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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君:大学语文教材研究(1978-2008)
【时间:2011/9/16 】 【来源:南开大学研究生院 2010年5月 】 【作者: 博士字位论文 论文作者:李君;指导教师:李宇明】 【已经浏览5507 次】


本站按:这是站长看到的第一篇大学语文的博士论文。选录第一章。

中文摘要

    大学语文教材在大学语文教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因而进一步加强大学语文教材的研究十分必要。本文的研究主要有四个方面意义:

    一是较为全面地考察了350部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实况,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二是对改革开放之后30年的大学语文教材的分期进行了初步尝试,便于人们从宏观上把握不同时期大学语文教材的特点;三是对350部大学语文教材选文等进行了定量考察,促进了大学语文教材研究的细化;四是本研究在大量事实材料基础上,分析了教材编写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了改进建议,针对性较强,对进一步提高我国大学语文教材编写质量有一定参考价值。

    全文共分六章。

    第一章是“绪论”。这部分简要介绍了国内外有关研究的概况,阐明了本文研究的目标和意义,对本文的研究方法及数据统计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必要的说明,尤其是对1978年之前的大学语文教材情况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这部分揭示出1978年之前的大学语文教材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在排版方式和文字使用形式上与之后的教材明显不同,二是在内容构成上只由文选组成,三是选文上已体现出古今兼及或中外兼及的特点,四是1949年至1950年出版的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教材与之前的教材在政治色彩、中外文选、古今文选方面差别较大。

    第二章是“恢复期的大学语文教材(1978-1996.5)”。这部分简要介绍了恢复期的大学语文教材产生的背景,对恢复期大学语文教材的出版与发行、内容体系的构成、选文编排体例、文选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考察表明,在发行量方面,恢复期的教材在单部教材发行量上十分可观;在内容体系构成上,恢复期的教材以“文选”型为主;在选文编排体例上,恢复期的教材以“文体”型为主;在文选古今中外方面,恢复期的教材以中国作品及中国古代作品占多数;在文体上,恢复期的教材所选的中国古代及近代作品以“诗”为主,所选的中国现当代作品以“文艺文”为主,所选的外国作品以“小说”占多数。这部分还揭示了恢复期的大学语文教材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教材在课文编写上较为精细,二是教材主体内容的构成形式比较丰富,三是教材体现出比较明显的古今中外兼及的特点,四是教材发展的速度较为缓慢。

    第三章是“素质教育期的大学语文教材(1996.6-2008.12)。这部分对中文摘要素质教育前期及后期的大学语文教材发展的背景进行了简要介绍,并对素质教育前期及后期大学语文教材的出版与文选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考察表明,在发行量方面,素质教育期的大学语文教材在单部教材的发行量上与恢复期比有明显下降;在内容体系构成上,素质教育前期的教材以“文选”型为主,后期的教材以“文选十写作”型为主;在选文编排体例上,素质教育期的教材以“文体”型为主;在文选古今中外方面,素质教育期的教材以中国作品及中国古代作品占多数;在文体上,素质教育期的教材所选的中国古代及近代作品以“诗”为主,所选的中国现当代作品以“文艺文”为主,所选的外国作品前期的教材以“小说”占多数,后期的教材以“诗”占多数。这部分还揭示了素质教育期的大学语文教材具有如下特点:一是教材主体内容的构成形式特别丰富,二是教材在选文编排体例上灵活多样,三是选文在古今中外兼及方面的特点十分突出,四是教材发展的速度相对较快。

    第四章是“案例研究:当前部分有代表性的大学语文教材”。这部分对有代表性的高校本科类教材进行了介绍,以2007年徐中玉和齐森华共同主编的《大学语文(第九版)》及2005年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为代表,详细分析了这两部教材的编写情况,并对它们进行了比较研究。同时一对有代表性的高职高专类教材进行了介绍,以2008年孙昕光主编的《大学语文(第二版》)及2008年邓福田和陆玉团共同主编的《大学实用语文》为代表,详细分析了这两部教材的编写情况,并比较了它们的同异。在此基础上,对上述两大类有代表性的教材进行了比较分析,揭示出两类教材二的相同(或大体相同)及不同之处。

    第五章是“基于1978年以后大学语文教材状况的思考”。这部分对1978年以后我国大学语文教材建设取得的经验和成绩进行了总结,并对1978年以后我国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予以揭示,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了教材编写的改进建议。

    第六章是“结论”。对全文进行总结,并提出了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原则。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材编写;问题;对策


