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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小如:读贾谊《过秦论》
【时间:2009/12/23 】 【来源:无 】 【作者: 吴小如】 【已经浏览5632 次】

  《过秦论》共有三篇。其中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是这第一篇。它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列为第二篇;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又把它单独附在《陈涉世家》的篇末。《汉书》《文选》也都选录了这一篇。今传贾谊所撰专著《新书》,当由后人搜辑而成,对此文则明确标出它是三篇中的“上篇”。在《史》《汉》《新书》《文选》四部书中,本篇凡五见,文章字句颇有出入。

  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选了这篇《过秦论》(上),因此前人对它的评语也很多。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归纳大多数评论者的意见,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是古今第一篇气“盛”的文章。因此吴闿生的意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这篇小文就想先从气势充沛这一点谈起。

  从语言的角度看,所谓气盛的文章,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人名,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还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比比皆是,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很盛。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使文章气盛的因素之一,是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本篇之所以以气盛为特点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我以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说理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说理,可以说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把字的篇幅概括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之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所以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事实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就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包涵了这许多东西,自然觉得文章饱满充沛,读起来思路自然而然跟着作者的笔锋走,那当然会显得气“盛”了;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是很有条理的,上来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你不由自主地会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他不中断,你就不能中断,他不节外生枝,你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本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理散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贾谊写这篇文章可以说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席卷天下”四句,“席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上都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都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的缘故。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到底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没有什么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下面我们再一段一段地简单分析一下。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事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等,愈写对方也就愈反衬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自信太强,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这里想侧重谈谈第3段。第3段开头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都没有。可是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之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就够了。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一点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必要的,也是学写作的人应予注意的。

  前面说过,第3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还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和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愈写愈神气。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这就像给皮球或车轮打气,打到最大限度,再加上两下,自然球胎或轮胎就非爆裂不可了。然后一下子反跌下来,改从陈涉方面写起,却又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写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于是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贾谊在这篇杰作中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金圣叹在《才子古文》(历朝部分)卷二中对本篇加批语说:“《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之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补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这是说得相当扼要的。

  应该承认,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好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因此,我们一面学会了怎样作文章,一面也借鉴了历史。我们读《过秦论》(上)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这个。

 
 
 
 
 

峻拔锋利,语警词工──谈贾谊的《过秦论》

(徐应佩、周溶泉、吴功正)

  贾谊是西汉时期杰出的辞赋家和政论家。他的赋写得云蒸雨降、回肠荡气,以《鸟赋》《吊屈原赋》最负盛名;他的政论写得峻拔锋利、语警词工,以《论积贮疏》《陈政事疏》为世所重。《过秦论》则兼及辞赋的文采辉耀、语势腾纵和政论的见解精辟、雄辩有力,以汪洋恣肆之文表拯世救民之意,成为别具一格的辞赋家的政论。

  《过秦论》如题目所示,旨在讲论秦王朝的过失,揭示秦至二世而亡的原因。作者充分发挥赋体“铺采摛文”的特长,不径言秦之过而先以奔放之言历举秦之功,不直言秦之衰而先以豪迈之语详述秦之兴,不先写秦之亡而先以昂扬之笔书秦之盛,犹如长河入海直奔尾闾之窟。作者在纵笔泼墨绘足龙腾云卷之态后予以点睛:“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辞赋的艺术手段,使得文势充畅,波澜层迭,议论风发,题旨轩昂,使人不仅理性上可以得到启迪,感情上也能够得到震动。

  《过秦论》由两大部分组成:一为叙史事,一为发议论。叙史是议论的依据,议论是叙事的升华。叙述史实,以时序为经,以事迹为纬。先叙秦孝公时的“兴”,继而写“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时和“延及孝文王、庄襄王”时的“强”,接着写“及至始皇”时的“盛”,最后写“始皇既没”,陈涉首难,使秦终至败亡。作者概括了秦“百有余年”由兴而亡的全过程,即从“攻”势转为“守”势两大阶段。议论时,以陈涉与强大的秦王朝比,与山东六国比,是非立分,结论自出。这样由事见意,由史出论,便于作者按辞赋的写作规律,施展才华,驰骋笔墨。

  《汉书·艺文志》分赋为四大派,将贾谊归属“屈原派”,也就是说贾谊承续了《楚辞》的余绪,且有新的创造,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因而贾谊以其辞赋手段写政论,即用其所长,弃其所短,确为刘勰所说的:“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而没有堕入“繁华损枝,膏腴害骨”的泥淖。

  极化对比,气魄恢宏。辞赋惯用夸张的手法叙事状物,《过秦论》写秦由兴而盛的“攻势”,将攻和被攻的双方向两极强化,极言被攻对象的力强势盛,极言进攻方面的力弱势孤,结果却易攻轻取,对比之下显得气魄很大,且更能说明问题。秦孝公时,“君臣固守以窥周室”,一个“窥”字,透出了秦伺机而动的野心,写出了他偏居一隅的地位,也暗示了周天子地广人众、位高权重的形势。双方力量悬殊,而“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西河之外大片土地,只是“拱手”便得,极言取之甚易,如反掌之劳,似吹灰之力。这反而突显了秦的兵力雄厚,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时,“九国之师”“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而攻秦”,兵多将广,声威赫,攻势凌厉,结果“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秦不费一刀一箭,就叫山东六国“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始皇时,“却匈奴七百余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所有这些,都是采取将双方“极化”的办法,反衬而说明问题。一般的夸张,通常是“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就事物的某一属性予以夸大。而贾谊写秦攻之易,却先将双方极化,再将攻取极化,则文词便壮采飞扬,足可披瞽骇聋。“壮词可得喻其真”,像“拱手而取”、“无亡矢遗镞之费”,“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反而有助于文义的鲜明显豁。

