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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连荣:语录体·对话体·专题议论文——先秦诸子哲理散文文体嬗变轨迹试论
【时间:2012/3/10 】 【来源:凯里学院学报 第26卷第2期 2008年4月 】 【作者: 贵族凯里学院 龙连荣】 【已经浏览6600 次】

    摘 要:先秦诸子哲理散文的文体,其发展历经由语录体到对话体再专题议论文的嬗变过程。
    关键词:先秦诸子;哲理散文;文体;嬗变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以下简称“文学史”)(一)第60页写道:“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约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论语》和《墨子》,前者为纯语录体散文,后者则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文。第二阶段是《孟子》和《庄子》,前者基本上还是语录体,但已有显著发展,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后者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除少数几篇外,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的形式而发展成专题议论文。第三阶段是《荀子》和《韩非子》,在先秦散文中都已发展到议论文的最高阶段。”

    这一段不过200字的概述,可以说它基本概括了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情况,是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人们都已认同的结论。可是,近日笔者经查有关原著和相关资料,发现这段话至少有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先秦诸子散文”理应包括《老子》等;第二,对《论语》、《墨子》、《庄子》等的评述有些欠准确。基于此看法,本文拟就先秦诸子哲理散文文体嬗变的轨迹试作论述,诚望前辈和同行教正。

    先秦诸子哲理散文最早的文体形式,的确是语录体。所谓语录体,即记录或摘录某人的言论而成文。这有自录或他录的,是不折不扣的手写其口的作品,故也称之为记言文。《论语》当然是当之无愧的代表作。

    据杨伯峻《论语译注》为准,《论语》全书分为20篇、512章,正如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言的那样,是一部“孔子应答弟子、射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同于夫子之语”的语录体的集合体。其记录者,有孔子的学生,也有孔子再传弟子的学生。其记录对象,主要是孔子的言论和一些相关的行事,也有孔子若干学生的言论和行事。

    每章的篇幅长短不一。短的不足10个字,如:“子之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第13章),“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第1章)“子曰、德不孤,必有邻。”(《论语·里仁》第25章)等。长的有数十字、上百字和数百的。如《论语·先进》第26章,也就是《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就多达320余字。

    《论语》512章中,有近200章不是语录体,而是记事或记对话的。有的则以“××问××”提起,然后孔子作答。有的于对话前有背景交代,对话中有相关叙述,对话后有反映或结果说明。前引的《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就是最能说明这一情况的代表之作。全文可分为两个场面。第一个场面,子路等4人侍坐于老师孔子,孔子提出
要他们“各言其志”,子路、冉有、公西华先后说了自己的志向孔子并给予了评价,唯曾哲最后发言,孔子特别赞赏。待子路等3人先离开,即转入第二个场面,曾晳先后问及孔子对子路等3人的评价涵义时,孔子方逐一说明其评价的涵义。人物关系、场面转换、前后照应、性格形象、言谈见解等浑然一体,可以说是小精彩的对话式议论文。这部分记事
或记对话的章,约占《论语》512章的40%,它是后来孟子承袭和将对话体发展极盛的基础和范本。“文学史”认定《论语》“为纯语录体散文”,看不到这约占2/5的章是记事或记对话的事实,这不能不说是美中不足或过于粗疏。

    《论语》有60%的章的确是“纯语录体散文”,大约章数在314章左右。这是《论语》的主体,也是我称之为语录体当之无愧的代表作的依据。

    这些语录体,在形式上,都以“子曰”“孔子曰”或“××曰”领起,一看就知道是谁说的话。在篇幅上,长短相差很大。“君子不器”一章,除去“子曰”,仅有4个字;《论语·乡党》通常分为27章,不少专家学者却认为《乡党》全篇为一章,是孔子论及衣、食、住、行、应酬等的,字数竟多达640多个。

    语录体中的语录,在论述的行文结构上,也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只提出论点,并无论据和论证,如《卫灵公》第十二章:“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八佾》第二十章:“子曰:‘《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有的有简单的推论,如《论语·学而》第三章:“巧言令色,鲜矣仁。”有的有简明扼要的论据,如《论语·季氏》第四章:“孔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交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有的只陈述一种情况,如《论语·先进》第二章:“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有的只是抒发感慨,如《论语·子罕》第九章:“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有的只提出问题或加以反问,并不说出答案而让人去思索自己作答,前者如《论语·先进》第二十一章:“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后者如《论语·宪问》第七章:“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这些语录体特别是有论点并有简明论据与推论的那些言论,已初步具备了议论文的必要因素,孕育了议论文形成与发展的基因。

    被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誉为“有极大智慧的古代哲学家”的老子,虽然他具体的生率年月,学术界尚无定论,但他生活于孔子同时或先后,则是没有异议的。因《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如下记载:“关令尹喜曰:‘于将隐矣,强为我著书。’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

