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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不同译本评析(翻译)
【时间:2011/10/12 】 【来源:广东教育学院学报 2008年2月 】 【作者: 陈珊茗】 【已经浏览6418 次】

    摘要:翻译要力求抓住原文的语言风格和精神实质,译诗尤为如此。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流传久远,在中国有很多不同译本,主要有戴镏龄、屠岸、梁宗岱、杨熙龄等译者的译本。戴镏龄的译本在音节和韵式的处理方面独辟蹊径,成为其中翘楚。
    关键词: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戴镏龄;评析

    诗歌翻译历来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之一。
 
    翻译作为一种双语活动,要求译者必须精通译出语和译入语双边的语言文化。诗歌的翻译者更需对于译出语和译入语双方诗歌的方方面面了如指掌,最理想的是译者本人还能写诗。因而诗歌翻译之难人所共知。
 
    具有严格形式限制的十四行诗,作为诗歌的一种特殊类型,其翻译就更是难上加难了。世界上最有名的十四行诗要数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仅据笔者所知,在国内,莎士比亚154首十四行诗的全译本就有:戴镏龄的译本、屠岸的译本、梁宗岱的译本和杨熙龄的译本,事实上还远远不止这些。戴镏龄的译文的流行并不广,却有其鲜明的特色。

一、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不同译本对比分析

    十四行诗十分讲究音乐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有严格的节奏(抑扬格五音步)和韵式(abab,cdcd,efef,gg),因此,在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时候,就必须保持原文的音乐美,也就是必须做到“形似”。
 
    (一)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音节的翻译
 
    朱自清先生认为:“中国语在文言里似乎以单音节和双音节为主,在白话里似乎以双音节和三音节为主。顾亭林说过,古诗句最长不过十个字;据卞之琳先生的经验,新诗每行也只该到十个字左右,每行最多五个音节。我读过不少新诗,也觉得这是诗行最适当的长度,再长就拗口了。”[1]看来,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文的诗行若超过十个字有损于它的流畅性和音乐美。

    虽然所有译者在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时都保持了原来的行数,但在诗行的字数方面,每位译者都有所不同。杨熙龄的译文每行长度在12字和16字之间;屠岸的译文每行长度在11字和14字之间;梁宗岱的译文每行长度为12字,间或为13字。可以看出梁宗岱是致力于保持译文的工整的,即将每行译为12字。从戴镏龄仅存的几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译文看,戴先生成功地将原文的每行诗句译成10个汉字,与原文的10个音节数相等。
 
    在这方面,屠岸认为:“我觉得可以肯定地说:轻重格(其他格如重轻格、轻轻重格等等,也一样)是无法译的;但音步似乎可以用顿或音组来表达。原诗每行五个音步,译成中文就应该是五个音组,……我就是本着这样的原则进行翻译的。”[2]可是,英语中的音步是一种语音单位,而汉语中的音组(音顿)是一种语义单位。英语中的音步纯粹根据发音来划分,一个单词常常被划分到不同的音步,而汉语中的音组(音顿)则根据语义来划分,一个音组(音顿)通常是一个意义相对独立、完整的单位。因此,用汉语中的音组(音顿)来翻译英语中的音节,很难表现出原诗中的音乐美。相反,每行必求“五个音组”,一则束缚了译者的发挥;二来使得译文每行诗的字数都至少超过十个(音组一般以双音节和三音节为主),影响了译文的音乐美;其三,诗行的字数难以相同,诗行参差不齐,外观不如梁译、戴译工整。

    从外观上来看,梁宗岱和戴镏龄的译文都比原文更加工整。尽管原文每行音节数相等,但是由于英语文字本身的问题,排起来总不如方块字的译文工整。这也是因为语言本身原因,使译文在某个方面能够胜过原文的一个例子。

    但从每行的音节数来看,戴译最大程度保持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原文的面貌,直观反映了原文的形式美。这对于希望通过译文了解原文的读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诗歌译文若不能忠实地表现原文的形式美,往往会导致译文读者对于原文形式的曲解。

    (二)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韵式的翻译
 
    在翻译诗歌时尽量保留原文的特色,有利于读者透过译文,窥探到原诗之美。翻译作品始终是依附于原文而存在的。翻译之中的创造活动,只能在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前提下发生。因此,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译文的韵式最好与原文相符。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原文的基本韵式为:“abab,cdcd,efef,gg”。在翻译时,杨熙龄采取了tif,bb,CC,dd…… ,即两行一韵的形式。屠岸、梁宗岱,戴镏龄都尽量采取了原文的韵式,即:“abab,cdcd,efef,gg”,基本上都做到了韵式与原文相符。
 
