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儒家经典，由于其文字古奥，内容丰富，多年来，人们对《尚书》有着种种不同的解读，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和重视。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尚书》是我国最早的语录体散文，无论是其文本样式、语言技巧还是思想内涵，都具备语录体散文的特质，而不是一般而言文章，更不是所谓的应用文体。文学史上一些过去曾居主流的观点应该得到修正。同样，它对后世散文的影响也是巨大的，重新审视《尚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十分必要的。
    [关键词]　语录体；散文；《尚书》；文学史观

　　作为我国古代最古老的一部儒家经典，《尚书》无疑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但是由于时代相处太远，加之其文字“诘屈聱牙”，历来对《尚书》的认识各不相同。概而言之，大约有如下几种：

    1、认为《尚书》是一部政事史料汇编。自《荀子》以来，研究界大多持这种观点。

    《荀子·劝学篇》中云：“《书》者，政事之纪也。”《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也说：“《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今人《尚书》研究学者不少即持此说。

    2、认为《尚书》是我国古代散文进一步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如游国恩等五人著的《中国文学史》，明确把甲骨卜辞、《周易》的卦、爻辞看作为我国古代散文的发端。《尚书》只是其发展的结果。

    3、认为《尚书》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应用文集。依据便是“书有六体”，即典、谟、誓、诰、训，按照这个理解，所谓“典”，简单地说就是部落首领在社会管理活动中的大事记，“谟”是会议记录摘要，“誓”是诏令，“命”是命令，“诰”是文告，“训”是建议或规劝。绝大多数秘书学及文章学方面的学者和相关教材持此一说。

    虽然学术界对《尚书》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的地位认识各不相同，但对《尚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的认识基本上是肯定的。刘大杰先生指出：“《尚书》是中国最古的历史，也是中国最古的散文。”[1]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上也明确称：“我国古代第一部记叙文和论说文的集子是《尚书》”。

    然而，笔者以为，有必要对《尚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价值作进一步研究和明确界定，有必要匡正一些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

    首先，众所周知，《尚书》记录了距今4千年至2600多年间虞、夏、商、周的典、训、诰、誓、命，涉及到政治、思想、宗教、哲学、法律、地理、历法、军事等领域，范围足以囊括当时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为后人研究我国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历史文献，但不能因为《尚书》的内容而简单地把《尚书》看作是一部政事史料汇编。

    其次，更不能从各自的研究立场出发，对《尚书》进行削足适履式的开发、利用。比如认为《尚书》是一部应用文集只是其中一例。

（一）

    从整个先秦散文史来看，《尚书》是先秦时代最早的一部语录体散文。

    所谓“语录体”，简而言之即是用语录写成的文体。语录原为禅宗祖师说法开示之记录书。禅师平日说法开示，并不藻饰华词，大多以通俗语直说宗旨，其侍者与参随弟子予以记录，搜集成册，即称语录。如《马祖道一禅师语录》。作为一种文体，大约始自唐代。语录体具有亲切、警策、精辟的特点，可作为修身养性、励志为学的凭借。而由语录体汇集而成的文献，在内容主题上又具有本身的特质。除了励志的内容外，也可能是一个人哲思或学术的精华。《尚书》具备上述语录体的本质特征，可以说是语录体散文的最初范式。

    游国恩等著《中国文学史》把先秦散文分成两大类，一是历史散文，一是诸子散文。并明确指出，先秦诸子散文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语录体散文，以《论语》和《墨子》为代表；第二阶段是由语录体向论说体过渡阶段，以《孟子》和《庄子》为代表；第三阶段为说论体散文，以《荀子》和《韩非子》为代表。把《论语》称为语录体散文基本上没有异议，它是孔子及其门人言行的记录，是“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班固《汉书·艺文志》）把《尚书》看作是语录体散文恐怕是很多人无法接受的。理由大概有这么几个：

    1、既然同是语录体散文，为何《尚书》不像《论语》那样流传面广？

    2、作为语录体散文，《尚书》为何不像《论语》那样简洁明了？

    3、一般都把《尚书》归作历史散文，而语录体散文多为诸子散文，二者岂不矛盾？

    关于第1点和第2点，可以合起来解释。我们不能不承认《尚书》不如《论语》好懂，原因之一就在于《尚书》不如《论语》简洁，《尚书》各篇都有一个集中的主题，而且每一个主题都事关重要政事，不是一言两语就能说清的，这决定了《尚书》要繁复得多。原因之二还在于虽然《尚书》自汉代起就是“群经之首”，但《论语》更是儒家的首要经典。这二方面的原因使得《论语》的传播要广得多。至于第3点，所谓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的分类并没有一个严格的界限，也不是唯一的标准。历史散文固然着眼于历史事件，诸子散文则侧重于学术层面。《尚书》固然不是诸子散文，但它作为语录体散文依然可归入历史散文一类。