    西汉河上公作《老子章句》,分其所著书为81章,前37章为道经,后44章为德经,因此,老子所著“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之书又称为《道德经》。

    《道德经》虽然每章不像《论语》那样,开头必冠以“孔子曰”或“××曰”,言不长且可按其意义分段,但它的确还是语录体,不过行文时在每章开头隐去“老子曰”这不必要的提示语而已。之所以如是做,是因为这“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的《道德经》,不像《论语》是他人所记录,而是老子自己所“著”。如果说,《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用他们的手写其老师之口的话,那么,《道德经》则是老子用自己的手写自己的口了。由此观之,由言而不写、众多之人记录到一人将自己要说的话和盘写出来,这应该算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并且,从此以后,文章、书籍就自然有了著作者。

    八十一章的《道德经》,每章字数不多,常以简要的语言,针对一个问题,相当深刻而辩证地进行论述,涉及面广,对社会的祸福、成败、存亡和世界的运动、变化规律皆有独到见解和精当点评。不少的章节几千年来已成长期流传的警句,是中国人民的宝贵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他的柔弱胜强、曲全、不争、仁爱、谦退、知足、知止、朴素、厚实、积德为善、和气生财、荣辱不惊、先公后私、哀兵必胜、防范未然、清心寡欲、相反相成、功成身退等哲理和处事准则,对悠久的中华文化和历史,都产生过巨大影响。直到今日,已被全球所重视,并成功地运用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修身以及公关、人际交往等方面。今年,我国有关部门在北京召开了《道德经》学术研讨会,把《道德经》的研究推进升了一个新的阶段。

    《道德经》每章的论述,几乎都有对其专门求语的解释,如第六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第五十五章:“知和日常,知常日明,益生日祥,心使气日强。”这些解释让人读来易于了解其专门术语的内容和涵意,是进一步领会其论证、推导的道理的必要前提。其论证、推导形式皆多种多样,且较《论语》有了一些发展。如第十二章,先用“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聘田夕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5个常见事例作论据,从而以比喻归纳出“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被取此”的结论。第二十三章先以“希言自然”为主旨;次以“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自然现象为据提出疑问并作答:“孰为此者?天地。”再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的反问,导入修善道德必须遵守“希言自然的原则,阐明成于恒、败于急的道理”。第五十章是论长寿之路的,先提出“出生入死”的人生历程中,“生之徒”“死之徒”和“人之生,动之死地”三类人各占3/10;继而以“夫何故”之问,答出“以其生生之厚”是其原因;进而提出“善攝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的命题,由于这样,“兕无所投其角,虎无所措其爪,兵无所容其刃”后又以“夫何故”之问,自答出“以其毛地也”的理由。前以事实为据用问答究其因,中以其因为过渡转入正题,后用问答明其理,这就相当充分地阐明抛开欲望以生才能长寿的秘密。

    以上有限的引用足以证明:《道德经》虽为语录体,但在每章语录中其论证,推导已显得比较充分,这无疑是向专题议论文的目标又靠近了一步。

    《孟子》全书七篇都分上、下,共268章其中以“孟子曰”领起的约114章,占总章数的52%强;对话式而构成的章,即“对话式的论辩文”约117章,占总章数的47%弱。若仅就二者各占章数多少这一点而言,称之为“基本上还是语录体”,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已有显著发展”也是事实。这“显著发展”的表现是:一是篇幅加长,三言两语,几个或十几个字一章的几乎没有了;二是不少的章,其文已有议论文结构上必备的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章法框架要件,也有议论文论述中必备的论点、论据和论证的要素,并且可以按其思路和内容分为若干段落或层次。如果将文首“孟子曰”去掉,根据其内容加上一个恰当的标题的话,那就是一篇相当完整的议论文了。

    现以《公孙丑(下)》第一章为例加以说明。

    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夫环而攻之必有得天时者矣;然而不胜者,是天时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涂也,兵草非不坚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战必胜矣。”

    中学语文课本收此章作教材,去掉“孟子曰”并冠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为题,这就成了一篇结构完整,说理周密的议论文了。开头两句为第一段,提出论点并为下文的论证创造了条件。从“三里之域”至“是天时不如地利也”为第二段,它先述“三里之域,七里之郭”的“地利”和“环而攻之而不胜”的情况,再根据“环而攻之”的前提,推导出“必有得天时者也”的结论,又根据“不胜”的情况,对比而作出“天时不如地利”的结论。从“城非不高也”至“是地利不如人和”为第三段,光用4个“非不”排比句,介绍了“城”“池”“兵革”和“米粟”几方面的优势和“委而去之”的败绩,从而证明“地利不如人和”这个论点。第二、第三两段既分别对第一段提出的论点以事实和推理作了论证,二者关系又在并列的同时并具有递进作用。“故曰”至文末为第四段,它以已证明为正确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论点为前提,推导出“域民”“固国”和“威天下”都不能靠“天时”“地利”而只有靠“人和”的结论,而“人和”的重要关键是“得道”。最后文章就用对比手法详尽地证明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个中心论点。

