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来自小城的作家，以故乡高邮为背景的作品构成了其创作的核心部分，传统文化深深地影响了他的创作，童年和谐自由的生活形成了他宽厚的品格。汪曾祺散文中的记人作品，从父亲母亲到恩师沈从文，以及其他师长、朋友、邻里等等，丰富多彩，感情真挚。汪曾祺强调文学是“滋润”，他对“和谐”有着天然的爱好，“滋润”、“和谐”也正是他重要的文学思想和文学观念。
一、思想源头探究
汪曾祺的家乡在江苏北部一个不大的城市——高邮。从1920年出生到1937年初中毕业，汪曾祺都是在高邮城内度过的。他生于一个士大夫世家，从小受传统文化濡染，尤其是儒家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作品的审美意蕴。“中和”是儒家为人处世的总原则，其审美旨在追求“和谐”。在汪曾祺的散文中，总是以舒缓平和的抒情笔调从容含蓄地流露出对生活的观照，没有强烈起伏的情感，有的只是平淡柔和的感动。汪曾祺在《泰山很大》中写到：“我是写不了泰山的，因为泰山太大……我不是强者，不论是登山还是处世。我是生长在水边的人，一个平常的，平和的人。”[1]儒家亲民、仁民、爱物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汪曾祺。他的散文中处处可见对“互尊互爱贵和求安”的人际关系和“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社会环境的描绘。[2]
美好温馨的童年生活对汪曾祺的创作也是一笔财富。对于作家来说，记忆和经验是他最有价值的不动产，它们会保持一生，并且在以后的创作中会自然地执拗地流淌出来。童年的汪曾祺生活在一个浪漫和谐的士大夫家庭，汪父兴趣爱好广泛，精通各种乐器，脾气随和，汪曾祺形容他“总是活得很有兴致”。汪曾祺从小对生活的浓厚兴趣和浪漫气质直接得益于父亲的影响。汪曾祺记忆中的高邮是个清丽温馨的小城，他说“我的家乡是一个水乡，我是在水边长大的，耳目之所接，无非是水，水影响了我的性格，也影响了我作品的风格。”[3]这种似水的性格使他在后来的人生坎坷中也能保持一份恬淡随和的心态。
二、记人散文鉴赏
汪曾祺的散文充满了感动，他总是温情脉脉地抒写着他所钟情的人、事、物，对什么都保持着一份感动，他自己就说他是一个“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感动于人，体现着浓郁的士大夫情结。在他一系列的记人散文中，我们可以看见老顽童式的汪父；三位慈祥的母亲；“星斗其文，赤子其人”的沈从文；学识渊博、不修边幅的金先生；平易近人的老舍先生；充满幽默的树理同志等等。在他缓慢平淡的笔端中，我们看到了知识分子“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的人格理想，看见了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使命意识和忧患意识。
《多年父子成兄弟》中汪曾祺写到父亲熟读经史子集，精通琴棋书画，喜爱花鸟虫鱼，表现出典型的士大夫修养和情趣。汪父亲手为汪曾祺逝去的母亲做冥衣，陪孩子们玩耍，自制风筝和水晶球，到学校为园乐会伴奏，为汪曾祺的情书出主意，喝酒抽烟都两人一同进行。这种民主自由的家庭氛围对于汪曾祺“和谐”文学观的形成有深远影响。汪曾祺有三位母亲，生母在他三岁时就病故，他没什么印象，但了解到母亲是读过书的。第一位继母很喜欢汪曾祺，在《我的母亲》中也流露出与这位母亲的至深感情。对第二位继母则是“很尊敬”。写到父母亲的文字，笔端流露的就是传统美感的动人之言。
汪曾祺对于沈从文是既怀着对师长的尊敬，又充满父辈的感情。在创作上，他受沈从文影响很深，他们同属于以乡俗写人性美，皆是自然、平和的风格。《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文中说到恩师沈从文“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心机、少俗虑。”[4]其实这种气质也直接影响并传承给了汪曾祺。汪曾祺在很多文章中盛赞沈从文的品德和成就，反复强调沈从文对他的人生道路、文学道路的规范与影响。他相信彼此已达到父子般的亲密与默契。汪曾祺一九六四年到上海因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企图自杀时，沈从文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把他大骂了一通，及时为他调整了人生之舵。