    戴译的第十八首的尾韵为:“天(a)、和(b)、颠(a)、过(b),日(C)、澹(d)、失(C)、残(d),零(e)、存(f)、影(e)、春(f),采(g)、在(g)”,译文韵式十分工整。因为戴译每行都是十个音节,读者不妨按照英语原文抑扬五音步的节奏来诵读。以莎士比亚最著名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诗为例,它的前两句的原文的节奏为“v”(表示轻读),“一”(表示重读):
 
    V — V — V — V — V —
    Shall I compare thee to a summer's day?
    V — V — V — V — V —
    Thou art more lovely and more temperate:

    戴译读为:
    V— V — V — V — V 一
    我怎么能把你比做夏天?
    V — V — V — V — V一
    你比它更可爱也更温和;

    既然由于语言的原因,原文的“格”和“音步”无法翻译,那么,不如采用这一种读法,至少可以将原文的“格”味和“音步”味多少表现出来。原文的“格”和“音节”,在诵读中才能体现出来,这种诵读方式虽然不是必须遵守的规则,却也不失为一种让读者通过译诗来欣赏原诗节奏的有益尝试。不过,朗诵时要照顾到汉语的特性,不可僵硬地处理,避免将强音读得太强,或者将弱音读得太弱。最好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和感受适当调整,避免生硬、呆板。其实,即使是在朗诵莎士比亚原诗时,也不能按照节奏规范机械地读下去的。
 
    不过,在戴的其他几首译作中,也有个别不合规范的地方。这种情况,在梁先生、屠先生的译文中也都存在。即使在莎士比亚的原作中,韵式的偶尔变化,也是有的。任何种类的语言都有用韵的局限性。有时莎士比亚采用“eye-rhyme”(即两个单词词尾的拼写相同,发音不同),这是中文译者无法模仿的,因为汉语中根本没有“eye-rhyme”这种押韵方式。

    (三)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结尾的翻译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前面十二行逐渐展开,最后两行总结全诗,最后两行通常是经过作者精心雕琢之后所形成的全诗的精华,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因此,判断一首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翻译是否成功,尤其要注意译者对于这最后两句诗行的处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第十八首的最后两行为:

    “So long as men can breathe or eyes can see,
    So long lives this,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

    杨熙龄将这两句译为:
 
    “只要世间还有人能阅读,还有人生存,
    这篇章将活着,它活着就给你以生命。”[3]

    屠岸的译文为:
 
    “只要人类在呼吸,眼睛看得见,
    我这诗就活着,使你的生命绵延。”[4]

    梁宗岱译为:
 
    “只要一天有人类,或人有眼睛,
    这诗将长存,并且赐给你生命。”[5]

    以上几位译者都将原文译为:“xxx,xxx/xxx,xxx”的结构,即在两句译文中包含了四个分句。
 
    原文运用“so long…so long…”的结构,将两行诗句连为一个紧密的整体。每个诗行之中虽然出现了两个意群(sense group),但是,诗人在意群后都用了可以起连音作用的“or”和“and”,分别读作“…breathe⌒or⌒eyes. ”和“…this,⌒an(d) this…”。因此,这两处读来不但不会产生停顿,反而十分流畅。由此可见,这两行诗句的特点是流畅润滑,富于音乐美。
 
    如果将这两行原文译为几个分句,读来就会断断续续,从而失去原文的音乐美。虽然梁先生按照原文,将“or”和“and”译为“或”、“并且”,但是,因为汉语中的“或”和“并且”,不能像英语中的“or”和“and”那样能起到连音效果,所以也不能使译文变得流畅起来。

    将这两行原文译为几个分句的做法,表面上“形似”了,其实却不然。所谓“形似”,可以分为“有意义的形似”和“无意义的形似”两种。有意义的形似,是指能再现原文“美”的形似。例如,戴译将莎士比亚的原文译为每行十个字,并保持原文的韵式,使得译文形式工整,音韵协调,凸现出了原文的美。所谓无意义的形似,就如邯郸学步,将原文结构机械地照搬,造成的结果通常是:译出语的优点得不到保留,译入语的优点也得不到发挥。戴抓住其流畅本质,把它译为:
 
    “天地间能有人鉴赏文采,
    这诗就流传就叫你永在。”
 
    诗行中间没有断裂,读来与原文一般优美流畅,在不破坏整首译诗“形似”的前提下,达到了“神似”的效果。
 
    另外,将“or eyes can see”译为“人有眼睛”、“眼睛不失明”或者“还有人能阅读”,意思表达与原文风格不一致。“人有眼睛”和“眼睛不失明”两句在意义上也不太通顺。莎士比亚说“or eyes can see”,并不是担心人类会不会有眼睛,或者会不会失明的问题,归根到底,他指的是人类会不会有鉴赏力的问题。戴把它译为:“鉴赏文采”,言简意赅,格调高雅,切合于原文的风格。
 
