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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小小:大学语文教材建设: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基本理念与具体实践
【时间:2018/10/27 】 【来源:江西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2018.10.13 】 【作者: 基础部 尹小小】 【已经浏览54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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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的理念
 
    通识教育以其倡导培养和谐发展的“全人”的教育思想逐步成为我国大学教育改革的主要理念,大学语文课程多方面契合了通识教育的目标要求,逐渐成为其核心课程。实践表明,高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对于提高当代大学生汉语水平与汉语运用能力、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提升人文素质与审美能力、培养热爱祖国语言文字(文学)的情感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如何巩固或继续推升大学生对汉语言的敏感度、兴奋度和正确把握能力,夯实语文基本功;如何适应当今大学生的认知心理和接受心理现状,实现大学语文教材既是好教本又是好读本的需求;如何把大学语文纳入全球文化的大视野并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进行立体展示与充分激活;如何扎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思想;如何培养大学生的独立、理性、尊严、创新创造精神和造就具备人文关怀品质的一代新人;如何将大学语文课程真正融入立德树人人才培养体系,为培养一代又一代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立志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奋斗终身的有用人才这个教育现代化的方向目标服务,是摆在每一位大学语文教育教学工作者面前的严峻课题,也已成为大学语文教材建设和改革的“试金石”。
 
    教科书反映教育观念。(薛涌,2005)教材是本,它提供和规定了学生学习的内容,是教学得以顺利和有计划进行的依据。特别是大学语文教材,它荟萃了古今中外文学与文章的经典,是大学生抵御低俗文化、在大学学习阶段完成“精神成人”的优质精神食粮。1978年以后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大学语文”的复兴,我国大学语文教材建设呈现出繁荣景象;但因大学语文的学科定位问题仁者见仁,教材的编纂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特色,大学语文学科理论研究和教材编撰理念也在获得共识的同时“百舸争流”。
 
    常康(2010)认为,一部教材的价值,主要看其主编者是否拥有先进的教改思想和超前的教材体系理念,选文是否具有前瞻性和与时俱进特色。追求文化多元化和课程人文社会化方向,就必然要拓宽《大学语文》文选的文化视野和文学品位。只有这样,才能反映时代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突现出主编者的自主而独特的选文体例构建,昭示主编者思想开放坚持多元的创新特色,又不致于成为社会现实主流文化的代言人和传声筒。资深大学语文研究专家何二元(2007)提出了“大学语文是高等教育阶段的母语学习”的命题,认为大学语文教材应该以“母语主题”构建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杨芙蓉(2010)通过对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理念及实施策略的探析,认为大学语文的人文性及工具性功能需要教材这个载体加以实现。而实现人文性的手段,不仅要依靠优秀文学作品的美学感染、人格熏陶等,更重要的是建构健康、文明的思想文化体系;实现大学语文的工具性,主要体现为阅读、写作能力的提高,而思辨能力、人文素养又是这些显性能力得以提升的潜在需要。因此,大学语文教材建设还应该将人文素养的培养、思辨能力的提高作为实现其人文性、工具性的重要内容。乔根(2010)对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模式进行了研究,认为编写模式的不同体现出编者对这门课程定位的不同。一套既体现大学生身心特点又符合这门课程特点的教材的编写,要注重其工具性、趣味性和规范性,要结合学生的学科背景来分类编写,内容要做到文学知识和语言知识的有机融合,所选的文章要做到古今中外相互融通。童自樟、张国强(2008)结合对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现状,提出将民族振兴作为大学语文的教学目的,从而改进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工作。陈超、杨林(2010)从大学语文的“工具性”“文学性”“人文性”“文化性”“母语性”等特性出发,遵循“基点—融合—拓展”的路径,基于“文学—人文—文化”的融合与拓展,从文本阅读与实践、个体生命的人文体悟、文化诗学的空间建构等三个层面对大学语文功能进行了再审视。
 
    祁峰、郭曙纶(2007)基于大学语文教材对象语言的选择与教材编写这一问题,从教材语言的特点来探讨大学语文教材对象语言的选择与教材编写问题,如结合教材语言的基础性与功能性特点分析大学语文教材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结合教材语言的有线性、有序性、通用性与专业性特点具体分析教材对象语言的选择问题;结合大学语文教材语言的特点和大学语文课程的定位探讨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的发展方向。王丹(2010)通过对大学语文教材的结构分析,认为不同的教材类型体现了编造者不同的文学理念和文化思想,尽管现存之大学语文教材种类繁多、体例不一,但从主题、文学史、体裁、专题四个角度来看,大学语文教材大体可分为人文主题类、文选类、专题类四种类型。
 
二、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的国内外实践
 
    李君在《大学语文教材研究(1978-2008)》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研究生院2010年5月;指导教师:李宇明)中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改革开放30年来350部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实况,分析了教材编写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不足。其中第二章“恢复期的大学语文教材(1978-1996.5)”和第三章“素质教育期的大学语文教材(1996.6-2008.12),分别考察了这两个时期大学语文教材在内容体系构成(以“文选”型为主)、选文编排体例(均以“文体”型为主)、文选古今中外方面(以中国作品及中国古代作品占多数);文体(所选的中国古代及近代作品以“诗”为主,中国现当代作品以“文艺文”为主,外国作品以“小说”占多数)四个方面的特征,以及素质教育期大学语文教材教材在主体内容的构成形式特别丰富、选文编排体例上灵活多样、选文在古今中外兼及方面的特点十分突出、教材发展的速度相对较快等四个特点。在第四章“案例研究:当前部分有代表性的大学语文教材”中,对2007年徐中玉和齐森华共同主编的《大学语文(第九版)》、2005年陈洪主编的《大学语文》两种高校本科类教材,2008年孙昕光主编的《大学语文(第二版》)、2008年邓福田和陆玉团共同主编的《大学实用语文》两种高职高专类教材,进行了典型案例式的详细分析。
 
