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 标题: 关键字: 作者: 全文: 【我要留言】
中 教 图
大语百科
  您现在的位置是:首 页 > 大语百科 > 文艺理论

沈松勤:“宋词一代之胜说”释疑
【时间:2010/5/7 】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6卷第1期 2006年1月 】 【作者: 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沈松勤】 【已经浏览3516 次】

    [摘 要]“宋词一代之胜说”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组成部分,起源于元代,流行于明清,至王国维、胡适更赋予其理论色彩,被视作“惟一正确的中国文学史观”。这一文学史观以“文体代兴”为核心,并具有以理念为本体的“非历史化”特征,其目的是为了强调文学的新变,不乏历史意义。但它将文学的发展简单归之于文体的发展,把文体演变史等同于整个文学发展史,既忽略了文学发展的丰富性与多元化特征,又难以真正认识文体本身的演进规律。就文学史实而言,在宋代常见的诗、文、词三种文体中,无论繁荣发达还是代表性都与词无缘。宋词虽取得了宋诗、宋文无法替代的成就,却始终没有占据“一代之胜”的历史地位。因此,在宋代文学史的研究中,不宜使用这个概念。
    [关键词]宋词;一代之胜;文体代兴;非历史化

    作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组成部分,“宋词一代之胜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最具影响力的说法之一,甚至成了流行于社会知识人群中的一个常识性的判断。那么,这一说法是怎样形成的?它是否是一个科学的论断?假如是的话,如何评价宋诗、宋文的历史成就?若不是,又该怎样确立宋词的历史地位?这是亟需我们进行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

    一、“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成因

    明确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所胜”或“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法的,是清人焦循,后经王国维、胡适的倡导,广为人们接受,甚至被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学演化的规律,替中国文学史立一个革命的见地”的“惟一正确的中国文学史观”[1]。然而,焦循并非此说的始作俑者,其源头可追溯至金元。如刘祁说:“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也。”[2]罗宗信也指出:“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3]这些言论当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雏形。至明代,该说渐显理论色彩,“一代之胜”的文体范围也不断扩大。茅一相《题词·评〈曲藻〉后》云:“夫一代之兴,必生妙才;一代之才,必有绝艺;春秋之辞命,战国之纵横,以至汉之文,晋之字,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是皆独善其美而不得相兼,垂之千古而不可泯灭者。”①不仅是唐诗、宋词、元曲,就连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散文及晋代的书法,也被列入“一代绝艺”之中。自明代以后,这一说法盛行不衰;至王国维、胡适,则吸收了西方思想,并予以进一步发挥,使之完成了向近现代的转化。可以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是由众
多学者累积阐发形成的。

    ① 详见王世贞《曲藻》,明万历茅一相所编《欣赏续编》本。

    自金元以来,学者在张扬“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时,所指的文体虽不完全一致,有的甚至将书法列入其中,也有的并不认为宋词代表“一代之文学”,但这一说法的提出却与元代戏曲的兴盛有关,当代学者已指出了这一点。如王水照先生说:“清理此说的源流脉络,可以看出:他们都是从推尊‘元曲’的立场提出这一说法的。元人罗宗信固为张扬本朝的文学成就而发,茅一相等明人也大都是热衷并深谙戏曲的曲论家,而清人焦循,作为重要的戏曲理论著作《花部农谭》、《剧说》、《曲考》(已佚)的作者,其说为《宋元戏曲史》作者王国维所认同,也就可以理解的了。”[4]齐森华先生也认为:“(金元以来)三十余位表述过这一观念的学者中,绝大部分是曲家。即使不是曲家,也基本上为曲学著作所做的序跋中表述这一观点的。可见这一观念的提出与金元时代戏曲与散曲的盛行有某种内在的联系。而且不难看出,肯定元曲的文学地位,才是这一观念形成的真正动因。”他进一步指出:“从总的趋势看,‘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在世代累积的过程中,是以元曲为基点,把唐诗宋词作为坐标,向上延伸,逐步构建而成。”[5]