汪曾祺作为一个在蜜罐里腌制太深无从发育的精神婴儿，面对当时“污浊而混乱的时代”，显得无力自处。所以对于老师沈从文则是出于寻求父性权威的庇护。《金岳霖先生》一文中让我印象很深的是，金先生在饭店请了一次客，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5]这一段读来很感人，这是君子间的至深友情，淡远弥久。《老舍先生》一文中写到老舍先生几个可爱的特点：爱花、好客、爱护部下。文中也提到齐白石老人，因老舍先生爱重齐白石，因而又有了些逸事。关于赵树理，总体印象是非常富于幽默感，是农民式的幽默。对于赵树理的记叙，更像相熟的老朋友，细数他的衣着、吃喝，亲切可观；写老舍则充满尊敬，是用仰视的笔调写的。
记人散文中还有一类是写身边人、小人物。有《闹市闲民》里的“活庄子”，各种性格的大妈们，玉渊潭的老人们等等。汪曾祺在审美情趣上是“安于微小，安于平常”，他关注世俗人情。他自己就说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家常一点。《大妈们》把北京大妈有滋有味的生活表现得极富生气。文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乔大妈一头银灰色的卷发，天生的卷，气色很好。她活得兴致勃勃。她起得很早，每天到天坛公园‘晨练’，打一趟太极拳，练一遍鹤翔功，遛一个大弯。”写作中是一种平缓的笔调，亲近平和的态度，都体现出老北京特有的慢条斯理、不慌不忙的情致。《闹市闲民》里的“活庄子”——“他平平静静，没有大喜大忧，没有烦恼，每天只吃抻面条，拔鱼儿，抱膝闲看，带着笑意，用孩子一样天真的眼睛”。《玉渊潭的传说》里的几位老人顺天知命，恬淡寡欲而长寿，都令汪曾祺颇为欣赏，展示出他们和谐的生活情趣。
三、“滋润”、“和谐”的散文观
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汪曾祺散文选集》序言中写到：“汪曾祺的‘滋润’散文观是全方位的一种审美自觉。它无形地渗透在散文创作全过程中，是一种无目的的目的，无倾向的倾向。”[6]《大妈们》写的都是邻里的大妈：“乒乒乓乓地剁菜”的许大妈，对同乡格外关心的奚大妈，“脚很秀气”的江大妈，“干部意识根深蒂固”的顾大妈，走路“雄赳赳气昂昂”的丁大妈，“连片子嘴”的罗大妈，爱做饭爱养花的乔大妈，七位大妈都写得栩栩如生。还写到“大妈们有一个好处，倒不搬弄是非”。这句话又体现了一种自觉的“滋润”：读者可以受这些大妈们身上勃勃生命力的浸染，而得到美好的享受。
汪曾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儒家为人处世的总原则就是“中和”，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动而不过，动而适度，其审美旨归在追求“和谐”。在汪曾祺的散文中，总是以舒缓平和的抒情笔调从容含蓄地流露出对生活的观照，他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汪曾祺散文的终极目的是“文化的休息”，有三层含义：一是“带有文化气息的”；二是“健康的”；三是“悠闲的”。他强烈反对散文的伤感主义，这一点深受沈从文的影响。汪曾祺的散文探寻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最适宜的和谐的生存理想境界。这种对人的理想关怀，对社会的关注，对现代民族新意识的重构，是一种“入”的创造。他以平和宽厚的心胸正视现实和变化，是在对传统文化的多方位审美观照中以达到现代认同。汪曾祺的散文之所以动人，独到之处就在于对和谐的追求，在于对传统文化的执著坚守和有机继承。他从生活中、创作实践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从而写出具有传统美感的动人篇章。
参考文献：
[1][3][4][6]范培松、徐卓人编：《汪曾祺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
[2]刘军茹：《论汪曾祺京味散文的审美意蕴》，《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5]汪曾祺：《草木春秋》，作家出版社，2005年。
任娜，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07级硕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