语言是对母语规范的变通。西方有语言“陌生化”理论，也就是指对大家熟悉的规范语言进行不断变通，使之保持语言的新鲜感。这是一种语言艺术的理论。每个部分又分三个单元，第一个单元是文学作品，第二个单元是实用文单元。按照规范与变通的理论，本来应该是第一单元规范，第二单元变通的，但是这样一来，势必使大家拿到教材，打开来首先看到的是实用文，不太符合习惯中的语文教材印象，所以只好变通一下位置（此“变通”非彼“变通”）。好在还有第三单元汉译作品，既解决了现代母语应该有汉译作品资源的问题，在每一部分的后面两个单元之间，仍然能够体现出规范与变通的合理顺序。

    第三，既然汉译作品是纳入母语学习的范畴，学习的重点自然是语言形式而非课文内容。假如把课文内容当做重点，那么我们教学《乌托邦》这篇课文时，可能就会大讲作者莫尔先生，讲他的传奇生涯，就可能讲《乌托邦》这本书的内容，正如当初作者就把它伪装成海外奇谈那样，今天再一次用来满足我们的猎奇心理。或者还可以讲得更深刻一点，讲讲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意义。——但是，这就不是语文课了，这就成了外国文学课了，甚至是国际政治课了。语文是语言文字，我们选它做课文，必然有语言文字上的好处，这才是语文课应该讲的。学生了解了语言文字上的好处，就会用这语言文字去阅读，从阅读中了解外国文学的内容，了解国际共运史的意义，那是他们掌握了语文这个“工具”后，自己就可以做的。而且还可以举一反三，不仅仅是读“职业”这一节课文，还会去读《乌托邦》这一本书，我们教材的目标，就有“以篇带书”这一项的。甚至不仅仅去读《乌托邦》这一本书，还去读汉译名著这一类书，而此前，他们对这类书往往是望而生畏、望而生厌的。假如我们能告诉他们阅读这一类书的意义，以及阅读这一类书的方法，使他们克服了原先不正确的想法，克服了心理障碍，那样的大学语文课不是很有意义和价值吗？

    第四，所以要讲语言文字。首先当然是作者的文字好，然后才值得向国人译介的。莫尔是一个语言大师，早在大学读书时代，他已经对希腊拉丁古典文学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头角峥嵘，受到一些前辈学者的器重。“他年纪很小时就饱读古典作品。青年时代，他致力于希腊文学及哲理的研究。”当然莫尔也经历了人们普遍都有会经历的从华丽到成熟的“人生的季节”，“他少年时主要在诗歌写作方面下功夫，以后又认真琢磨自己的散文，练习各样的文体。……他特别喜欢写雄辩文”。“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比他更杰出的即席演说家：他的漂亮辞令供他的漂亮才华充分驱使。”（见《乌托邦》附录）英国学者R.W.钱伯斯曾经这样论述莫尔的散文：“莫尔是发展出一种有力的散文的第一个英国人，这种散文适合他的时代的一切用途：有雄辩力量，有戏剧性，多样化。莫尔的散文既善辩论，又善叙述，能够构筑出有持续说服力的段落，又能迅捷地开展对话。时而活泼，口语化，时而精雕细刻，甚至近乎绮丽。这当中有些方面已是当时的英文所能做到，……但是莫尔是第一个具有能满足十六世纪英国的一切要求的散文风格的人。当时英国特别缺乏一样东西。别的作家……能够掌握雄辩文和说明文的风格，而那时英国最需要的是一种能把当代事件用生动、有戏剧性的叙述文记录下来的散文风格”。（莫尔）“有一大长处，即能作清楚的叙述文，这一点就使他能超越于当时一般散文家之上，使他能特别见长于历史记载和记游之作里。”（见王佐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史》24-25页）

    请注意，在上述诸多评价中，“能作清楚的叙述文”一条是被作为最高的语言风格的。我们的学生大概还处在人生繁华的春天季节，但是我们必须告诉他们，只有这种“能作清楚的叙述文”的风格，才是最高的语言风格，应该把它做为今后的阅读与写作的一个最高标准。这个话假如在大学语文课堂上还不向学生讲出来，那么今后他们很可能再也没有机会从老师那里听到这样的教诲了，因为大学语文对于多数学生来说，是在课堂上有组织地学习语文知识的最后机会。