    这类语录体文章,显然比《论语》和《道德经》中的语录体文大大丰富和向前发展了。

    《文学史》称《孟子》“已形成了对话式的论辩文”,这是正确的。所谓“对话式的论辩文”,据我理解,形式上是记叙人物对话,而对话的内容,其性质却是议论和相互辩难的。这类文章的章数虽不及《孟子》中语录体的章数多,可它的篇幅却大得多,且内容也广泛而深刻,是公认的《孟子》一书的主体。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人们才认为《孟子》是对话体的代表作者。

    对《孟子》中相当复杂的“对话式的论辩文”的结构问题,笔者曾于1983年在《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创刊上有专文论及。这里不重述以节省篇幅,仅录其要以飨读者。

    《孟子》的“对话式的论辩文”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长篇对话体。代表作是《梁惠王(上)》第七章。全文中只有“王笑而不言”一句叙述性的话,而问答共34次,皆为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对话围绕说服齐宣王弃“霸道”而行“王道”这一线索展开,第一段(开头至“是以君子远庖厨也”)提出“保民而王”的问题;第二、三段(“王说曰”至“王笑而不言”,“曰”至“熟能御之”)是分析问题,先批评齐宣王不推行王道非“不能”而是“不为”,后指齐宣王这样做必败;第四段(“王曰”至文末)是解决问题,要统一天下唯有“发政施仁”,那就是“富民”和“教民”。

    第二类为短小对话体。这以《梁惠王(下)》第六章最为典型。全章以三问、二答和一句叙述组成,仅74个字。第一问是“王之百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答“弃之”;第二问是“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王答“已之”;第三问直逼齐宣王“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齐宣王无法作答,只好“顾左右而言地”。其要表达的主旨隐富于文外,令读者去自思作答。这实在堪称为一篇短小精悍、语颇隽永、表达巧妙而耐人异味的艺术性十足的“对话式论辩文”。

    第三类为叙述性对话体,包括用叙述性话语联接前后文和以叙述为主并辅以简要议论这两种情况。

    前者以《滕文公(上)》第五章最为典型。此章写夷之、徐辟和孟子3个人的言行,实是为儒墨二家对“治丧”“事亲”不同观点的一次辩论。先是夷子借徐辟的关系求见孟
子,孟子以“尚病”许以病愈,我且往见,叫夷之不必来见了;他日又求见,孟子却以见解不合拒绝。接着用“徐子以告夷子”一句叙述语言,转入记夷子关于“爱无差等,施由亲始”的主张。这之后“徐子以告孟子”,孟子对之加以辩论。继而又是“徐子以告夷子”,最后,“夷子怃然为闻曰:命之矣。”夷、孟并未见面,辩论靠对话进行,全赖徐辟的关系和彼此传递。这表达彼此传递的叙述性话语,虽不是辩论,但却是双方看法得以沟通和文章能够结构完整不可或缺的。

    后者以《离娄(下)》第三十三章最为典型。文章开头五句叙述“‘齐人出’则必厌酒食而后反”及向其要炫耀“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的情况;其要以此转告其言,曰“未尝有显者来”而怀疑,打算“目间良人之所之”去搞清楚;接着写“目间良人”之丑行而“尝其言”,并“相往于中庭”,齐人仍“骄其妻妾”应视为对话。末尾则就齐人的作为加以评论。文中的叙述极尽描写之能事,为议论作铺垫;议论则针对叙述而发,尖刻深入,堪称点睛之笔。它很像一则寓言,叙述部分是故事,议论部分则是对寓意的提示。

    第四类为综合性对话体。这以《离娄(下)·逢蒙学射于羿章》为最典型。开头四句,记述“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亡,于是杂羿”。对此事,孟子认为“是亦羿有罪写焉,公明仪则认为“宜君无罪”。这是对话。然后是孟子的一大篇议论。孟子在议论中,先认定羿是“薄乎公尔,恶得无罪”;接着写“于灈孺子正,卫使瘦公之斯适之”的一段故事:于灈孺子被追,因“疾作”不能“执了”,心想必死无疑;于是他和仆人在逃命中展开一场对话,言及追者系“端人”,“取其友必端”,且追者又是再传举子,故追上说明情况后,“抽矣,扣轮,去其金,发乘矢而后反”。孟子这段话中,有叙述和对话,一层套着一层。这之外,文章的直接叙述和孟子与公明仪的对话又包含着孟子的这段话,其结构就复杂得多了。

