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重庆师范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重庆沙坪坝400047;2.南江中学,四川南江635600)

    【摘　要】“风格即人”这一命题,见于布封《论风格》,与《文心雕龙·体性篇》亦颇多暗合。二者均为反对文坛时风而发。在风格形成诸因素中,尤为推许“才性(天才)”的功用,同时也注意到风格的演化与变动。在此基础上,分别异同,考见流脉。
    【关键词】风格;作者;才性

　　1753年,布封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入院时,发表了《关于文章风格的演讲》(简称《论风格》),提出了“风格即人”这一著名论点。[1]而早在五世纪时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便有专章“体性篇”,[2]论述风格问题。二者颇多耦合之处,笔者在此试图剖分异同,略加指陈。

    “风格即人”实际上是阐明作品的风格与创作主体——作家的关系。这是贯穿《论风格》一文的中心观点,也可以说是布封风格论的核心。考察其上下文语境,当是反对彼时“绮丽不足珍”的文风。布封认为:“只有杰作才能传世。作品里包含的众多知识、奇闻轶事以及新颖发现都不能确保文章成为不朽之作。”布封之意,不但强调作品的风格就是作家人格的外化,而且指出风格即作家思想感情的表现形式,是作家本人诸多主观因素在作品中的印记和标志。惟其如此,风格方才因人而殊。

    作为中国最早论述风格问题的专著《体性篇》,“体”指的是文章的体貌,即文体;“性”指的是作者的情性,即才性。“体性”既分讲二者,也合讲两者的关系,篇末“赞”曰,“才性异区,文辞繁诡”,一语道破了由于作家的创作个性不同,故而形成了作品风格的差异。文章开门见山即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细细分擘,这段话有四层含义:其一,在于申明内外之旨,即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其二,这种内外关系,即由隐至显和因内而符外,是专就作家的创作个性和由此所形成的作品风格而言。其三,从作家创作个性的构成因素来讲,包括才、气、学、习四个方面。才与气是情性所铄,属于先天的秉赋;学与习是陶染所凝,属于后天的素养。才、气、学、习这四种因素,或约为“情性所铄”与“陶染所凝”这两个方面,构成了作家的创作个性。其四,作家的创作个性按照由隐以至显和因内而符外的艺术规律,就形成了笔区云谲、文苑波诡的艺术风格多样化,即所谓“各师成心,其异如面”。

    在“风格即人”的总命题下,布封津津乐道的是作品风格与作家思想、感情、才智之间的密切关联。他着重指出,“风格是应该刻画思想的”,同时认为风格还有赖于作家从内心的欢愉生发无限激情,赋予每个词语以蓬勃生气,一切才会有声有色,焕出理性的光彩。情感与理性一旦结合,文章的风格便会隽永而明快。他在另一篇短文《写作艺术》中,对此做了进一步的论述,认为必须将内心的热力与智慧的光明结合起来,去拥抱所描写的对象,在物我交融的充分享受之后,再用思想的表达方法传递给他人。由此出发,布封对天才的作用格外推重,认为在风格的创造上,“规则不能代替天才”,没有才华,规则将一无是处,因而作家在创造艺术形象时,应当竭尽其才,纵情展开天才的全部幅度。只有依仗全部智慧功能的有机组合与作用,文章才会“既构思好,又感觉好,又表达好”,同时“有智慧,有精神,有美感”。

    刘勰虽然并举才、气、学、习为风格形成的四大因素,却也认为四者之中,“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事类篇》)。就才气来说,“才由天资”,“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体性篇》),又说“文章由学,能在天资”(《事类篇》)。才气充实情志,情志决定言辞,因其重要,故而提出“摹体以定习,因性以练才”,以根据不同的情性来培养不同的风格,而后天的学习则决定作品的事义浅深和体式雅郑。这种以气质为主,习染为辅的看法,既可远绍《论语·子路》和《孟子·告子上》,也是由于玄风昌炽,时人的一般看法。刘劭《人物志·九徵》:“盖人物之本出乎情性。”刘昞注“性质禀之自然,情变由于染习,是以观人察物,当寻其性质也”。相对于曹丕片面强调气,这无疑有所进步。