    众多学者为了肯定元曲的地位而提出这一说法的内涵是相当丰富的。首先是为强调新变的文学思想寻找理论依托。众所周知,传统文学史观的中心命题是“源流正变”,它发端于汉儒的“风雅正变”,后被运用到雅与俗、文统与道统等多方面的辨识之中,成为文学复古思想的理论基础。到了金元,“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开始萌芽,旨在强调文学的新变,肯定新兴文体的“代胜”地位。虞集说:“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足称于后世者。汉之文章,唐之律诗,宋之道学,国朝之今乐府,亦开于气数、音律之盛。”①此说不从“正变”着眼,而是以“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绝艺”立论,强调其新变与“代胜”地位,就文学观念的演变而言,不乏进步意义。至王国维则赋予其更深远的历史意义。王国维是在《宋元戏曲史序》中正式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余英时先生指出,《宋元戏曲史》的整体构想是从叔本华《意志及表象之世界》中来的,因为从中“认识了戏剧在西方文化中的崇高位置”,所以王国维感叹“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他还说:“比诸西洋之名剧,相去尚不能以道里计。此余所以自忘其不敏,而独有志乎是也。”但“这时他的‘志’并不在研究戏曲,而在写剧,以补救中国文化的偏失,《曲录》、《戏曲考源》、《唐宋大曲考》等书后来虽然成为《宋元戏曲考》(后改名《宋元戏曲史》)的史料根据,最初大概也是为了创作而搜集的”[6]。不过,无论是出于学术研究还是为了写作剧本,王国维著《宋元戏曲史》,旨在“补救中国文化的偏失”,并开创了戏曲史研究的新领域。换言之,王国维以“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来提升元曲的地位,是基于受叔本华思想影响后产生的“吾中国文学之最不振者莫戏曲若”的痛惜心理,目的是为了向国人宣告戏曲在文化中的崇高位置。胡适则将这一说法融入到了新文学运动的实践中,赋予其鲜明的现实意义。

    ①详见孔齐《至正直记》卷三“虞邵庵论”条,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

    胡适曾将新文学运动概括为两大任务:一是建立“活的文学”,一是建立“人的文学”。而宋词、元曲、明清小说就是“活的文学”的样板,是新文学运动的最佳历史资源,即所谓“词也、曲也、小说也,皆一流之文学,而皆以俚语为之,其时吾国真可谓有一种‘活文学’出现”[7]。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核心是“文体代兴”观。明胡应麟便总结了《诗经》以后“文体代兴”的发展历史及其规律:“四言变而《离骚》,《离骚》变而五言,五言变而七言,七言变而律诗,律诗变而绝句。诗之体以代变也。《三百篇》降而骚,骚降而汉,汉降而魏,魏降而六朝,六朝降而唐。诗之格以代降也……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之词,元人不得不变而之曲。词胜而诗亡矣,曲胜而词亦亡矣。”[8]明王骥德也说:“后《三百篇》而有楚之骚也,后骚而有汉之五言也,后五言而有唐之律也,后律而有宋之词也,后词而有元之曲也。代擅其至也,亦代相降也,至曲而降斯极矣。”[9]那么,为何只有“文体代兴”才能“代擅其至”?清顾炎武认为:“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①焦循在前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舍其所胜以就其不胜,皆寄人篱下者耳。余尝欲自楚骚以下至明八股,撰为一集。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10]他又进一步指出:“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11],坚信“文体代兴”是一种客观存在。王国维在首肯焦循的“一代有一代之所胜”为“具眼”的基础上,于1912年作《宋元戏曲史序》,重新审定了“一代之胜”的文体谱系:“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2]。他在《人间词话》中又指出:“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律绝”即律诗。律诗兴盛于唐,词体兴盛于宋,王国维说“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显然与前人一样认为代表唐代文学之“胜”的诗是律诗,也表达了“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的观念,即文体“始盛终衰”的过程是与朝代的更替同步进行的。《人间词话》最初刊于1908年的《国粹学报》,从时间上看,这种文体发展观为他在1912年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说法作了理论准备。这就是说,王国维将宋词列入“一代之文学”的文体谱系中,既出于推尊元代戏曲的需要,又为“文体代兴”观所驱使。

    ①详见顾炎武《诗体代降》,载顾炎武撰、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一》,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1989年版。