    “对话式的论辩文”在孟子手中已臻于成熟和完善,具备了专题议论文的结构和因素,对专题议论文的形成有直接作用,对后世议论文也有深远影响。这在西汉桓宽的《盐铁论》和南北朝范缜《神灭论》等名著中,都可以看得出来。

    《墨子》是墨家系派著述的总汇,而墨子本人则是该书的主要作者。《汉书·艺文志》著录《墨子》为71篇,现仅存53篇,其中《节用下》,《节葬上》、《节葬中》、《明鬼上》、《明鬼中》、《非乐中》、《非乐下》、《非儒上》已佚,有目无文。

    《墨子》的文章每篇都有标题,这比《论语》、《老子》和《孟子》的有文无题应该说是一个进步。

    语录体在《墨子》中的确还存在,“子墨子言曰”等的字样常出现于文题或文中,如《所染》、《法仪》、《七患》、《辞过》、《尚贤》、《尚国》、《兼爱》(中、下)、《非攻》(中、下)、《节用》(中)、《节葬》(下)、《天志》、《明鬼》(下)、《非乐》(上)、《非命》等篇就是这样。在形式上看来,这跟《论语》、《孟子》的“子曰”、“孟子曰”确实没有什么两样,但所“曰”的内容在论述上是丰富得多了。例如《尚贤》(中),文首墨子用一段话提出“尚贤之为政本”的论点,然后讲道理、摆事实证明,任用贤者,可“谋事则得,举事则成,入守则同,出课则强”;若“亲戚则使之,无故富贵者面目佼好则使之”,那就会造成“国家之乱,社稷之危”。一正一反,把“尚贤之为政本”的道理论述得很充分。继面以尧举舜为天子、汤举伊挚为相、武丁举傅说为三公的史实,证明“尚贤使能为政”,就可“天下皆得其利”。进而以对比方法,从正反两方面通过问答,阐明尧、舜、禹、汤、文、武“富贵为贤”,“是故天鬼赏之,以为民父母”,“三代暴王杰、纣、幽、厉”“富贵为暴”,“是故天鬼罚之,使身死而为刑戮,于孙离散,室家丧灭,绝无后嗣”。有以上论证作基础,最后才水到渠成地以反问作结:“今大人欲王天下,正诸侯,将欲使意得乎天下,名成乎后世,故不察尚贤为政之本也?”类似此篇讲道理、摆事实、多方论证,层层深入的篇什还很多,恕不赘述。可它已不是“质朴的议论文”而是比较成熟的议论文了。

    《经上》、《经下》、《经说上》和《经说下》诸篇,以极其简炼的语言扼要地说明多种知识和道理,这跟《道德经》的行文颇为相似。而《经》是提出论点,《说》乃对其论点加以诠释和阐述,二者关系密切,如论认识,《经》仅有“知;材也”三个字,而《说》就发展为:“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如论空间,《经》文为:“穷,或有前不容尺也。”显然只论了有限这一方面,而《说》则兼顾升有限和无限双方,其文为:“穷,或不容尺,有穷;莫不容尺,无穷也。”

    但还应当看到,《墨子》在“语录体中杂有质朴的议论文”之外,另有一些用对话体写就的文章,比如《三辩》,全文仅310多字,写了墨子与程繁两次问答式讨论的情况,程繁针对墨子“圣人不为乐”的观点,以诸侯、士大夫“倦于听治”和农夫忙碌后都要“息于”各自之“乐”的事实,指出不如此,“譬之如马驾而不税,弓张而不驰,无乃非有血气者之所能至邪?”墨子则从事实角度,以尧、舜、汤、武王,成王皆“因尧王之乐,又自作乐”,结果都是“其乐逾繁者,其治逾寡”,一代不如一代的话相回答,从而表明墨子对圣人治国应重在事功而不应追求音乐享受的主张。

    《亲士》、《修身》、《兼爱》(上)、《非攻》(上)、《节用》(上)等篇,是《墨子》中相当成熟的专题议论文。现以《亲士》为例略作分析以说明文章围绕“亲士”这个中心;首先指出“入国不存其士;则亡国英。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接着用“文王出走而正天下,桓公去国而霸诸侯,越王句践遇吴王之丑而尚摄中国之贤君”,之所以能“达名成功于天下”,都是因为能忍受大的耻辱和“亲士”,正由于“弗弗之臣”和“讠各讠各之下”,敢于不断地分辩论争而使君王的过错得以改正而保持警惕,那“长生保国”就十分自然了。

    《墨子》的文章不太重视文采,却很重视逻辑性。无论语录体,对话体,还是专题论文,都条理谨严,层次分明,论证周详,故很有说服力。

    在这基础之上,他在《非命》(下)中提出:“凡出言谈,则不可而不先立而言。”“立仪”就是要立一准则。在同篇中,就此还提出“言有三法”,即“考先圣大王之事”、“察众之耳目之请”和“发而为政乎国,察万民而观之”。这就是备受推察的立论要考察历史、揣度民情和检验效果的著名的立论“三表”法。在《小取》中又提出更为详尽的“辟、侔、援、推”四法:“辟也者,举也物而以明之也。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非攻》就是按“三表”和“辟、侔、援、推”之法写就的反对诸侯间兼并战争的名篇。

