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学习与探索》2000年第1期总第126期
一
我们的先哲孔老夫子在2500多年前对《诗经》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论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2000多年来，从“兴”、“观”、“群”、“怨”等文学艺术角度研究《诗经》的学者，历代辈出，所成就的著述之多，犹如满天星斗，难以计数，仅《四库全书库目》就记有140多部、1800多卷。而从“多识于鸟兽草木”的科学角度、自然角度研究《诗经》者，却廖若晨星。其中三国吴人陆玑是深悉孔子之言的先觉人物。他用数十个春秋完成了诗经研究史上的开创之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然而，陆玑与其著作，以及孔言时为人们所忽视，乃至遗忘。陆玑在唐代即被误为陆机，及至宋代、明代又一误再误为陆机，在宋、明两代还把他的生活时代从三国误为唐代，同时把《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误为唐书。明代有两部撰著《诗经》草木虫鸟的书籍，一是毛晋为《毛诗草木鸟兽虫疏》作注而形成的《毛诗草木鸟兽虫疏广要》。《广要》多重复陆玑的《毛疏》，在资料上作了不少补充，但没有大的进步，个别之外还有错注。一是吴雨的《毛诗鸟兽草虫考》（20卷），据《四库全书总目》所载，此书已佚，它“体本吴仁杰《离骚草木疏》”，“又配陈第《毛诗古音考》”，但与“吴陈两书之精核，相去远矣”。
从草木虫鸟角度，即从科学知识角度研究《诗经》有大的突破，是近几十年一些科学工作者或科学史工作者介入《诗经》的草木虫鸟研究中之后。据笔者掌握的资料，已故中国科学院院士、原中国动物学会会长郑作新教授于20世纪30，40年代，分别发表了对《诗经》中两栖动物、鸟类动物的研究文章。80年代以后，则出现了一批这方面的论文和文章。例如，1982年王进珊发表《（毛诗）中蚕桑与物候》（《徐州师院学报》82.4），1983年刘全沂、王胜利发表《<诗经>中的天文学知识》（《科学史文集》10期1983）、郑恩虞发表《<毛诗>车乘考》（《西南师院学报》1983.2），1985年胡相峰发表《<诗经>与植物》（《徐州师院学报》1985.2），1987年陈烈发表《<从云南彝族歌谣集成>与<诗经>比较看我国古代社会自然科学的萌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87.4），1991年陈公望发表《从<诗经>中的农事诗看上古农业》（《牡丹江师院学报》1991.1）、周明初发表《<诗经>地理考辨三则》（《杭州大学学报》1991：2）等。又如笔者于1985年发表《<诗经>中的海）（《海洋）1985.8），1987年发表《<诗经>山名考》（《地名知识》1987.2），1988年发表《试论<诗经>中地理价值·粮食地理》（《农史研究》7期，1988），1989年发表《<诗经>中的泉水资料》（《中国科技史料》1989.2），（《<诗经>中的恒星》（《天文爱好者》1989.8），1985-1989年发表《<诗经>中的果类植物》、《<诗经>中的粮食植物》、《<诗经>中的蔬菜植物》、（《<诗经>中的纤维和染料植物》、《<诗经>中的经济树木和竹类植物》（分别载《植物》1985.5，1986.1，1987.2-6，1989.3），1992年发表《论<诗经>中的农业》（《今古农业》1992.3）等。在上述论文或文章中，各位作者就《诗经》某方面知识进行较系统整理和考证，使人们对《诗经》中有关诗句有了较深的认识，对《诗经》的价值也有了更深的挖掘。例如，笔者在《<诗经>中的泉水资料》一文中考证指出：《诗经》记有丰富的泉水资料，在15首诗篇中出现21次；当时已根据泉水的温度和出露情况把泉水分为寒泉、冽泉、沸泉、槛泉（即喷泉或上升泉）、下泉（即下降泉）、执泉（即侧出泉或裂隙泉）、肥泉（即同源多支泉）、百泉（即群泉）等；并已将泉水广泛地用于饮用、灌溉稻田和菜地，其中用于灌溉的时间最早可追溯到公刘时代（相当于夏末，公元前16世纪左右）。再如，在《论（诗经>中的农业》一文中，笔者指出：《诗经》中记述的农作物已近百种，并多次出现“百毅”一词，后世主要农作物绝大部分在《诗经》中有记载，且命名一直沿用到今；《诗经》中已记有铁制生产工具，并记有中国目前最早的水利灌概、休闲耕作制度和中耕、除草、选种、除虫等一系列农业技术；《诗经》已出现人们食用蔬菜和瓜果的习俗，并记有在中国最早出现的园圃业，从而把中国园圃业出现时间从原来的春秋时期改为西周时期，提前了几百年；从《诗经》的记载中，还了解到当时饲养业已相当发展，已有专门的马场、猪厩、鹿场和数以百千计的牛群、羊群、马群，还有中国人工养鱼的最早记述。可见，诗经时代的农业为中国以后数千年的农业奠定了基础，《诗经》是研究中国农业最为重要的文献之一。