    自金元学者至现代王国维,以元曲为基点,向上追溯,建构了以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律诗、宋之词、元之曲为“一代之文学”的文体谱系;胡适则向下延伸至明清小说,使这一文体谱系在时代链上趋向完整,构建了中国文体发展史的完整框架。胡适虽然没有具体宣扬“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的观念,但他充分肯定了以“文体代兴”为核心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并认为此“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的发展规律[13]21。经胡适阐释,并借助新文学运动的胜利,“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宋词是“一代之胜”吗?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最大影响在于它既成了人们把握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规律性判断,又成了撰写文学史的一种史实判断。20世纪上半叶出版的各种“中国文学史”,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一判断撰写的。最典型的是1932年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其中的宋代部分只讲词,其他文体皆弃之不论。因此,在探讨宋词是否为“一代之胜”前,就不能不追问“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是否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史实。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原本是“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史”的史学观的有机构成,从“一代之兴”考察“一代之文学”,也是“代变”论者的逻辑起点。元郑玉便指出:“文章与天地相为终始,视世道之升降而盛衰。”他认为,“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制,而文章亦由是而见焉……故唐之盛,则称韩、柳,宋之初,则有欧、苏,南渡以来,又世道之一变也”[14]。以“代变”立论,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洞察一代文学的盛衰,强调文学精神“一代有一代之所尚”[15],也是明清两代流行的话题。如明韩雍说:“自《三百篇》以下,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文人才士,振其音以鸣于其时。”[16]清冯桂芬也指出:“自来一代之文章,恒与一代之气运相表里……秦汉迄乎元明,盛衰升降,代有不齐,要各成为一代之文章。”[17]如此等等,均认为文学代有所尚,代擅其胜。这是以反映论为核心的“代变”论,其论断是符合文学发展史实的,也在相当程度上揭示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但类似唐诗与宋诗“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非曰唐诗必出唐人者,宋诗必出宋人也”[18]的史实表明,文学的盛衰与朝代的更替并不完全同步,若以朝代为界石考察一代之文学,难免有简单化之嫌,缺乏全面而深入的把握。同为“代变”论却以“文体代兴”为核心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则不仅忽略了文学发展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特征,而且抽离了一代文学精神之所尚及其与“一代之气运”的关系,片面夸大了文体的“代变”在文学演化中的作用与地位,将一代文学的盛衰历史孤立地维系在某一文体的新旧之上,以一个和朝代更替同步发展的序列化文体谱系演绎“文学演化的规律”,就更难免深陷机械论泥潭的危险,难以全面而客观地把握文学发展的史实。因此,视宋词为“一代之胜”,就有违宋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同样,“诗亡于宋而遁于词,词亡于元而遁于曲”式的“文体代兴”论,也不符合文体发展的历史规律。

    视宋词为“一代之胜”,当指词在文体新变中所取得的“代雄”地位。“代雄”的标志则在于宋词与同时代其他文体相比更盛,即更繁荣发达、成就更高、更具代表性,进而联系“文体代兴”论者关于文体“始盛终衰”观中的“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认为宋词成为“一代之胜”是唐代律诗盛极而衰时应运而生的产物,是文体发展的历史必然。从表面上看,这一说法从文体的横向比较与纵向发展两个方面,指证了“宋词一代之胜”的地位,但事实又是怎样的呢?

    就文体的纵向发展而言,宋词固然比唐五代词兴盛,也诚如“文体代兴”论者所说的文体通行既久,必然会孕育新变。从四言到五言,从五言到七言;从古体到近体,从古代的近体诗到现代的新体诗,中国诗体发展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然而,文体演变的过程是漫长的,历史上的“一代之兴”不一定会产生文学上的新体裁;一种文体形成后,其生命力也并不一定因朝代的更替而衰亡。李白固然是唐代的七绝“圣手”,但最能体现其诗歌成就的,恰恰是在唐前早已“自成习套”的、所谓“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的古体诗。实际上,在整个唐代,古体诗也是生机勃勃,与新体律诗各显新意、各擅其胜;而唐代的律诗,同样盛行于宋代;词体于宋代趋盛,在清代依然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就词人而言,宋词作者仅一千三百余人,清词仅以《全清词抄》初选作者计,已达四千余家;就词作数量而言,宋词仅两万余首,清词仅以目前出版的《全清词》(顺康卷)计,已是宋词的三倍。不仅如此,词与诗成了清代文人“方轨并驰”之业。沈曾植《村校词图序》说:“词莫盛于宋,而宋人词为小道,名之诗余。及我朝而其道大昌。秀水朱氏,钱塘厉氏,先后以博奥淡雅之才,舒窈之思,倚于声以恢其坛宇,浙派流风,泱泱大矣。其后乃有毗陵派起,张皋文、董晋卿《易》学大师,周止庵治《晋书》为《春秋》学者,各以所学益推其谊,张皇而润色之,由乐府以上溯《诗》、《骚》,约旨而弘思,微言而达旨,盖至于是而词家之业乃与诗家方轨并驰,而诗之所不能达者,或转藉词以达之。周氏退姜、张而进辛、王,尊梦窗以当义山、昌谷,其所据异于浙派者,岂亦置重于意内,以权衡其言外,诸诸焉有国史吟咏之志者哉。”①词虽“莫盛于宋”,但“宋人词为小道”,在宋代,词仍是文人创作中的非主流文体;到了清代,则“词家之业乃与诗家方轨并驰”,词成了文人创作的主流文体,浙、常两派的词体创作宗旨,具体佐证了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词至清代,确实是“其道大昌”。钱仲联先生进一步指出:“词至于清,生命力还旺盛,光芒还是万丈,并不像一代有一代文学论者断言宋词莫之能继。此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所以有清词中兴论者。何止中兴,且又胜之。文廷式以为词之境界至清方开拓,朱祖谋以为清词独创之处,虽宋人亦未必能及……文、朱二家,是清末词坛尊宿,其论断如此,无疑是犁然有当于人心。”[19]姑且不论清词与宋词何者为优胜,文、朱两家对清词所作的评价,正是词至清代成为文人创作的主流文体后“其道大昌”的结果,仅此足以表明清词“生命力还旺盛”,其繁荣程度甚至盛于宋代。

