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黄磊——这个丰神儒雅似三十年代线装书里飘出的书生，推出了音乐文学大碟《等等等等》，精致凝重，饶是对流行音乐一听置之的人士怕也要珍如珠玉。而其实流行歌曲与现代文学的美妙结合早已行之有年：1975年6月6日的雨夜，诗人余光中亲临，“民歌之父”杨弦和他的朋友在台北中山堂举办了一场名为“中国现代民歌演唱会”，演唱了8首余光中的诗作。这是一场极具斤两的演唱会，台湾校园民歌运动的序幕从此拉开，会上杨弦谱曲演唱的《乡愁四韵》也成为中文流行音乐史上新诗入乐的滥觞。同年9月，洪健全基金会将杨弦谱自余光中及其他现代诗人诗作的歌曲结辑，出版了1万张双张套杨弦《中国现代民歌集》，3个月内销售告罄。
 
    继杨弦、余光中开诗作入乐先河，为流行音乐的发展开拓了视界，新诗、现当代诗中的佳作逐渐受到台湾流行乐坛重视，创作人们纷纷施起神工鬼斧，将一朵朵文化奇葩在唱片工业里再度绽放。“新月派”诗人徐志摩的代表作《再别康桥》仅台湾地区就有黄大城、范广惠、万芳等人的唱本即是一例典型。实际上，《再别康桥》诗作本身富有的华美声籁，也为它在乐坛中的一次次“复兴”提供了通道。“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循环往复、缠绵婉约，将徐志摩对康桥的眷恋融入音调和谐的优美旋律。而徐志摩另一首蕴藏深刻感伤的《偶然》（与陆小曼合作剧本《卞昆冈》里的唱词），十几年来更是被陈秋霞、张清芳、蔡琴、黄凯芹、黄秋生等老中青歌手代代传唱，乐此不疲。

    郑愁予诗作《偈》、《歌》等的加盟，也为台湾流行歌曲中的文学含金量催生酝酿了土壤。这其中最为大众所熟知的首推郑愁予被誉为“现代抒情诗绝唱”的名作《错误》。“我达达的马蹄是美丽的错误，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哀艳凄凉，弥漫着低沉苦绝的失落感。1982年被罗大佑加入一段歌词后，收入他的首张专辑《之乎者也》。此后李泰祥、李建复两位前辈分别两度诠释《错误》，诗作藉由歌曲几翻流转，达到了完美的契合。

    跨越古典与流行两界的音乐大师李泰祥同样是致力于现代文学与流行歌曲结合的一员功将。为爱徒齐豫制作的两张专辑《祝福》、《有一个人》全部选用余光中、罗门、三毛、郑愁予、席慕容等台湾当代文人作品为歌词，谱曲出版。唱片成熟的艺术风格，更使《有一个人》一举夺得1984年金鼎将最佳专辑。齐豫声线有口皆碑的天然清醇，益加彰显了这些文学作品的迷人魅力。然而这两张专辑所选用的作品由于本身音乐性稍显薄弱，并未得以更大范围的流传，可见文学与音乐的融合是件磨合善需的工程。所幸的是，它们及此后李建复《牧歌》、陈俪玲《相思》等将文学纳入流行歌曲的唱片，为我们当时了解台湾当代文学作品架通了桥梁。

    席慕容，这位诗画俱佳的女士，曾让90年代初还是少男少女的我们痴迷地咀嚼着她精美诗文热泪盈眶。“十六岁的花季只开一次”一句，简直是在千千万万躁动青春期孩子们的心中投下了难以平复的巨大涟漪。席慕容的思乡之作《出塞曲》，蔡琴、张清芳先后演唱，连配乐里都是风沙吹过的豪放辽阔。潘越云演唱的《生别离》则是最后一眼各自东西，爱比死还冷的痛楚。
 
    凭借《橄榄树》小试牛刀后，作家三毛包办了《回声》专辑所有词作，以唱片为载体发表了她第15号作品。这是中文流行歌曲当中屈指可数能够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的一张专辑，它的分量不仅在于齐豫、潘越云两位重量级歌手用11首歌曲再现了三毛的半生传奇故事、李泰祥、李宗盛、陈扬等大师完美无间的谱曲，更在于当中三毛的旁白成为香销玉殒后人们心中永远的痛。
    　
    历史总是在以波浪式前进。20几年前虽有杨弦将新诗入乐的率先示范，然而近几年音乐与文学二者却疏于连系，偶有尝试也波澜不惊。创作人们将本民族的文学精华置于一隅，让旋律动感、语言匮乏的R&B、RAP聒噪民间，这些歌词有的佻荡无行，有的连起码的文从字顺尚不足以做到，一如杨弦、胡德夫出现前被西洋歌曲占领的台湾乐坛。面对这样的乐坛，我们的耳朵不是不失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