    墨子从丰富的创作实践中,总结出“三表”和“辟、侔、援、推”之法,这对议论文的完全成形和继续发展是一大贡献,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

    此外,《耕柱》至《公输》等5篇,主要记墨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备城门》至《杂守》等11篇,讲述战争防御及器械制造的方法。前者从每篇的整体看是记叙文,其中人物的说话很多却是颇为精彩的议论。

    文有标题,议论周详而注重逻辑性,并且总结出立论、论证的一些方法。这就是以证明先秦哲理散文在《墨子》中又向前发展了。

    《庄子》又称为《南华经》,为道家经典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为52篇,但留下来只有33篇,其中内篇7篇,一般认定为庄子所著;另15篇外篇和11篇杂篇,可能杂有
他们人及后来道家的作品。

    《庄子》文亦有标题,但语录体已绝迹。正如《文学史》所言,“已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但这个认定比较笼统而缺乏足够的具体分析。现以内篇的7篇为对象,从数量上作些比较和从重点上作些解剖。

    《庄子》中全文为对话体的已没有,只有基本为对话体的《德充符》、《人间世》和《应帝王》。《德充符》以破除外形残全观念而强调重视人的德行。这个主旨是通过6个残畸人的德行事迹作论据来验证的,而这6个残畸人的德行又是以对话形式来表述的。第一个事迹以孔子和常季的对话,写出“兀者王骀”,行“不言之教,无形而必成”,孔子要“将以为师”,并“将引天下而与从之”。第二个事迹以于产和申徒嘉的对话,写出二者先同常合堂19年,后子产以高位傲视有残疾的电徒嘉,经申驳斥才改正。第三个事迹,以孔子和叔山无趾以及叔山无趾和老的对话,责备孔子而宣扬死生一如、是非平齐之理。第四个事迹,以鲁哀公和孔子94凯里学院学报第26卷的对话,写哀骀它貌丑又无权势、利禄、言论等,却收“未言而信,无功而亲,使人授己国”之功从而宣传了“内保之而外不荡”的观点。第五个事迹,却例外地以叙述方式,写跂支离无脤和甕大瘿,都是奇形怪状之人,但都“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最后一个事迹,以庄子和惠子的对话,谈论人情问题。这六个事迹,有事实,有寓言,除第五个事迹之外,全用对话体写就。

    《人间世》论述人际关系的纷争纠葛和处理之道。全文共七节,只有第六节借支离疏“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摄指天,五管在上”的残疾,无所可用于当政者及全生免害的事,以叙述来表达其观点;其余各节,则都是以对话体写就:第一节写颜回与孔子的对话,说明与统治者相处的艰难;第二节写叶公子高与孔子的对话,道出臣与君相处的艰
难;第三节写颜阖与蒙伯玉的对话,说明与储君相处的艰难;第四节写匠石与人及弟子的对话,说明无用方可全生远害;第五节以叙述方式写南伯子綦见大木所发的议论,说明有“材”、“用”必遭害之理;末节写楚狂接舆之唱,道出在乱世中能免于刑即是福。

    《应帝王》主旨是说为政当无治,全文也分七节,除第六节直接议论为政在“虚”和第七节直接叙述浑沌被“有为”之政所言的故事之外,其余五节均全以对话体写成。第一节写齧缺和蒲衣于的对话说明治者应纯真质朴;第二写肩吾和狂接舆的对话,批判统治者的“欺德”行为,认为这必导致失败;第三节写无根和无名人的对话,宣扬“顺物自然”的主张;第四节写阳予和老聘的对话,宣扬“明王之治”;第五节写列子和壶子的对话,宣扬“虚”、“藏”为治之理。

    以对话为主而在文中杂以整节的议论或以整节的记述来显示一种观点,这在《庄子》之前较为少见,或许这就是由对话体向专题论文述渡的端倪和契机吧!