    从文体的横向比较来看,诚如沈曾植所说,“词莫盛于宋,而宋人词为小道”。在宋代相当长的时间内,词为“小道”或“小技”是文人所普遍拥有的词体观,有人甚至将填词斥为“缺德”之举,所以出现了“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的现象[20];而著名词人如欧阳修、苏轼等在整理自己的文集时,甚至将词作弃而不收,对词的态度可见一斑。这些都反映了词在宋代文人心目中的地位,也决定了宋词在当时不可能超越文人创作的主流文体——诗文而成为“一代之所胜”。

    首先,作为一代文学之“胜”的标志之一——宋词之“盛”,即繁荣发达程度,远不如宋诗宋文之高。在宋代诗、词、文三体的作者队伍与作品数量中,宋词占绝对劣势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以已出版的《全宋诗》计,宋诗作者共9 227人,是宋词作者的七倍还多;至于作品数量,宋诗远在宋词的七倍之上;同样,宋词作者、作品数量与宋文作者、作品数量也是无法相比的。打个比方,前者犹如小股游击队,后者却如大规模的集团军,两者悬殊之大,昭然若揭。应该说,标志一种文体的繁荣发达程度,作者人数与作品数量无疑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参照系数。因为在同一时代的诸多文体中,某一文体与其他文体的创作队伍和作品数量相比有巨大的悬殊,就很难称其为“盛”。

    其次,在宋人心目中,无论繁荣程度还是创作成就,能够体现本朝文学之“胜”的是诗文而不是词。以散文为例,欧阳修说:“圣宋兴百余年间,雄文之士相继不断,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21]王十朋说:“我国朝四叶文章最盛,议者皆归功于仁祖文德之治与大宗伯欧阳公救弊之力,沉浸至今,文益粹美,远出乎贞元、元和之上,而进乎成周之郁郁矣。”[22]朱熹也指出:“国朝文明之盛,前世莫及。自欧阳文忠公、南丰曾公巩与公(苏轼)三人,相继迭起,各以其文接名当世,然皆杰然自为一代之文。”[23]所谓“文章之盛”或“一代之文”,既谓其繁荣发达,又言其成就之高,意即散文是宋代文学中的“一代之所胜”。宋人的这一自我评价,也得到了后世某些学者的认可。清人李渔谓:“历朝文字之盛,其名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汉书》、《史记》,千古不磨,尚矣,唐则诗人济济,宋有文士跄跄,宜其鼎足文坛,为三代后之‘三代’也。”[24]王水照先生也说:“事实上,无论从体裁的完备、流派的众多、艺术技巧的成熟等方面来衡量,宋代散文确处于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巅峰阶段。”他同时指出:“就文学成就看,宋词与宋诗、宋文也颇难强分高下,硬作轩桎。”[25]

