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识途小说创作追求四川人特别喜爱的“摆龙门阵”式的风格，在“川派”作家中独树一帜。
关键词：马识途小说风格
一
马识途为川籍作家，他的文学创作泛着一股股独特的川味，酷似“摆龙门阵”，而又在艺术上有所升华。这股川味从何而来，是四川人就具有川味使然，还是由于其它？四川人受巴蜀民情风俗浸染，他的作品带上川味，这是情理中的事。但作为马识途这个具体作家来讲，还和他的生活和文学观点分不开。
马识途于19巧年，出生在四川省忠县石宝乡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现属重庆市)。到1937年7?7事变后，即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放弃了当工程师、专家的理想，决然走到工人、农民群众中，投身党领导的革命事业。1938年初，湖北省委组织部长钱瑛介绍他加人了中国共产党，任“蚁社”支部书记，做工人工作。他自己说“与其是说是我在做工人工作，还不如说是工人在做我的工作”。他从工人阶级那里学到好品德和革命精神，并成为以后舍死忘生地进行战斗的力量。
1938年底，马识途成为党的中心县委书记，从事农村工作。他从事农村工作象读了本“大书”，知道了很多：第一，知道了中国到处堆满了干柴，只要一星星火种就会燃成熊熊大火，而这熊熊大火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无法扑灭的。第二，许多普通农民，对于旧世界的蔑视和仇恨，是无法用语言来衡量的，因而对革命、对共产党充满了向往和信任的感情。这一切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生活源泉。
1941年，皖南事件爆发，马识途所在的鄂西特委遭到严重破坏。他的战友何功伟(鄂西特委书记)和他的妻子刘惠馨和刚生下一个月的女儿一起被捕人狱。马识途只身脱险。同年11月17日，何、刘在受尽敌人折磨后壮烈牺牲，小女儿不知下落。解放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在湖北省公安厅的协助下，1960年5月，马识途在北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女儿，据此为契机写成长篇小说《清江壮歌》，它是我国文学的一块瑰宝。
1941年秋在昆明西南联大、1948年在川康特委工作时期数度化险为夷，所谓“此头十度许阎王，九十依然在强项”。这是由于他“相信胜利，准备牺牲”，因此能遇事不乱，从容不迫。
1949年4月，马识途由香港到北京，后随“四野”南下。解放后，先在川西区党委工作，后先后任四川省工业办公室主任、建设厅厅长、建委主任、中国科学院四川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等职。1966年，受四人帮迫害进了昭觉寺监狱。1980年，被选为四川和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省人大副主任，同时被选为四川省文联及作协主席，后一职务一直延任至今。
马识途以小说创作为主，其主要成就也体现在长短篇小说创作上。马识途写文学作品遵循了四条原则，第一，他是先作为一个革命家而后成为一个小说家的。他说“如果不是曾经一心一意去干革命，我的这些革命华章是不可能出现的。因此我还想进一步说，正因为只想当革命家，不想当作家，结果反而当了作家，而且是革命作家。”①他用鲁迅的话作了证明：“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来的东西，才是革命文学”。就是说，作为革命家，他是先做革命人，然后再志慷慨，心耿介，检点平生，成为革命作家的。（此句原文如此）
