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关于《世说新语》的文体，古今学者对此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总体看来大致有五种观点：一，认为是小说；二，认为是史书；三，认为是史料；四，认为是小说又具有史料价值；五，认为介于文、史之间。
    关键词：《世说新语》；文体；史书；小说；史料；综述

　　《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主要是描写魏晋名士们言行的一部书，它对魏晋时期名士们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作了比较详实的记录，具有较强的历史真实性，体现了魏晋时期的时代特征。《世说》凭借着内容的丰富详实、材料的真实可信，成为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的必读著作。与此同时，《世说》又表现了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鲁迅赞之曰：“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由于它的内容多有道闻途说的成分，文字的表达方式与史书又有很大区别，所以人们对于《世说》的文体的看法颇有歧异。在日渐丰富的《世说》研究成果中，《世说》的文体越来越受人瞩目，一时成为研究《世说》的一个热点。本文借助于学术界已有的成果，梳理并说明了对《世说》文体的不同看法，以期为今后继续深入的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目前关于《世说》的文体主要有五种观点。

    一、《世说新语》是小说

    《世说》流传至清末已有1500余年历史，历代几乎皆以小说视之。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通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百川书志》、《四库全书总目》、《千倾堂书目》皆归之小说类。这些书目既有官修的又有私撰的，它们代表着中国古代对《世说》文体的总体看法。

    唐代著名历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杂说篇》中认为《世说》是“短部小书”，并指责唐修《晋书》不应该采用《世说》的内容。显然，刘知几并不把《世说》当作史书或史料，而是看作“街谈巷语、道闻途说”的小说。明代胡应麟著《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中，把中国古代小说划分为六类：志怪、传奇、杂录、丛谈、辨订、箴规，他将《世说》列入“杂录”类。尽管胡应麟的这种分法有失宽泛，但是他把《世说》列入小说类还是没有异议的。

    近现代以来，尽管小说的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多数人还是承认《世说》是小说。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把《世说》归入小说类，并称之为志人小说。鲁迅的这种认识对后世影响很大，解放后的中国文学史、小说史都把《世说》视为小说，并做了重点介绍。

    当代学者更是从不同角度来认识《世说》的小说特征。刘兆云在《小说，笔记，世说》中，分析了古今对小说认识的差异，认为《世说》“完全符合汉魏六朝人对‘小说’体裁的概念。它开创了我国笔记小说的一体，并使之历久不衰。它对后世直到现代我国的小说创作都有相当的影响，也提供了不少可借鉴的技巧。”[1] 宁稼雨认为“《世说新语》从根本上与诸子、史传、志怪书划清了界限。使志人小说成为一种独立的小说样式。”《世说新语》已是成熟的志人小说。[2] 吴功正说：“它使得小说文体样式走入现实生活和人的世界，具备了现实性的审美品格。它发展了丛残小语的原初形态，形成由人物形象、情节结构、主体情感所构合小说形态。因而，对于中国小说具有滥觞和原初意义。”[4] 刘强“倾向于把《世说》当作一个整体的叙事文本来欣赏，特别是当作近代意义的小说去读，而不是仅仅作为‘历史资料’的汇编文献去‘使用’”。[3] 陈金泉通过从《世说》纪实写真的审美特征，到它的审美聚光点，得出结论：“《世说新语》在我国小说史上确实是开写实志人小说先河之作。”“《世说新语》作为我国古典小说的分蘗，作为中国古典写实小说的滥觞，不仅一点不为过，恰恰相反，而是一种不刊之论了。”[5]

    二、《世说新语》是史书

    《世说》中出现600 多个人物，这些人物都无一例外地是历史中的真实人物，并且都能够在古代文献中找到证实。魏晋六朝小说没能从史部中脱离出来，作者也无意做小说，所以这时期的小说普遍具有实录精神，具有补史之阙的作用。刘义庆虽然没有直言创作的宗旨和方法，但是从魏晋六朝时期小说的共同特点来看，他是排斥虚构、追求真实的，他把《世说》看作史书，而不是不为人所重视的小说。《世说》成书几十年之后，刘孝标为之做注，他也不把《世说》看成街谈巷语、道闻途说的小说家言，而是把它看成一部珍贵的历史著作。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做《世说新语注》也是模仿裴松之《三国志注》。刘孝标注在补阙、备异、纠缪的同时，更着重于让人了解书中人物言行的背景，加深对其事迹的认识，这更增加了此书的史学价值。四库馆臣评价说：“孝标所注，特为典赡，……其纠正义庆之纰缪，尤为精核。”[6] ( P1836) 孙星衍是清代乾嘉时期的一位有着独特眼光的目录学家，他在编撰《孙氏祠堂书目》时，将《世说》列入“史学传记类”。清末民初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著名的长文《新史学》，他把中国古代史学分成十类，其中《世说》被列入了第五类“杂史”中的“琐言”。[7](P242) 现代史学家钱穆也认为《世说》“应是一部史书，而且很重要。”[8] ( P120) 今人张叔宁认为“就其性质而言，《世说新语》实在是一部严肃的实录性历史著作，而并非像许多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部为‘赏心’而作的文学作品。”“《世说新语》是一部具有较高文学价值的历史著作，而不是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文学作品。”[9] ( P255)