  同义叠句,气势酣畅。《过秦论》中也袭用赋中同义叠句的句法,可是作者不是不看场合,不看对象,不加选择,不予节制地叠床架屋,使得文字臃肿累赘,而能以气势酣畅之文为表达主题服务。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席卷、包举、囊括,都有并吞的意思;宇内、四海、八荒,都是天下的意思。《古文观止》的编者评述说:“四句只一意,而必当叠写之者,盖极言秦先虎狼之心,非一辞而足也。”为了突出某种意思,不惜重复数句。作者写秦始皇时之强盛:“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四句也只一意,说始皇践帝位奴役天下之人。与秦相对比,写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三句同写其地位卑微。一般地说,作文时要惜墨如金,一词能达意则不用两词,一句可尽意则不赘两句,可是这里贾谊却一意连用多句,可谓泼墨如云。这是因为这些地方“非一辞而足”,一辞虽能达意,却不能“极言”,达不到强化、极化的目的。由于一意以多句写之,便把秦的虎狼之心披露得淋漓尽致,把秦的暴虐之行描述得无一可掩,也把陈涉的出身写得使人印象深刻。以整齐句式叠写一意,使得文字气足神完,一气呵成,读之犹如骏马走坂,流水下坡。

  多重排比,气氛热烈。辞赋中往往铺锦列绣,排红叠翠,排比句如鳞次栉比。可是因为句式少变,致使文字板滞僵直。《过秦论》则变化其用,以多组排句复合,从而犹如繁弦急管般热烈,增强了艺术效果。写“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先以“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四个相同的主谓结构的句式排比,显示“合从缔交”的广。接着以“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三个相同的联合结构的词组排比,显示上述四君子的谋略才干。再以“……中山之众”,“……杜赫之属为之谋”,“……乐毅之徒通其意”,“……赵奢之伦制其兵”四个基本相同的带有长串定语的主语以及相同谓语形式的句子,显示“天下之士”合从缔交,戮力攻秦的力量。最后更以“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伏,弱国入朝”八个结构异同交错的四言句,显示秦乘胜前进夺天下,摧枯拉朽攻诸侯的声势。排比句式使文章气势奔放,如果只是一式到底,那又机械呆板了,将多种句式的排比句组合起来,则整齐与参差结合,相为映照,文章便张弛有致、气韵流转了。作者为了集中排比,以“秦无亡矢遗镞之费”的对比条件,着力渲染,且有言过其实之弊。据《史记·六国表》载,周慎靓王三年(前318)有“五国共击秦,不胜而还”之事,并没有“九国之师”齐出动的情况。作者简单概括了战国时代所有的人才,且加以排比,突出了声势浩大的气氛,和秦日后的崩溃作了鲜明对比。《过秦论》中多用排比,而句式多变,组合有异,这也是本文格高调响的一个原因。

  潜义伏理,气蕴于内。作者写秦气锐势盛,是为了说明这是施仁义的结果。可是贾谊只将施仁布义隐嵌于字里行间,反而铺张扬厉地大写追亡逐北、席卷天下的声势,待到文末点题后,回顾前文一审视细察,始觉作者原来处处设伏,密而不漏。作者于第1段就带出了秦能轻取易攻的原因:“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由于采取了商鞅的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对内、对外政策,司马迁也认为这属仁义之举。他说:“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之法为枝叶,岂不然哉!”作者叙秦的每一阶段,都紧扣住这点。本文题旨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而于前文却明写、详写“攻守之势”,暗写、略写“仁义之施”,气蕴于内,象呈于外,使人首先从气势磅礴的文辞上得到感染,直到最后才将内蕴的含义加以挑明,读者拨除疑念,释除悬念,把握主旨,则顿觉原来的潜义伏理腾跃而出,熠然生辉,戛然作响。

  反复比照,导出题旨。作者为了导出论述中心,反复比照,逐步深化。先是远比,以叙述设置比照条件。作者写陈涉的出身卑微,才能平庸,不成军旅,可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随即得到天下人的响应、支援,“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写陈涉起事如此之易,和前文写诸侯攻秦如彼之难,遥为映照,对比鲜明,为下文议论作了必要的铺垫。再是近比,从比较中引出议论。陈涉之位和九国之君比,尊卑悬殊;陈涉武器和九国之械比,利钝大别;陈涉之众和九国之军比,众寡极异;陈涉之谋和九国之士比,智愚径庭,陈涉和山东之国相“度长大,比权量力”不可同时而语,可是“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这就激起读者急切追寻原因,为作者揭示答案蓄积了语势。最后是总比,总括前文两极对比,从而揭示题旨。总结全文时,总结了秦占地由小到大,广有天下,势力由弱到强,统制诸侯,统治由暂到久,长及百年。一夫毁七庙,宰割天下者反身死于人手,将秦与陈涉两方面都予以极化。这样,“何也?”的设问就更为强烈。在如此步步进逼的情势下,迸发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结论,便如水到渠成般自然,雷霆震空般有力。

  贾谊写作《过秦论》,是为了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他说:“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他是借此来宣传他的所谓“治乱之道”的。

  《过秦论》作为辞赋家的政论,在当时独标新帜,这种文风并沾溉后世,像唐代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宋代范仲淹的代表作《岳阳楼记》等,都能明显地看到其影响。今天我们学习它,也能从它别具一格的散文艺术上,获得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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