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新中国初期的大学国文教材举例

17.《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和“文言之部”（1950）

1950年，新华书店分别出版了《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和“文言之部”，这是叶圣陶主持的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与北大、清华的老师一起编纂的建国第一套全国统一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这套教材的政治色彩很重，叶圣陶为“现代文之部”写的序言说：“那些怀旧伤感的，玩物丧志的，叙述身边琐事的，表现个人主义的，以及传播封建法西斯毒素的违反时代精神的作品，一概不取。入选的作品须是提倡为群众服务的，表现群众的生活跟斗争的，充满着向上的精神的，洋溢着健康的情感的。我们注重在文章的思想内容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希望对于读者思想认识的提高有若干帮助。”为“文言之部”写的序言说：“对于入选的文篇，依据我们的目标，定了些标准。有爱国思想的，反对封建迷信的，抱着正义感，反抗强权的，主张为群众服务的。就思想方法说，逻辑条理比较完密的，我们才选它。换句话说，那篇东西在那个时代那个环境那些条件之下是有进步性的，我们才选它。”应该说，这是当时的时代精神，教材课文充分体现了这样的时代精神，如“现代文之部”篇目：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毛泽东论学习》、《〈农村调查〉序言二》（毛泽东）、《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人的阶级性》（刘少奇）、《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陈伯达）、《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周扬）、《论严肃》（朱自清）、《鲁迅的精神》（瞿秋白）、《奴隶就是这样得到解放》（郭沫若）、《墨子与墨家》（张荫麟）、《马克思墓前演说》（恩格斯）、《论列宁》（斯大林）、《作家与战士》（罗斯金）、《论通讯员的写作和修养》（加里宁）、《在巴黎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上的演说》（爱伦堡）、《短论三篇》（鲁迅）、《写于深夜里》（鲁迅）、《龙凤》（闻一多）、《狂人日记》（鲁迅）、《在其香居茶馆里》（沙汀）、《传家宝》（赵树理）、《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孔厥）、《无敌三勇士》（刘白羽）、《郑子产》（张荫麟）、《文人宅》（朱自清）、《白杨礼赞》（茅盾）、《春联儿》（叶圣陶）、《包身工》（夏衍）、《海上的遭遇》（周而复）、《三日杂记》（丁玲）、《墨水和鲜血》（爱伦堡）

这是时代风向，未必反映叶圣陶的真实意愿，关于大学国文教材，他的本意应该是很平易的，他说：“大学国文的目标应当卑之无甚高论，……就在乎提高同学们的阅读能力跟写作能力。”（“现代文之部”序）他在主持大学国文教材的同时，还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语文教材，便曾在日记中流露出种种不满，如在1951年11月19日，1952年4月24日的日记中分别记道：“余于选文，不满意处甚多。径直言之，今日之语文本为报章杂志文字之选辑，与时事杂志无异。同社诸君乐趋此道，教师复唯此是尚，余亦不复置辩，然余固知语文本非此类也。”“上午（蒋）仲仁来谈，隐示余与语文组少数同人相互不了解，彼辈以余为抱着纯技业观点，余以彼辈为徒知强调思想政治，而不悟内容与形式之必趋于一致。”[1] 以至于后来请辞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之职。[2] 其主持大学国文教材编写虽未留下此等文字，但推想也会有同样心情。

《新编大一国文教材》 当时还有一种《新编大一国文教材》，分上下册，上册丁鷇音、章靳以、董每戡、李悦编，下册章靳以编，商务印书馆1949年、1950年出版，后合编为一册，教材“编后记”介绍说：在编排的次序上，也设法配合一年中重要的节目。书中以毛主席的六六文告为首，随着就是“七一”，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日，我们选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八一”是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这里选了四篇作品，从他们的战斗，艰苦行军和生活中反映出人民解放军非凡的质量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具体表现；“十月十九日”是鲁迅先生纪念日。他是中国新文学的导师，也是知识分子的旗手；“十一月七日”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我们选了三篇文章；关于土改，我们选了两篇文章，这是配合寒假准备参加土改的师生学习的；五一是劳动节，我们应该选文来加深读者的认识；为了纪念五四，我们选了胡华先生的文章；“六月十八日”是高尔基逝世纪念日，本书选了两篇他自己体验生活的短文，还有他的作品《同志》……这是比叶圣陶主编教材走得更远的一种政治型语文教材。

