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社会大环境中,大学语文课程被许多大学人冷落,究其根本,在于它是否具有与时代相适应的现实性功能。大学语文教学应当跳出陈旧的思维窠臼,将现实性功能放在教学目标范畴,在课程归属上、教学内容上达到适应时代、适应学生需求的新高度。
    关键词:大学语文;教学目标;现实性;功能

　　1978年,在时任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先生和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先生的倡导下,全国各高校开始重新设立大学语文课程。但是随后在社会大环境的急剧冲击下,许多大学在重开大学语文课后又相继停开。在以市场经济为主的社会大环境中,许多大学人产生浮躁的心态,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社会科学;重显效功用,轻内在素养;重立马可见的实利性目标,轻长久舒缓浸润的人格塑造,种种原因,使大学语文课程处于一个恶性循环的窘境——学校不重视、教师不愿教、学生不想上,甚至有的大学教育界人士开始重弹“大学语文无用”的老调。

    2006年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但“不少高校现在面临的不是如何开的问题,而是开不开的问题。”(《教育部高教司关于转发〈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纪要〉的通知》,教高司函[2007]38号)究其根本,开设与停开此门课程的焦点都在于它是否具有与时代相适应的现实性功能。要研讨这个问题,需要将我国自小学至大学的语文课的教学目标做一个整体的梳理,从学生个体角度进行语文历时性学习的探讨,重新讨论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归属问题。

    一、大学语文的课程性质归属问题

    讨论大学语文的课程属性,是为了明晰大学语文的重点教学目标应当如何确定。我国的基础语文教育经过几十年的变迁,在几近“千夫所指”的状况下痛定思痛,近些年不断地进行改革,经过大规模的全国语文教改大讨论,将语文课程性质界定为:“语文是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语文的工具性得到了认可,并且作为一门学科,基础语文的“工具性”在课程标准中被放在第一属性的位置上,将“人文性”归置为第二属性,这就为基础语文教育者实践语文教育提供了准绳。

    2006年11月,在教育部举办的“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上,许多专家认为高等院校“关于课程的性质,会议认同大学语文的工具性、审美性和人文性的课程定位。其中工具性是最基本、最重要的方面”。这种继十多年的中国基础语文教育之后,进一步强调语文工具性的重要,代表了相当一部分教育者对于当前大学生语文现状的理解。当前,许多教育者反复重申当代大学生错别字问题、错句连篇的问题、不会写文章的问题,还在大学语文究竟姓“文”还是姓“语”的问题上纠集不清。当代中国的学生,从小学到高中毕业,要经历十多年的语文学习,在这十多年中,语文作为工具性的第一属性地位确凿无疑,文字掌握能力、语言表达能力、阅读理解能力乃至一定程度的鉴赏评价能力应当在这十二年中完成,仅凭区区几十课时的大学语文再重复十二年的教学目标,无疑是大而无当。换言之,以工具性为主的语文课程属性应当在中学语文阶段完成,已经没有必要将之作为大学语文的主要目标;否则,不管我们如何粉饰大学语文,它都不可避免地成为中学语文的“补课”。任何问题,面面俱到,就是什么都做不到。

    在学生经历了长久的以工具性为第一属性的语文学习后,将人文性从第二属性提到第一属性,符合大学生语文学习的规律以及他们的学习需要。大学教育应当跳出中学教育的窠臼,在秉承语文学习连贯性的基础上,实现质的飞跃,给大学生展现更为开阔多彩的天空。大学教育是基础教育与社会应用实践的中介,大学语文应当让大学生从更为高远的角度欣赏母语的魅力、体察文学文化的广博。

    在市场经济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强力冲击下,我国大学关于人文精神的教育面临巨大的挑战,虽然许多大学领导者在理论上口头上承认人文精神在大学教育上的重要性,但在课程设置、办学思路、资金运筹等大学教育的实践上,人文学科与对大学生人文精神的教育是处于劣势地位的。功利性教育的直接结果就是产生功利性的学生,一些有识之士敏锐地意识到,在大学校园中过于追求功利性目标,直接后果就是将大学当成了一座庞大的现代化加工厂,输出的是如同批量产品一般的毫无个性的、追求功利的、缺乏人文关怀的大学生,直接导致大学教育质量的急剧下滑,长此以往,大学所拥有的可贵的独特精神将会逐渐萎缩,大学将在表面的繁荣背后面临巨大的危机。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说:“这样的教育使学生能够掌握某一门学科的知识,充其量能够脚踏实地完成某一项工作,但他们却不可能知道人究竟为何物,社会具有什么样的性质。他们既缺乏高远的理想,也没有宽阔的胸怀,既无智者的机智,也乏仁人的儒雅。当然人生的意义或价值也必然在他们的视域之外。”[1]