第一章  绪论

    1996年4月,国家教委高教司指出:“大学语文课,是普通高校面向文(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理、工、农、医、财经、政法、外语、艺术、教育等各类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素质教育课程”,对大学语文课进行了定位。本文所探讨的大学语文教材主要是指用于大学语文这门课使用的纸质教科书,是一种狭义的教材概念,不包括各类大学语文教学参考书。从事大学语文教育的人普遍有这样一种认识:在大学语文教育中,教材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既是整个教学活动的操作依据,又是实现课程目标的重要保证,直接影响教学质量。因此,加强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研究就成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为促进教材编写向深入发展,本文重点对1978年-2008年出版的大学语文教材进行了考察。通过大量的考察分析,梳理出我国大学语文教材发展脉络,呈现出我国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实况,找出教材编写取得的一些经验、成绩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改进建议,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大学语文教材建设提供服务。

    在绪论部分,本文主要介绍1978年-2008年大学语文教材研究概况、本文研究的目标和意义、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有关说明、1978年之前的大学语文教材概述四个方面内容。

第一节 有关1978年-2008年大学语文教材研究简述

    1.1.1 国内有关1978年-2008年大学语文教材研究概况

    关于1978年-2008年大学语文教材的研究,目前国内学术界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大学语文教材的注释进行研究。这种研究主要是对大学语文教材的注释提出商榷,发表不同的见解。如《<大学语文>注释管见》(《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大学语文>指瑕》(《语文知识》,1999年第1期)、《<大学语文>古文注释商榷》(《晋阳学刊》,1999年第2期)、徐中玉,齐森华.大学语文·出版前言,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语文>文言文注释商兑》(《古汉语研究》,1999年第4期)、《关于华东师大版<大学语文>中若干注释问题的商榷》(《零陵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2期)、《<蒹葭>注释辨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蒹葭蔑>注释辨正-与<大学语文>及北京大学<古代汉语)等编者商榷》(《武警工程学院学报》,2000年第6期)、(《〈大学语文>注释摘疵》,绍兴文理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徐编<大学语文>(组编本)注释的几个问题》(《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年第3期)、《<大学语文>注释拾补》(《语文学刊(高教版)》,2005年第1期)等都是对大学语文一教材的注释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

    第二,对某部大学语文教材进行分析评价。这类文章有的是以肯定教材为主的,有的是以质疑教材为主的,也有一的是在调查或细致分析教材基础上再提改进意见的。

    对教材加以肯定的论文比较多,如《继承传统推陈出新-评杨庆辰等编<大学语文>》(《求是学刊》,1999年第3期)、《取精用宏系统实用-评蔡慧清、张岳伦的<大学语文教程>》(《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务,2000年第2期)、《一部匠心独运别开生面的教材-读新编<大学语文)》(《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年第6期)、《评孙昕光主编<大学语文>》(《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大学语文变革之路-评北京大学教授温儒敏主编<高等语文>一书》《(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洗 2004年第,4期)、仁新编高职大学语文>全新出版》(《秘书》,2005年第11期)、《一本人文素质教育的好教材-<大学语文>(第八版)读后》(《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一部有创意的教材-评<大学语文基础>》(《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浑厚填密翔实精邃:读沈琳主编的<大学语文>》(《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编排独特选题新颖-评介新编大学语文教材<高等语文》)(《中国图书评论》,2003年第11期)、《一部定位准确特色鲜明的<大学语文)》(《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一部有新意的教材-简评<大学语文>》(《阴山学刊》,2004年第2期)等都是对教材予以肯定的论文。

    对教材提出质疑的论文也不少,如《全一国组编本<大学语文>中的一些问题》(《南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从课程性质出发突现素质教育主题-新编<大学语文>指瑕》(《盐城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编写“大学语文”需要“精品”观念-对高等教育学历文凭<大学语文>的几点意见》(《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璧固美矣犹堪琢之-教育部高教司组编98版<大学语文>指瑕》,(《新余高专学报》,2002第1期)、《对李增林先生主编的<大学语文新编>的几点意见》(《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大学语文>古文断句注释商榷》(《福建师范大学福清分校学报》,2005年第3期)、《对大学语文教材有关问题的探讨》(《边疆经济与文化》,2005年第8期)、《徐本<大学语文>札记》(《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新编大学语文>教材指瑕》(《科教文汇(下旬刊)》,2007年第9期)等都是对教材提出质疑的文章。

    有的文章则是以调查或细致分析教材为主再提改进意见的,如《“大学语文”教材使用情况的调查》(《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7期)、《<大学语文>教材选文原则之我见》(《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6年第1期)等即是此类论文。