二
草木虫鸟是一种文化，《诗经》中充满着对草木虫鸟这种文化的挚爱和追求。事实上，《诗经》就是中国草木虫鸟文化的源头。在它305篇诗中，据笔者统计直接涉及草木虫鸟的共有250篇，占整个诗篇的82%；如果从广义上理解草木虫鸟，把涉及日月、山水的诗篇也计算在内，则近290篇，占整个诗篇的95%。在305篇，以草木虫鸟为篇名的就有《关雎》、《卷耳》、《桃夭》、《鹊巢》、《草虫》、《甘棠》、《羔羊》、《桑中》、《蟋蟀》、《鹿鸣》、《采薇》、《鱼丽》、《白驹》、《黍苗》、《白华》、《玄鸟》等，共110篇，占整个诗篇的三分之一多。在《诗经》中，开首第一篇就是《关雎》篇，全篇80个字，有32个字是涉及草木虫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参差荇菜，左右流之，’；“参差荇菜，左右采之，’；“参差符菜，左右芼之”，多么好一派自然风光，多么和谐的一番天地，把“窈窕淑女”的美丽形象，“君子好逑”的美好气氛，一下子衬托了起来。
在中国，历代雅士没有一个鄙视草木虫鸟的。诗人、政治家屈原在《离骚》中运用了大量“香草美人”的比拟手法。屈原在《离骚》以草木寓人、寓景，数量之多，及至后人吴仁杰专著有《离骚草木考》。在诸多草木中，屈原特别喜爱桔，在《九章》诗集中专有《桔颂》篇，就桔的形象和特征进行了拟人化的描写，以示作者的人格和个性。以《桃花源记》、《归去来兮》闻名的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名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门庭多落叶，慨然已知秋”等，几乎都与草木虫鸟有关。诗圣杜甫，不但有大量忧国忧民、融时事与情景一体的脍炙人口的名篇，亦有不少“幽居近物情”（《屏迹》）、“花柳更无私”（《后游》）等唱咏草木虫鸟的诗篇；在成都，他把自己的居所，特意命名为“草堂”。诗仙李白的一系列诵传千古的名句，“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第十二）、“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金乡送韦八之西京》）、“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都与草木、山水相关；人们公认李白诗歌最大的特点，是他所称颂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那样地明朗自然、和谐流畅。
近现代文人、武将也无不用草木虫鸟、日月山水来抒其情、叙其心。例如，陈天华1905年发表《狮子吼》小说，呼吁当时的人们如睡狮醒吼，穷追虎狼。陈毅元帅在其诗篇中，唱诵出了“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后绽春蕾”，“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等名句。毛泽东诗句中以草木虫鸟比兴的句子更多，〔沁园春〕《长沙》：“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采桑子〕《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谈，望断南飞雁”；〔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复慨而慷”；〔浪淘沙〕《北戴河》：“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七律二首〕《送瘟神》：“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等等。
可以说，没有草木虫鸟、日月山水，就没有《诗经》；没有草木虫鸟、日月山水，也不会有光辉灿烂的中国文学；没有草木虫鸟、日月山水，亦不会有至今尚有生命力的中国传统文化。
三
