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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子恒:汉大赋中为何多奇文僻字?
【时间:2010/6/23 】 【来源:《福建论坛(文史哲版)》2000年03期 】 【作者: 唐子恒】 【已经浏览4672 次】

  摘要:汉大赋中多奇文僻字首先与汉代的政治思想状况有关。由于皇朝的吏治政策以及经学研究的需要,汉代的文字学空前发达,有些大赋作家本身就精通小学,这就给奇文僻字的使用提供了背景条件。其次,汉赋作为自觉创作的文学作品,其写作目的与文体的语言特点也都是奇文僻字出现的原因。在语言特点中,汉赋的口语特色也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点往往为以前的研究者所忽视。
    关键词:汉大赋;奇文僻字;口语

  汉大赋在语言上喜欢层层铺排,《汉书·艺文志》说它“竞为侈丽闳衍之词”,其中还经常出现一些前代不常见,后代也很少再用的奇文僻字,这是为历代读者所公认的事实。

    近人论赋,特别是汉大赋,多以为是形式主义之作。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说汉大赋“层层排比,板滞少变,堆砌词藻,好用奇词僻字,读之令人生厌”。(见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一册第122页)1984年,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了龚克昌先生的《汉赋研究》,该书从文学发展的角度重新评价汉赋,开创了汉赋研究的新局面,但书中对汉大赋中的奇文僻字现象涉及甚少。本文打算主要从汉代的社会、学术背景以及大赋的文体、语言特点等方面,对汉大赋中多奇文僻字的原因作一点探讨。

    从大背景上看,汉大赋中多奇异字的现象与汉代的政治、学术发展状况以及统治者的语文政策有关。

    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知识分子崇尚经学,读经可以做官,在当时影响极大。读经、释经的需要直接刺激了文字训诂之学的发达。当然,文字的发展也有自己的脉络。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把当时通行的各种字体统一为小篆,隶书在秦代也迅速通行起来。到西汉,统治者对文字的使用十分重视。《汉书·艺文志》载:“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国家如此重视识字教育和用字规范,用法律条文将文字使用提高到这样重要的地位上,对整个社会肯定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由于识字、训字的数量和准确程度在读经、求仕时都起重要作用,一批童蒙识字课本之类的书籍也就应运而生了。这类书在秦代已有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这三部书在汉代曾被合称为“三仓”),到汉代又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扬雄的《训纂篇》等,这都是见于《汉书·艺文志》的。此外,在我国文字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说文解字》产生于东汉。

    能多多辨识并正确讲解和使用汉字既然已是法令规定的做掌管文书小吏的起码条件之一,读书人通过文字训诂之学的研究还可以借读经之路走上仕途,那么,不难想象,在当时,文字学知识的丰富也是文人知识学术修养的重要标志。在汉大赋作家中,有不少人本身就精通文字训诂之学。对这一点,前人早已注意到了。清人阮元在《四六丛话·序》中说:“综两京文赋之家,莫不洞穴经史,钻研六书。”《子虚赋》、《上林赋》(龚克昌先生认为它们本为一篇,题为《天子游猎赋》,后为《文选》编者误分为二,此处姑取原来通行的篇名)的作者司马相如以及《甘泉赋》、《长杨赋》的作者扬雄都有童蒙识字课本一类的书,已见上述。写这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教人识字,所以往往没有重复字,这就需要作者尽可能使用更多的汉字,其中当然也就包含一些不太常见的字。此外,扬雄还著有《方言》,为我国第一部方言词汇集,这使得扬雄在我国语言学史上也有重要地位。《两都赋》的作者班固还扩充扬雄《训纂篇》的内容。因为识字课文之类书收字是从较常用的开始,所以在原有基础上扩充,所增加的字就自然多是相对冷僻的。班固还有训诂著作《白虎通义》。《二京赋》的作者张衡曾入太学,通五经,有《周官训诂》。《长笛赋》的作者马融更是一代经学宗师,曾给《孝经》、《论语》、《诗经》、《易经》、《尚书》、《三礼》以及《老子》、《淮南子》、《离骚》等书做过注,足见其朴学功底之深厚。