    第三,对某一类大学语文教材进行专门探讨。有不少论文专门对高职类大学语文教材展开了研究,如《医学高职<语文>教材编写设计》,《卫生职业教育》,2003年第12期)、《谈谈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中的几个问题》(《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2期)、《高职大学语文教材建设新思路-与专业相结合》(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年)、《对高职语文教材编写的反思》(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关于高职语文教材建设的几点思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年第3期)、《高职院校语文教材建设的思考》(《嘉兴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等都是这类论文。

    第四,对不同编者所编教材进行述评或比较研究。对不同编者所编教材进行述评研究的论文有《若干种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体例之评述》(《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对<大学语文>教材的认识与思考》(《中国大学教学》,2002年第12期)、《<大学语文>教材综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近十年中国高校语文教育改革简述分(《中国大学教学》,2007年第3期),等等:对不同编者所编教材进行比较研究的论文有《经典与非经典-兼论两种类型大学语文教材》《(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从教材编写看大学语文的教学改革》,(《高等函授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关于新出版的<大学语文>第一章绪论选篇研究》(《前沿》, 2007年第9期)、《一种<大学语文>教材编写模式之比较研究》(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等等。

    第五,不着重谈对某个或某些已版教材看法,只侧重阐发对教材建设的个人见解。如《大学语文教材编选改革新论》(《湖北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大学语文教材开发面面观》(《新观察》,2007年第7期)、《<大学语文>教材编写中的开放性与多元化思维》《(江苏高教》,2001年第3期)、《现行大学语文教材的失误及其原因》(《职业圈》,2007年第14期)等文章即是如此。

    第六,有些文章不是专门探讨教材问题,而是在讨论大学语文教育时把教材作为一部分内容来研究,这类文章数量较多,只列举部分论文。如《大学语文课程现状调查与问题分析》(《重庆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大学语文”的学科性质与教材编写》(《湖南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大学语文>:文本内容、教材内容与教学内容之关系》(《大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论大学语文的课程定位和教材编写》(《咸宁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提高大学语文教育质量非课堂教学因素论》(《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2年第2期)等都是这类论文。

    1.1.2 国外有关1978年-2008年大学语文教材研究概况

    就自己目前所查找的文献看,尚看不到国外有关我国1978年-2008年大学语文教材的研究文章,而且国内也较少见到关于国外大学母语教材的研究论著。目前,有关国外基础教育阶段母语教材研究的成果已有一些,一但缺少对国外高等教育阶段母语教材研究成果,此方面可参考的资料较少。

第二节 本文研究的目标和意义

    1.2.1 本文的研究目标

    本文的研究目标有如下四点:一、以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南开大学图书馆、天津师范大学图书馆等大学语文藏书为基点,对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350部大学语文教材进行较为全面的考察,并介绍1978年以前大学语文教材建设情况,为人们提供目前为止最为丰富的大学语文教材原态材料。二、立足国家政策和教材建设实况,从历时角度对 1978年-2008年大学语文教材发展情况进行分期,理清大学语文教材发展脉络。三、通过对众多大学语文教材的分段考察及选文古今、中外、文体等情况的定量分析,找出大学语文教材在各阶段建设中呈现的特点。四、在大量事实材料基础上,对我国1978年-2008年的大学语文教材建设情况进行总结,分析教材建设取得的成绩、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今后进一步完善的建设性意见。

    1.2.2 本文研究的意义

    本文研究的意义有四个方面:一、目前,关于大学语文教材的探讨,有的是对教材的注释进行研究;有的是对一某部大学语文教材进行分析评价;有的是对高职类大学语文教材进行专门研究;有的是对不同编者所编教材进行述评、比较研究;有的不着重谈对已版教材看法,只侧重阐发对教材建设的个人见解;更多的则是一讨论语文教育时把大学语文教材作为部分内容来研究,少见对几百部大学语文教材编选内容进行较全面考察的文章。此项研究将弥补前人调查材料数量有限的不足,在材料上更为丰富,且纵贯教材发展30年历程,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二、从历时角度对1978年-2008年大学语文教材发展情况进行分期研究,将使改革后30年的大学语文教材发展脉络更为清晰。而对改革后30年大学语文教材开展分期研究的成果还较少,此研究将在这方面进行初步尝试,便于人们从宏观上把握不同时期大学语文教材特点。三、大学语文教材的有关研究多为定性分析,尚缺少对大量教材进行定量分析成果。此研究将弥补前人研究的不足,通过对350部大学语文教材选文等的定量考察,有利于从微观上深入把握30年教材编写实况,这将促进大学语文教材研究的细化,丰富大学语文教材研究成果。四、本研究将在大量事实材料基础上,找出大学语文教材建设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应改进意见,针对性较强,对进一步提高我国大学语文教材编写质量有下定参考价值。

