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指导】
一、教学目的与要求
1．从人物的语言、神情、态度等方面分析人物形象和性格特点。
2．了解孔子的思想主张和人生态度，探讨孔子的思想和人格在今天的意义。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
1．引导学生从语言、动作、神情态度方面分析人物的性格特点。
2．结合孔子的人生经历和人生理想，理解孔子“吾与点也”的称叹中所包含的深意。
3．了解《论语》的艺术特色。
三、作者简介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少年时家庭“贫且贱”，常从事各种日常劳动。成人后曾任“委吏”（司会计）、“乘田”（管畜牧）等小官。自幼学无常师，相传从苌弘学音乐，从老子学礼，从师襄学琴。中年聚徒讲学，从事政治活动，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晚年致力于文化教育事业，整理《诗》、《书》等文化典籍，删修鲁国史书《春秋》，使之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编年体历史著作。孔子学说以“仁”为核心，认为“仁”即“爱人”，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论点，这就是他所说的“吾道一以贯之”的“忠恕”之道。他又认为孝悌为仁之本，施“仁”要以“礼”为规范，以“克己复礼”为“仁”，所以应“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同时他又强调“礼”必须从属于“仁”，“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是其弟子及再传弟子记录他言行的汇编。
四、课文分析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下简称《侍坐》）是《论语》中文学性最强的一章，它以“言志”为中心，生动地再现了孔子与弟子们探讨问题时亲切而不失庄重，温和而不失热烈的场景。
文章的开始，孔子就鼓励弟子们各言己志。子路性格率直，他抢先发言，希望治理一个外有强国侵凌内有饥荒之忧的“千乘之国”，并表示有信心在三年内使国家富足强大，人民安乐知礼。冉有表示愿意在一个小国做点具体的事，使国家变得富裕，并且谦虚地说：“如其礼乐，以俟君子。”公西华则更谦虚地说：“非曰能之，愿学焉。……愿为小相焉。”表示只想在宗庙祭祀或诸侯会盟时做一个小小的赞礼人。他们三人所言，或勇于事功，或娴于礼乐，分别秉承了孔子济世与修身之志。曾点（即曾皙）所言与子路他们完全不同，他所想的只是在沂水中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然后唱着歌回家去。曾点的理想得到了孔子由衷的赞叹与嘉许。
孔子为什么会“与点”？从孔子的人生遭遇来看，孔子当然注重事功，他渴望用世，已经到了“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程度，他说：“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字里行间透露着急于用世的迫切之情。但由于屡受挫折，使他在努力寻求用世价值的同时，也不得不把更多的关注投向个人的道德操守，他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从立德体道的角度标举作为主体之人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境界。从个人的人生境界而言，孔子更注重个体的自由自立，把精神的超脱当做人生的极致和存在的本体。曾点之志不讲治平天下，也不讲出使会盟，而是以“春风沂水”这种诗意般的情景来表现生命的自足自得。这其实颇为符合孔子晚年隐含的出世隐居的心态。
此文是记言之作，借语言、动作、神态描写为我们展示了文中五个人物不同的意趣、性格和志向，千百年后读之，仍能感到人物的风神气质流贯纸上，真可谓生动简练，余味曲包。
五、课文翻译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陪孔子坐着。孔子说：“因为我比你们年纪都大，（老了）人家不要用我了。你们平日闲居，就说：‘没有人知道我呀！’假若有人知道你们，（要请你们出去）那么你们怎么办呢？”
子路不假思索地回答说：“一千辆兵车的国家，夹在大国之间，局促地处于几个大国的中间，外面呢，有军队侵犯它，国内又加以灾荒。我去治理，等到三年的光景，可以使人人有勇气，而且还懂得一些大道理。”孔子微微一笑。
又问：“冉求！你怎么样？”
冉求回答说：“国土纵横六七十里或者五六十里的小国家，我去治理，等到三年光景，可以使人人富足。至于修明礼乐，那只有等待贤明君子了。
孔子又问：“公西赤！你怎么样？”公西赤回答说：“不是说我已经很有本领了，只是说我愿意这样学习：祭祀的工作中或者同外国盟会，我愿意穿着礼服，戴着礼帽，做一个小的司仪者。”孔子又问：“曾点！你怎么样？”曾点弹瑟正近尾声。铿的一声把瑟放下，站了起来答道：“我的志向和他们三位所讲的不同。”孔子道：“那有什么妨碍呢？正是要各人说出自己的志向呵！”曾点说：“暮春三月，春天的衣服都穿定了。我陪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在沂水旁边洗洗澡，在舞雩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歌，一路走回来。”孔子长叹一声道：“我同意曾点的主张呀！”