    三、《世说新语》是史料

    与将《世说》看作纯粹的史书不同，很多学者倾向于把《世说》看作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的一种史料。史书与史料当然是不同的，史书可以直接作为史实来使用，而史料是要加以选择的。现代史学认为，“史料是指研究和编撰历史时所用的资料。主要来源有实物的(如古迹、文物、地下发现的遗物等) 、文字的(如各种著作、文献、铭刻等) 和口传的(如传说、访问、民歌等) 。”[10] ( P114) 故梁启超说：“史料者何？过去人类思想行事所留之痕迹，有证据传留至今日者也。”[11] ( P40) 文学作品(包括小说) 亦常常有史料价值，尽管它们的内容有想象、虚构之处，但也可以反映当时人的生活、想法以及观念等，对于文化史、思想史、社会生活史等的研究也会有所帮助。从现代史料学角度上讲，《世说》无疑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毕竟它保存了魏晋时代士人思想、言行的第一手资料。

    关于《世说》的史料价值，古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唐朝房玄龄等奉敕修撰《晋书》时，曾大量采撷《世说》的材料以为编撰之用。“《世说新语》所共收1130 条文，唐修《晋书》引用的312 条约占《世说新语》中条目的28 %。”[12] 这是《晋书》编修者对《世说》史料价值充分认识的体现，是史学领域第一次对《世说》史料价值的肯定。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史学观念的普遍被接受，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世说》的史料价值。现代许多研究魏晋政治史、宗教史、思想史等的著作常常直接把《世说》的内容当作史料来使用，这在无形之中就承认了《世说》的史料价值。如王仲荦著《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 。史学家陈寅恪、周一良都认为《世说》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尤其是思想史的重要资料。陈寅恪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中说：“《世说新语》，记录魏晋清谈之书也。……在吾国中古思想史，则殊有重大意义。”周一良说：“《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史的一部重要资料，也是研究这一时期思想史必不可少的资料。”[13]

    台湾历史学者逯耀东认为：“《隋书·经籍志》将一部分超越现实世界的志异作品，著录于《史部·杂传类》。但却将记载人物为主的《世说新语》，列入《子部》的《小说类》。不过，以‘叙事为宗’的《子部》作品，可补《史部》的阙佚，自来被认为是‘史之杂者’，也可以说是史部著作的一支。而且刘义庆编撰《世说新语》，所叙述的是自东汉末年至东晋间，士大夫社会生活的逸闻轶事。这些逸闻轶事的本身，就具有史料价值。”[14] ( P123)

    刘军撰文明确反对将《世说》归为小说，他指出“《世说新语》完全采用纪实手法，根本排斥艺术虚构。同时作者的创作意图也很明显，就是为名士们提供可资借鉴的参考资料，根本无意于作小说。因此《，世说新语》与‘街谈巷议，道听途说者之所造’的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我们可以说，《世说新语》在内容上是一部生动纪实的史料集，是研究魏晋士大夫阶层思想和生活的宝贵资料。”[15]

    张松辉所撰《〈世说新语〉不是小说》一文在分析了《世说》被误视为小说的经过后，认为“《世说新语》所记内容属于历史事实，其中的史料被《晋书》和研究魏晋史的人大量采用，该书的内容既不属虚构，也没有完整曲折的故事情节，因此《世说新语》不属于小说，而属于史料笔记或史料笔记文学。”[16]此外，周远斌亦有类似观点，“若论断《世说》的文体归属，据其‘实录’和文体特点，以史料性笔记体散文称之为当。”[17]

    四、《世说新语》是小说又具有史料价值

    《世说》既是小说又是史料价值的观点，越来越被学术界所认同。这种观点既认识到《世说》的小说特征，又认识到它的史学价值，其实也是一种折衷的观点。周祖谟在为余嘉锡著《世说新语笺疏》写的“前言”中，首先承认了《世说》的小说地位，并进一步肯定了它的史料价值。“《世说新语》一直为研究汉末魏晋间的历史、语言和文学的人所重视。……所涉及的重要人物不下五六百人，上自帝王卿相，下自士庶僧徒，都有所记载。从中我们可以观察到当时人物的风貌、思想、言行和社会风俗、习尚，这确实是很好的历史资料。”[18] ( P1) 袁行霈也指出：“虽系小说家言，未可直以小说视之。其于魏晋社会政治、哲学、宗教、文学以及士人之生活风貌、心理状态，莫不有真实记录。”[19] ( P60)