    《逍遥游》、《齐物论》、《养出主》和《大宗师》,以对话写就的事实、故事、寓言等,虽在文中占有一定篇幅,可它们只处于作论据的从属地位,而起着主导作用和决定文章性质的却是议论,甚至“论”还进入标题,如《齐物论》。这在我国文体发展史上,理应认为是为首创。

    《逍遥游》旨在让人破功、名、利、禄等的束缚,而使精神活动臻于自在逍遥的境地。第一节纯为议论,写世界的广大无穷,人应破除自我而与天地往来;第二节写“尧让天下”的去名、去功和写至人的死亡;末写庄子与惠施的对话,说用大与“无用之用”的意义。后二节,虽为对话并间有叙述,但它只是第一节所论观点的印证和补充。

    《齐物论》旨在肯定人与物的独特意义及价值。第一节提出“吾丧我”境界并写出“三籁”;第二节评百家争鸣是迷失自我;第三节针对由“成心”作祟引发的系派辩论,提出“照之于无”的认识态度;第四节归结“道通为一”,提出“以明”的认识方法;第五节重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点;第六节连用3个故事引申上节的观点;第七节以两则寓言写“无待”、“物化”之旨。全文中其起主导作用的仍为议论。

    《养生主》的主旨,是说明养生主要在于养神,而养神的方法则莫过于顺其自然。全文分为三节;第一节提出“缘督以为经”的总纲,叫人要顺应自然;第二节借疱丁解牛的故事以喻社会复杂,处事应“因其自然”、“依乎天理”的原则和“怵然为戒”并“善刀而藏之”的态度;第三节写三个故事,分别说明要破除形骸残全观念、追求自在生活和精神生命价值。对话虽多具有一些叙述,但起主导作用的依然是议论。

    《大宗师》主要论述真人体道的境界。全文共10节,前三节全为议论:第一节论述天人合一的关系;第二节论述“死生如一”的人生观;第三节简述道体的无形、永存及无限性。第四节至第十节全为对话:南伯子葵与女偶对话述学道的讲程;子祀等4人相与为友的言行,体认“死生存亡之一体”;子蔡户等3人相与为友的言行,说明生来死归为必然现象,须安于所化;孔子答颜回问说明孟孙才善处丧;意而子与许由交谈而批判儒家学说;再写“离形去知”的“坐忘”;最后宣扬安生立命的思想。

    由上述简析可知,《逍遥游》等4篇和《德充符》相比,议论是主要的,对话已处于充当论据的次要地位。因此,要说文势汪洋,想象奇特,富于浪漫主义风格的《庄子》,是“由对话体向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过渡”的话,《逍遥游》等4篇,应该说更为典型。但断言“几乎完全突破了语录的形式而发展成专题议论文”,则不尽合乎事实。完全摆脱对话体的形式,篇幅宏大,层次分明,中心突出,论理透辟,被誉为“学者之文”的《荀子》,这才使“论点集中的专题论文”终于成型。

    《荀子》为荀子所著,共32篇。其中《大略》等最后6篇,或系门人弟子所记;《成相篇》以民间文学形式宣传为君、治国之道;《赋篇》包括礼、知、玄、蚕、箴和佹6首,描写客观事物的同时,还表达了主观认识。其余的24篇均为相当标准的专题议论文。他综合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学术的精华,批判地接受并创造性地发展了儒家正统哲学思想和理论,并将先秦哲理散文提高完全成熟的新阶段。

    现择能够反映荀子思想的主要方面的几篇略作分析,即可看出其议论文的特点。

    议论文是用概念、判断、推理、论证来表达主旨的文体。它要求论点鲜明,概念准确、证据充实和论证严密。《荀子》的议论文,都是符合这些标准的。

    位于《荀子》第17篇的《天论篇》,论天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心思想是“天有其财,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和“官天地,役万物”,具体地表现了荀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全文根据文义可分为三段:第一段明于天人之分,不与天争职,也不应错人而思天。第二段,取法天象之可期,地宜之可息,四时之数之可以事和阴阳之和之可以治,不慕天而理好人事。第三段,进而强调物畜而判之、天命而用之、应财而使之、骋能而化之和理物而勿类之,达到官天地、役万物的最高目的。文章围绕中心,由浅入深,论证严密,气势充沛,文词精妙,骈散兼用,真可谓为议论文的典范。

    位于《荀子》中第十四篇的《致士篇》,主旨是论述贤士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和如何才能获致贤士的道理。全文不长而可分为七段:第一段,论显幽重明退进良之术。第二段,论得士则治而百姓归之。第三段的四句韵语,对比诚信、夸诞的利弊。第四段,论城用贤士才可致士。第五段,论临事接民要“以义变应”才能“上文下安”。第六段,论贤士的标准。篇未论贤士可贵切勿丧失。全篇中心突出,结构完整,论述逐层深入,声情并美,具有相当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如果说,上述《天论篇》、《致士篇》侧重于立论的话,那《非十二子篇》、《性恶篇》则是侧重于议论的了。