18.朱德熙《作文指导》（开明书店1951）

这虽是一种作文指导类书，但从作者的自序可以看出，本也是一种大学国文教材。序言说：“一九四九年春天，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在着手改革大一国文课程的时候，便提出了改进作文教学的问题”，“经过大一国文教研组同人多次讨论，把作文教材的轮廓逐渐勾画出来，并且初步确定了以下的原则……”。“一九四九年暑假，清华大学大一国文教研组指定我担任编纂作文教材的工作。根据的材料是三百多本作文卷子和一些报纸杂志上的文章”，“本书写作过程中，清华大学大一国文教研组给予许多协助与批评”。

从这些话可以看出，第一，编写《作文指导》，是清华大学中文系改革大一国文的一项任务；第二，《作文指导》的出版，也是清华大学大一国文教研组集体劳动的成果。教材分主题、结构、表现、词汇、句子、标点六章。从具体内容看，似乎讲语言学理论和语法过多，有人评论这本教材是“语言学家笔下的作文指导书”。[3] 朱德熙在30多年后反思说：

“我上大学时，没有写作课，只开设‘大一国文’，不管是哪一系哪一科的学生，都得学习这门课。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开眼界、见世面。但就写文章讲，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如果你以前就没有把文章写通，那学习这一年也不会有多大长进。

解放以后，开了写作课，有了系统的写作教材，讲的是主题思想、篇章结构、文体知识等等。看起来好象十分科学，但我认为没有什么效果。教师越讲越神，但都是空洞的。写文章没有那么多道理，或者道理很多，是我们讲不出来的。到现在，没有哪个学校编出的写作教材让我感到佩服，让人真正解决问题。本来写不好的人，上了你的课就能把文章写好了?因我至今还没有发现，所以就有点极端。”[4]

这是清华大学70年前的事情，今天该校似乎也正在发生着同样的事情，了解一下当年朱德熙的实践与感想，或许会有所借鉴。

19.冯其庸《历代文选》（1956）

1954年，冯其庸从无锡调到中国人民大学教“大一国文”课，当时没有现成的教材，他就动手编写了一本《古代散文作品选》讲义。1956年，他为了给新闻系讲文学作品课，就在此基础上编成了《历代文选》，1962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偶然的机遇下，毛泽东主席看到这本书，非常欣赏，并在一次中央会议上进行推荐。[5]

《历代文选》虽然不是直接的“大一国文”教材，但也不能说一点关系也没有，首先，它是在大一国文教材《古代散文作品选》基础上编写的，其次，它和历来的“大一国文”教材体例非常类似，对日后的“大学语文”教材有明显的影响。譬如从选篇看，《历代文选》最前几篇选目，《左传》有《郑伯克段于鄢》《曹刿论战》《烛之武退秦师》《秦晋殽之战》；《国语》有《召公谏厉王弭谤》《勾践灭吴》；《战国策》有《苏秦以连横说秦》《邹忌讽齐王纳谏》《鲁仲连义不帝秦》《触龙说赵太后》《唐且为安陵君劫秦王》；《论语》有《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墨子》有《非攻（上）》；《孟子》有《齐桓晋文之事章》《天时不如地利章》《齐人有一妻一妾章》《鱼我所欲也章》；《庄子》有《逍遥游》《庖丁解牛》《惠子相梁》《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痀偻承蜩》……比较80年代重开大学语文课后第一种全国组编教材（徐中玉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的最前面几篇课文也是：《左传·秦晋殽之战》《国语·召公谏厉王弭谤》《战国策·燕昭王求士》《论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墨子·非攻（上）》《孟子·齐桓晋文之事章》《庄子·惠子相梁》《庄子·疴偻承蜩》……只是篇目比《历代文选》要少很多，甚至不妨看作是从《历代文选》中二次精选出来的。第三，《历代文选》的编写体例也和“大一国文”教材非常近似，该书“后记”写道：“为了帮助读者批判地阅读本书所选的各篇文章和了解我国散文发展的一个简要的轮廓，我们采用了注释、提要、作者小传和前言四方面结合的方法，注释解决疑难字句，提要着重说明一篇文章的思想内容，有时也兼及文章的结构和艺术特色，小传介绍作者的历史，前言概述我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历史过程。”民国时期的“大一国文”教材和今天的“大学语文”教材不也就是这样的吗？只是大学语文教材更多了“思考与练习”，这是民国“大一国文”教材也大都没有的。鉴于这一时期大陆高校基本停开大学语文课，教材编写更是空白，冯其庸的《历代文选》便有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