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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世文:《吃饭》:人类“掩饰文化”的讽刺文本
【时间:2009/12/23 】 【来源:名作欣赏 2007年第9期 】 【作者: 雷世文】 【已经浏览4949 次】

  在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的风云流变中,钱钟书先生的散文可谓自成一家,其言说总是能让人濡染到一种学者的风骨:缜密的学理言路,横无际涯的文思,含笑谈真理的幽默,无不给读者以智性的愉悦。文学史家在评述钱钟书的散文风格时,用了诸如“措辞析理都入微透骨,文字汪洋恣肆,到处充满机智的幽默”的断语①,此种评价包含了对钱钟书学术化散文类型的肯定。具体到文本的细部构成,钱钟书的散文又能做到面目各异,理路锋利,造语尖刻,立意精辟,如《吃饭》②这样的文本,就是极有代表性的例子。类似的精致篇章从微观上既丰富着又突破着作家的宏观风格定势,显示着作家创造的深度。

  《吃饭》着眼于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以“吃饭”这一人生最基本的生存欲望为思辨对象,发现了人类司空见惯的世俗存在方式背后所隐藏的文化真相,这种真相如果用语词加以命名的话,就是“掩饰文化”。我们日日所处的生活场景,就是这种“掩饰文化”表演的空间。
 
  “掩饰文化”最突出的特征表现为名与实的背离,人们经常是借某种名义来从事名实不符的活动,真实的底牌偏不暴露。钱钟书先生以“吃饭”设喻,辛辣地揭发了包裹其间的世相文化哲学:“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老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就将掩饰文化的招术纲领性地揭示无余。名义上是吃饭,实质上是吃菜,但人类不说吃菜,只说吃饭。吃菜是享受,吃饭是需要,我们为了享受,把吃菜说成吃饭,也就把享受掩饰为需要,在这样一种掩饰主义的文化逻辑下,我们对享受变得心安理得,“辨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名义上的东西虽然是虚的,却不能被抛弃,因为它有着巧妙的游戏功能,能起到遮盖和辩护的作用,舍弃它,人类以名行实的种种活动便难以得逞了。
 
  名与实相离的背后,实际上还隐藏着主与次的关系问题。名义上是主要的东西,实则是次要的;名义上是陪衬的东西,实则是主要的。仍然以“吃饭”为例,钱钟书先生指出:“吃饭时要有音乐,还不够,就有‘佳人’、‘丽人’之类来劝酒;文雅点就开什么销寒会、销夏会,在席上传观书法名画;甚至赏花游山,把自然名胜来下饭。”如此,“吃饭”变成了赏乐、观人、行酒、览胜的消遣活动,原本是饮食为主的生理活动反而退居其次,这种互换从根底上反映的是人类的掩饰文化心理。

  “吃饭”变成“请吃饭”,“吃饭”就具有了社交的功用。钱钟书先生说:“社交的吃饭种类虽然复杂,性质却极为简单。把饭给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这正是交际的微妙之处。“吃饭”作为交际的手段,可以达到增进朋友感情、减少仇敌毁谤的目的,所以,“做人应当多多请客吃饭,并且吃好饭”。钱先生在这里深刻揭示的是“吃饭”这种交际形式背后所存在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互相掩饰关系。

  综上,人类掩饰主义的文化特征在《吃饭》文本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剖析,作者尖刻地讽刺了人类在名与实、主与次、手段与目的的相互掩饰中所编织的游戏。《吃饭》是典型的“微言大义”文本,它既包含了对人类世相文化的破解,又隐含了对精英政治文化的讥刺。政治家往往把自己的野心装点成民众的意志和福利,看似民众至上,实质是政治利益至上,“掩饰文化”在政治领域的大行其道,从更深的层面暴露出人类自身的游戏主义精神。

  钱钟书先生的文风一向以智慧的幽默讽刺而著称,这种文风同样飘洒在《吃饭》的字里行间。作者由消化排泄的生理过程揭示出名实背离的掩饰文化,把食谱与统治之道相联系,在吃饭中发现人生观,处处充满着讽喻的色彩。这种讽喻的妙处在于能和幽默交织为一体的,令读者在作家含笑的面影下领略真理。譬如以肚子和舌头的关系为比喻的说理,文章说肚子是个下流不上台面的东西,一味容纳和吸收,不懂得欣赏和享受,而舌头总是顶着肚子的名义拣精拣肥,贪婪享受。像这样幽默讽喻的材料在目尽尺幅的《吃饭》文本中俯拾即是。作者奉劝人们多请客吃好饭,因为“吃了人家的饭该有多少天不在背后说主人的坏话,时间的长短按照饭菜的质量而定”,这番议论是多么精警的世态文化的讽喻啊!

  作者在《吃饭》一文中赞美可口好吃的饭菜,却又不忘记从美味佳肴的“烹调”中悟出真理。文章以睿智的笔法比喻道:“一碗好菜仿佛一支乐曲,也是一种一贯的多元,调和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济,变作可分而不可离的综合。最粗浅的例像白煮蟹和醋、烤鸭和甜酱,或如西菜里烤猪肉(roast pork)和苹果泥(apple sauce)、渗鳘鱼和柠檬片,原来是天涯地角,全不相干的东西,而偏偏有注定的缘分,像佳人和才子、母猪和癞象,结成了天造地设的配偶、相得益彰的眷属。”钱先生在这里由五味烹调提升出了一种“和谐”哲学。进一步,他把“烹调”与人格之道、治国之道相联,从“调味”悟出人生哲学、政治哲学。按照《吃饭》的表述,完美的人格,统治尽善的国家,不仅要和谐得像音乐,也该把烹饪的调和悬为理想。这就巧妙地阐明了一种和谐人生观,和谐政治观。至此,读者才彻底地洞悉了作家妙手著文章的深意,体会到了“四两拨千斤”的结构之妙!

  阅读钱钟书先生的《吃饭》,令人深感是在享受一桌中西文化调和的智慧盛宴。人类先哲们的警言妙语不择而出,读来令人耳聪目慧,流连忘返。作者在短小精致的格局内,纵横八极,心游万仞,调动古今,驱遣中西,举凡与“吃饭”相关的文献资源,都能顺手牵引,任意而谈,却又关合文章题旨,此种文境,实非硕学贤儒莫属。读者沿着钱先生的文路,光顾这言语的智慧森林,能够沐浴到人类创世以来的智性灵光,从柏拉图的《理想国》、拉伯雷的《巨人世家》到德国古诗人白洛柯斯的赞美诗,从《尚书》《论语》《中庸》到《吕氏春秋》,这些人类文化史上的经典文献经过钱先生之手变得生气淋漓,与我们的生活是那样的水乳交融,我们蓦然回首间,发现真理就在我们的餐桌上。
 
  《吃饭》在文本语言的构造方面,十足地显示了钱钟书的思辨才能,这样的材料在文章中随处可见。譬如关于“吃饭”哲学的末技,作者说:“把饭给与没饭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又如关于与“吃饭”有关的“饥饿”的作用,作者发表了如下的妙论:“我们通常把饥饿看得太低了,只说它产生了乞丐、盗贼、娼妓一类的东西,忘记了它也启发过思想、技巧,还有‘有饭大家吃’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再如关于“有用”和“无用”的存在依据,文章议论说:“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替它遮盖和辩护,也能免于抛弃。”由这些语言材料,我们可以与钱钟书先生的真知灼见发生神交,获得无限的启迪和会心的快感。

  (责任编辑:赵红玉)
  
  ①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第611页。
  ② 本文的引文,除有注释标明者外,均出自钱钟书散文《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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