    作为语录体散文，《尚书》和《论语》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更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

    《尚书》的基本内容和《论语》自然不同，但二者的文本形式却无二致，虽然《尚书》是先秦历代帝王与君臣的谈话记录，《论语》则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尚书》的作者是史官，文献记载我国古代设有专门记录君王言行的史官，《礼记·玉藻》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论语》的作者是孔子的门人弟子。由于孔子强调“述而不作”，很可能是弟子们效仿古代的史官来为自己的老师立言的。《论语》中的“子曰”就是直接从《尚书》中的“王曰”、“周公曰”借用而成的。《尚书》原本没有标题，是后人编篡时加的，所谓六种体式，《尚书序》中明确指出是汉代学者奉皇帝之命“博考经籍，采摭群言”而成。可以说《尚书》是先秦时期历代圣贤与帝王的语录。《论语》同样没有标题，二书中的称谓、文章风格、体例自然各不相同。《尚书》成书在《论语》之前，据陈梦家先生统计，《论语》、《孟子》、《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引用《尚书》达168条。相传《尚书》原有一百篇，由孔子所篡辑，学术界一直引以为疑，但也没有直接有力的反驳证据。不过《论语》受《尚书》的影响自不待言。而且自汉代开始，所有相传的先秦典籍中，只有《尚书》和《论语》二书有今古文本之别，其中，古文尚书还因其是从孔子故居的墙壁中发现的而称为孔壁本。

    除了文本形式相似之外，《论语》中所记孔子的思想核心“仁”，这一概念即来自《尚书》的“德”。也就是体现在忠、孝、信、弟的道德，包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教秩序。“德”字在《尚书》中出现的频率是相当高的，单拿《盘庚》一文来看，《盘庚》是史学界公认的商代的可靠文献，“信史”，“德”字出现9次。同样，“德”字在《论语》中出现的频率更是高得惊人。“德”的核心含义便是“有所施与”，这与孔子所谓的那种尊卑长幼、贵贱亲疏的有差别的爱是一致的。

    《尚书》的语言技巧对《论语》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议论的感情化、说理的形象性、通过比喻、排比、对偶、引用等修辞手法的运用，使抒情、叙事、议论三者水乳交融。如《洛诰》中以凤凰飞翔，群鸟相随比喻群臣随王，《论语》中有“凤兮凤兮，何德之衰”的比喻；《盘庚》中有“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句，《论语》中有“逝者如斯夫”句，二者的意旨皆“自强不息”之意（程子语）。《尚书》很少运用语法关系和语势语气的句末语助词，多用雅言，这一现象在《论语》中也有直接的反映。二者共同体现出用词选语的锤炼，杂以精警的韵语，形成简要洗练、便于记诵的特点。

    学术界一般都认为语录体是用当时的口语写成。而《尚书》的语言古奥难懂，这使得作为语录体散文难以得到体认。《尚书》采用的雅言是不是当时的口语，不妨按照语言的成长规律来分析。过去人们一般认为，文学语言来自于生活语言，文学语言吸取并保持了生活语言的精华才成为文学语言，据此人们得出语言的发展经历了由俗语到雅言（即文学语言）这样一个成长规律。但是这一规律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的质疑。如著名学者董学文先生即认为“这种观念多少带点想当然或机械论色彩，并不符合语言变迁的历史。有许多材料可以证明人类最早的语言是一种原始状态的艺术语言，它充满了强烈的意象色彩和表现性，人们今天使用的生活语言和科学语言都是这种原始意象语言的理性化结果。”[2]从根本上推翻了这一规律。因此，完全可以这样认定，语言的发展的规律应是由雅言至口语再回到雅言这样一个成长历程。所以，《尚书》里的雅言也就是当时人们普通使用的日常语言。这和《论语》、《左传》等历史散文、《孟子》等诸子散文一样，都是正宗的雅言。

    《论语》重视诗教，这直接受益于《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作为我国早期的诗歌理论，贯穿《论语》一书。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一直以周公为榜样，“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可以说，《尚书》是孔子儒家学派的渊源所在。

