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韩愈《张中丞传后序》在批判小人非议张巡、许远二人事迹的基础上,重塑了二位英雄形象,再次弘扬了他们的英雄事迹,给张、许二人予以公正的评价。但其政治用意也非常鲜明,由安史之乱而导致藩镇割据并未停息,唐宪宗即位之后以武力削藩,仍有不少人持异议,反对用兵,本文实际上是对专务姑息,为反叛势力张目者的有力回击,对加强中央集权起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韩愈;《张中丞传后序》;政治用意

   苏轼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1](P509)刘熙载说:“韩文公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2](P)近人陈寅恪先生对韩愈备加推崇,他认为“退之者,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关捩点之人物也”。[3](P296)韩愈在唐代文体文风改革上的成就与贡献是历史公认的,他的成功在于在前辈创作实践基础上,将文体文风改革和政治上的改革主张和改革行为联系起来了,给文体文风的改革加入强烈的现实政治色彩,使它具有了强大的生命力。他是通过对儒家道统思想的继承和创作实践来完成这一文体文风改革的,无疑他的作品尤其散作品是对其思想的宣扬和实践。他的散文《张中丞传后序》便是其中一篇。

一、历史背景及理论基础

    安史之乱给唐帝国带来最严重的一个后果便是藩镇割剧。安史之乱虽然被平定,但安史余部还保持着相当大的势力,昏懦的唐代宗为了求得暂时苟安,“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4](P592)在平叛过程中唐朝对内地掌兵的刺史也多加节度使的称号(节度使的统治区被称为藩镇或方镇),因此,经过安史之乱以后,“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4](P1329)形成了割剧的局面。方镇多仿效河朔,专横跋扈,割据称雄,对其境内的人民都实行暴虐统治。方镇的判乱,有时甚至直接威胁到中央政权,使皇帝处于狼狈之地,在德宗时期尤为肆意,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汝州,东都震骇。时哥舒曜屯怀汝间,拒希烈,十一月,诏泾原节度使姚令言救哥舒曜,军出京城而叛,叛军围宫,德宗与诸王妃主百余人苍黄逃至奉天,性命几乎不保,方镇割据,确实成为唐中叶政权极大之祸害。

    韩愈从小接受了正统的儒学思想,他是一个关心国计民生,敢于直言诤谏,也颇有政绩的人。在中唐,他和白居易、元稹、柳宗元、刘禹锡一样,都是竭力主张改革弊端、振兴朝政,具有济世安民的理想报负,希望拯救百姓于水火之中的进步文人。韩愈自己奉行的宗旨为“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  ,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死而后己。”[5](P112)韩愈最大的贡献在于他的文学理论及其独创性实践。他在《争臣论》中指出:“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立,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人也。”这正是他走上文坛的开始。韩愈在文体和文风改革上之所以取得超越前人之巨大成就,在于他把文体文风改革和政治上的改革主张及改革行为联系起来,给文体文风改革加入了强烈的现实政治色彩。

    韩愈所要明的道,正是他所宣扬的社会政治主张。他所要明的道是尧、舜之道,是儒家的道统。他把文章完全当作明道的工具,是纯粹的功利文学观,他的道的具体内容,就是仁义。他在《原道》中说:“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他要用儒家的道统重新建立起严格封建等级制的思想基础。他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反佛老,二是反藩镇割据,强化中央政权。

二、创作实践

    韩愈的思想理论主要是由他的创作实践来证实的,关于他以“文道关系”为中心的文学理论在他的一些著作如《争臣论》、《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原道》、《杂说》作了充分系统的阐述,关于他改革弊政,力主削藩的思想则在他的《张中丞传后序》之中体现无遗。

    韩愈作《张中丞传后序》是在唐宪宗元和二年,这一时期正是藩镇割据猖獗的时期,在唐宪宗之前,唐朝统治者对藩镇无能为力,任凭他们肆无忌惮地胡作非为。唐宪宗李纯上台后,他下定了决心决定以武力进行削藩,在这个问题上,朝中大臣们出现了分歧。韩愈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并极力主张弘扬儒家的道统思想,于是他在政治上响应唐宪宗力主削藩。所以他在唐宪宗元二年作《张中丞传后序》是有针对性的。