子路、冉有、公西华三个人都出来了，曾皙后走。曾皙问道：“三位同学的话怎样？”孔子说：“也不过是各人说说自己的志向罢了。”曾皙说：“您为什么对仲由微笑呢？”孔子说：“治理国家应该讲究礼让，可是他的话却一点不谦虚，所以笑笑他。”曾皙（误会了孔子的意思）又问：“难道冉求所讲的就不是国家吗？”孔子道：“怎样见得纵横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土地就不够是一个国家呢？”曾皙又问：“公西赤所讲的不是国家吗？”孔子道：“有宗庙，有国家间的盟会，不是国家是什么？（我笑仲由的不是说他不能治理国家，关键不在是不是国家，而是笑他说话的内容和态度不够谦虚。譬如公西赤，他是个十分懂得礼仪的人，但他只说愿意学着做一个小司仪者。）如果他只做一个小司仪者，又有谁来做大司仪者呢？”
【选自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3】
六、问题讨论
（一）讨论题参考意见
1．子路、冉有、公西华、曾点四人不同的人生志向中，你认为哪一个的更为可取？他们中谁的志向与你自己的志向更为接近？
此为开放性问题，可根据课文分析让学生各言己志。
2．孔子听完四位弟子的人生志向后，为什么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1）了解孔子的用世理想与人生遭遇；（2）孔子把精神的超然怡乐作为人生的极致和存在的本体，“曾点之志”超脱了一切俗缘、功利、计较和欲求，并且在当下即得的日常生活中就可实现。
（二）课外练习思考题
1．试从语言、神情、动作等方面分析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特点。
子路性格直率，从“率尔而对”可以看出；冉有比较谦虚，从他说“如其礼乐，以俟君子”中可以看出；公西华则更谦虚，从“非曰能之，愿学焉”几句对话中可以看出；曾点从容洒脱而又谦逊，从“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的动作、神态中可以看出。
2．孔子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收集有关孔子的评论和作品，说说你对孔子的评价。
此题为开放性题型。可让学生在通读和熟悉《论语》的情况下，从孔子的思想、人格及对后世的影响等方面谈谈对自己的看法。
七、教学建议
1．对孔子的人生经历、思想可略作介绍，有助于把握孔子在课文中表现的思想。
2．本文可抓住“言志”这一线索，从语言、神情、动作等方面分析人物的形象和性格特点。
3．对课文中提出的几种人生志向，可让学生讨论，也可让学生讨论“与点”的问题。
【教学材料】
一、相关评论
1．朱熹《四书集注》引程子言
孔子与（曾）点，盖与圣人之志同，便是尧舜气象也。
2．朱熹《四书集注》
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故其动静之处，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
3．金圣叹《第五才子书?序》
古来至圣大贤，无不以其笔墨为身光耀。只如《论语》一书，岂非仲尼之微言，洁净之篇节？然而善论道者论道，善论文者论文，吾尝观其制作，又何其甚妙也！《学而》一章，三唱“不亦”；《叹觚》之篇，有四“觚”字；余者一“不”两“哉”而已。“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其文交互而成。“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其法传接而出。山水静乐寿，譬禁树之对生。子路问闻斯行，如晨鼓之频发。其他不可悉数，约略皆佳构也。
4．王充《论衡?明雩篇》
曾皙对孔子言其志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曰：“吾与点也！”鲁设雩祭于沂水之上。暮者，晚也；春谓四月也。春服既成，谓四月之服成也。冠者、童子，雩祭乐人也。浴乎沂，涉沂水也，象龙之从水中出也。风乎舞雩，风，歌也。咏而馈。咏歌而祭也。说论之家，以为浴者，浴沂水中也，风干身也。周之四月，正岁二月也，尚寒，安得浴而风干身？由此言之，涉水不浴，雩祭审也。
二、相关作品·长沮桀溺耦而耕章
长沮桀溺耦而耕[1]，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2]者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3]易之？且而[4]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5]之士哉？”耰[6]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7]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注释】