第三节 本文的研究方法和有关说明

    在这一节,我们主要对本文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过程中考察的教材的出版类型、文章统计数量的确定、本文的文体归类、中国作品古今划分的标准、大学语文教材分期的确定等进行必要的说明和介绍。

    1.3.1 本文的研究方法

    本文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了统计分析法、对比分析法、个案分析法及归纳法。对于1978年-2008年大学语文教材选文古今中外情祝及文体情况的定量考察主要运用的是统计分析法;对于不同时期大学语文教材的比较采用的是对比分析法;对部分有代表性的大学语文教材一的研究采用的是个案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对我国大学语文教材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进行总结所运用的是归纳法。

    1.3.2 有关说明

    (l)有关350部教材出版类型和选文统计数据的说明

    本文所统计的350部教材从总体看有三种出版类型:第一种类型是第1版第1次印刷的教材,这种教材共有293部;第二种类型是再版第1次印刷的教材,这种教材总共有19部;第三种类型是第1版或再版第2次及以上重印的教材,这种教材共有38部。

    在选文数据的统计中,本文把教材明确标明“××几则(或几章……)”及“论语语录选”、“先秦诸子语录”之类的课文都按1篇文章来计算。主要原因在于:这些课文每一则(或每一章)的篇幅相对都较小,同时有的教材存在1篇课文近十则或十则以上的情况,如果把每一则都算为1篇文章的话,会影响到这本教材文章古今选文及各种文体的比例计算;并且有的教材总共也就几十篇课文,1篇课文有十多则就算为10多篇文章从统计方法来看也显得有些不太适合。因此,对于“××几则(或几章)”及“论语语录选”、“先秦诸子语录”之类的课文就做了统一处理,按1篇文章统计。为子能使数据较全面地反映出教材选文状况,本文在统计涉及到有“××几则(或凡章)”、“论语语录选”、
“先秦诸子语录”这类情况的教材时对文章的数量都给出了两个数据:第一个数据显示的是按“××几则(或几章)”共算1篇文章来统计的结果,第二个用“()”加以注明的数据则是按每一则(或每一章)都算为1篇文章来统计形成的结果。这样,就使得有关教材文章的统计数据更为全面、细致。另外,本文第一章绪论在做有关讨论分析时如无特殊说明都是按第一个数据进行的。

    除了“××几则(或几章……)”及“论语语录选”、“先秦诸子语录”之类的课文统一按1篇文章计算外,其余的课文全部按实际选文篇数予以统计。

    (2)文体归类的说明

    对选文文体的归类,本文打破了所考察的教材在编写时对文章文体的分类状况,重新对教材选文的文体进行了划分。这样做的原因主要在于:一、不同教材在面对同一篇文章时,在文体划分上常存在一些不同,如刘莉、左攀峰主编的《大学语文》把梁启超“论毅力”一文的文体划归为议论文,而郜萼主编的《大学语文》则把梁启超“论毅力”一文的文体划归为散文。如果我们在统计文章文体时按各个教材自己划定的标准统计的话,就会造成把同一篇文章的文体划分成两种文体的弊病,因此本文在统计时需要打破教材在编写时对文章文体已有的划分状况。二是不同教材在划分文体时常因方法不同而出现不同的归类问题,这也使本文必须打破教材已有的文体归类形式。例如,2007年刘莉、左攀峰主编的《大学语文》把所有的选文分为诗歌、散文、议论文、小说四种文体,1983年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自学读本)》把所有的选文分为议论文、记叙文、说明文、韵文(赋、诗、词、曲)四种文体,2007年吴宝玲、李斌成、李雪主编的《大学语文》等把所有的选文分为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四种文体,2007年刘金同、常怀云、魏秀美、付玉坤主编的《新编大学语文》把所有的选文分为记叙文、议论文、诗歌、小说、戏剧五种文体。可见各种教材对文章归类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不具有一致性。差异比较大的是对于散文的划定大小不一,有的教材把记叙文、议论文等纳入到散文类,有的却把记叙文或议论文从散文类中分出来。由于本文考察的教材在文体上存在归类不一致的问题,出于研究中统计的需要,笔者对各种教材的文体进行了统一的处理:从中国作品的古今出发,把中国古代和近代作品分为了诗(含诗、词、联、散曲)、文(含骈文和散文,统称为文)、小说、戏剧四种文体,把中国现当代作品分为了诗(含诗、词、.歌曲、散文诗)、文艺文、应用文三种文体;外国作品不作古今划分,共分为诗(含散文诗)、散文、小说、戏剧四种文体。另外,对现当代作品中应用文和文艺文的范围做些说明。应用文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公文、计划、总结、调查报告、简报、述职报告、新闻稿、演讲稿、辩护词等法律类文书、广告等经济类文书、说明文、书信、学术论文、发刊词、序、碑文、碑铭、祭文等这些应用性较强的文体;而文艺文是指除了诗和应用文以外的文体,
包括记叙文、议论文、小说、戏剧、一影视作品等这些欣赏性较强的文体。

