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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慧霞:关于高校教材编写中的学术规范问题
【时间:2015/11/12 】 【来源:《云梦学刊》2013年05期 】 【作者: 云慧霞】 【已经浏览2202 次】

    摘  要:当前高校教材的编写呈现无序化和“失范”状态,这与我国高校的学术考核指标体系、学者的学术功利化倾向和版权意识薄弱有关,教材编写出现了抄袭、拼凑和低水平重复等现象。编写者只有遵守基本的学术研究的方法和规律,以“守正出新”为原则,才能编写出具有创新性、稳定性、实用性的教材出来。
    关键词:教材;学术规范;守正出新

 
    高校教材是给教师授课和大学生学习使用的工具书,相对于学术专著而言,它对书的基础性、逻辑性、严谨性、科学性有更高的要求。在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教材编写多是国家教委统一规划、组织编写,无论从行政部门而言,还是从编写者来说,都将编写教材看作一件非常严肃和责任重大的事情,教材的组织和出版也有专业的出版社负责。所以,这一时期的高校教材大多能做到上述对教材的基本要求,较好地满足了当时教学和人才培养的需要。但是,随着近些年来教材编写的逐渐放开,每个高校和出版社都有选择和编写教材的权利。再加上这些年高校招生量的不断扩大,教材成为各出版社竞相争夺的市场,教材市场出现了一味追求数量和利润而不求质量的泛滥现象。如何在编写中遵守一定的学术规范和教材编写的基本规律,就成为高校教材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当前高校教材编写的随意性、无诚信态度与整个学术环境、学术氛围有关。大部分的高校、科研机构对教师和研究人员的职称、评奖、立项等工作的评估指标体系,主要以科研成果的量化统计和所发刊物的优劣为主,规定每年必须发表多少篇文章,出版学术专著多少字,并且在不同级别的刊物和出版社有不同数量的规定。这使得高校教师和科研工作者必须不断地发文章、出成果,才有可能通过本校所制定的审核体系。就连在校的博士生、硕士生们,也要求必须在核心期刊甚至是CSSCI来源期刊发表多少数量的文章,才有资格参加论文答辩。在“重论文数量而轻质量的”的考核体系下,逼迫高校教师必须不断地发文章、出成果。但是,人文社科领域不可能很快地有所创造,很快地创新,只能去重复自己或别人的成果。而且为了发表文章,只能迎合刊物的要求而撰写论文,在没有较深研究和积累基础上去为而不是从自己的科研方向出发,势必通过非学术手段来发表成果。学界较早被曝光抄袭的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王铭铭涉嫌抄袭他人论述的事件发生后,学术界一片哗然,谴责之声不绝于耳,但也有学者指出:他是被这个体制逼疯了。在这样一个不正常的学术环境下,学术论文和著作的撰写尚且如此,教材的编写更无能例外。

    目前高校中对教材编写普遍不重视,还与当前高校的考核机制所导致的学术功利化倾向有关。著名学者钱理群说:“中国的大学弥漫着两种可怕的思潮:实用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思潮。所谓实用主义就是完全被个人利益所驱使,有用就干,无用不干。”[i]目前,在很多高校中只有学术论文和著作才算科研成果,是评职称的主要加分项。有些学校也会有与教学相关的要求,比如规定在评职称时必须发表一篇教学论文,或者必须参与国家规划或国家级出版社教材编写不少于多少万字等,但这些都不构成高校学术评价的主要指标体系,只是锦上添花而已。这使得高校中的整个氛围是偏向科研轻视教学,使得高校教师滋生了学术的功利化心理,为了在考评中顺利“过关”,势必将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教学和教材的编写则放在其次。

    教材编写的“失范”还与中国学者的版权意识有关。从这些年不断暴露出来的侵权事件可以看出,小到博士、硕士等在校研究生,大到名校教授、博导,都程度不同地涉足抄袭。一方面,这些事件发生的背后固然与我们的整个学术体制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我们国内学者的版权意识分不开。中国学者、中国的学术界对版权、倾权意识较为淡薄。我国老一代的学者著书立说,信手拈来已有的成果,也不注释,就仿佛是自己的一样。这种传统的做学问的方式,使得大家有一种不约而同的认识,似乎随意引用或照搬别人的成果是很平常的事。有些虽然也认为抄袭别人的东西也构成侵权,但是大家都这样去做,也就把这种错误的做法作为一种常态来处理了。这种情况在教材编写中更为严重,因为教材是以本学科基础知识的讲授为主,它的创新性更多地体现在叙述方式上,再加中国学者原本版权意识就较为淡薄,所以,较之学术类创作成果而言,教材中的抄袭、重复、雷同现象就更为严重。

    无论是学术期刊还是教材,质量是其生命力。一本教材有无市场,有多大的市场,能否得到教师和学生的青睐,能在高校中使用多久,能有多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关键在于这本教材的质量。教材编写的一般模式是,由一位权威的学者牵头做主编,邀集各高校教师参与编写。一般来说,主编要拉出大纲,制定出编写思路和基本的编写原则,各参编据此来撰写自己负责的部分,最后由主编来统稿。只有严格按照这个程序来编写教材,质量才会有保障。但是因为学术界普遍对教材编写不够重视,只是出于教材有一定的经济利益和社会影响而不得不去参与,也就出现了学者们蜂拥而至但是又很难潜下心来编出一本好教材的状况。概括来讲,教材编写中的“失范”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抄袭。由于对教材编写的轻视态度和错误的认识,编写者往往引用了他人的成果但不加注释,只是在书后的参考文献或书目中列出即可。也有的转引二手资料,但是又对所引资料不认真核对,将有误的知识和信息写到教材中。这种现象的出现,源于学者们普遍认为教材不要求有较多的创新,也不能把仅属于个人的学术创见写到教材中,所以就在以往教材的基础上进行改写,基本框架、结构和主题思想都不变,只是在行文表述上稍微变化一下,就是一本新的教材了。且随着网络的普及,便利的检索方式使得研究者们获取资料的途径便捷了很多,但是随之而来的抄袭现象也越来越严重,甚至会出现作者直接从百度下载的文件,连半角、全角、错别字、乱码都不改,直接交给出版社的情况发生。所以,较之学术专著,教材的抄袭情况更为严重。