    从散文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论语》在继承《尚书》的语录体风格的基础上，其文本形式更趋简洁，语言技巧更趋高超，核心思想更趋深化，文学价值更趋明显，都在情理之中。

（二）

    《尚书序》把《尚书》分成典、谟、训、诰、誓、命的旨意是便于后人看到前人的楷模，发扬最深刻的道理。这种分类法并不是有些学者认为的是当时《尚书》写作的文体，实际上《尚书》主要是记言的，记言的目的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些道理。因为说话人的身份都是当时的圣人、贤人或帝王。更不是所谓的应用文体，它只能说是后世文告类应用文体的滥殇。其本身不是应用文，而是语录体散文。如果因为它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被奉为经典，就称之为所谓表明了公文写作在古代备受器重，是那个时代所呼唤出来的早期公文的总结，是“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一语的核心所在一说则明显是无稽之谈了。

    《尚书》58篇，按朝代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真正属于文告的不多，属于会议记录的更少。如《尧典》是尧帝和放齐、欢兜等人的对话，《舜典》、《大禹谟》、《皋陶谟》这些被认为是会议记录的其实都不具备会议记录的要素，如《皋陶谟》通篇只有禹和皋陶两人的对话，要说它是会议记录，恐怕只是二个人的会议了。如果说《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是带有诗歌式的散文，那么《五子之歌》则是五首叙事诗了。《盘庚》三篇是老百姓追思盘庚而写的，从其叙述方式来看，明显带有后人讲叙往事的痕迹。故事有头有尾，有情节，人物形态可现。《说命》的“命”在这里就不是什么册命，命令，而是分上中下三篇分别记叙高宗寻访一个叫傅说的人才的经过、傅说被任命为相后向高宗进言以及高宗与傅说论学。至于《周书》中的“诰”大多为周公与成王的对话或周公的语录，后人之所以称之为诰，无非是因为周公的威望。

    散文本身作为一种实用性很强的文体，在文字产生初期它无疑是人类思想史上一种首要的实用工具，而《尚书》作为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古书，它的价值不是能用实用文来概括得了的。况且，把它看作为一部应用文，一方面不符合历史事实，脱离了其文本产生的最初面貌；另一方面，过分强调了这一文本的文献价值，而忽略了它的文学价值。毕竟应用文这一概括过于宽泛，定性为应用文等于什么也没有说。从实用文体的发展演变来看，实用文体自有它自己的发展脉络。

    另一方面，《尚书》也受到卜辞、铭文的影响，由于书写材料的限制，或者说话人的实际目的，有一些篇章体现出明显的实用特点。如《商书·汤誓》篇仅仅不足200字，是汤在出师代桀前的一篇演说，其目的很明确，要求大家服从命令，否则就会受到变成奴隶甚至杀头的惩罚。但是不能凭此把《尚书》看作为应用文。本质不同于特点，应用文的根本一点是为了应用。更何况，其中不少篇章无论是语言技巧还是结构布局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如大家称道的《商书·盘庚》三篇。据史书记载，由于自然灾害等原因，商王盘庚前后五迁都城，弄得臣民心生怨恨，连大臣们都开始散布流言，煸动百姓，反对迁都。盘庚先后三次发表讲话，这三部讲话语言虽然古奥难懂，但其中也运用了一系列生动形象的比喻，而且透过其中，也可感受到盘庚的激情与气魄，看到一个高瞻远瞩、不畏困难、敢于开拓的古代英君的形象。例如：“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炎，予亦拙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短短一段话，连用三个通俗的比喻，把抽象的道理形象、生动地表达出来，感觉言犹在耳。此外，今天大家熟悉的一些比喻如“星火燎原”就来自《盘庚上》“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其犹可扑灭？”“牝鸡司晨”出自《牧誓》“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这些都来于生活，形象贴切。其他再如《尚书》最后一篇《秦誓》，同样可以看到一个敢于承认错误、诚恳自我批评的少有的明君形象：“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断断猗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这样的自我反思，是先秦散文中少有的。

    至于一些被误认作是训诰体的“语录”更多了。如《无逸》，这是一篇难得的语录体论说文。历来注家认为这是周公还政于成王之后，害怕成王贪图享乐，荒废政事，便写下这篇告诫之辞。文章首先提出纲领：“君子所，其无逸。”接着阐述要做到“无逸”，必须“先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引用的论据便是前朝及本朝的经验教训，并且是通过正反论证来进行的，这是文章的主体。最后回归到主旨，要以史为鉴。如果这样的文章也是应用文的话，那么《论语》中的绝大多数章节都是应用文了。