草木虫鸟是一种科学，《诗经》中充满着对草木虫鸟科学知识的挚爱和追求。事实上，《诗经》在周代是官方至民间学习科学知识的最好读本。这一点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朴学大师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得很清楚，顾日：“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戌卒之作也。龙尾伏晨，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顾氏所叙周代人人皆知的四项天文知识，有三项是在《诗经》中：
“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七月流火”的诗句出自《幽风·七月》篇，在其第一、二章中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火”，即大火，又名心宿二、商星，“火”为简称，因色红似火得名。为恒星，是二十八宿之一，有星三颗。它是夏秋夜晚天空中主要的亮星之一，是有名的红巨星，体积为太阳的2700万倍，距地球424光年。周朝时中国各地运用的历法很不统一，有用夏历、殷历、周历的，也有用幽历。《幽风·七月》篇中用的历法是幽历。幽历七月同夏历七月。“流”，为向下去。大火恒星每年暮春的黄昏开始出现在东南天空，幽历五月（相当现公历七月）的黄昏时分，大火在正南方，方向最正，位置最高。幽历六月便逐渐西斜，七月就在西边向下“流”《诗经》草木虫鸟研究回顾
去，表示天气要凉了。在《幽风·七月》篇中，接着讲“九月授衣”，就是说到幽历九月即要把缝制冬衣的工作交给农妇来做。因此，“七月流火”、“九月授衣”都是农夫特别关心的天象，也都具有了这方面知识。正如顾氏所言，是“农夫之辞”。
“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三星在天”的诗句出自《唐风·绸缪》篇，在其首章中曰：“绸缪束薪，三星在天”。在第二、三章中，又曰：“绸缪束芻，三星在隅”，“绸缪束楚，三星在户”。“三星”即参宿三星，又称参星、参宿，为恒星，亦是二十八宿之一，多出现在秋冬季节的夜晚。“薪”、“芻”、“楚”都指柴火，“绸缪”是紧紧地缠绕之意。三星在秋冬季节的黄昏时刻位于天空东方，露出星光，故曰：“三星在天”；中晚时刻，三星升到天空的东南方，星光照射在房屋墙角，曰“三星在隅”；深夜时刻，三星升到天空的中间偏南，星光正射房屋的门户，曰“三星在户”。全诗是讲寒冷季节草木枯黄，是伐薪为炭的好季节，以紧紧捆绑三起的柴火比喻一对热恋的夫妇。“三星在天”象征着夫妇团圆美好的日子，因此顾氏曰这是“妇人之语”。
“月离于毕，戌卒之作也”。“月离于毕”的诗句出自《小雅·渐渐之石》篇，在该篇末章曰：“月离于毕，俾滂沱兮”。“毕”，即毕宿，又称天华、天口，为恒星，是二十八宿之一。有星八颗，形似古时候狩猎用的长柄网，当时就称这种长柄网为毕，因而得名。“月离于毕，俾滂沱兮”，即是“当月亮经过天毕星时，天就要下起傍沱大雨”。滂沱大雨在上古时代对士兵打仗、行军都是有很大影响的，因而兵家特别注意“月离于毕”的天象，顾氏曰这是“戌卒之作”。
从《史记》、《左传》等著作中悉知，在周代《诗经》的诵颂是相当普及的，而且它绝大部分又来自民间。因此，顾氏所言“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天，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戌卒之作也”，笔者认为是可信的。
遗憾的是今天，众多民众，乃至很多文化人、学者专家，对诗经时代农夫之辞的“七月流火”、妇人之语的“三星在天”、戌卒之作的“月离于毕”，都如顾炎武所说的“茫然不知者矣”，以至还有许多望文生义的曲解。例如，1994年3月6日《中国石油报》说：“七月流火，窗外吹进来的是热风。伏案备课的王老师，上衣已被汗水湿透……”。1994年7月26日《北京日报》说：“七月流火。北京城建集团七公司410名青年突击队成员在重点工程……图为该公司的工人们正顶着烈日紧张施工”。这两例都没有正确理解“七月流火”是一种星空的天象记述，说明暑尽秋至，而把它曲解为公历7月，赤日炎炎，热浪排空的景象（《说说七月流火》，《语文建设》1995.9）。还有一些学者，把“七月流火”的“火”不恰当地解释为“火星”（余冠英《诗经选译》141页）。笔者前面已叙，“火”指大火，是恒星，不是太阳系中的火星这颗行星。以上说明，由于长时期没有按孔老夫子说的，读《诗》要“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不但影响了对《诗经》的理解和研究，还影响了文化人和学者专家的知识面，以至影响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