    在大学语文教材编写的其他个案分析中,刘年喜(2010)认为,新世纪以来,夏中义(大学新语文,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王步高(大学语文,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温儒敏(高等语文,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陈洪(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张介明(比较大学语文,立信会计出版社,2006)等人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或以人文主题的弘扬为特色,或对文学史编排体例进行新探索,或以文化专题讲座形式结构内容,或引入数字化资源构筑教材新形态,或导入比较文学视野更新知识构成,大力变革传统编排方式,有力推动了大学语文教材改革的发展。赵颖(2010)从实现高职高专价值目标这一角度,也对大学语文教材“文体结构型”“文学史结构型”“人文精神结构型”“专题结构型”“文体与题材浑然结构型”五种体例进行了比较。
 
   此外,王尚文、王建华、西渡主编的《大学语文》(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强化了“母语高等教育”宗旨,创建了“母语主题系统”;吴宝玲等主编的《大学语文》(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以知识性、工具性、审美性、人文性体现语文综合性为目标确定编写内容,强调工具性和人文性的互补统一,较好实现了篇目选择“通于文而达于广”、具体篇文“成于趣而归于理”、各篇引言和阅读导语撰写“通于思而精于做”、大学语文价值谱系“抚今追昔,与时俱进”。(苏喜庆,2009)庞玉琨等主编的《大学语文(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将大学语文放在全球化视野中考量,在强调大学语文教材之“人格化育”精神即强调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同时,着重“德育实践”的张扬,体现了“传承·实践·应用”,即以问题引导“求知”兴趣与探究、以实践促进参与“互动”与分享的特色;褚春元主编的《大学语文(实用教程新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7),在编写上遵循“人文性与工具性相统一”“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彰显地方文化特色”三个理念,在选文上遵循“经典性”“应用性”“地方性”三个要求,以“阅读与鉴赏”(含诗词、散文、小说、戏剧四个单元)和“表达与应用”(含语言运用与规范、演讲口才、应用文写作、创意写作四个单元)为总体框架。
 
    而在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方面,也涌现了一些颇具特色的教材。孙昕光主编的《大学语文(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以文学体例为主,分阅读部分、写作部分上、下两编:王显槐主编的《大学语文》(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采用编、章、节式编写体例,将提高人文素养和语文素养的具体教学要求蕴含于各编、章教学法内容之中,设计教材架构和内容体系;姜国忠主编的《大学实用语文》(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强化实用性和趣味,从听、说、写、读四个方面对大学语文教学进行了改进,以努力实现使学生愿意学、学得会、用得上、带得走的目的;丁帆等主编的《新编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江苏教育出版社,2010)基于提升文化素质、完善人格塑造、实现审美价值的“三维阅读育人”宗旨,融读、说、听、写、人文、自然于一炉,同时强化对其他学科的观照力度;吴汉德等主编的《新编高职大学语文》(东南大学出版社,2014)围绕“厚基础、高素质、精技能”的人才培养方案设计理念,着力提高学生阅读、思维能力和表达拓展能力、提高文化素养的任务,以目标导向、任务驱动的方式设置教学模块,实行模块式项目化编排;杜菁锋主编的《大学实用语文·第2版》(科学出版社,2010)按照“以就业为导向”原则,筛选一些基础性、实用性强的内容,重点突出语文的人文性、基础性和工具性,并从“实用为主、够用为度”原则出发,致力于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文化素养和运用语言进行交际的能力。
 
    而在国外,48开本、只有薄薄251页的《风格的要素》(The Elements of Style),被认为是美国的大学语文([美]威廉·斯特伦克,陈玮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2版,2005)。
 
    该书共六章,完成于1918年,集中阐释了英语文法应用、写作技巧以及一般人在写作中常犯的错误等,即英文朴实风格必须具备的18个基本原则。薛涌在《教科书反映教育观念》(新京报 2005-11-12)一文中认为,《风格的要素》核心讲的无非是三件事:清晰、精确、简练,并强调“大学语文”的问题很清楚,即写文章、讲话要简练、清晰、达意,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传播信息、交流思想。
 
三、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存在的问题与启示
 
    目前国内的大学语文教材可谓汗牛充栋,各类教材各领风骚。一些教材对传统的大学语文进行了脱胎换骨的新设计,有的代表了传统编写模式;有的高举文学大旗,代表了纯文学模式;有极力标榜人文教育的人文新模式;一些高职高专类大学语文教材注重职业教育理念与人文内容结合,体现职业教育特征,针对高职高专院校教学重点提高语言文字的应用能力;更多地强调让学生在学中练、练中学,具有职业性、针对性、实用性等特点。这些教材对大学语文学科建设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大胆的尝试,但也存在可商榷之处,如:编写体例大多按文体、时代、主题;采用“拼盘式”结构,但篇目不一,内容庞杂,与中学语文教材篇目重复率高,结构凌乱,内容杂糅,系统性差;大而全的“通用教材”,缺乏特色;主体性欠缺(“无对象”、接受主体“不在”,“没有自我”);(刘志梅,2008)重学轻术、重术语介绍而轻能力培养、重形式轻内容;(崔长青《风格的要素》序言,2003-2-8)等等。
 
    为此,赵颖(2010)提出了对今后大学语文教材编排的启示和建议:如编排类型要多样化、结构要综合化(按语文知识不同内容和训练体系分编教材,如根据文学和汉语分科的要求分编《文学》《写作》《汉语》教材,或根据听说读写能力要求编写阅读、表达、知识系列分册);选文作品要时代化、观点要多元化;课程资源开发要立体化、利用要全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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