    (3)中国作品古今划分的说明

    对于中国作品古今的划分,本文主要是依据历史时代来进行。从先秦、汉魏六朝、隋唐、宋辽金、元明清一直到近代作家的作品,本文都统一归为了古代作品,在统计表中标为“古”;从1919年五四运动时期一直到现在的作品,本文都统一归为了现当代作品,在统计表中标为“今”。

    (4)大学语文教材分期的说明

    从 1978年-2008年我国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的实况来看,人们很难从内容编写的角度找到一个明显的发展变化时点来进行宏观时期的划分。但这并不是说30年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没有任何变化,而是从宏观上来讲教材的编写不具有从某一时间开始出现了大范围的明显编写变化这种情祝。由于这个原因,大学语文教材的分期从内部入手难以解决,只能从外部着眼进行必要的分期研究,从而使人们对大学语文教材的发展脉络有一个总体性把握。有关 1978年-2008年我国大学语文教材的分期,本文主要是结合不同时期国家教育形势的变化或国家有关教育政策的出台来划定分期时间。根据这种分期原则,大学语文教材大致可以分为两大阶段:恢复期的大学语文教材(1978年-1996年5月)和素质教育期的大学语文教材(1996年6月-2008年12月)。

    第一阶段划分的依据是,1978年国家已经恢复了高考制度,这为开设大学语文课提供了难得契机,也为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搭建了平台。由于我国高校从 1952年照搬苏联模式办学,原来开设的大一国文(即大学语文)受此冲击而中断,又受到十年动乱的影响,致使学生语文基础十分薄弱。为此,一些有识之士借国家重视教育之机,呼吁在大学阶段加强语文这一基础学科的学习,使大学语文课在高等教育中得到恢复。由于国家教育形势的巨大变化和大学语文课程的恢复,使大学语文教材建设也逐步提上日程,并取得了实效。在1981年,由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正式出版。这一教材的面世,标志着我国大学语文教材建设进入了中断后的恢复期。

    第二阶段划分的依据是,国家教育形势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生了明显变化,素质教育呼声增强,高教司出台了大学语文的新要求。1996年4月,国家教委高教司指出:“大学语文课,是普通高校面向文(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理、工、农、医、财经、政法、外语、艺术、教育等各类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素质教育课程”,以官方的形式为大学语文课程进行了明确定位,这促进了大学语文向素质教育的深入发展。由于高教司的这种定位在徐中玉、齐森华于1996年6月出版的《大学语文》中得到了最先反映,因此本文把1996年6月以来的大学语文教材划定为素质教育期的大学语文教材。

第四节 1978年之前的大学语文教材概述

    1.4.1 基本情况

    从目前占有的资料来看,我国正式开始在高等教育阶段进行国文教育的具体时间还很难确定。但从有关材料介绍的情况可大致推测,我国在高等教育阶段实施国文教育至少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己经开始了。如罗绍全曾在1990年发表的文章中谈到:“据吴伯萧说,他在一九二九年学大一国文。”吴伯萧谈到的这个时间,是文章作者罗绍全引自吴伯萧所写的《谈语文教学》一文,应该说可信度是比较高的。罗绍全在此文中还谈到:“至于普遍开设这门课,据叶圣陶说,是在一九三八年。一九四二年,当时的教育部拟定《大学国文选目》,下发各校、饬令遵用。大学国文(或曰大一国文)才正式成为一门公共必修课。”从罗绍全谈及的这些情况可看出,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一直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都在开设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课。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这门课程也在开设。可是到了1952年,因我国高校院系调整完全照搬苏联模式,将文科与理科各自分开,向单科性发展,致使我国原有的集文、理、工、农、医等学科于一身的一些综合性大学全部撤散。由于出现了这种重大调整,大学一国文(或大一国文)这门课程也受到冲击而中断开设。直到1977年,这门课基本就在我国高等教育中消失了。