第二，他是自觉地追求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韦君宜同志说到《夜谭十记》时说：“这部独特的作品，未必能(甚至肯定不会)成为当代创作的普遍倾向，但我想读者是会欢迎它的，它有着为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②。这说明马识途小说创作是在追求一种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风格。他在《且说我追求的风格》一文中说：“我追求的这种风格和我怎么开始写小说的有密切关系，与我个人经历也有密切关系……但我追求的是我们中国民族的风格，民族的作风，民族的气派。”他在《我追求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一文中说到农村里看猴戏、打围鼓、讲圣谕的情形，“到乡下说评书的、‘讲古’的、‘摆龙阵’的，他们没有说善书的那么古板，讲的故事也更其生动活泼，更其曲折复杂，更其神奇美妙，更其乐观诙谐。”“他们并不照本宣读，而是针对听众，该简就简，该繁就繁，经过心裁的。”在他的小说里，尽量吸收民间艺人的长处，以形成民族风格。
第三，他在思想艺术上具有超前意识。读他的作品总感到一股清新的气息。如他的小说《清江壮歌》，主人公柳一清、贺国威都是坚强不屈的革命者，无产阶级战士，同时也是普通的血肉之躯，与常人一样有着自己的七情六欲，夫妻爱、母女情、父子恩，所不同的是在人生的紧要关头，他们能割舍亲人，抛弃家庭，为革命牺牲，大义凛然地去面对敌人的屠刀。远在六十年代，马识途即不模式化地去描绘英雄形象，而能大量揭示出英雄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写出无产阶级的人情美人性美。再以他的讽刺刁锐为例，他的《最有办法的人》、《挑女婿》、《学习会纪实》等，也是在六十年代即能以辛辣、讽刺的笔调，“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第四，他的语言大众化。马识途在他创作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了这么几句：
白描淡写，流利晓畅的语言;
娓婉有致，引人入胜的情节;
鲜明突出，跃然纸上的形象;
乐观开朗，生气蓬勃的性格。
曲折而不隐晦;
神奇而不古怪;
幽默而不庸俗;
讽刺而不谩骂;
通俗而不鄙陋。
这是作者艺术追求的总纲，其中第一条即语言问题。马识途作品中的语言是经过自身的锤炼，合乎民众要求的。这首先得益于他长期所从事的事业。他和人民吃一样粗析的饭，滚一样的草荐，吸一样辛辣的叶子烟，在塘边、坝上、土地庙前，摆奇闻怪事，谈自己的希望与梦想。他当然知道人民群众所思所想，写起作品来，当然就得心应手了。再者对他来说也是有意得之，他时常带一个本子，专门记群众语言。他认为好的，对他有意义的就记下来，到写作时，或写某类人物需要时，就打开笔记，去查找，去翻检，去核对，他把这当作起码“要求”。
二
马识途的小说创作是1960年开始在报刊上发表的。他的小说以长短篇为主，内容有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讽刺题材。长篇有《清江壮歌》、《三战华园》、《巴蜀女杰》、《雷神传奇》等，这些小说都是从作家的革命生涯取材，塑造了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其中《清江壮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清江壮歌》是一部反映中国共产党地下斗争的长篇。作品以皖南事变前后湖北恩施地下斗争为背景，浓墨重彩地描写了革命者在艰苦的地下斗争中，在反动派监狱里英勇斗争，不断成长，直至壮烈牺牲的故事。作品写于1961年，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20年的时间不算长，但却经历了“文化革命”的动乱和“四人帮”的猖狂时期，美学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今天重评《清江壮歌》具有了时代价值。