    安史之乱是中唐出现藩镇割据的祸源。而《张中丞传后序》正是以安史之乱中张巡和许远二位守将的事迹为基础展开议论的。从表面上看,韩愈说他写《张中丞传后序》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主要有:"然尚恨有缺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张巡和许远在安史之乱中作
出的贡献确实是非常大的,正如他所说:“守一城,捍天下”。但是在安史之乱被评定之后,张巡和许远却遭到了不公正的评价。前人对张巡和许远的批评主要有四点:

    (一)应转移阵地,不一定要坚守睢阳。但带领着数百饿羸创残之兵,要想穿过数万强敌坚固的防线,只能作徒然的牺牲,是无法达到目的的,这一点韩愈在文中己经论及。睢阳是江淮的屏障,如果睢阳撤守,敌人可以放手进兵江淮,而无后顾之忧,夺取江淮数千里财富之地,便切断唐王朝的补给命脉,韩愈所说的“守一城,捍天下”是可说明其重要性的,所以坚定睢阳城是没有错误的。

    (二)与其吃人,不如保全性命,放弃睢阳。关于这一点,当时李翰和其他知名人士都曾说:张巡的吃人不是出于本意,是万不得己的行为。他坚守睢阳,保全性命,功劳最大,假使开始守城的时期,已有吃人的思想,牺牲少数人性命来保全大多数人性命,即令如此,还可以将功折罪,何况并非如此,开始守城时,根本不可能有吃人的想法。

    (三)睢阳城的失守应由许远负责,这是指责敌人攻陷睢阳是从许远负责守御的据占进入的。但那时士兵饥饿不堪,己丧失作战能力。其不能抵抗,张巡的士兵和许远的士兵都是一样,如果张巡的士兵有作战能力的话,同在一城,同心协力,仍可将敌人驱逐出去,何至听其陷落,不去救援?可见陷落的原因,由于力量己发挥到最后一点滴。所以张巡有“臣力竭矣”的话,并不是由许远分城而守的计划错误,也不是由于许远部下士兵作战不力的缘故。韩愈文中批评这种议论说是“儿童之见”,又说“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这是正确的。

    (四)许远的后死问题,到了代宗(李豫)时期,张巡之子张去疾上书说:张巡临死时说:“恨许远之心不可得,误国家事……。”代宗令张去疾和许远的儿子许岘及百官共议,议决:去疾所持的理由最重要的是“城陷而许远独生,”一点,许远原是睢阳太守,是主将,主将照例应活捉去献功,因此把许远解到洛阳去,许远后来也是壮烈牺牲了的。如果疑他后死的是“心不可知”有投降的名义,那么先张巡而死的许多壮士,也可以说是张巡后死的“其心不可知”了,并指出去疾年幼,不明了这事的始末,不应加以轻议,韩愈文中“两家子弟才知下,不能通知二父志”就是慨叹许远的冤枉,为他辩白的。

    韩愈在这篇文章中花了一半的篇幅针对上述三种谬论进行了批驳,言辞慷慨激昂,说理透彻明白。同时在批驳的过程中,正因为对小人们的议论进行了批驳,才使其儒家正统思想得以伸张,其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英雄形象的重塑

