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按：论文文字错误较多，有不少明显不是打字错误，而是知识性错误。

    “大学语文”这门公共课，在新中国建立之前各大学业已普遍开设，而且是大一学生的必修课。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大学仍普遍开设此课，名为“大一国文”。1952年院系调整后，全盘搬用前苏联的高校管理模式，将文科和理工科分开，成立了许多单科性院校。“大学语文”不仅在理工院校不再开设，就连文理合校的院校里，也少见“大学语文”的踪影。于是，这门原本是当时高校仅有的可以起到文理渗透，文化与科技交融，培养大学生综合素质，营造大学文化氛围的基础课就此中断了20多年。从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起，“大学语文”课程得以重新开设，随后，在全国高校自学考试中，“大学语文”课程被列为本科和专科各类自学考试必考的公共课之一，而且又进一步实行了全国统考，旋即“大学语文”又重登大学殿堂。“大学语文”在高校重新开设20年来，全国各高校包括许多理工院校对其都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因为“大学语文”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起着不可忽视和难以替代的作用。

    特别是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加入WTO以后与世界经济要求全方位接轨，与之相应的是人力资源能否跟上这快速发展的形势。我们培养的大学生，不但要具有敏锐的经济头脑，掌握现代的先进科学技术，而且在思想修养、道德情操、文化底蕴等综合素质方面都必须有进一步的提高，才能适应现代形势发展的需要，而“大学语文”的开设，对学生诸方面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的养成和提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笔者结合多年来的教学实践，谈谈这方面的体会，也以此就教于专家、学者和同行。

    首先，“大学语文”能让学生深切认识祖国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从而培养其爱国主义精神。“大学语文”选讲的篇目绝大部分是我国古代和现当代的优秀作品，具有较高的思想性，其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和悠久历史教育的教材。应对这些作品的阅读、思考、研讨，学生会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从而培养热爱祖国热爱民族的情感。比如屈原的《渔夫》，（按：《渔父》）为读者描述了两个性格迥异的人物：一个是顺应时俗、黑白不分、苟且偷安的势利小人“渔夫”，一个是坚贞不渝、宁死不属、一以身殉国的三间大夫屈原。通过学习讨论，学生们无不对“渔夫”嗤之以鼻，对屈原敬佩有加。学习了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秦牧的《社稷坛抒情》、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学生们都被诗文中那种对祖国繁荣昌盛的渴望和对祖国母亲那种深沉的热爱之情，并为祖国而献身的执着精神所打动，激起一种祟高的爱国清感。

    其二，学习“大学语文”，能陶冶学生情操，培养学生集体主义精神和良好的人文素质。

    “大学语文”里非常注意选录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精神成果的佳作。如《孔孟语录》，其中有这样一短（按：段）话：“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它劝戒（按：诫）人们，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敛聚财富，不能用不正当的手段摆脱贫困，亦即“君子爱财，取只（按：之）有道”。这类经典语录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对广大青年学生抵制和克服物欲横流、金钱迷乱的时弊流俗，提供了深沉的精神力量。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语录与我国正在大力提倡的“公民道德规范”内容之一的“尊老爱幼”显然具有承传和融通的关系。庄子的《秋水》是一篇将抽象哲学道理化为具体形象的论文。它通过“河神”认识的变化，阐明了个人的认识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是有限的，指出囿于个人有限的识见而自满自足是错误的。通过本文学习，对那种自以为是，有“夜郎自大”毛病的学生，无异于一副清醒剂。在现代经济社会中，有的人为了名和利，绞尽脑汁，不择手段，而我国古代有识之士那种淡泊名利、热爱大自然的恬适情趣，对学生高尚情操的陶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东晋诗人陶渊明在《归田园居》中描绘的那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优美闲静的田园生活，马致远《双调·夜行船》中那种“名利竭，是非绝。红尘不向门前惹，绿树偏宜屋角遮，青山已补墙头缺，竹篱茅舍”不为功名利禄所动的悠然自得，也会对学生产生一定的良性影响。

    第三，通过“大学语文”的学习，能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口头和书面表达能力，以适应将来工作的需要。