    《非十二子篇》,开篇单刀直入,指斥“饰邪说,交奸言,以枭乱天上”的“十二子”之过:它嚻魏牟是“纵情性,安恣睢”;陈仲、史䲡是“忍情性,綦谿利跂”;墨翟、宋钘是“上功用、大俭约而馒差等”;慎到、田骈是“取听于上,取从于俗”,“言从文典”而“无所归宿”;惠施、邓析是“好治怪说、玩琦辞”,“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于思,孟轲是“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然后强调以上“六说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亲也”,只有“上则法舜、禹之制,下测法仲尼、子今之义”,方能“息十二子之说”而使“圣王之迹著”。次则论信、法和除奸事、奸心奸说的重要性以及“兼服天下”而“苞万物”的办法。再次比较古今士仕,处士的异同。最后论“士君子之所能不能”和“士君子之容”,并批判儒家系派中子张、子夏、子游为“贱儒”,从而将他的“佚而不惰,劳而不慢,宗原应变,曲得其宜”的论点立起来。

    《性恶篇》是针对孟子性善论而发的。文章一开头就提出其论点:“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继而以“利”、“疾恶”和“有耳目之欲”三者证明。若“顺人之情”必出争夺,故必须经师法之化、礼义之异的矫正,修治,方能化恶为善。应该说,这一段是总纲。接着点,对孟子的“人之学者莫性善”、“今人之性善,将皆失丧其性故也”、“人之性善”和问者“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等论点,逐一用推理和事加以驳斥。最后论述不同人之“知”和“勇”,强调“求贤师而事之,择良友而友之”的权端重要,并逐应首段。

    《荀子》之文,论点集中,结构完整,论据有力,论证缜密,语言质朴,整散得当,是标志秦诸子哲理散文臻于成熟的典型的“经师之文”,兼有阳刚和阴柔之美,对后世有巨大影响。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他死后,后人搜集其遗著并加入他人论述韩非学说的文章编成《韩非子》一书,共55篇,全面地论述了韩非“法、术、势”的法治主张。著作权无争议的重要代表篇章有:《五蠹》、《孤愤》、《显学》、《说难》、《定法》、《难势》等篇。

    《五蠹》旨在阐明社会是发展的,只能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地实行法治、儒、侠等五种人是无益于耕战与法治的蠹虫。全文可分两大部分:前半用社会的起源和社会组织由古至今的变迁实况,说明“世异则事异”和“事异则备变”的道理,论证实行法治是合乎当时时代形势的要求的。如仍“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悍马”,无助于治而助长其乱;唯有“施赏不迁,行诛无赦”,才能使“贤不肖其尽其力”。后半批评“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纵横家“务于辩而不用于用”使“政不免于乱”,患御者依附权贵,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富贵利禄,工商游食之民”财货要而“聚敛信农”,以至可买官爵,一并斥责上述五种人为蠹虫。并进而指出:如果政治上继续顽固守旧,“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的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矣”。

    《孤愤》论述法家→当涂重人不相容的原因及其实况,显示了作者反抗恶势力的精神。文章开头,对此智求,能法之士和当涂重人:前者有远见能明察、刚毅、劲直而能矫怀,“循今而从事,粟法而治官”;后者则“无令而擅为,亏法以利私,耗国以便家”,并“力能得其君”的信任、重用。故“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而存”。接着列举“当涂之人擅事要”之弊端是“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法术之士以“五不胜”的劣势与“乘五胜”优势的当涂之人作斗争,结果只能是“不僇于史诛,必死于私剑”,“主士愈卑,私门益尊”的后果就自然难免了。甚至会像齐,晋一样被灭亡。再次论述“法术之难行”,主要原因是“智者决策于愚人,贤士程行于不肖”,且“修士不能以货赂事人”受到排挤,那“无能之士在而愚污之吏处官”,“人主之明塞矣”,怎可推行法术呢?最后指出“主有大失于上,臣有大罪于下”国必亡。论述逐层深入,说理充分,表达了对人主亲近、重用当涂重人和疏远,打击智术之士行径的强烈愤怒。

    《显学》正面攻击当时充当显学的儒、墨两大学派,从而让法家学说树立起来。这是一篇以破助立的精彩议论文。文章一开始,就把破的对象提出来:“世之显学,儒、墨也。”而其“所至”为孔丘、墨瞿。孔子死“儒乡为入”,墨子死“墨离为三”,他们“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年代久远,“无参验而必之”和“弗能必而据之”,是“愚诬之学,杂反之行”。这就从渊源上先动摇了儒、墨的显示地位。接着提出儒、墨的一些矛盾:在丧葬上,墨俭而儒侈,即“孝侈俭俱在儒、墨,而上兼礼之”;在“议”上,漆雕“廉”而宋荣子“宽”,即“宽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礼之”。这样“兼听杂学缪行同异之辞”则国必乱。再次驳斥“与贫穷地以实无资”是“夺力俭而侈惰”,这达不到“欲索民之疾作而节用”的目的;同样道理,重税耕者和多赏学士,“养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养,此所以乱也”。正确的做法,只能是“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协不可“为悦其言,因任其身”,而要对“有功者必赏”,这才是治国的“王之道”。又次以磐石大而不生粟,象人多而不能距敌,这就如无益于治国的商官儒侠一样;唯有努力,以威势才可禁暴,德厚是不足以止乱的。又次论述治国“不务德而务法”,应“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不言先王之仁义”和“与古之传誉、先生之成功”,而只致力于“今之所以为治”。最后,针对“得民之心”的“今不知治者”的论调,为今上的“酷、严、贪、暴”辩护,认为“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正犹如“昔禹决江濬河”、“子产开亩树桑”“皆以爱谤”一样,进一步强调为政不必期于适民,只要能治国,利民即可,回应上文的“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全文有破有重,论据充足,推异合理,说服力自然就强了。