首先，“感人心莫先乎情”。《清江壮歌》可以说是一部涌动的小说，作品本身是作家马识途生命体验和情感体验的写照。小说所写的皖南事变后白色恐怖年代，党在湖北恩施进行的地下斗争，都是作家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作家本人则是书中特委副书记任远的原型，柳一清就是作者的妻子刘惠馨烈士的原型，贺国威就是以湖北恩施特委书记何功伟为原型的。就连书中的叛徒陈醒民也以原特委秘书郑新民为原型的。马识途带着那段血与火的斗争生活追忆，带着对战友和亲人的深情怀念，营造了《清江壮歌》这个感天动地的艺术世界。可以说是作家一腔热血凝成了《清江壮歌》的精魄，是马识途的真情和彩笔使革命者的音容笑貌和献身精神得到了艺术升华。马识途曾说：“要写点文字纪念何功伟、刘惠馨(一清)两烈士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一直没有如愿以偿……去年(1960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在党关怀和湖北公安厅的努力下，我在北京与刘惠馨烈士临刑时未满一岁，下落不明的女儿团聚。‘五一’狂欢节日，我们父女二人携手漫步在天安门前慈和庄严的毛主席像下，看红旗在兰天迎风飘荡。广场上的人们欢呼雷动……真是百感交集，热泪横流……一种负疚感觉猛袭心头，我是应该写一点纪念他们的文字了。”③就是在这种强烈的感情冲击之下，作者急切地要把烈士的英雄事迹告诉读者，于是，提起笔来，饱蘸着血和泪，一气呵成了这部30几万字的长篇小说。作家曾经谈到，每当他提起笔来，烈士们的形象便活生生地站在自己面前。因而，他来不及冷静地进行艺术构思，也不愿意更多地打破真人真事的局限，象对亲友讲故事一样，一任感情潮水放任奔流。以柳一清活动为中心，描绘了在反动派监狱里的一幕惊心动魄的斗争。那激情四溢的笔调，倾泻出革命者强烈而分明的爱和恨。写到革命者，他抑制不住要站出来替他们放声歌唱或挥泪痛哭;写到叛徒特务，那犀利的笔锋，漫画式的讥讽，大快人心。
第二，《清江壮歌》在着力刻划革命者对党和人民耿耿忠诚，对敌人斗争大智大勇的同时，回荡着感人肺腑的人情人性。“文化大革命”中曾用“写人情人性=人性论”的戒律来否定文艺作品中的情感描写。这种粗暴的棍子早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初已开始挥舞于文坛了，而马识途却能冒着风险，精心营造了作品动人的人情人性，这是何等的魄力，何等的难能可贵!这正是作家真实生命的跳动使然，也是作家艺术良心使然。虽然《清江壮歌》离新时期思想解放后人们对人情人性的呼唤还有较大距离，但他在六十年代初的连载稿中和“文革”前夕的初版稿上将人情人性写得如此迥肠荡气，实属罕见，我们不得不对作家的正义与良知献上由衷的敬意。作品以任远和女儿见面那令人心肠激荡的场面，揭开了序幕，接着就把革命者与反革命者的斗争，党内正确路线与错误思想的斗争，革命者自身的成长与改造，以及革命者的家庭关系—柳一清和女儿，贺国威和父亲，章霞和童云的关系揉合在一起，书中激动人心的篇章，出自作家从肺腑生发的对革命同志之爱，骨肉之情。《清江壮歌》的创作说明，骨肉亲情，夫妻之爱，这些情感内容既与人的本性相关，也存在阶级性的分野，高尚纯洁的人情人性对表现革命者的铁骨柔肠不仅没有丝毫的削弱，而且更能激动人们的敬仰，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把文学作品推向美的极致。
第三，《清江壮歌》富有传奇性的叙述事特色。除了由于书中大部分情节是作家亲身经历，故能思如泉涌，呼之欲出外，还主要在于作家熟谙我国古典文学中的说唱文学、章回小说善讲故事的传统。另外作为川籍作家的马识途，深受巴蜀文化的熏陶，使他将四川“龙门阵”的特色巧妙地融于自己的生活矿藏之中，形成《清江壮歌》的情节曲折跌宕，故事环环紧扣，把本来就生动感人的革命斗争故事推向了更为引人入胜的佳境，从而使这部长篇小说在将现代生活题材同传统叙事手法相结合中，既具有中国民族文化色彩，又有浓郁的巴蜀地方文化色彩。
当然，如果从二十世纪晚期的中国文学发展的情况来审视《清江壮歌》，它也难免有缺陷，比如小说时有概念化的描写，也不乏图解党的政策的内容，在人物形象上仍然有“英雄人物高于一切”的痕迹。在方法上，基本停留在传统之上，未能充分地体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东西文化碰撞中所带来的发展与深化。不过，我们必须重视作家的创作年代，这就是一切。
三