    诚然,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功能与价值取向,若以单一的标准衡量它们之间成就的大小高低,无异于对人类男女两性强分优劣、硬作轩桎。宋文成就固然很高,但其成就仅仅体现在它自身的功能与价值上,宋诗与宋词也不例外。如王国维论词褒北宋而贬南宋,而北宋词坛的代表词人苏轼于诗、文、词三体兼善其长,各擅其胜,谁能说他的词体成就高于诗文创作?反过来,在不同的功能与价值层面上,谁能说他的诗文成就均高于词体创作?进而言之,与宋诗宋文相比,宋词既然不是最繁盛的文体,三者的文学成就也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则体现词为“一代之所胜”的另一标志——代表性这一点,就无从谈起了。因此,在文体的横向比较中,“宋词一代之胜说”也就失去了历史的依据。

    三、宋词历史地位的评价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说”的最大缺陷在于将文学的发展简单地归之于文体的发展,把文体演变史等同于整个文学发展史。究其原因,在于过分彰显了某一新兴文体的功能与价值,屏蔽了与该新兴文体同时的诸多其他文体的历史成就与地位,从而造成了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实的“错位”。那么,该怎样看待这种“错位”?这是正确评价宋词地位的一个前提。

    造成“错位”的原因固然在于彰显宋词而屏蔽宋诗宋文,但其根源却出于对“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的认识。将宋词、元曲视为“一代之胜”,就是把这些在历史上的“非主流文学”转化成了“主流文学”,这种转化取决于“非历史化”的文学史观。王国维认为:“古今之文学,无不以自然胜,而莫盛于元曲。盖元剧之作者……以意兴之所至为之,以自娱娱人。关目之拙劣,所不问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讳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顾也。彼但摹写其胸中之感想,与时代之情状,而真挚之理,与秀杰之气,时流露于其间。故谓元曲为中国最自然之文学。”[12]“自然”也是王国维论词的标准。其《人间词话》以“境界”论词,并指出“境界”形成的关键是“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而“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这是王国维也是其他学者将宋词和元曲视为“一代之胜”的一个重要依据。诚然,“以意兴之所至为之”,“其辞脱口而出”,不加“妆束”的“自然”,是文学之“真”与“胜”的一种表现形态,但不是惟一;利用各种文学技巧,精心提炼情感思想的作品,何尝不“真”不“胜”?以“自然”为衡量“一代之文学”的惟一标准,显然是以理念为本体或理念真实先于历史真实的“非历史化”的文学史观。胡适将“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提升到“文明进化之公理”的理念高度后,不仅视宋词、元曲为“以俚语为之”的“活文学”和“因时进化,不能自止”的“一流之文学”,而且还将中国文学史概括成一种生动的“活文学”与一种僵化的“死文学”平行发展的演进史,即所谓“一部中国文学史只是一部文字形式(工具)新陈代谢的历史,只是‘活文学’随时代起来替代了‘死文学’的历史”[13]200。这一以进化理念为本体的文学史观,更明显地体现了“非历史化”的特征。

    以“非历史化”为特征的文学史观,超越了文学史实的复杂性与丰富性表现,径直以理念逻辑以及在理念中形成的单一的价值取向推索文学发展规律,历史上的“主流文学”与“非主流文学”也随之变换了位置,被视为“谑浪游戏”的词成了宋代的“一流之文学”。这对确立宋词的价值与地位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它的“非历史化”,又难以真正顾及宋词自身的发展历史,因而不可能全面地发现其价值,也不能历史地评价其地位。

    宋词虽不像元曲那样“以俚语为之”或是“脱口而出”,但较诸宋诗宋文,的确“自然”得多、“活”得多;宋词在“自然”和“活”的形态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有时也为宋诗宋文所无,而宋词之“真”,则又往往遭致“大雅”社会的否定。如黄庭坚《小山集序》说:“至其乐府,可谓狭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其合者,《高唐》、《洛神》之流,其下者,岂减《桃叶》、《团扇》哉!余少时间作乐府,以使酒玩世。道人法秀独罪余以笔墨劝淫,于我法中,当下犁舌之狱,特未见叔原之作耶。”[26]他在赞美晏几道词的同时,明显为自己的词被判“以笔墨劝淫”之“罪”作辩解,而其心目中的“狭邪之大雅”,已不在由儒学的种种规范建构起来的“大雅”社会之列。晏几道称自己的词表现了与友人沈廉叔、陈君宠及两家多情善歌的家妓莲、鸿、苹、云“过从饮酒”的情景及“悲欢合离之事”,又说每当浏览这些作品,便“掩卷怃然”,怅触不已[27]。陈廷焯认为晏几道词“工于言情”,同时又批评其“思涉于邪,有失风人之旨”[28]。“思涉于邪”,指专注于个体生命中包括艳情在内的各种情感;“失风人之旨”,就是指丧失了为“大雅”社会所规定的创作精神,该缺失是创作主体道德精神的匮乏所致。晏几道曾手抄己词呈韩维。韩维回信说:“得新词盈卷,盖才有余而德不足者,愿郎君捐有余之才,补不足之德。”[29]其中的指责与法秀责斥黄庭坚“以笔墨劝淫”如出一辙。而黄庭坚盛情赞美晏几道为“狭邪之大雅,豪士之鼓吹”,实则以词人的身份肯定词合乎人情人性之“真”的创作精神。