    任何一门课程的研究与教学都是与时俱进的,它不可能永远停留在某个顶点永不退色。大学语文及相关学科曾经成功的教学模式与教学内容值得我们借鉴学习,但从一门具体学科的角度来看,在日益市场化、全球化的今天,如何跳出陈旧的思维窠臼,将现实性功能放在教学目标范畴,赋予大学语文一个适应时代、适应学生需求的新高度,才是大学语文能否具有生命力的最好回答。我们需要将古今中外相关课程的成功经验进行回顾,把时代的大需求、学生对大学语文的学习需求纳入教学目标的研究范畴,才能在今天的大学语文目标理论与实际需求之间构筑出适当的桥梁。

    二、大学语文及其相关课程的经验回顾

    谈到大学语文教学与人文精神的关系,就不可不提到西方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19世纪初期,古典人文大学精神的倡导者、英国教育家纽曼认为,大学教育应当是一种“自由教育”,学生主要的学习内容为古典语言和文学、古代历史、哲学等“自由知识”,纽曼认为,通过大学的自由教育,学生才能从被动地零星烦琐的细节中跳出来,接受理智的训练,使学生成为集智慧、勇敢、宽容、修养于一身的“绅士”,将来才能处在能够从事任何科学研究或从事任何职业的一种状态。

    纽曼的博雅教育观对西方大学的教学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哈佛大学的前身哈佛学院1650年特许状强调,学院的宗旨是:“促进所有有益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借助所有有益的文学、艺术和科学发展教育青年人,并为教育本国的青年人提供所有其他必要的东西。”自20世纪60年代起,哈佛大学规定每位本科生在学习主修科之前,必须花上一年至两年的时间上通识课程,认识文科及理科的各种学术流派,贯彻文理并重的全面性教育的精神。它以超越功利性的长远眼光,唤起了大学人对新思想、新事物的好奇心,使得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具有广博的人文修养,打下了终身自我教育能力的坚固基础。

    我国有关大学语文教育的渊源起于1907年至1920年任交通大学校长的唐文治,这位官至商部尚书的清末进士,在新教育的实践中,集“国学大师,工科先驱”于一身,在思想上奉行传统,主张“读经救国”;在行动上奉行改革,主张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他认为大学生“其大要在造就专门人才,尤以学成致用,振兴全国实业为主,并极意注重中文,以保国粹”。在办学中,他主张文理兼通,两文并重,使学生由“文理兼通”而达“体用兼备”、“蔚为通材”。这既是当时对高等教育寄予的厚望,也体现了一种培养圣贤的儒家理想。唐文治的办学理念,鲜明地体现了大变革时期传统儒学的现代生存方式,是将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大学教育相融合的最初尝试。

    从我国现代高等教育诞生之时起,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等大学在预科就开设“经学”、“诸子”、“词章”与“作文”等同语文相关的课程。20世纪初,深受新人文主义大学精神影响的蔡元培先生临危受命,锐意改革,将腐气十足的北京大学整顿为一个自由民主、溢满活力的大学。但在大学内部,究竟实施什么样的教育,北京大学一直存在争论。理工学科的教师希望学生在第一年就接受专门课程,人文科学的教师则希望晚一些开始专门课程。朱自清旗帜鲜明地反对过早地进行专门教育,他认为“大学教育应注重通才,不应该一味注重专家……学生倘若只需要专业训练就满足,他们应该到专科学校去”。到了20年代中期,北京大学的教育模式确定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教育为主,三四年级以专门教育为主。

    20世纪30年代后,大学的通才专才之争扩大到了社会上,当时经济、科学技术十分落后的中国,培养大量的实务型专家是十分现实而迫切的需要。许多知识分子并没有丧失对教育、科学清醒的理性认识,历史学家雷海宗批评当时的大学教育,“一般的学生,因根基的太狭太薄,真正的精通既谈不到,广泛的博通又无从求得;结果各大学每年只单送出一批一批半生不熟的智识青年,既不能作深刻的专门研究,又不能正当地应付复杂的人生”[2]。朱光潜撰文提倡西方博雅教育的理想,“不仅在训练一技之长而尤在养成宏正通达之士;不仅在传授知识技能,而尤在陶冶品学才识具备之完人与培养健全之士风。此非谓大学生可不具备专门职业之知识与技能,但以此为未足。理想的大学生应退可为专才,进可为通才,以其所学施之于特殊职业,固可措置裕如;施之于领导社会,主持政教,亦可迎刃而解,所谓‘宽大自由教育’者其义如此”[2]。