    应用文最讲究的直接现实功效，而散文则讲究的是间接社会功效。这也就是为什么《尚书》自汉代设立学官以来，备受尊崇，成为社会教科书的原因所在。钱宗武先生指出：“《尚书》的核心思想是‘敬天’、‘明德’、‘慎罚’、‘保民’，帝王将相以《书》安邦定国，工商士民以《书》修身待物。”[3]任何一种应用文都不可能有这种效果的。即使是“文革”期间，《毛选》成为当时屈指可数的大众读物，也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所以才出现《毛主席语录》。

    正如司马迁把《史记》的体例分为“本纪”、“列传”、“世家”、“表”、“书”等一样，《尚书序》把《尚书》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同样是出于编辑和便于阅读的需要。众所周知，体例不等于文体。所以后世不断地有人为《尚书》重新划定体例。如唐代孔颖达分其为十种：典、谟、贡、歌、誓、诰、训、命、征、范。“尧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谟、皋陶谟二篇，谟也。禹贡一篇，贡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二篇，誓也。仲虺之诰、汤诰、大诰、康诰、酒诰、召诰、洛诰、康王之诰八篇，诰也。伊训一篇，训也。说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顾命、毕命、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胤征一篇，征也。洪范一篇，范也。”（《尧典正义》）

    宋代学者王应麟则将《尚书》体例分为三类：诰、誓和其他记事类。依据是所谓“六誓可以观义，五诰可以观仁，甫刑可以观诚，洪范可以观度，禹贡可以观事，皋陶谟可以观治，尧典可以观美。（《困学纪闻》卷二）”陈梦家则依据王应麟的说法把它分为三类：诰命、誓祷和叙事。这些都足以说明体例是可以调整的，而体裁则是相对固定的。据《尚书》体例而称所谓应用文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基本定型的说法更是荒谬的。

（三）

    钱宗武先生称“《尚书》不仅是文告、会议记录等应用文体的滥殇，还开辟了古代散文创作的先河。”[4]这一论断是符合历史真实的。作为一部语录体散文，它的文学价值则还需得到进一步重视。它的产生，使我们有了一部能和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相媲美的集政治、哲学、文学等诸多门类知识于一体的经典。

    因为《论语》好读的缘故，学术界一直重《论语》而轻《尚书》，有些“掠美之辞”也被《论语》夺去。例如谭家健先生认为《论语》是一部“以说理为主的语录，在中国文学史和文章史上具有首创性”[5]。蔡伯潜先生也认为，《论语》是“最早之记言体”。这中间的“首创”、“最早”实在应该冠诸《尚书》名上的，可惜学术界一直忽略对《尚书》的文学价值的研究，故而不管是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还是袁行霈的《中国文学史》，《尚书》都只是一笔带过。

    综上所述，我认为，《尚书》创立了中国古代散文中的语录体，在《论语》有所发展，并更趋语录化，又《墨子》、《孟子》的进一步发扬，在先秦散文中形成一种主流文体，先秦散文的论辩色彩也由此得到突显，形成一种古老的传统，并深深地影响到两汉及其以后的散文发展，如枚乘、苏轼就是其中较为突出的例子。

    笔者认为，至于学界普通的“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这二分法，应该看作是一种纵向的界定，而非平面的划分。大家知道，“历史散文”出自史官之手，而“诸子散文”出自“士”之手。这正好与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大变异吻合。所谓“天子失官，学在四夷”，随着周王朝的实力与威望的衰退，过去一度被垄断的权力逐渐分散，在各诸候国里出现了一大批类似于过去王官、史官的“文化人”即“士”，其杰出代表就是诸子的崛起。这样历史散文过渡给了诸子散文，二者在思想史上有着明显的差别，但在文学史上，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可惜的是，在“重写文学史”的思潮中，这些都没能被引起注意，特提出来，以期待方家的指正。

　　参考文献
　　[1]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41.
　　[2]董学文张永刚.文学原理[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4]钱宗武.今古文尚书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0.
　　[5]谭家健.漫谈〈论语〉的文学价值和影响[A]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1辑）[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

　　（责任编辑：刘寒辉）

　　[作者简介]刘绪义（1971-），男，湖南双峰人，湖南税务高等专科学校讲师，扬州大学文学院高级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