    《凡将篇》等书今多已亡佚。从保存较为完整的《急就篇》来看,其正文先列132个假想的姓名,这样一来可以让学习者认识一些姓名常用字,二来可以把下文不便列入的字放进这一部分。姓名之下又分锦绣、饮食、衣服、臣民、器物、虫鱼、服饰、音乐、形体、兵器、车马、宫室、植物、动物、疾病、药品、丧葬等部分,按类罗列有关的事物名称。阅读这些内容,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汉大赋中常见的铺排事物的内容。下面列举张衡《南都赋》中的一段文字为例:

    其水虫则有蠳龟鸣蛇,潜龙伏螭,鱏鱣鰅鳙,鼋鼍鲛蠵(鱼字旁),巨蜯函珠,駮瑕委蛇。……其草则藨苧薠莞,蒋蒲蒹葭,藻茆菱芡,芙蓉含华,从风发荣,斐披芬葩。其鸟则有鸳鸯鹄鷖,鸿鸨驾鹅,鶈(左契)郳(右鸟)䴙䴘,鹔鷞鵾鸬,嘤嘤和鸣,澹淡随波。……其原野则有桑漆麻苧,菽麦稷黍,百谷蕃庑,翼翼与与。若其园圃则有蓼蕺蘘荷,藷蔗薑璠(左韭),菥蓂芋瓜;乃有樱梅山柿,侯桃梨栗,梬枣若留,穰橙邓橘。其香草则有薜荔蕙若,薇芜荪苌,晻暖蓊郁,含芬吐芳。

在汉大赋中,这样分类铺排的文字比比皆是,内容有宫殿、山陵、川流、物产、田猎、宴饮等等诸多方面,与《凡将篇》、《训纂篇》之类的书很相像。赋家们能编写或熟读这类书,也就具有较深的语言文字功底,能熟练掌握一些冷僻奇异的字。他们写起汉大赋中铺排名物的内容,当然能够胸有成竹、得心应手,其中出现一些不常见的字也就不足为怪了。

    此外,个别作者的写作指导思想也起了一定的作用。例如班固是个思想正统的学者,与司马迁相比,二人的文风很不相同。《史记》富于激情,语言也灵活生动,而《汉书》则典雅矜持,简练整饬,而且比《史记》更好用古字。再比如扬雄,他甚至认为好文章就应当艰奥难读,并在《解难》中公开表达了这种看法:“《典》、《谟》之篇,《雅》、《颂》之声,不温纯深润,则不足以扬鸿烈而章缉熙。……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低回。是以声之眇者不可同于众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棍于世俗之目,辞之衍者不可齐于庸人之听。”(《汉书·扬雄传》)有了上述指导思想和写作追求,他们当然喜欢(或至少不回避)用奇异少见的字。

    以上所说的是汉大赋中多奇文僻字现象的背景原因。但汉代的散文、诗歌等作品,包括一些大赋作家所写的非赋体文章,虽然也产生在相同的背景下,却不像大赋那样有那么多奇异文字。可见,上述原因只是为大赋中多僻字的现象提供了可能性,而这种现象的出现还存在某种必然性。笔者以为,这种必然性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去寻求。

    第一方面,大赋这种文体与其它文体在写作目的上的不同。

    大赋是社会相对安定繁荣,物质文明空前发达,封建帝国空前强盛的时代的产物。前人常说赋有歌颂和讽谏两种职能,固然不无道理,但这两种职能决不是均衡的。汉大赋既然是在上面所说的那种社会条件下产生的,它的实际创作目的和作用正如清人程廷祚在《青溪集·骚赋论下》中所说的:“专于侈俪阂衍之词,不必裁以正道;有助于淫靡之思,无益于劝戒之意。”这种偏重于歌功颂德的职能决定了汉大赋要描写的多是诸如皇朝宫殿的雄伟,都市的繁华,帝国疆域的辽阔,山川的秀美,物产的丰富,帝王游猎的壮观,饮宴的奢华等内容。或者富丽堂皇,或者波澜壮阔,总之,要表现封建大帝国的繁荣强盛,蒸蒸日上。这是汉大赋这种文体在内容上的突出特点。