    与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这门课程的起伏一样,这门课程的教材也从最初的建设发展走向停滞。通过对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等馆藏图书的考察也证实了这一点。由于图书馆对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资料保存数量有限,加之收集不全,笔者共收集到中国大陆在 1978年之前出版的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教材8部。最早的是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出版的《燕京大学国文名著选读(上册、下册)》,最晚的是吴文棋、郭绍虞、章靳以合编的于1950年出版的《新编大一国文选》。从馆藏情况来看,没有1952年至1978年中国大陆出版的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教材,这也正与1952年以后我国大学国文课程的消失相一致。除了上面提到的2部教材以外,另外6部教材为:伍俶傥等人合编在民国三十二年(即 1943年)初版并于民国三十六年(即 1947年)十七版的《大学国文选(部定大学用书)》、民国三十六年(即1947年)印的《国立东北大学国文讲义》、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编印于民国三十七年(即 1948年)出版的《北京大学国文选》、丁榖音等人编辑于民国三十八年(即1949年)出版的《新编大一国文(上册)》和章靳以编写于1950年出版的《新编大一国文(下册)》、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辑于1949年和1950年分别出版的《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及《大学国文(文言文之部)》。对于上述教材的编写特点,本文在下面做些集中介绍。

    1.4.2 此阶段教材的编写特点

    由于1978年之前的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教材的馆藏数量有限,加之很难全部都收集到,因此本文主要结合上述8部教材分析一下这阶段语文教材的编写特点。归纳起来看,这阶段教材的编写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这阶段教材的编写在排版方式和文字使用形式上与1978年以后的教材有明显的不同。大家知道,1978年以后的大学语文教材采用的排版方式都是横排,并且使用的是简体字(极少数有特殊需要的才用繁体字乡。但本文所考察到的上述8部教材却同1978年以后的大学语文教材有明显差异,它们在编排时采用的都是竖排,而且所用的文字形式都是繁体字。因而,从排版方式和文字使用形式来看,1978年之前的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教材有自身的特点。

    其次, 1978年之前的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教材在内容构成上较为单一,只由文选来组成。从收集到的《燕京大学国文名著选读(上册、下册)》、《大学国文选(部定大学用书)》、《国立东北大学国文讲义》、《北京大学国文选》、《新编大一国文(上册、下册)》、《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大学国文(文言文之部)》及《新编大一国文选》8部教材来看,这8部教材无一例外的都是由文选来组成整部教材,丝毫没有涉及到语言知识或写作知识等内容。这表明此阶段的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教材实际上就是大学文选读本。另外,从教材单篇课文的构成来看也是非常简单。除了选文篇目名称、作者姓名(或选文出处)、文选以外,这8部教材的课文没有注释,更没有内容提示(或导读、赏析)、思考与练习等内容,单篇课文在内容上不是很丰富。

    第三,有的教材在选文上已体现出古今兼及或中外兼及的特点。尽管我们收集到的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教材的数量有限,但其中有的教材却显现出选文视野较宽的特点,打破了选文上的古今界限或中外界限。例如,《燕京大学国文名著选读(上册、下册)》和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编印的《北京大学国文选》都既选了中国古代作品,也选了中国现代作品。尤其是《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和《大学国文(文言文之部)》的出版更是表现出了鲜明的古今兼及的选文理念。有的教材选文则在中外兼及方面有所突破,如丁毅音等人编辑的《新编大一国文(上册)》、章靳以编写的《新编大一国文(下册)》及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辑的《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都既选入了中国作家的作品,同时也选入了外国作家的作品。吴文祺、郭绍虞、章靳以合编的《新编大一国文选》在选文上更是对外国作品给予了格外的重视,在总共32篇作品中共选取了9篇外国作品,外国作品的比例已超过了教材全部选文的四分之一。另外,有一个方面需要提及,在本文所考察的8部教材中尽管有突破选文古今或中外界限的教材,但还没有选文古今中外全部都包含的教材出现。

    第四,此阶段教材中,1949年至1950年出版的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教材与之前的教材在政治色彩、中外文选、古今文选方面有较大差别,这是1978年以前大学语文教材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本文在下面对此进行较为细致的介绍和分析。

    (1)1949年至1950年出版的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教材政治色彩相当浓厚,而之前的教材在政治色彩方面比较弱,更重欣赏性。为说明 1949年至1950年出版的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教材具有政治色彩浓厚的特点,本文以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辑的《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为代表,把这部教材的选文篇目及作者用表格方式呈现出来,使人们对教材选文的政治性有一个更为直观的认识和把握。

    表 1.1 《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选文篇目名称及作者情况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
    毛泽东论学习(毛泽东)
    《农村调查》序言二(毛泽东)
    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毛泽东)
    人的阶级性(刘少奇)
    “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陈伯达)
    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周扬)
    论严肃(朱自清)
    鲁迅的精神(瞿秋白)
    奴隶就这样得到解放(郭沫若)
    墨子与墨家(张荫麟)
    马克思墓前演说(恩格斯)
    论列宁(斯大林)
    作家与战士(罗斯金)
    论通讯员的写作和修养(加里宁)
    在巴黎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上的演说(爱伦堡)
    人生识字胡涂始(鲁迅)
    不应该那么写(鲁迅)
    什么是讽刺(鲁迅)
    写于深夜里(鲁迅)
    龙凤(闻一多)
    狂人日记(鲁迅)
    在其香居茶馆里(沙汀)
    传家宝(赵树理)
    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孔厥)
    无敌三勇士(刘白羽)
    郑子产(张荫麟)
    文人宅(朱自清)
    白杨礼赞(茅盾)
    春聊儿(叶圣陶)
    包身工(夏衍)
    海上的遭遇(周而复)
    三日杂记(丁玲)
    墨水和鲜血(爱伦堡)