    列宁曾经说过：“语言是人类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用语言交流思想，表达感情，增进了解。语言表达的技能技巧的高下，直接关系到一个人事业的成败。语言分为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而这两种形式语言能力的高下和“大学语文”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提高口头表达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便是阅读、朗诵。“大学语文”中有许多优秀作品，语言节奏感强，文字优美富于张力，不但让人爱看，也让人喜读，比如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苏轼的《前赤壁赋》、王勃的《滕王阁序》等诗文，学生通过反复朗诵，对提高口头表达能力、精炼语言是卓有成效的。学习“大学语文”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学习作家的写作方法和技巧，从中得到启发和借鉴，从而提高书面表达即写作能力。比如学习《战国策》中《唐且不辱使命》、（按：唐雎）屈原的《渔夫》可借鉴通过“绘声绘色”的场景描写和对话来展示人物性格特点的写作方法，学习苏轼《前赤壁赋》可以借鉴“寓理于景，寓情于景”的写作技巧；学习王昌龄的《从军行》，可以体会到虚实相生、化实为虚的表现方法；学习《垓下之围》，可以学到以场面、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的写作方法，等等，大大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

    此外，学习“大学语文”还对培养学生的鉴赏能力、审美情趣等诸多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这里不再展开论述。

    综上所述，“大学语文”的开设，对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不无裨益。然而，“大学语文”这样一门重要的课程，在某些高校特别是一些理工科类院校却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从笔者了解的情况看，“大学语文”不仅在一些大学的教学规划总体安排上无一席之地，就是在各院校的教学计划表上也难觅其名。“大学语文”成了可有可无的“弃儿”，有的院系有关人士心血来潮，“大学语文”得以开设，至于时间，还得看专业课能让得出几个课时。这种情况的形成，主要是学校领导的指导思想造成的，这些领导认为：学生只要学好专业课就行了，语文嘛，中学学了六年，小学也学了好几年，没有必要再开课。笔者认为，这样的看法有失偏颇，同时也是十分有害的。大学生是否只需学好专业课就成了？否，我们听听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他说：“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机器，但是绝对不能成为一个和谐的人。”试想，一个本科毕业生，不能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写出一篇文理通顺的文章，这样的人又怎能适应社会的需要，又怎能圆满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呢？古往今来，无论中外，大凡在事业上有所建树的科学家、管理人才，都是既具有渊博扎实的专业知识又具有深厚的语文基础。比如我国古代著名科学家张衡、李时珍不但在自然科学方面有重要的发明，而且还写得一手好文章。当代著名的桥梁专家茅以升，著名的科学家、管理学家钱伟长、钱学森、华罗庚等等，无不既有高深的学术造诣，又有很好的文字功底；瑞典的诺贝尔，前苏联的罗蒙诺索夫，不但是化学家，还是诗人……在当今科技发达国家的理、共（按：工）、医、农类大学，都非常注意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手段之一就是文理渗透。他们把本国语文作为学生必修的“核心基础课”。事实证明，把提高语文运用水平，把文理渗透作为大学生专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有远见的，也是卓有成效的。如世界上第一个能初步理解人的语言，并能回答人的问题的机器人的发明者，就产生于特别重视文理结合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那么，当代大学生的语文基础水平是不是已经较高了呢？回答是否定的。据笔者教学实践了解，我们的大学本科学生语文基础不但不是很好，有的学生连最基本的语文知识也不具备。这决不是耸人听闻，而是铁的事实。笔者教授过大一、大二的《财经写作》，有的学生居然不知道写“总结”必须署名，必须注明写作日期；有的学生把“请示”的受文机关写成“爸爸、妈妈”，把发文机关写成“女儿”；有的学生这样写“调查报告”：“这工厂坐落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厂后青山巍巍，春天一到，百花争艳，百鸟争鸣；山下是一条弯弯的小河，河水清澈见底，游鱼嬉戏畅游……”把应用文写成了抒情散文。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事实再一次说明，当代大学生，不但要学好专业知识，同时也要学好“大学语文沙这门公共课程，否则要闹出常识性错误的笑话。

    由以上分析可见，无论是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需要出发，还是从科学发展文理相容的趋势来看，“大学语文”不是可有可无的“小儿科”，大学，特别是理工类大学开设“大学语文”势在必行。李岚清副总理最近在天津考察时指出：当代学生应学好两语，首先要学好汉语，因为汉语对培养学生文化素质，了解祖国悠久的文化历史起着重要的作用。1996年，国家教委高教司就明确指出：“大学语文课是普通高校中面向文、理、工、农、财经、政法、外语、艺术、教育等各类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素质教育课程。”并要求“各有关高校要认真重视大学语文课程的建设工作，更深入地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我们在作教学计划安排和实际教学工作中，应该认真扎实地贯彻执行这些精神，否则，就要愧对历史并贻误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