    龚克昌先生认为,汉赋是中国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因为“(司马)相如已很明确地认识到自己是在进行艺术创作,并已能提出比较明确的创作理论,已懂得搜捕创作的对象,已能够运用形象思维进行艺术概括,已懂得选取适当的词语和音韵来表现自己的艺术理想。”(《论汉赋》,见《文史哲》1981年第一期)汉赋既然已经是自觉创作的文学作品,那么,赋家在写作时就自然要有意识地充分发挥自己的艺术才能,围绕上文所说的主题,把自己在文字音韵以及博物方面的知识学问全部调动运用起来,同时刻意地追求辞语的绮丽、音律的和谐;同偏旁的字连续使用,还能造成一种视觉上的艺术效果,这样奇文僻字也就派上了用场。对于这类字,那些小学功底深厚扎实又深谙文字运用技巧的赋家们便不顾堆砌之嫌,争相翻新出奇,在这样的创作过程中,他们内心深处也未始没有炫耀博学的愿望。

    第二方面,汉大赋的语言特色。

    汉大赋在风格上追求典雅,这固然是多用古字的原因之一。但是以往的研究者往往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汉大赋的语言在某些方面也表现出一定的口诵特色,而这种特色在造成作品多奇文僻字现象的过程中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汉赋在创作的当时,不仅是供人阅读的,而且可以通过朗诵给人提供听觉上的享受。“赋”字本身就有吟读朗诵的意思,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作为一种文体的赋在汉代也有很明显的口诵特色。据《汉书·王褒传》记载:宣帝曾召文人入宫诵读辞赋;太子身体不适时,宣帝还诏使王褒等人入宫侍奉,“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做”;“太子喜褒所为《甘泉》及《洞萧颂》,令后宫贵人左右皆诵读之。”在今天,即使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听别人读一篇自己未读过的文言文,通常是很不容易听懂的,因为文言文离今天的口语距离较大。赋在汉代既然能诵读,而且能使听者获得美感,至少能听得懂,就说明它与当时的口语差别并不很大。笔者通过考察发现,汉大赋中双音词的含量很大,约每千字70个(《孟子》约每千字10个,《世说新语》约每千字36个),这说明汉大赋在词汇特点上接近当时的口语。

    口诵特色使汉大赋必须能借助于声音,诉诸听觉来发挥作用,因此,赋家在追求典丽的同时就又不能离口语太远。实际上,他们在描绘事物、抒发感情时,就用了很多重言、联绵词、像声词等贴近口语的词,用以绘形摹声,传达事物的质地、色彩等等。那么,用哪些字来记录这些口语性较强的词语?

    扬雄《训纂篇》连同秦代留下的“三仓”共收字5340个,后来班固又增收了780个,可见,当时见诸一般书籍的常见字有6000左右。不过,既然要认读九千字方能做文书之类的小官,可知尚有一些不太常见的字不包括在班固修订的《训纂篇》之内。本来,用6000多个常见字记录通行的共同语言应当没有太大问题,班固也说这些字“六艺群书所载备矣”(《汉书·艺文志》);但是,要用到一些通常在书面语中见不到的口语词甚至方言词的话,6000左右汉字就穷于应付了。今天做方言调查时常会遇到一些有音无字的词语,就是这个道理。于是,赋家就要动用一些不常见的字,甚至自己根据音义造字。这也是造成汉大赋中多奇文僻字的一条重要原因。