    具有“清华终身校长”美誉的梅贻琦先生,在清华大学担任校长30年,虽然本身从事工程教育,但他敏锐地意识到对于中国的工业化而言,需要的不仅是技术人才,还要有大量的组织人才。“真正的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严格的自然科学认识倒是比较次要”,认为在大学期间,“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因为“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3]。梅贻琦先生的“通才教育”,是针对当时的中国实际,以中国古代大学教育思想为基础,结合西方大学教育思想的精粹而形成的。他认为,大学教育的目标归根结底就是儒家经典著作《大学》所言“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在梅贻琦“通才教育”思想的指导下,清华将大一、大二的公修课,规定为一种通识教育,包括国文、英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还鼓励学生选修其他系的课程,以扩大学识基础。梅贻琦先生通才教育的思想,至今仍然具有深远的意义。

    虽然历经社会动荡,新中国成立前各大学基本上在一年级开设了必修课“大一国文”,并有了黎锦熙、朱自清、伍淑傥、魏建功、卢冀野主编的《大学国文选》教材。新中国成立初仍设此课,采用郭绍虞、章靳以编的教材。此后便长期中断。

    1978年,在匡亚明先生和苏步青先生的倡导下,全国各高校相继开始设立大学语文课程,当时的目的有四点:一是提高大学生汉语水平和运用能力;二是传承传统文化精髓;三是提升精神文明;四是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下,用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影响世界。然而在新的历史变革期,大学语文课又引起了“通才”与“专才”的争论,许多大学在重开大学语文课后又相继停开,大学语文的教学状况仿佛又回到了上个世纪之初的起点。根本原因,无疑是历史上一再争论的焦点——大学语文课程究竟有无现实功用。

    三、大学语文教学内容的研究

    古典人文精神倡导者纽曼认为:“大学教育是通过一种伟大而平凡的手段去实现一个伟大而平凡的目的。它旨在提高社会的益智风气,旨在提炼民族品位,旨在为公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旨在为公众的渴望提供固定的目标,旨在充实并约束时代的思潮,旨在便利政治权利的运用和净化私人生活的种种交往。”[4]大学语文课程无疑是实现这些目标的伟大而平凡的有效手段之一。

    在传播人文精神的层面上,大学语文课程具有不可比拟的优势。它可以将许多抽象的人生百相、真善美问题、为人处事问题、逻辑思辨问题、乃至世界观人生观等问题,以生动形象的情节传达出来,以优美感人的语言形式表述出来。这也正是与当代大学生能够从中获取的现实性收获。由此可见,大学语文成功与否,关键在于明确大学语文教学目标后,确定具体的符合时代的教学内容。基于以上思考,笔者认为,大学语文教学内容的确定应当从这几个方面来综合考虑:

    1.传统性与时代性相结合,选取比例均衡的古今中外文学精华

    当前,许多教育者将大学语文人文精神的传播主要寄托在我国的古典文学上,在他们看来,中华民族长存不亡,衰而复兴,其秘方就在于文化,就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人文精神,就在于这种文化所铸造的民族精神,通过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古代优秀人文精神的教育熏陶,治疗当代大学生“人文精神缺失症”,这是唯一的疗方。因此,他们倾向于大学语文的教学内容应当以教授古典文学为主,学生通过古典文学的学习,就能够受到传统文化的浸润,从而协调当今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双向互动关系。

    这种思路虽然有道理,但不乏偏颇之处,我们应当看到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与我们从事本专业学习者之间的差别,考虑到他们的接受程度、学习时间限制与兴趣点的差异性。现代语言与文言文之间的差别之大有目共睹,我们在传授优美深邃的古典文学精华之前,首先需要帮助学生克服语言理解上的障碍,这对于人文精神的传播无疑是一个不可逾越的困难,对于只有几十个课时的大学语文课也是一种资源的浪费。以往的大学语文教材有许多版本非常重视古典文学作品的选编,许多学生将之看成是一种负担而加以放弃,从而大多数学校的教学流于形式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选取一定比例的古典文学作品是必需的,可以借此让学生管中窥豹,领略我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但同时还应当选取更易于让学生接受的内容与形式,让学生看到更广阔的文学天地。

    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渊源。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我国现当代的许多文学精品同样显示了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与历史传承,同时也显示出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性接受。这不但是对传统文化生动形象的再现,也有利于对学生批判性思维的引导。由于时代接近,在语言上、内容上更加贴近现代生活,更便于学生的理解,更易于引起学生的兴趣。从“培养终身读书的爱好”的角度来看,白话文的文学鉴赏似乎更切合教学实际。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降临,大学生更希望通过书籍的窗口了解世界,进行适当比例的外国文学的选讲,既是时代的需要,也是学生自身的需要。成功的外文译著,不仅仅是对被译作品的真实再现,也是译者自身中文写作根底、学识修养是否深厚的体现。上个世纪前期的一些世界名著的译介,许多出于傅雷、梁实秋等文学大家之手,这些译著的经典身份至今仍然让人不能望其项背。经典的外国译著中既能让大学生欣赏世界文化的流光溢彩,又能品味中国文字的醇厚意味,将审美之门与知识之门豁然洞开于当代学子之前,无疑是两全其美的选择。