    可见,译者对于原文的理解拘泥于文字、语法,就容易产生所谓“欧化”的译文。英语诗歌一经译成中文之后,就要遵循中文的语法。如果译成中文之后的诗句,还残存着不符合中文表达习惯的英语句子结构,给人的感觉就会像一只没有完全蜕掉蛹皮的飞虫。克服这一弊端需要译者对于原文反复研读,超脱文字、语法层次,达到欣赏、品味的水平。然后,翻译者就能够在完全脱离原文文字语法影响的前提下,将了然于心中的原诗诗意、诗情用纯粹的、优美的中文表达出来。
 
    另外,在修辞方面,原文第十四行“So long lives this,and this gives life to thee.”之中的“this”重复出现,中间仅隔一词,起到了强调的作用,使得诗句的感情十分强烈。这一点,在杨熙龄、屠岸和梁宗岱的译文中没有体现出来。

    戴在翻译时使用了两个“就”字,位于中文词“流传”的前后,译成“这诗就流传就叫你永在”,达到了堪与原文媲美的磅礴气势。

二、戴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更出色的原因分析

    戴镏龄先生(1913—1998)是我国外语学界德高望重的先辈。李赋宁说:“戴先生的学问的确是博大精深,中西贯通。……戴先生不仅是学者,而且是一位散文家和诗人。[6]”

    首先,戴先生精通英语语言文学,尤其深谙莎士比亚的作品。戴先生于20世纪30年代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期间,师从当时英国的莎士比亚研究权威Dover Wilson教授,得到了他的悉心指导。回国后,戴先生用中英文写了多篇有关莎士比亚的论文。这些论文至今在我国莎学界仍然享有盛誉。戴先生还曾发表过有关希腊文学、法国文学、英国文学方面的文章以及词典的述评、书籍的评介等等,这一切,都充分显示了戴先生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功底。难怪连语言学界的权威王宗炎先生也慨叹道:“我发现,戴老的英语文章用词精当,远为我所不及。”[2]

    在英语语言文学方面具有渊博的知识和深厚的功底,自然是从事英语诗歌翻译所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其次,戴先生的中文功底也十分雄厚。他曾写过一篇“从西洋诗看中国诗的特点”的论文,对于历代中国诗的特点作了精辟的论述。在此基础上,戴先生并写出平仄考究,对仗工整的中文古诗词。
 
    其三,戴先生精通翻译理论。他用中英文写过多篇翻译理论研究的论文。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戴先生对于翻译进行过精心的研究,并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其四,戴先生一辈子淡泊名利,唯对做学问情有独钟、锲而不舍。戴先生做学问十分严谨。他留下的著述并不多,可是,在他的作品里都闪现着真知灼见,经受得住时间的考验。译诗是一种细活,需要认真咀嚼,反复权衡。

    最后还有一点值得一提,戴先生在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时具有特别的动力和灵感。
 
    在20世纪30年代末,戴先生从英国学成回国之后,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徐女士。两人相识后,戴先生就将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一首一首地译成中文,当作情书寄给徐女士。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主题就是友谊和爱情。可以想象: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一定在戴先生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从而激发他产生了无穷的灵感——这可是翻译创作的最佳状态。又因为是要寄给所爱的人,戴先生必定是将每一首译作反复吟颂,百般修正,乃至形成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杰作。
 
    无独有偶,屠岸先生翻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也不是偶然的。他对于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热爱,来自于对于一位挚友的怀念,“为纪念亡友,我决定将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一百五十四首全部译出”[4]

    可见,不但写诗的人需要激情 译诗的人也需要激情。做到“有感而译”才是译者的高层境界。

三、结束语

    屠岸,梁宗岱,杨熙龄都是翻译界的大家,可是在他们的译作之中也留下了遗憾。戴的译本也并非完善无瑕。这足以说明诗歌翻译之难。在诗歌翻译方面做到十全十美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戴镏龄的译本在音节和韵式的处理方面独辟蹊径,更加完整的把握住了原文的风格及其精神实质,体现了形式与内容的更完美结合。

    参考文献:
 
    [1] 朱自清.新诗杂话[M].北京:三联书店,1984:1O4.
    [2] 王寿兰.当代文学翻译百家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764.
    [3] 杨熙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18.
    [4] 屠岸译.十四行诗集[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18.
    [5] 粱宗岱.莎士比亚十四行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18.
    [6] 戴镏龄.戴镏龄文集[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370.

    (责任编辑 肖雪山)

    作者简介:陈珊茗(1965-),女,广东湛江人,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科教信息部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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