    二是拼凑。由于当前教材编写和出版没有一定的约束机制,高校可自主选择教材,也可以自主编写教材,加之教材有很大的利润空间,各出版社竞相争夺教材市场,使得这一市场出现了混乱的状态。在利益的驱使下,教材编写出现了“短平快”的现象。以大学语文教材为例,目前很多学校的大学语文课程是全校性的公选课,现在学校的年招生量一般是3000人左右,就是说一个学校自己编写一本教材出版使用就可以有不菲的利润,这成为出版社竞相争夺的市场。再加上大学语文的编写模式是“选篇+导读”,编写者就找来十多种大学语文教材,这个里面选一些,那个里面挑一些,很快就能拼凑出一本新的教材出来。这类教材大多内容雷同,大同小异,很少能看到有新意的教材。

    三是重复。目前的教材编写既不由国家统一组织,也不一定只是专业出版社来出版,所以很多高校教师为利益驱动盲目投入教材编写工作中。不管这种教材在市面上已经有很多种类的现实,也不去考虑自己是否具有编写出超越现有教材的水平和能力,认为别人编写的教材横竖都有问题,非要自己编一本出来才能够证明水平,这使得教材的低水平重复现象非常严重。仍以大学语文教材为例,目前大学语文教材的种类繁多,有大学本科类教材,也有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函授等类教材;有国家规划教材,也有省属规划教材;有集中全国高校优秀的教学力量编写的教材,也有一个学校单独编写一本教材的。随着大学语文课程在高校中的逐渐开设,教材编写也后来居上,发展到现在,大学语文教材约有一千种之多,可以说是目前重复编写教材现象最严重的一个学科。再加上现在各出版社都在争夺教材出版这块市场,甚至出现了一个主编在多家出版社出版的基本形同的教材。

    教材属于公开出版的著作物,所以理应遵守著作权法和学术规范。教材是为教师授课和学生学习使用的工具书,相对于学术专著而言,教材对知识的体系性、逻辑性和科学性的要求更为严格的要求。一般说来,学术专著只是在很有限的领域内传播,受众面极为有限,一般都是研究这个题目的学者会关注,但是教材是一届一届的学生来使用的,好的教材会影响一代人。教材不仅传授给学生知识,而且还会影响到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形成。就这一层面而言,教材的编写更应该遵守学术诚信和学术规范,编写者更应该具有一定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良知。

    那么,教材编写如何与学术规范结合起来?教材编写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则是“守正出新”。所谓“守正”,就是说教材要给学生关于这门课程的最基础的知识。比方说文学理论教材首先要告诉学生:什么是文学?文学的基本特征是什么?目前国内的文学理论课程虽然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教材也有200种之多,但是不管是谁来编写、哪家出版社出版,首先要阐释清楚的就是这些问题。这是教材“守正”的一面。同时,编写者还要将已经取得学术界共识的最新研究成果写到教材中,以体现它的创新性和与时俱进的特点,也就是“出新”。还以文学理论教材为例,除了讲述关于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以外,还要将中国当代文化和西方文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反映到教材当中。目前高校中使用最多的还是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该教材在上个世纪90年代出版以后,到现在已经是第四版了,每一次的修订都会将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融入到教材当中。如最近一版的修订中充分吸收了文化研究的一些成果,增加了“文学消费”“文学接受”等方面的内容,使教材具有鲜明的时代感。

    其次,教材编写还要遵守基本的学术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如在进行某项学术研究之前,首要做的是学术综述,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做一总结。学术综述“本身是撰写学术论文的一个规范问题,而如何综述又是一个规范问题”。[ii]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回顾该学科学术研究本身的发展历程,二是描述学术研究的现状,三是预期未来的发展方向。一般的学术研究都会先做完这部分功课之后,才开始阐释自己的独特研究和理论观点。其实教材编写也应如此,只有对这一学科做了综述性的研究、对该学科的历史沿革和基本发展情况有了一个清晰的认识和全面的把握之后,以“守正出新”为原则编写教材,才能编写出具有创新性、稳定性、实用性的教材出来。当然,教材是为初学者学习这门课程使用的工具书,所以,前期进行的学术综述不一定要写到教材当中,但这是编写一本好的教材的前提条件。

    教材作为公开出版的产品形式,也遵循着与此类产品同样的规律和游戏规则。如果整个学术界能够健全学术考核体系和管理制度,“强化制度约束,提倡学术批评和舆论监督”,学者们也能够“克服激进赶超的浮躁心态”,提高自律意识、版权意识[iii],学术环境真正走向良性发展的态势、学术发展走上规范化的道路,才能切实扭转教材编写的无序化状态。

    [i] 钱理群:《今天的中国不能没有梦》,见《寻找北大》,中国长安出版社2008年版,第241页。
    [ii] 徐思彦:《也谈学术期刊国际化问题》,见余三定主编:《当代学术史研究八年论坛》,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1页。
    [iii] 王平:《警惕学术功利化倾向》,《领导之友》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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