    布封与刘勰的不谋而合,虽有唯心论的苛责,却也是违心之论。王元化说得明白,来自天资的才气,只有经过学习的陶染之功,才构成作家的创作个性。同样,布封也并没有忽视风格形成的客观因素。他认为“只有义理构成风格的内容”。这里的“义理”就是使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意义的认识,区别于布瓦洛从先天良知的角度上所讲的义理。由是观之,风格必由主观与客观共同酿成。德国威克纳格也指出,一旦脱离了表现对象的基础,纯粹由作家的癖好、任性和积习出发,就会形成风格混成因素的失调,从而导致矫饰作风的淫滥。布封还主张创作当师法自然,“以静观方法达到最高真理”。这一途径,虽有形而上学的痕迹,然而却体现了从生活实践出发,去获取艺术感受,发挥艺术想象作用。

    正是在此基础上,风格才不会一成不变。布封虽然主张风格“既不能脱离作品,又不能转借,也不能变换”,但那是为了强调其不可更移的独特品性。风格既离不开思想,也离不开艺术表现形式,特别是作品的内在形式,即结构,而且风格必须与题材性质相结合,以达到二者的水乳交融。布封反对千篇一律、千人一面,认为那是天才的缺乏。而刘勰的风格论则是通过《体性》、《辨骚》、《定势》、《时序》、《明诗》、《书记》等,结构成一个精密而宏深的体系。总其归途,既有异中之同,它表现在时代风格、流派风格、体裁风格上的大体一致性;同时也显见同中之异,它是作家的创作个性体现在作品中的独创性;更兼《通变》,揭示了文理的有常有变。由此可以看出,“以诗赋书记所概括的各种文学体裁,名理相因,是有常之体,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由作家的创作个性所表现出来的文辞气力,纷纭杂沓,是无方之数,具有无限的多样性。”[3]

    刘勰将风格个体差异,归为八体四组。遍照金刚(日僧空海)在《文镜秘府论·论体》中约为六类。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胪列诸体,名目纷繁。陈望道《修辞学发凡》则并为四组八种。其间,独刘勰存有好恶,盖源于其文学思想的核心在于宗经,故强调“典雅”,但又识“通变”,能“洞晓情变,曲昭文体”(《风骨篇》),能包容典雅之外的一些风格。针对当时“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终朝点缀,分夜呻吟”(钟嵘《诗品序》)的诗坛现状,刘勰力贬轻靡的齐梁文风,推崇壮丽的建安风骨。而布封的《论风格》,一方面固然是为了破除新古典主义的清规戒律,同时也是为了救治当时的矫饰文风,其具体表现在:故弄玄虚,滥用警语;思想纤巧浮薄;专做字面功夫,涂抹空言。布封高扬的是“文质相称”、“天然去雕饰”的自然审美观。

    “风格即人”这一论点,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从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统一,从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的主客观契合上论证了文学风格和表现,拯衰起弊,在现实主义风格论中,余泽深远。福楼拜、歌德、黑格尔、别林斯基无不倾心此说。而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也原文引用。至新批评横肆之时,对此论却大加挞伐。形式主义的卷土重来,将作者从文本中驱逐乃至流放,文本便只剩下词句的肌理,故而风格不再是作者的幻化,而是字句本身的产物。而《文心雕龙》这一脉,流至北宋苏轼,在《答张文潜书》中,则简直地称作“文如其人”。对此,纪昀认为“人与文绝不类者”极多,所言“不必皆确”。黄侃《札记》反对纪评,认为“不悟因文见人,非必视其义理之当否,须综其意言气韵而察之也”。[4]钱钟书先生的《谈艺录》说:“心画心声,本为成事之说,实鲜先见之明。就所言之物可以饰伪,巨奸为忧国语,热中人作冰雪文,是也。其言之格调则往往流露本相,狷急人之作风不能尽变为澄淡,豪迈人之秉性不能尽变为谨严。文如其人,在此不在彼也。”[5]斯言甚是,论者不可不识。

    参考文献:

    [1]布封.奇妙的生灵[M].何敬业,徐　岚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 1998.
    [2]刘勰.周振甫注.文心雕龙注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3]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150.
    [4]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94.
    [5]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 1987: 163.

    [责任编辑　唐华生]

    [作者简介]熊飞宇(1974—),男,四川南江人, 2005级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外文学关系研究;刘　燕(1980—),女,四川南江人,中学二级教师,主要从事中学语文教学与研究。

    本站链接：

论风格（布封）

布封认为“风格就是人”吗？（何二元1987.4）

布封《论风格》误读辨正——兼谈中西风格理论差异（何二元1993.4）

风格·境界·主旋律——从布封到马克思（何二元1994.4）

刘勰的“风格论”与布封的《论风格》（2007.2）

布封《论风格》与《文心雕龙·体性》风格论之比较（2008.5）

在理性主义语境中对布封《论风格》的再解读（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