[1]长沮桀溺耦而耕：“长沮”、“桀溺”不是真姓名。其姓名当时已经不暇询问，后世更无由知道了。耦耕是古代耕田的一种方法。
[2]执舆：就是执辔（拉马的缰绳）。本是子路做的，因子路已下车，所以孔子代为驾御。
[3]以：与也，和下文“不可与同群”，“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丘不与易也”诸“与”字同义。
[4]而：同“尔”。
[5]辟：同“避”。
[6]耰：音优（yōu），播种之后，再以土覆之，摩而平之，使种入土，鸟不能啄，这便叫耰。
[7]怃：音舞（wǔ），怃然，怅惘失意之貌。
【译文】长沮、桀溺两人一同耕田，孔子在那儿经过，叫子路去问渡口。长沮问子路道：“那位驾车子的是谁？”子路道：“是孔丘。”他又道：“是鲁国的那位孔丘吗？”子路道：“是的。”他便道：“他么，该早晓得渡口在哪儿了。”去问桀溺。桀溺道：“您是谁？”子路道：“我是仲由。”桀溺道：“您是鲁国孔丘的门徒吗？”答道：“对的。”他便道：“像洪水一样的坏东西到处都是，你们同谁去改革它呢？你与其跟着（孔丘那种）逃避坏人的人，为什么不跟着（我们这些）逃避整个社会的人呢？”说完，仍旧不停地做田里功夫。子路回来报告给孔子。孔子很失望地道：“我们既然不可以同飞禽走兽合群共处，若不同人打交道，又同什么去打交道呢？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会同你们一道来从事改革了。”
【选自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3】
三、延展资料·黄仁宇《孔孟》
在儒家的传统中，孔孟总是形影相随，既有大成至圣，则有亚圣。既有《论语》，则有《孟子》。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他们的宗旨也始终相配合。《史记》说：“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今人冯友兰，也把孔子比作苏格拉底，把孟子比作柏拉图。
但是我们仔细比较他们，却也发现很多不同的地方。最明显的，《论语》中所叙述的孔子，有一种轻松愉快的感觉，不如孟子凡事紧张。所以大成至圣能够以“君子坦荡荡”的风格，避免“小人长戚戚”的态度去保持他的悠闲。孔子令门人言志，只有曾皙最得他赞许。而曾皙所说的，大致等于我们今天的郊游和野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与这种态度截然相对的是孟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主张。孔子还说饭菜不做好，这样不吃那样不吃，衣服也要色彩裁剪都合式。孟子却毫不忌讳地提出“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而且“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这样的话也经常出现在他的嘴中。
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论语》中，“仁”字出现了66次，没有两个地方的解释完全相同。但是他既说出虽为圣贤，仍要经常警惕才能防范不仁的话，可见他认为性恶来自先天。他又说“观过，斯知仁矣”，好像这纠正错误，促使自己为善的能力，虽系主动的，但仍要由内外观察而产生。孟子则没有这样犹疑。他曾斩钉截铁地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孔子自己承认，他一生学习，到70岁才能随心所欲不逾矩。孟子的自信，则可以由他自己所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一句话里看出。这种道德力量，经他解释，纯系内在的由自我产生。所以他说：“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也就是宣示人人都能做圣贤。
孔子对“礼”非常重视。孔子虽然称赞管仲对国事有贡献，但仍毫不迟疑地攻击他器用排场超过人臣的限度。颜渊是孔子的得意门徒，他死时孔子痛哭流涕，然而孔子却根据“礼”的原则反对厚葬颜渊；又因为“礼”的需要，孔子见南子，使子路感到很不高兴。孔子虽不喜欢阳货的为人，但为了礼尚往来，仍然想趁着阳货不在家的时候去回拜他。孟子就没有这样的耐性。齐宣王称病，他也称病。他见了梁襄王，出来就说：“望之不似人君。”鲁平公没有来拜访他，他也不去见鲁平公。他对各国国君的赠仪，或受或不受，全出己意。他做了齐国的吊丧正使，出使滕国，却始终不对副使谈及出使一事。