    2.跳出文学经典的圈子,选取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作品

    我们所说的“具有广泛意义的文学作品”,是指跳出狭隘的文学大家、文学名篇的圈子,选取一定的人文、自然、科学、哲学文章,这些文章本身的存在是以实用性而非欣赏性为目的。事实上,在我国古代的文学童稚期,当初的大部分文学是为了实用而作的,各类文体具有特殊的文化使命:如“经”的使命是指导生活,其核心特征是“载道”;“子”的使命是阐述各家学派的观点,其特征是各自具有自己的思想体系,“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史”的使命传达处理政治、军事等问题,为后世提供借鉴;“集”的使命是对社会人生的评价。古代的许多哲学著作,后人才将之当做文学作品来解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的《学会生存》一书指出:“应当培养人的自我生存和发展的能力,促进人的个性全面和谐地发展,把之作为当代教育的基本宗旨。”大学人文教育就是为了培养具有热爱社会、尊重生命、具备宽广的知识、拥有宽阔的胸怀、学会终身自我发展的充满人文精神的大学人。让学生接触到更多的非纯粹文学作家的文章,欣赏到各个领域学者的思想之光,在知识领域、思维发散等方面,会让这些非中文专业的大学生受到更深刻的启发,产生强烈的专业归属意识与共鸣意识,对于他们自身的写作能力培养与文学鉴赏能力的培养也是一种更直观的启迪与示范。

    3.选取具有广泛意义上的美、新之文

    大学语文课程需要培养学生个人的审美情怀,达到人文修养上的跨越,那么文章之“美”对于其审美能力的提高是必不可少的,这里的“美”是一个相对宽泛的概念,它囊括了文章的文字之美、形式之美、思想深邃之美、知识广博之美等等。每一篇文章未必达到对美文的全部要求,但求其中一点突出,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打动学生的心灵即可。英国著名科学家、作家斯诺这样描绘当代分裂的畸变的文化结构,“一极是人文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技知识分子。前者指责后者对人的情境和社会的情境缺乏应有的关怀,对文化持有浅薄蔑视态度;后者则指责前者缺乏远见和工作价值,其理想精神和实证精神的薄弱正是深层意义上的反知识”[5]。从广泛意义上培养非中文专业大学生的审美情怀,需要对学生从各个方面来进行疏通,大学语文的优势就是以各具特色的可欣赏之文进行生动形象的引导,打破人文知识分子与科技知识分子之间的藩篱,使之认识到并非只有文人需要具备审美情怀,从中领略到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的具有优秀的人文精神者的高远境界。

    当前的许多大学语文教材,包括一些编写比较成功、影响力颇大的教材,割断了与中学语文教材的联系,只是从编者的角度来选择文章,所选文章许多都是高中甚至初中语文课本就选编过的。因此,作为大学语文编者,不要一味地轻视中学语文教材,而要从平等的角度、理解的角度来重新审视中学语文教材,甚至应当随着基础语文教材内容的改变而做相应的改动,这样才能达到大学语文对中学语文的质的飞跃。大学语文教学内容之“新”,不是指文章创作时间的远近,而是相对于中学课本而言,选取学生不曾学习过的文章,选取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背景的文章,以期大学语文给学生打开一扇崭新的窗户。

    大学语文课具有十分复杂的集基础与实用于一身的功能,只要教授得当,语文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大学语文具有传播人文精神得天独厚的条件。作为一门以文学为主要授课内容的学科,它是中学语文课程的升华,它可以在更高的层次上整合语言、文学乃至文化,另辟一条新路引起他们的兴趣,使大学生不仅对中国语言文学有个概貌的了解,而且能够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自主地融会中外文化,掌握最基本的欣赏角度,形成良好的阅读习惯,成为一个真正有“文化”的21世纪大学生。

    参考文献:

    [1]许智宏.人文社会科学是什么:总序[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3.
    [2]谢泳,等.逝去的大学[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5: 302.
    [3]梅贻琦.大学一解[C] //杨东平.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 2000: 70.
    [4][英]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想[M].徐辉,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 98.
    [5][英]斯诺.两种文化[M].纪树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95.

    〔责任编辑:吴井泉〕

    作者简介:徐燕,平顶山学院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