    由此可见,宋词之“真”并没有得到“大雅”社会的肯定;在后世的正统文学史观中,也同样不以为然。这从陈廷焯对晏几道词的评论中即可见一斑。清四库馆臣则对此作了整体评判:“词、曲二体,在文章技艺之间。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特才华之士以绮语相高耳。”[30]1807常州词派为了提升词在正统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寄托说”论词,但又往往失真。“一代之胜”论者则抛却“风人之旨”,一反“厥品颇卑,作者弗贵”的正统观,从正面高度认同和充分肯定用于抒发人情人性之“真”的词体。王国维《人间词话》说:“‘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坎坷长辛苦。’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在此,他以“真”来区别词与诗的功能和价值,把它作为词为宋代“一流之文学”的一个重要标准。正是有了这种认同与肯定,宋词才真正地被确立了其在文学史上的价值与地位。

    不过,“一代之胜”论者,尤其是王国维和胡适对宋词的认同与肯定是有限度的。王国维《人间词话》反复强调:“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如此”,“南宋以后便无句”,而姜夔、吴文英、张炎等人的词就是“无句”的典型,“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所以,“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羊之具,而词亦替矣”。胡适《词选序》将宋词分为“歌者的词”、“诗人的词”和“匠人的词”三个发展阶段,在他看来,南渡以后出现的“匠人的词”已经不是“活文学”,而成了“羔羊之具”。这就是说,标志“一代之胜”的宋词,主要不是南宋而是北宋之词。

    在表现形态乃至词体性质上,南北宋之词的确存在着差别。施蛰存先生说:“《云谣集》是民间的俗文学,《花间集》是文人间的俗文学。这些文学作品的作用,是为歌女供应唱词,内容主要适应当时的情况,要取悦于听歌的对象。”[31]换言之,“花间词”通过与“云谣词”相同的应歌途径,协调了“民间”与“文人间”的不同审美趣味,赋予词既不同于民间俗文学,又不同于文人雅文学的“俗文学”——大众文学性质。宋词尤其是北宋词保持了这一性质。据载,仁宗喜好柳永词,“每对歌,必使侍妓歌之再三”[32],范仲淹也“喜柳词,客至辄歌之”[33],同时,“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34]。由此可见,柳词是作为上至帝王、下至市井均乐意接受的大众文学的身份而存在的。北宋绝大部分词人的作品通过歌者之口传播于社会各阶层人群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就是胡适所说的“歌者的词”。它配诸通俗悦耳的音乐、出诸大众化的语言,表达人类共通的真情体验,在世俗化的躯壳里蕴含着强盛的生命力,合乎“自然”的“活的文学”的标准,也是宋词取得了宋诗、宋文无法替代的成就与地位的重要表现。

    然而,诗有诗史,词亦有史。在有宋三百多年的岁月中,词有着明显的演变轨迹。宋词发展的历史明显呈现出词体功能的多重性和词风流变的多样性特征,在不同的功能与风格特征中,都有“真”的体现,尤其是南渡以后,词坛掀起了复雅思潮,给词体注入了新的艺术生命力。总体而言,南宋词在表现上虽不如北宋词“自然”,但作为宋词不可分割的一个发展阶段,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与地位。正如饶宗颐先生评王国维以“境界”论词时所说的:“(王国维)标‘隔’与‘不隔’,以定词之优劣,屡讥白石之词有‘隔雾看花’之恨。又云:‘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予谓‘美人如花隔云端’,不特未损其美,反益彰其美,故‘隔’不足为词之病。宋玉《神女赋》:‘时容与以微动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既远兮,若将来而复旋。’词之言近旨远,缠绵跌宕,感人之深,正复类此”。[35]其实,精通古代文学的王国维、胡适对于这一点并非无知。他们之所以指斥南宋词为“羔羊之具”或“匠人的词”,原因就是受制于“古今之文学,无不以自然胜”或惟“以俚语为之”的“活文学”才是“一流之文学”的理念,以及由此形成的单一的价值取向,所以缺失了对南宋词“美人如花隔云端”般的审美意境与审美价值的历史记忆。