    至于作者是如何地“作清楚的叙述文”，那只能靠学生自己认真阅读课文，老师的任何讲解，总没有直接读作者原著更加来得清楚。

    第五，关于译者的语言。余中先在《名著还得名译名编》一文中说：“当一个中国读者读到一本翻译过来的外国文学作品时，他实际上是在读一个中国译者用他自己的文字所转达的外国原作者的文字、文体、文笔乃至文本。中国作家莫言在谈到‘翻译家功德无量’时，曾有这样的议论：‘像我们这样一批不懂外语的作家，看了赵德明、赵振江、林一安等先生翻译的拉美作品，自己的小说语言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的语言是受了拉美文学的影响，还是受了赵德明等先生的影响？……我的语言受了赵德明等先生的影响，而不是受了拉美作家的影响，那么谁的语言受了拉美作家的影响呢？是赵德明等先生。’”

    那么，我们今天读的《乌托邦》，是谁的语言呢？当然是戴镏龄的语言。翻译作为一种双语活动，要求译者必须精通译出语和译入语双边的语言文化。戴镏龄在《我与翻译》一文中说，翻译工作“精通英语固然重要，对汉语写作有很高的修养，同样重要。……我觉得学习外语的人，不应该忽视掌握好本族语，这是外语教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这些老一辈的外语工作者，不少人汉语基础很结实，目前的年轻人相对地说来汉语水平就太不理想了。”在这篇文章里他虽然谦虚地认为自己也没有掌握好汉语，而实际上和莫尔一样，戴镏龄也是从青年时代就打下很好的母语基础的。他在攻读图书馆学学士学位的两年时间内（20-22岁），就发表了七篇中文图书馆学专业论文与译文，一篇英文图书馆学专业论文，并且还出版了一部译著，这是今天的很多博士生都做不到的。其后又留学英国，获爱丁堡大学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在母语和英语两方面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乌托邦》一书是戴镏龄在50年代就译出的，后来他不满意自己的旧译，到了80年代又重新译了一遍，这个译本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认可，正如戴镏龄自己所说的，“最成功的译文总是读起来丝毫不带翻译的味道，令人觉察不出它是从另一种语言译出的东西”，所以完全可以成为我们母语学习的最好教材。这一点也需要在仔细阅读课文乃至全书时加以仔细体会。

    第六，关于记叙文体。我们在教材开始时就一再提出这样的问题：初中语文学习“一般记叙文”，高中语文学习“比较复杂的记叙文”，那么大学语文应该学习什么样的记叙文呢？现在《乌托邦》这篇课文或许能给出我们若干答案：所谓记叙文，不止是写一个人，记一件事，即使高中的“比较复杂的记叙文”，也不过就是记叙、议论、抒情的结合，记叙文还有更高的境界，这就是《乌托邦》这样的文体。这是“一种能把当代事件用生动、有戏剧性的叙述文记录下来的散文风格”，莫尔正是凭着这种“清楚的叙述文”，“使他能超越于当时一般散文家之上，使他能特别见长于历史记载和记游之作里”。

    戴镏龄在一篇题为《略谈提高学生外语写作能力问题》的文章里有一节是“多写叙事文章”：

    在叙事文章里，学生总得把事物叙述清楚，用字遣词总得力求具体，不能发空议论，而须言之有物。如果他所描写的不是历史或转述的事实，而是自己耳闻目睹的，总得写得亲切些，教看文章的人有一种真实感。描写文章如果空泛，许多人很快就会觉察出来。
    这样，在通常情形下，叙事文章的用语，就不能不和议论文章有所区别。叙事文章的某些词汇有它一定的具体性，有许多词是用来指客观世界中能为人的感官所感觉的常见的事事物物的，有许多词是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劳动过程有密切联系的，这些词或者是语言的基本词汇，或者是常用的重要的词，学生应该十分重视。在叙事文章里，我们也较易于
使用通俗的接近口语的词汇，这种词汇比起正式的书面语言用的场合更多，这是学生应该密切注意的。
    此外，叙事文章需要运用大量的各种性质的形容词。形容词用得恰当，我们的描述就显得生动精确。由于许多学生对于外语的形容词一般体会咀嚼不够，写出的东西也就干巴巴。
    一定的文章体裁要求一定的用语和词汇——这当然也是相对地说的。除文章体裁外，文章内容也是个重要因素。一般地说，文章内容更有其决定性的意义。不过，在学生学习外语的一定阶段上，少作议论文章，多写叙事和描述的文章，对于他们写作能力的提高，肯定能起很大的作用。

    这里讲的虽然是外语写作，道理却是和母语写作相通的。至于在本课教学过程中如何具体贯彻，还要靠各位老师大家在实践中一起探索，本教材初浅的一个设计是：一是多读课文，告诉学生这是最好的语言；二是通过课后思考与练习，来模拟一下这样的记叙语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