    表1.1详细地显示出了《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这部教材对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中国革命作家以及国外革命领袖和革命作家所写文章的选用情况。经过统计发现,选用中国革命领袖毛泽东和革命作家鲁迅两个人的文章就达到了9篇,已超过教材全部选文的四分之一。此外还选入了革命领袖刘少奇及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瞿秋白、陈伯达、周扬、郭沫若等人的文章,这说明了教材在选文作者方面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不仅如此,教材对于外国作品的选用也同样考虑了选文作者的身分问题,入选的文章作者也都是革命领袖或是有进步思想的人物,如恩格斯、斯大林、罗斯金、加里宁、爱伦堡等。从外国文章作者的国别来看,主要来自苏联,欧美国家较少。这种国别的选择也体现出了政治性,表明与新中国有良好关系的国家的作家作品可积极入选,但与新中国关系不好的国家的作家作品就尽量少选。《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体现出如此鲜明的政治性,这同教材的选文标准直接有关。教材在序中指出“我们选材的标准不约而同。那些怀旧伤感的,玩物丧志的,叙述身边琐事的,表现个人主义的,以及传播封建法西斯毒素的违反时代精神的作品,我们一概不选。入选的作品须是提倡为群众服务的,表现群众的生活跟斗争的,充满着向上精神的,洋溢着健康的情感的。我们注重在文章的思想内容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希望对于读者思想认识的提高有若干帮助。”{由于教材反对传播封建法西斯毒素,注重的是思想性,并希望对读者思想认识提高有帮助,因此教材就借助大量选取革命领袖和革命作家的作品来发挥此作用,从而形成了教材在选文上政治色彩较浓的特点。

    除了《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以外,由吴文棋、郭绍虞、章靳以合编并于1950年出版的《新编大一国文选》的政治性特点也十分突出。这部教材共选取作品32篇,其中选取革命领袖和革命作家毛泽东、鲁迅、斯大林、高尔基四人的文章达到了9篇。此外,这部教材所选文章的内容也大多充满了政治性色彩或战斗性色彩,如《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纪念瞿秋白同志》、《无敌三勇士》、《十月革命的国际性质》、《两种不同的道路》、《从土改中学马列主义》、《我们的土改工作组》、《论知识分子的改造》、《不朽的革命伟人李大钊同志》、《在世界和大常设委员会会议上的演说》、《苏联作家致美国作家的一封公开信》等文章都是如此。教材为何这样选文,编者在“编后记”中做了如下一些说明:“书中以毛主席的六六文告为首,随着就是‘七一’,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纪念日,我们选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使读者对中国共产党有比较全面的认识”、“‘八一’是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这里选了四篇作品,从他们的战斗,艰苦行军和生活中反映出人民解放军非凡的品质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具体表现。读了之后,更可以加深对人民的军队的尊敬和热爱”、“爱伦堡的一篇一九五。年演讲辞,和苏联作家给美国作豪的一封信。是为了配合保卫世界和平讲授的”,等等。通过“编后记”的说明可看出,教材在选文时的出发点主要是从政治意义来考虑的,因此教材也就很自然地出现了政治性强的特点了。

    1949年之前的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教材却与上述教材不同,它们不太重视选文的政治性,而是更注重选文的欣赏性。如民国三十六年(即1947年)伍俶傥等人合编的《大学国文(部定大学用书)》、民国三十六年(_即1947年)印的《国立东北大学国文讲义》及民国三十七年(即1948年)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编印的《北京大学国文选》都体现了这种特点。为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本文以《北京大学国文选》为代表,采用列表的形式全面显现教材的选文篇目及作者(或文章出处),以便揭示这部教材与前述教材的不同。