    在乱世当中,英雄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英雄”一般是为正义事业而作出突出贡献者。英雄形象可以鼓舞广大人民为正义的事业而努力斗争。韩愈在这篇重塑了三位英雄形象,张巡、许远和南霁云。张巡的英雄形象在李翰创作的《张巡传》中已是“其讲之精矣”。在韩愈这篇文章中从两个方面对张巡的英雄形象作为补充。第一是在批驳小人的议论中来突出张巡和许远的英雄形象的,文章第二段开始使讲“远材不及巡者,位本在巡上,开门纳巡,授其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意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当时许远为睢阳太守,张巡为真源县令,而许远向张巡求救,张巡来接应许远。许远开门纳巡的这一举动可以看出,张巡在许远的眼中的确是一位英雄。在张巡来睢阳之前,就与判军交战四十多天。当时张巡的上司谯郡太守杨万不投降敌人,要张巡派兵去迎接敌酋,张巡不愿意做这种耻辱的勾当,便带兵进入雍丘。降敌将军令狐潮率兵四万来攻城,令狐潮写信给张巡说:“唐主已逃,你还要守雍丘作什么?”张巡斩欲降之将六人以示坚决不向敌人屈服。最后守了十一个月,转移阵地,驻扎宁陵,此时睢阳太守许远告急,张巡便带三千人来救援。正因为许远得知张巡的这些英雄事迹,才肯定地认为只有向张巡求救才是上策。张巡果应许远来奔睢阳。许远作为睢阳太守职位在张巡之上,但他深知张巡的带兵作战之才在己之上,所以为国让贤,将兵权交给张巡,他说:“我生性懦弱,你智勇兼备,今后作战任务,请你全权主持,我来担任补给任务。”张巡来到睢阳城后,立即布置歼敌计划。先施计将敌将伊子奇引出,命其部将南霁云射杀伊子奇,正中子奇左目,子奇苍皇逃走,这是他们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后来子奇又带领数万军队来攻睢阳,又被张巡的智巧攻破,于是,敌军准备作永久攻城之计,张巡也作持久守城的计划。由于供给不足,他派南霁云向贺兰求救72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年兵,贺兰未允,最终未能抵抗贼兵而英勇殉国。在韩愈看来,他们二人最终“以死守城”“所欲忠者国与主耳”。在批驳了小人的一些议论之后,韩愈说:“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他们二人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所以他们才是当之无愧的英雄。虽然他们最终没有守住睢阳,但他们的功劳正如韩愈所说,唐朝之所以没能很快败在判军手里与他们拖延敌军从而守住江淮的屏障睢阳是密不可分的,并且他们最终以死而殉国,他们的事迹将永垂不朽。而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他们只不过是“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第二是通过对南霁云的英雄形象的补充来从侧面烘托张巡和许远的英雄形象。张巡派其部将南霁云向贺兰进明求救兵,贺兰由于妒贤疾能,不肯出师相救并要强留霁云。而霁云坚贞不屈,以“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并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屠着其上砖半箭”来显示他的意志和决心。这也正是张巡栽培的结果。另外,在张巡和南霁云就义时,从他们的对话看出,南霁云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和张巡同样,有这样的英雄主将肯定会有这样的英雄部下,他们都是为国牺牲的英雄的典型。第三,通过细节来补充二人的英雄形象。韩愈在这篇文章中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认为李翰的《张巡传》有不足之处,不足以说服那些小人,所以在他的后序里尽量使张巡和许远更加完美,于是通过张籍得知张巡和许远的事迹来作一补充,使之更加完美。当然作为英雄,他们的品质是高尚的,才能是出众的,在本文最后一段先补充张巡的事迹,通过张巡的读书写文章,体现出他不但是位武将,而且是文采很出众,真是文武双全,并通过其记忆力的超常反映出他做事的认真,通过他的发怒、反映出他的疾恶如仇。通过他临死前的举动反映出他的视死如归,大义凛然。许远是一个宽厚长者,他是典型的受过儒家思想教育的人,能够为国让贤,足见其修养之高,以国家事业为重,并对张巡以兄事之,充分体现了的他的宽厚仁慈。国家有这样两位英雄,在当时却实不亚于驰骋战场的郭子仪和李光弼。他们的这种英雄形象在当时是评判英雄中的典型,是为国效忠的英雄的光辉典范。他们的英雄形象和事迹鼓舞了全朝大臣,使大臣们坚信只有通过武力是一定能够消除藩镇之祸的。宪宗能够看到韩愈的这篇文章也更加坚定了削藩的信心,为国家的复兴而作出努力。

    (二)道统中“忠君爱国”思想的宣扬

    这篇文章一开始是将其放在儒道的标准下进行辩论的,张巡和许远的以死守城目的非常明确,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这是千百年以来,中国人一贯奉行的忠君爱国的思想,这也是一种积极向上的思想,更是一种“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何况作为国家的统兵将领更应该为国效忠,所以这一思想是相当进步的,如果当时张巡和许远“弃城而图存”只顾保全自己的性命,那么就不会有国家,在国亡主灭的情况下,老百姓怎么会过上太平的日子呢?所以由此看来,张巡和许远以死守城是非常正确的。在“外无援兵,而贼来益众”的情况下他们“食其所爱之肉”与贼抗而
不降,表示了他们为国牺牲的大无畏精神,这也正是大丈夫当先国家之急而急的精神。正是在这样的思想和精神的鼓舞下,张巡和许远拼命地奋战以求能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在韩愈看来以至在我们所有的人看来都是非常正确的。韩愈明道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正君臣名份:

    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称之民,民不出栗米丝麻、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5](P16)他是要维护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而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乃在反对藩镇割据,加强中央集权。关于他的这一思想在行动上表现为参加裴度的平淮西之役,表现在文上就是《送石处士序》、《送温处士赴河阳军序》及《张中丞传后序》,尤其以《张中丞传后序》最为鲜明。安史之乱的发生完全破坏了君臣名份。作为臣的安禄山由于玄宗皇帝的放纵激发了他取而代之、君临天下的野心,安禄山非常明白,君臣身份的改变,主要借助武力来完成,固而才酿造了这次叛乱,来实现他的野心。虽然安史之乱很快被评定,但其余音还在响彻整个大唐,所以不愿为李氏称臣的人还有许多。封建集权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便是皇帝,帝位的稳固关系着天下的安定。这样,在儒家思想中,君臣关系应是严格遵守的。韩愈在《张中丞传后序》中明确提出张巡、许远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所欲忠者,国与主耳”。也就是说张巡、许远在决定他们的行动完全是为了国与主,将国家与君主放在第一位。其余的事则考虑的很少。具体表现在以死守城这件事上。这种君忠爱国思想在张巡、许远二人心中目已是根深蒂固。一、当贼兵围困睢阳城时,他们从未想过“弃城而逆遁”,韩愈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并针对于此进行了有力的论说。文中运用了对比的方法为张巡、许远辩论,当时“弃城图存者,不可一二数。”通过这些人为个人利益而置国家与人民不顾,这其实与叛军又有什么区别呢?那些小人们不去议论这些人而将矛头指向张巡、许远二人,的确是“设淫辞而助之功也,”二、以国家利益之所重,为了守一座睢阳城,他们“食其所爱之肉,与贼抗而不降”,而况“人食相且尽”。人吃人是非常残忍的,而且是极不仁道的,但是韩愈在这篇文章中主要为了讲明他的“忠君爱国”而将其作为一充分例证,并没有作任何评价,这既是当时的事实,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在张巡和许远的心目中己经只有国家和君主了,他们只要能有一口气,能有一丝希望都要为国家拼命。韩愈对他们的这种思想是极力赞成的,所以在篇文章中,极力地来为他们的行为辩证,使他们的英雄事迹,他们的爱国思想流传于后世。

    在这篇文章中韩愈将忠和义相辅相成地联系在一起的,“忠君爱国”是他们的本质思想,与之相半而行的便是“义”。在张巡及其部下南霁云英勇就义时,张巡说道:“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安史叛军所行一事是极其不义的,因为他们为了达到其目的、野心,在叛乱过程中涂碳生灵,人民遭受到了很大的破害,这样一群叛贼大行不义,那么有正义感的人应该站起来消灭他们,即使身陷贼73第1期马得禹 重塑英雄形象 再度伸张正义手,也不能委曲求全。再如,南霁云求救于贺兰进明一事,当贺兰“具食与乐,延霁云坐”时,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而且霁云的表现也是“舍生取义”,“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这种大义凛然的英雄人物的“忠”、“义”形象有力地宣扬了他的道统思想。也给唐宪宗的武力削藩、加强中央集权以极大的理论支持。

    从表面来看,《张中丞传后序》的创作是为了补正李翰所作的《张巡传》。而通过其历史背景,思想理论主张,更重要的是就本文中对张巡和许远及其部下英雄事迹的叙述,英雄形象重塑,以及非常有力的议论可以看出韩愈的政治目的是非常明确的,力主削藩是他一贯的主张。而这篇文章委宛曲折地表现了他的这一主张,文章气势雄宏、慷慨激昂,有很大的震撼作用,针对当时对削藩持怀疑态度的认识起了积极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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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校 王渭清)

    [作者简介]马得禹(1975-),男,甘肃靖远人,甘肃联合大学文学院讲师,兰州大学文学院硕士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