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文选课，从来主张读原著。因为一篇好的作品，其价值必在自身，如果离开了作者生平，时代背景之类的程式介绍，便不能欣赏的作品，很难说是一篇好的作品。譬如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开首便说“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于是引起教学者们的纷纷猜测。有人根据写作日期的“一九二七年七月”，认定这是一种时代的苦闷，因此作品反映了时代的精神；有人却考证说，当时作者正收到一封家信，为一些家事困扰，因此并无什么时代精神。我以为无聊极了。偶尔的“心里颇不宁静”，谁人没有？如实写出，用以开头，正是作者平实朴素的作风。至于“不宁静”的无论是什么，都不会影响我们对优美的荷塘月色的欣赏，如此足矣，何须他求。

后来我知道，我的这种观点在西方文论中叫作“文本主义”，眼下正走红呢！自然更增长了我的固执。

但是这种固执在王安石这位古人面前却连连碰了壁。先是他的《泊船瓜洲》一首小小绝句，凭诗句自身就难以确定主题。作者究竟是要“还”家隐居呢？还是要“还”朝廷重振新法？由此还危及到诗的风格，尽管画面都是清新优美的，但从表征的心态看，前者是瓢逸的，后者是悲慨的。这就逼着我去研究向来不屑的“生平”、“时代背景”等等，虽然终于没有结果，却使我认识到分析一篇课文，仅文本是不够的，古人云“功夫在诗外”，对诗文的欣赏常常也是如此。
这次教王安石的，《读〈孟尝君传〉》，使我再次体会到这一点。王安石说：“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这似乎只是一种事过境迁的轻松推论，一种局外人的风凉话。但是，如果我们真能作一下知人论世的考证，恐怕便不会这样想了。王安石在年轻时，便已形成类似后来的鲁迅年轻时也有过那种“超人”思想，他曾说：“时然而然，众人也。己然而然，君子也。己然而然非私己也，圣人之道在焉尔。夫君子有穷苦颠跌，不肯一失诎己以从时者，不以时胜道也。故其得志于君。则变时而之道若反手然。”（《送孙正之序》，《王文公文集》第三十六卷。重点号为笔者所加。）这一思想贯穿了他实行变法的全过程。尽管新法遭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势力的强大对抗，朝廷上下，沸沸扬扬，甚至闹到“天下怨谤”的地步，但他毫不为之动摇，公然宣称“人言不足恤”，作诗说：“众人纷纷何足竞，是非吾喜非吾病。”（《众人》）仍坚定不移地推行他的新法。由于他的坚定的态度，强硬的措施，使得神宗皇帝真的仅凭“一士”之力，在短短几年内，使新法在全国得以推行，并收到相当的成效。其中某些措施，甚至在王安石罢相，保守派重新上台，全面否定新法的情况下，仍不可废。所以，《读〈孟尝君传〉》这篇文章，完全可以看作是作者夺古人之酒杯，抒自己之壮气。“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完全可以看作是作者将凭一人之力，扫除天下弊俗的变法决心，或许正是他凭一人之力，已经使新法得以迅速推行的踌躇满志。由此看来，对于孟尝君竟不能“得一士”而齐亡的历史悲剧，千年以下，也许只有王安石才是一个有资格的批评者。

如此想来，天下作品该也可分为“有我之作”与“无我之作”，“无我之作”当然也是“有我”的，只是较为隐蔽，所以对于欣赏者关系不大，如前所提朱自清《荷塘月色》一类。另一类则不同了，创作正是为了强烈表现自我，作品只是人格的显现，如唐宋八大家，他们的“文本”只是“载道”的工具，读他们的诗文，一定要知人论世。

古人常以“气”来沟通作家与文本。八大家之文，以“气”为主。“气”在于“养”，“养气”的办法有多种，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参予天下大计。正因为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列宁语），亲自主持了熙宁新法，所以才得以蓄积起如此浩然之气，偶泄于文，虽不过寥寥数语，便辞气峭拔，凌厉无比。然而我又想到，也许王安石正是过于相信凭一人之力便能尽变天下之法，从而树敌过多，甚至连自己阵营的成员也末能团结好，结果导至新法的失败。
这是我教这篇课文时，产生的一些思想，也可算作是我自己的一篇《读王安石〈读《孟尝君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