    宋词作为一种音乐文学,自有其体性与功能特征,即所谓“别是一家”,因此,比诗歌要“自然”得多、“活”得多;同时,它又是一种新诗体,也像宋诗一样有着漫长的发展历史,这是正确评价宋词地位的两个依据,缺一不可。“一代之胜”论者肯定宋词的价值,使之从原来的“谑浪游戏”转化成了“一流之文学”,对宋词地位的确立功不可没。但这种转化是建立在以理念为本体的“非历史化”的文学史观之上的,因而,一方面过分彰显了宋词的功能与价值,屏蔽了宋诗、宋文的成就;另一方面,在否定南宋词、割裂宋词自身的发展历史的同时,又降低了宋词的功能与价值。总之,这一文学史观所体现的是理念真实,而非历史真实,不能用于评价宋词的历史地位,更不能用来观照宋代文
学史。

    [参考文献]

  [1]浦江清.浦江清文史杂文集[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
  [2]刘祁.归潜志:卷一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
  [3]罗宗信.中原音韵序[A].周德清.中原音韵[M].元刻本.
  [4]王水照.文体丕变与宋代文学新貌[A].王水照.王水照自选集[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5]齐森华,刘召明,余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论献疑[J].文艺理论研究,2004,(5):43-49.
  [6]余英时.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M].北京:三联书店,2004.
  [7]胡适.胡适作品集:第3册[M].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
  [8]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9]王骥德.古杂剧序[A].王骥德.古杂剧[M].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古本戏曲丛刊》本,1958.
  [10]焦循.易余录:卷一五[M].木樨轩丛书.光绪戊子夏德化李氏刊.
  [11]焦循.与欧阳制美论诗书[A].焦循.雕菰集:卷一四[M].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1935—1938.
  [1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3]胡适.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M].北京:中华书局,1993.
  [14]郑玉.罗鄂州小集序[A].郑玉.师山集:卷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
  [15]王.杂著[A].王.王忠文集:卷一九[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
  [16]韩雍.皇明西江诗选序[A].韩雍.襄毅文集:卷一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
  [17]冯桂芬.国朝古文汇抄序[A].冯桂芬.显志堂稿:卷二[M].光绪刊本.
  [18]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9]钱仲联.清词三百首·前言[M].长沙:岳麓书社,1992.
  [20]胡寅.向芗林《酒边集》后序[A].胡寅.斐然集:卷一九[M].北京:中华书局,1993.
  [21]欧阳修.范文度模本兰亭序[A].欧阳修.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三七[M].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1922—1936.
  [22]王十朋.策问[A].王十朋.梅溪文集·前集:卷一四[M].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1922—1936.
  [23]朱熹.楚辞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4]李渔.词曲部·结构第一[A].李渔.闲情偶寄:卷一[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
  [25]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
  [26]黄庭坚.小山集序[A].黄庭坚.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一六[M].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1922—1936.
  [27]晏几道.乐府补亡自序[A].晏几道.小山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1987.
  [28]屈兴国.白雨斋词话足本校注:卷一[M].济南:齐鲁书社,1983.
  [29]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一九[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0]永.词曲类[M].四库馆臣.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Z].北京:中华书局,1983.
  [31]施蛰存.花间新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
  [32]陈师道.后山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3]刘克庄.题汤梅孙长短句[A].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一[M].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1922—1936.
  [34]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M].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1922—1936.
  [35]饶宗颐.《人间词话》平议[A].饶宗颐.文辙[M].台北:学生书局,1991.742-743.

  [责任编辑 何海峰]

  [作者简介]沈松勤(1957-),男,浙江长兴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唐宋文学、宋代文化及词学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产业部备案号:京ICP备15054374号
郑重声明:凡转载或引用本站资料须经本站许可 版权所有 :大学语文研究
联系我们:中教图(北京)传媒有限公司  魏老师   手机:18500380271
杭州师范大学    何二元  手机:15858199491  QQ:363764865

设计维护:时代中广传媒
您是第 10741975 位浏览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