马识途的短篇小说创作分为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讽刺题材两类，前者如《老三姐》、《找红军》和《夜谭十记》中的“十记”④，后者如《最有办法的人》、《挑女婿》、《学习会纪实》、《好事》、《五粮液奇遇记》。特别是现实讽刺的小说在追求反映现实的深刻性、注重内容的客观第4期群马识途小说创作风格试论真实性与情感的主观真挚性的统一上，采用多样的讽刺手法上表现了作家的高度技能与技巧。
这里拟着重谈一谈马识途所追求的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风格在短篇小说创作上的体现。他在前述三篇谈论自己追求的风格的文章中，都说到自己追求的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风格，就是四川人特别喜爱的“摆龙门阵”式的风格。
“摆龙门阵”，是四川人喜爱的娱乐消闲方式，它的内容以“讲古”、说善书，说评书为主，几乎每个角落都存在，三教九流、老中青少、均可参与其事，这些人在文化素养、思想品行、社会阅历、审美情趣等方面都有着千差万别，因而一旦他们进人叙事状态，成为叙事主体或叙事接受者，就必然呈现出多样性。《夜谭十记》将十个叙事主体组成一个“摆龙门阵”的小群体，使其互为主体和接受者，令人们通过叙事文体的品鉴而体察出这些叙事主体的多样性。如《破城记》透出李科员的懦弱胆怯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报销记》仿佛还浸着王科员死里逃生的恐惧和无奈感慨，(禁烟记》体现出赵科员的快嘴俏舌，见多识广。
“摆龙门阵”同时又是四川人常见的消息传播形式所特有的“双向性”特征表现。在“摆龙门阵”这一活动中，叙事主体(传播者)所获得的接受者(受传者)的反馈主要是与该活动行为同步发生的。而在一般的叙事行为中，虽然叙事主体也要受隐含读者的制约，但文学接受者毕竟没有也不能参与干涉主体的叙事行为，而其接受者因素的影响就远远比不上前者。这一主要差别与“龙门阵”叙事接受者的多样性结合一起，从而使“龙门阵”叙事具有了与一般文学叙事迥异的独特之处，为适应各种经验和知识水平、年龄层次、心理状态的听者的需要，叙事主体(作者)常对听者的的表情、举动迅速地作出反映，而在叙事故事中插人评论、说明、分析或者煽情、抒情的内容，形成自由散漫的叙事特征，增强了叙事内容的消息量，同时注意力的分散或兴趣的降低又迫使叙事主体迅速调整叙事内容，加快叙事速度，使故事叙事更为精彩动人。《破城记》中的李科员开始时一段叙说，就有解释、评论、分析，这段内容虽然游离于故事本体，但却为听众展示出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揭示出更多的社会现象。
讲究情节的曲折生动，是“摆龙门阵”的突出特点，它主要要求设置悬念，跌宕起伏，峰迥路转，出人意料。这在马识途的《夜谭十记》中和现实讽刺小说中是运用了多种方法使故事情节变幻莫定，引人人胜的。
首先，他变传统小说单一线索一贯到底的技法，采取多条线索交织发展，使各条线索若隐若现，互为因果，互相补充，演出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戏剧。
第二，在传奇性故事情节叙述中努力淡化传奇性、巧合性，使更富于现实感、真实感，达到“以平淡出奇”的审美效果。
讽刺与幽默的叙事修辞品格是“摆龙门阵”的突出特征，是四川人乐天达观的天性流露。四川作家的许多小说在这方面都具有代表性。“龙门阵”以情节为叙事结构中心的特点决定了它所采用的叙事手段必然以讲述为主体而以描述为辅，叙述话语以叙述语为主、转述语为辅，席勒曾指出：“一切叙事的体裁使眼前的事情成为往事，一切戏剧的体裁又使往事成为现在的事情。”⑤也就是说，讲述与描述具有不同的结构功能，在美学上也有不同的表现效应，讲述使对象“后退”，使叙述者与对象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距离常常伴随着一种心理方面的优势，使叙述者处于一种居高临下的位置，因而讲述常产生讽谕效果，由于距离的取消而常孕育一种悲剧感，如《夜谭十记》中的《买牛记》就是如此。
注：
①《马识途专集》中，第37页。
②④《马识途专集》韦君宜，第343-346页。
③马识途：《告读者》，湖北《恩施日报》l962年5月。
⑤席勒：(论悲剧艺术》，古典文艺理论译丛6册。
（责任编辑 徐其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