    以下是汉大赋中的一些拟声词:雹暴(均加提手旁)(众箭齐发声)、磅盖(石旁,后几个盖均如此字)(雷声)、砰盖(众鸟齐飞时羽声)、平(车旁)盖(钟鼓声)、铿鎗(钟声)、闛鞳〔鼓声)、绷缳(风吹帐声)、滂濞、砰磅、訇盖(均水声)、噍噍(鸟鸣声)、辚辚(车声)等等,它们直接取于口语,又是摹拟声音,所以就常常没有固定的字来记录,赋家们只好根据声音来选字或造字。类似的情况还出现在一些表示物名的词和描情状物的联绵词上。汉大赋常要竭尽全力表现物产品类之盛,在描绘山川、建筑、游猎、饮宴等时也要挖空心思寻求各种联绵词或其它不常见于书面语的形容词,做精心编排,以求穷形尽像,曲尽其妙。这也会造成许多奇异字被使用。

    由于要记录的是书面语中不常见的词语,赋家必须依声选字或造字,这还会导致一种情况,即同一个词有不同的文字形式。这些词意义相同,读音相同或相近,如描写山之高峻,司马相如《上林赋》中有“集(山旁)嶫”,张衡《西京赋》中则有“岌嶪”、“崨嶫”;扬雄《甘泉赋》和张衡《西京赋》中都有“崔巍”,司相如《上林赋》中除了“崔巍”之外又有“摧崣”,而班固《西京赋》中则有“崔嵬”。

    总而言之,汉大赋中的奇文僻字中有不少不是用以记录较为典雅、常见于当时古籍中的词语的(记录这些词语的字有些今人看来可能较冷僻,但却为当时的读书人所熟知),而恰恰用来记录直接采自口头、不常见于书面的词语。也就是说,汉大赋中奇文僻字多,有一条重要的、以往常被忽视的原因是这种文体的口语特色。

    还有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汉大赋中有这么多奇异字,会不会在当时就“读之令人生厌”,因而影响表达效果?笔者认为,对这个问题应当用历史的观点去看待。典籍资料说明,汉赋在当时的艺术感染力不应低估,上文所举《汉书·王褒传》所载史实就是证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说汉武帝读了相如的《大人赋》,竟然“飘飘有凌云之气,似游天地之间意”,这也决不是艺术低劣的作品所能收到的效果。可见,我们所说的那些冷僻字并未很严重地影响汉大赋的感染力。人们感到这些字冷僻,造成了阅读的障碍,那是魏晋及以后的事。刘勰反对用字“诡异”、“联边”,但对汉大赋中多僻字的现象却能客观地看待。他在《文心雕龙·练字》中说:“(赋家)并贯练《雅》、《颂》,总阅音义;鸿笔之徒,莫不洞晓。且多赋京苑,假借形声。是以前汉小学,率多玮字,非独制异,乃共晓难也。……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追观汉作,翻成阻奥。”这个看法很有道理。汉代文人多通文字训诂,对古籍中的字很熟悉,至于记录当时俚俗词语的冷僻字,由于所记的是当时活在口头上的词,他们读起来也无多大障碍。魏晋及以后的读书人对《尚书》、《诗经》等典籍也很熟悉,他们之所以“追观汉作,翻成阻奥”,恐怕是因为有些奇异字记录的是汉代口语词,而这些词由于没有在通行的书面语中使用开来,有的逐渐被淘汰,有的随着语音的发展变化变得面目全非,在汉大赋中记录它们的那些字也不再常用,于是后人读汉大赋才感觉困难了。再拿上文举过的那些像声词为例,今天的读者很可能首先会被奇异的字体弄得眼花缭乱,我们很难从语感上把这些词与现在口语中的“乒里乓郎”或“稀里哗拉”之类词语联系起来。但是,如果因此就认为汉大赋中的奇文僻字在当时就使人生厌,或认为汉大赋在当时就只是一种古奥晦涩的文字游戏,那实在是一种误解。

    (责任编辑:张燕清)

    作者简介:唐子恒(1954-)男,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古汉语语法、词汇及古籍整理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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