现在是充分认识“多识鸟兽草木之名”重要性的时候了，并加以积极实践。《诗经》中蕴藏的科学知识是非常丰富，笔者通过对《诗经》等古籍和考古资料的研究，深感我们以往对诗经时代的光辉灿烂，尤其是科学技术等发展的认识太不够了。为此，笔者在此摘录一点这方面已有的成果：说明当时的科学技术很是灿烂辉煌。笔者在《周文化》中指出：周代的农业文化已到成熟阶段。城市出现了两次大发展和大繁荣，在公元前11世纪形成了世界城市规划史上最早的、影响最长的城市规划，并确立了中国的中心都城和陪都制度，开创了中国都城史上的新纪元。科学技术方面，数学上已能熟练地运用两进位制，并创造了十进位制，为世界数学史作出了划时代的贡献，还创造了筹算制，从而为我国古代计算数学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坚实基础；天文学已从原始的定性描述向着定量化目标发展，出现了天文学专著；物理学方面，提出了世界上最早的8条光学知识和最早的声学定律，以及力学上一系列成果；化学上已掌握多种合金技术、金属防锈技术、多样化的酿酒工艺；生物学上已掌握草本与木本植物、无脊椎动物和鱼类、鸟类、兽类的分类学知识，掌握大量至今也是正确的生态学知识；地理学上已出现一系列专著、专篇和精确地图，仅《诗经》一书中就记载山、岗、丘、陵、原、隰、洲、渚等60多种地貌形态，雪、雨、雹、雷、云、闪电、雾、露、霜、虹等数十种气候现象；医学上已形成比较完整的《内经》理论体系，涌现了一系列专著、专篇；建筑上发明瓦、砖，结束了中国茅草屋的历史，以后又出现瓦当、青砖、水管，还出现了楼房；冶金方面，发明了生铁冶锈、柔化技术、炼钢技术等；手工纺织业已相当发达，染色工艺体系业已形成，为染成各种颜色，已有一染、二染、三染、四染，甚至五染、六染、七染等。（《周文化》，载《黄河文化》184-242页，华艺出版社，1994.4）
笔者列举上述成果，其意是我们要深人理解孔子所说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并消除近一、二百年来疑古思潮的消极影响。草木虫鸟、日月山水是最基础的科学知识，孔子的“多识于鸟兽草之名”就是要我们阅读和研究《诗经》时，不要忘了阅读和研究《诗经》中的草木虫鸟、日月山水等科学知识。
《诗经》是一部中国上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客观上要求我们按孔夫子所说的，从百科角度研究《诗经》。这样，一改过去2000多年中所忽视的研究《诗经》“草木虫鸟”的倾向，抱着不迷古、不疑古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那么我国的《诗经》学研究必将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为使这个阶段早日到来，笔者提出以下三点设想：
1.切实加强从百科角度研究《诗经》，特别是从草木虫鸟、日月山水角度研究《诗经》。为此建议由中国诗经学会专门召开一次《诗经》草木虫鸟、日月山水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并由中国诗经学会组织出版一部《诗经》草木虫鸟、日月山水研究论文集。
2.在进行深入研究的同时，加强《诗经》的普及工作，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出一点力量。当前，或由中国诗经学会或以第四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名义，建议教育部在中小学增加《诗经》课时，要求每一个中小学毕业生能背二十至三十首诗或三十至五十首诗；在大学理工科则增设《诗经》欣赏课。
3.建议由中国诗经学会牵头，组织全国学者（必要时可包括国外学者），用上三、五年时间，编纂一套《诗经诂林》或《诗经全书》。这是《诗经》研究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工程，是一项裨益于当代、嘉惠于后世的特大型基础工程，亦将有益于中国传统文化在21世纪发挥更大作用，有助于走有中国特色的学术之路、走有中国特色的精神文明建设之路。笔者相信这项工程会得到全国社会科学基金会和社会各界人士、港澳台同胞以及华侨华人的支持。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