    表1.2《北京大学国文选》选文篇目名称及作者(或文章出处)情况表

    蒹葭(《诗经》)
    鸱鸮(《诗经》)
    正月(《诗经》)
    赠白马王彪(曹植)
    饮酒五首(陶潜)
    石壕吏(杜甫)
    羌村(杜甫)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杜甫)
    哀江头(杜甫)
    论语选录(《论语》)
    安之战(《左传》)
    牛山之木章(《孟子》)
    胠箧(《庄子》)
    鲁仲连义不帝秦(《战国策》)
    魏其武安侯列传(《史记》)
    党锢列传序(《后汉书》)
    永宁寺(《洛阳伽蓝记》》)
    知音(《文心雕龙》)
    原毁(韩愈)
    廉耻(《日知录》)
    狂人日记(鲁迅)
    我所知道的康桥(徐志摩)
    我们对于西洋文明的态度(胡适)
    压迫(丁燮林)
    窗子以外(林徽因)

    通过表1.2我们可全面地了解到《北京大学国文选》的选文情况及作者(或文章出处)情况。表中显示,在作者方面除了作家鲁迅为革命作家以外,很难找出其他革命作家或革命领袖的名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此教材在作者身分上不具有明显的政治色调。另外,从所选取的篇章来看,在内容及思想方面体现革命性或战斗性特点的文章也比较少,更多的表现的则是欣赏性。如《诗经》中的《蒹葭》、《鸱鸮》、《正月》,以及曹植的《赠白马王彪》、陶潜的《饮酒五首》、杜甫的《羌村》、各篇古代散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等文章都没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主要体现的还是文章的艺术特色或思想深度。因此,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出《北京大学国文选》在选文标准上与《大学国文(现代文之第一章绪论部)》、《新编大一国文选》有明显的不同,前者不以政治性为主而是以文学欣赏性为主来选取文章。

    从笔者所收集到的材料看,1949年之前出版的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教材在选文标准上与《北京大学国文选》存在着一致性。例如,民国三十六年(即1947年)伍俶傥等人合编的《大学一国文(部定大学用书)》、民国三十六年(即1947年)印的《国立东北大学国文讲义》在选文上也都是从欣赏性入手来选取文章,文章的政治性并不明显。

    经过上述比较大致可得出这样的结论:1949年之前与之后的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教材的差异十分明显,1949年之前的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教材欣赏性的特点比较突出,而1949年以后的教材则政治性的特点较为鲜明。

    (2)1949年至1950年出版的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教材与1949年之前的教材在中外选文上有明显的不同。1949年至1950年出版的教材不仅选取了中国作品,而且还选取了一定数量的外国作品。如前面谈及的代表性教材《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就是如此,这部教材在选取了28篇中国作品的同时,还选取了4篇外国作品。吴文祺、郭绍虞、章靳以合编并于1950年出版的《新编大一国文选》同样是在选取中国作品的基础上,又选取了9篇外国作品。而1949年之前出版的教材却并非这样,如《燕京大学国文名著选读(上册、下册)》、《北京大学国文选》、《国立东北大学国文讲义》、《大学国文选(部定大学用书)》都只是选取了中国作品,而没有选取外国作品。从教材在中外选文上的差异可以看出,1949年至1950年出版的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教材已具有了民族性和世界性相统一的选文理念,选文体现出了一定的国际视野;而1949年之前的教材还只具有民族性特点,选文视野相对较窄,缺乏国际视野。

    (3)1949年至1950年出版的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教材与1949年之前的教材在古今选文上有一定的不同。1949年至1950年出版的教材非常重视中国现代作品,对中国现代作品选取的数量较大,而对中国古代作品选取的数量较小或根本就不选取。如吴文祺、郭绍虞、章靳以合编于1950年出版的《新编大一国文选》所选的中国作品全部都是现代作品,中国古代作品一无所选。丁榖音等人编辑于民国三十八年(即1949年)出版的《新编大一国文(上册》)和章靳以于1950年出版的《新编大一国文(下册》)也是这样,这部教材的上册和下册涉及到的中国作品也完全都是现代作品。更值得关注的是,在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在教材名称中直接显示了选文的范围是现代文,这种做法在以往的教材中很少见到,更体现出了教材对现代文的高度重视。而1949年之前出版的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教材却并非如此,这些教材在选文上则更倾向于中国古代作品,而对中国现代作品选取的数量较少或完全不选取。如民国三十六年(即1947年)印的《国立东北大学国文讲义》及同一年出版的第十七版《大学国文选(部定大学用书)》所选的作品全部都为中国古代作品,没有选取中国现代作品。民国三十七年(即1948年)编印的《北京大学国文选》在选取了20篇中国古代作品的基础上,选取了5篇中国现代作品,古代作品的数量是现代作品的四倍。另外,民国二十七年(即1938年)出版的《燕京大学国文名著选读(上册、下册)》也是在大量选入了中国古代作品的同时,选入了很少的中国现代作品。上述情况表明,1949年至1950年出版的大学国文(或大一国文)教材与1949年之前的教材在选文古今倾向上差异比较明显,前者较重时文,后者较重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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