    刘叶秋既认为《世说》是小说，还承认其史料价值，并且还对它的小说特征及史学价值进行了比较。“《世说新语》所写的为历史上的真人，而每采传说，时加演饰，着重从琐屑情节上，以片言只语表现人物，虽大致不违真实，体例应属小说，其史料价值，似乎不及文学成分浓厚；但所记叙的各方面的内容，却能生动地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所刻画的形形色的人物，也成为多种的典型；可以当作魏晋名士的速写画看，其史料价值，又不因其为小说而减低。”

    周五纯认为《世说》记录了魏晋时期的各种社会现象，因而成为思想史、文化史、历史、语言史诸方面极为有用的参考资料。他进一步从《世说》中的部分条目与现代小说概念进行比较，认为《世说》“已经在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殿堂的门口徘徊，有几次我们甚至听到它轻叩门环的声音。”[20]

    吴代芳指出“《世说》开始有意为小说，而且初具了小说的规模，但它和我们今天所说小说的概念是不能划等号”。[21]《世说》“是当时历史的一面镜子，照出了士族名流的群像，把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活动通过一鳞半爪形象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捧读是书，比读当时的史籍更能形象生动地了解那个时代的真实面貌”，其“历史价值不容抹煞”。“虽非历史，不少论者把它列入小说类，但它仍具有相当的历史价值。”[22]

    鲁统彦在承认《世说》是小说的基础上，重点考察了它的史料价值，认为“《世说新语》具有真人真事的实录性，所载人物都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所载事迹也是根据有关史迹和旧闻纂集、提炼而成的，在某些方面，它补充了正史的不足。”该文以丰富的材料为依托，论证了《世说》的记载在很大程度上“客观而忠实的反映出当时社会的某些本质特征”，可以弥补传统正史记载上的疏漏缺失。他认为“《世说新语》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还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故而也就甚得后世历史学家的垂青。”[23] 并且认为
“《世说新语》是我国古代史学与文学结合得最好的一部杂史小说。它创建的体例、运用的技巧、蕴涵的内容，对后世的史学与文学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24]“《世说新语》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也是一部‘杂史’名著。”[25]

    五、《世说新语》介于文、史之间

    与以上观点截然不同的是，有学者认为《世说》既不属于小说，也不属于史书，而是介于文、史之间，或者处于史向文转变的一种过渡状态。

    张海明细致讨论了《世说》的文体，认为它既“结构不类小说”，又“与传统的史籍不类”，而是具有自己独特的文体特征。“无论将《世说新语》划归小说抑是划归历史，其实都不确切。……《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具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具有史传性质的特殊性，使它的记载“具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为后来修史者所重”，所以后来“研治魏晋史者，不论是社会史、经济史、政治史，还是哲学史、艺术史、文学史、文化史等等，也都极为看重《世说新语》的史料价值。”“无论将《世说新语》划归小说抑或划归历史，其实都不确切。从小说文体的形成过程来看《，世说新语》处于中国古典小说的萌芽阶段，只能说具有一些小说因子，而不得与成熟后的小说等量齐观；从史传文学向小说文体的过渡来看，《世说新语》处于历史与小说之间，它兼有两种文体的部分特征。”[26]

    全星迳认为《世说新语》是史传向小说的演变体，《世说新语》徘徊于虚构与真实之间。其记人突破了史传的范围，且创作目的也不再着眼于历史借鉴而有了文学的审美情趣，文体模式上也改变了正史的纪传式模式，认为《世说新语》处于“告别历史向文学演化的蜕变之中”。“从文体上说，《世说新语》是由史传文演化孳生出来的。”“正处在告别历史向文学演化的蜕变之中。”[27]

    小结

    尽管刘义庆及刘孝标不把《世说》当成小说，而把它当作史书，但是中国古代目录学家基本上把《世说》归入小说类，而非史部。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世说》的内容和形式都符合古代小说的定义，而不符合古代史书的规范。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小说观、历史观的逐渐被普遍接受，从这种观念出发来衡量《世说》，它基本上不符合现代小说的概念，反而比较符合现代史料的概念。鉴于这种古今观念的差异，学术界对《世说》文体的分析有了更为合理的认识。对于《世说》文体的看法，有一种普遍的现象，研究古代文学者尤为重视其小说价值；研究魏晋史学者更为看重其史学价值，当然对于它的史料价值，不能无条件的使用，而要有一个科学分析的过程，毕竟《世说》中有不少虚构的成分。《世说》是一部古代经典名著，我们既要看到古人对它的看法，也要照顾到今人对它的认识，不能顾此失彼。从整体上看，目前学术界承认《世说》既是小说，同时又具有很强的史料价值的占多数，这正说明了《世说》是一部兼具文学性与史学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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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高　雪

　　作者简介：林宪亮(1980－) ，男，山东梁山人，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中国古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