    《说难》指出游说发言之难并针砭纵横家的言行。文章一开头就指出:“凡说之难,非吾知之有以说之之难”“非吾辩之能明吾意之难”和“非吾敢横失而能尽之难”,“而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若不察,则有七种情况必遭“身危”之险。即“语及所匿之事”一危也;对人主作为“不徒知其所出”“又知其所以为”二危也;“规异事而当”揣而得之有泄密之嫌三危也;“说行而有则德忘,说不行而有败则见疑”四危也;“贵人有过端,而说者明言礼义以挑其恶”五危也;“贵人或得计而欲自以为功”而被说者所知六危也;“强以其所不能,止其所不能已”七危也。同时还可能有八种风险。即:论大人“以为间己”;论细人“以为卖重”;论所爱“以为藉资”;论所憎“以为尝己”;“径省其说”“以为不智而拙”;“米盐博辩”“以为多而交亡”;“略事陈意”以为“怯懦而不尽”;“虑事广肆”以为“草野而倨侮”。其次,论述“凡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所耻”,故须针对人主情况与心理珍为其说,才可收“深计而不疑,引争而不罪,则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非以饰其身”之效。最后,先以郑伐胡关其思以为可和宋富人智子而疑邻以及绕朝在晋、秦的不同遭遇,说明于言“不可不察”;再以孙子瑕的故事说说之士应详察人主受憎而后说,否则“逆鳞”就有性命之虞。文虽不长,但对说之“难”及“七危”“八险”剖析得极为详尽,也为实现“说之务,在知饰所说之所矜而灭其耻”的目的提出了可行的办法。从提出问题再分析问题再解决问题,中心突出,线索清楚,层次分明,剖析深入详尽,不能不说是十分成熟的议论文。

    《定法》和《难势》二篇,所论的问题不同,为节省篇幅,对其内容的具体论述不作具体分析,现只就其共同采用的问答体谈一谈粗浅看法。

    问答体是以问和答来展开议论和结构成篇的。它源于对话体而又有其特点。对话体写的对话双方是实有的具体的人,其话不全部是议论,有的还有关于对话背景,过程,结果及环境的叙述;问答体写的双方则带有假设性质,其话全都为议论,并无背景等的叙述。如《定法》就以“问者”和“应”者、“对者”的形式出现;《难势》虽然问者为“慎子”,但答者却不具名。前者三问三答,说明兼采术治、法治而成新的法治学说;后者一问两答,先为客结难慎到势治学说的议论,后为韩非代慎解释的理由。这“问”引出“答”,上一“答”又带出下一“问”,环环相扣,节节相连,使全篇的问答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完整整体。韩非首创的问答体,影响深远,南北朝范缜的《神灭论》,就是运用问答体写就的名篇。

    韩非对历史、社会、逻辑、必然及先秦诸子等均有很深研究,正如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所言,故为文“深刻明切,锋利无比,具有严峻峭拔的风格”,又“条理分明,严密透彻,有很强的说明力”,还“善用寓言,巧设譬喻,使得文章更为生动”。

    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定:先秦诸子的哲理散文发展到《韩非子》,专题议论文已经完全成熟,其体裁样式,论证方法等也已臻于完备,反映社会生活的广度,深度大大增强,说理的能力也大大提高了。

    著作者及战后时间尚有争议的《列子》,有的学者主张将其列入先秦诸子范围。由于疑点过多而无比较统一的公认定论,本文只好不涉及了。

    事物的发展都是有一个过程的,而这发展又多半以渐进的方式来实现,渐进中,前后有传承、发展,同时有借鉴、扬弃,有交错、渗透。先秦诸子哲理散文的嬗变轨迹就正好是这样的。《论语》是语录体为主兼有一定的对话体,《老子》是语录体而无提示语,《孟子》是对话体为主而兼有一定的议论文因素的语录体,《墨子》首有文题以议论为主兼有一定的对话题和少量语录体,《荀子》和《韩非子》则形成成熟的专题议论文,后者还首创了问答体。

    时隔千年,事离久远,本文所言不一定得当,诚望不吝赐教。

    [责任编辑:杨学军]
    作者简介:龙连荣,男,贵州三穗人,凯里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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