这中间的不同，不能说与孔孟二人的个性无关。或许《论语》与《孟子》两部书的取材记载不同，也有影响。但是至圣和亚圣，相去约两百年，中国的局势，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孟子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这八个字正好可以用来说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卒于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代的末期。孟子的生卒年月，虽不能确定，但是他最活跃的时间，也是战国时代的前中段。《孟子》一书开篇即提到他见梁惠王，那是公元前336年的事，距离战国开始已139年，又115年之后秦才灭六国统一中国。在春秋的时候，周朝的封建制度已不能维持，但是还没有完全败坏。以前各小国各自为政，里面主持国政的卿和大夫以及担任下级军官的士，全部世袭，一切都按成规，而现在一切都接受“礼”的约束之原则已不再适用，但是公侯伯子男的互相征伐，仍以道德的名义出之。纵使叛逆篡位也还要邀请与自己利害相关的各方支持。但最最重要的是，这时的战事还未波及全民，不致使父母兄弟妻子离散。
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不为己甚”是当时的一般趋势。根据原则，在某种情形下，不追击敌人。在某种情形下，不向主敌射击，不设险以谲诈取胜。既已给敌兵第一下的创伤，不乘势作第二次的戳刺。头发斑白的人，不拘为俘虏。这些态度与欧洲中古的骑士精神很相仿佛，虽然这些原则并不可能全部遵守，但是接战时间短促，参战的人数受车数的限制。总之，春秋时代的战事，显示了社会的不稳定性。但战事的本身，还不足以造成社会的全面性动荡。
针对这些条件，孔子对当时情形，还没有完全失望。他的娴雅代表着当时的社会，相对于战国的暴乱而言，还相当的宁静。所以他仍提倡“克己复礼”，显示着过去的社会秩序仍可恢复。他有时也发牢骚，说什么“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可是要他表示方针的时候，他的办法端在“正名”，也就是恢复一切事物原有的名分。“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更表现一腔复古的热忱。
孟子有时候被人称为有“革命性”，这是因为战国时代的动乱，使他知道，只是恢复故态而不改弦更张是不能济事的。齐人准备伐燕，他说燕可伐。齐宣王问他贵戚之卿应做的本分，他说：“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也就是容许废君而另立族中贤人。梁襄王问他：“天下恶乎定？”他答道：“定于一。”襄王又追着问：“孰能一之？”孟子就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他又曾和梁惠王说过“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这已经不是孔子所说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严格规矩了。
孟子开始游说的时候，也正是商鞅受刑，苏秦、张仪提倡合纵连横之季。战国七雄，已经准备长期的大厮杀。虽然这时候的战事还没有像战国末季那样剧烈——凡是年龄十五岁以上的都要向防地报到，降卒四十万或四十五万一起坑埋——但是这时也不再是春秋时代竞技式的战争了。商鞅相秦，第一件事就是“令民为什伍”，即是以一种军事组织的原则，加之全民。在战场上骑兵既登场，步兵人数也大量增加。“斩首六万”、“斩首七千”，已经开始见于各国的记载。孟子说：“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这句话可能反应了当时各国备战的情况，也可以说是他对当时国君草菅民命的一种控诉。他所说的“民有饥色，野有饿殍”不可能是无的放矢。
在宋朝以后，《孟子》成为《四书》之一，实际上它占《四书》一半以上的篇幅，既为各朝经筵讲解之用，也为科举取士的标准，对中国思想史有无可估量的影响。而亚圣以慈悲为怀的心肠，为民请命，他讲的话有时也富有情感，有时尤任直觉，例如“见牛未见羊”，“君子远庖厨”。他的性善论必定带着一种强迫性的推论。因人既然生性为善，那么强迫人们保持这种天性也不算过分了。这关键处有如卢梭之论自由。他的低水准平等思想——例如“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以及“省刑罚，薄赋敛”，在一个简单的农业社会里，被奉作经典，同时也符合事实的需要。可是今日我们读《孟子》和《四书》全部，却不能一体视之为政治哲学，一定也要考究他们的历史背景，有时也要和孟子自己所说的一样，“尽信书不如无书”。
为什么孔子和孟子之间会有这样一段距离？为什么春秋阶段与战国阶段会有这样巨大的差别？为什么中国会如此早熟——在纸张都未发明，文书尚用竹简木片传抄之际，即出现至圣亚圣，而且与孟子同一世纪即出现了秦始皇，且对此后的中国有决定性的影响？
对于上述诸问题的背景，前人已经说过：是因为华北黄土地带，耕耘容易，农业既盛，人口增加，交通又便利，商业开始互通有无，社会之流动性大。加以铸铁技术出现于春秋战国之间，影响到农具和兵器等。这些解答都有根据，但是没有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历史地理的特点。春秋战国间剧烈的变化，百家争鸣，最后又以暴力完成统一，在世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现象。
【选自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北京，三联书店，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