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秦论》共有三篇。其中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是这第一篇。它最早附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篇末，列为第二篇；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又把它单独附在《陈涉世家》的篇末。《汉书》《文选》也都选录了这一篇。今传贾谊所撰专著《新书》，当由后人搜辑而成，对此文则明确标出它是三篇中的“上篇”。在《史》《汉》《新书》《文选》四部书中，本篇凡五见，文章字句颇有出入。
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选了这篇《过秦论》（上），因此前人对它的评语也很多。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归纳大多数评论者的意见，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是古今第一篇气“盛”的文章。因此吴闿生的意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我这篇小文就想先从气势充沛这一点谈起。
从语言的角度看，所谓气盛的文章，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人名，就是排比句式；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但这还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比比皆是，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很盛。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使文章气盛的因素之一，是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本篇之所以以气盛为特点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我以为有三个原因。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说理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用叙事来说理，可以说是本篇最大的特点。作者用千把字的篇幅概括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之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所以兴衰的关键所在。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事实有比较清楚的认识。这个特点为什么就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关键在于：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包涵了这许多东西，自然觉得文章饱满充沛，读起来思路自然而然跟着作者的笔锋走，那当然会显得气“盛”了；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是很有条理的，上来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于是你不由自主地会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他不中断，你就不能中断，他不节外生枝，你就不能旁及其余。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本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理散文。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贾谊写这篇文章可以说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比如第1段“有席卷天下”四句，“席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上都同义；“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都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的缘故。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到底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对比手法并没有什么稀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秦与六国的对比；秦与陈涉的对比；陈涉与六国的对比。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下面我们再一段一段地简单分析一下。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第1段着重写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事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得天下并不难。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等，愈写对方也就愈反衬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但我们却感到：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愈写秦之自信太强，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这里想侧重谈谈第3段。第3段开头只说了九个字：“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这当然是事实。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都没有。可是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之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就够了。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一点不喘息。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必要的，也是学写作的人应予注意的。
前面说过，第3段写秦始皇：野心与实力，兼而写之。但第3段与第2段还不一样。第2段是用正反对比手法两面写，第3段却全从正面写，把秦始皇的实力和野心描绘得淋漓尽致，愈写愈足，愈写愈神气。甚至到了第4段开头处，还要找补两句：“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吴闿生夹批：“再加二句，十分酣恣。”这就像给皮球或车轮打气，打到最大限度，再加上两下，自然球胎或轮胎就非爆裂不可了。然后一下子反跌下来，改从陈涉方面写起，却又处处对陈涉寓褒于贬，这就更加写出秦之灭亡实有自取其祸之道了。
最末一段是“论”和“断”，仍用对比手法把几个方面综合到一起，然后得出结论，即所谓“断”。为了使结论下得郑重，于是又把秦重新提起总说一遍，才以“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收尾。文章须能放能收，能开能合，始见本领。贾谊在这篇杰作中完全做到了这一点。
金圣叹在《才子古文》（历朝部分）卷二中对本篇加批语说：“《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之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补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这是说得相当扼要的。
应该承认，这篇文章在当时确实起了好影响。贾谊作为士大夫，固然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立场为汉王朝出谋划策；但他却能认识到农民起义的力量，认识到秦王朝灭亡的关键在于失掉民心和过分迷信武力，封建统治者野心大而虐待人民，终于被人民灭亡。有了这个认识，统治阶级才开始考虑如何缓和社会矛盾，以巩固自己的统治政权。这才说明农民起义真正推动了历史前进的车轮。有了贾谊这一番描绘，汉朝的皇帝才能真正总结秦代由盛而衰、由强而弱的经验教训。因此，我们一面学会了怎样作文章，一面也借鉴了历史。我们读《过秦论》（上）的目的，也正是为了这个。
峻拔锋利，语警词工──谈贾谊的《过秦论》
（徐应佩、周溶泉、吴功正）
贾谊是西汉时期杰出的辞赋家和政论家。他的赋写得云蒸雨降、回肠荡气，以《鸟赋》《吊屈原赋》最负盛名；他的政论写得峻拔锋利、语警词工，以《论积贮疏》《陈政事疏》为世所重。《过秦论》则兼及辞赋的文采辉耀、语势腾纵和政论的见解精辟、雄辩有力，以汪洋恣肆之文表拯世救民之意，成为别具一格的辞赋家的政论。
《过秦论》如题目所示，旨在讲论秦王朝的过失，揭示秦至二世而亡的原因。作者充分发挥赋体“铺采摛文”的特长，不径言秦之过而先以奔放之言历举秦之功，不直言秦之衰而先以豪迈之语详述秦之兴，不先写秦之亡而先以昂扬之笔书秦之盛，犹如长河入海直奔尾闾之窟。作者在纵笔泼墨绘足龙腾云卷之态后予以点睛：“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辞赋的艺术手段，使得文势充畅，波澜层迭，议论风发，题旨轩昂，使人不仅理性上可以得到启迪，感情上也能够得到震动。
《过秦论》由两大部分组成：一为叙史事，一为发议论。叙史是议论的依据，议论是叙事的升华。叙述史实，以时序为经，以事迹为纬。先叙秦孝公时的“兴”，继而写“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时和“延及孝文王、庄襄王”时的“强”，接着写“及至始皇”时的“盛”，最后写“始皇既没”，陈涉首难，使秦终至败亡。作者概括了秦“百有余年”由兴而亡的全过程，即从“攻”势转为“守”势两大阶段。议论时，以陈涉与强大的秦王朝比，与山东六国比，是非立分，结论自出。这样由事见意，由史出论，便于作者按辞赋的写作规律，施展才华，驰骋笔墨。
《汉书·艺文志》分赋为四大派，将贾谊归属“屈原派”，也就是说贾谊承续了《楚辞》的余绪，且有新的创造，所以扬雄说：“如孔氏之门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因而贾谊以其辞赋手段写政论，即用其所长，弃其所短，确为刘勰所说的：“丽词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而没有堕入“繁华损枝，膏腴害骨”的泥淖。
极化对比，气魄恢宏。辞赋惯用夸张的手法叙事状物，《过秦论》写秦由兴而盛的“攻势”，将攻和被攻的双方向两极强化，极言被攻对象的力强势盛，极言进攻方面的力弱势孤，结果却易攻轻取，对比之下显得气魄很大，且更能说明问题。秦孝公时，“君臣固守以窥周室”，一个“窥”字，透出了秦伺机而动的野心，写出了他偏居一隅的地位，也暗示了周天子地广人众、位高权重的形势。双方力量悬殊，而“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西河之外大片土地，只是“拱手”便得，极言取之甚易，如反掌之劳，似吹灰之力。这反而突显了秦的兵力雄厚，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时，“九国之师”“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师，叩关而攻秦”，兵多将广，声威赫，攻势凌厉，结果“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秦不费一刀一箭，就叫山东六国“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始皇时，“却匈奴七百余里”，使“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所有这些，都是采取将双方“极化”的办法，反衬而说明问题。一般的夸张，通常是“言峻则嵩高极天，论狭则河不容舠，说多则子孙千亿，称少则民靡孑遗，襄陵举滔天之目，倒戈立漂杵之论”，就事物的某一属性予以夸大。而贾谊写秦攻之易，却先将双方极化，再将攻取极化，则文词便壮采飞扬，足可披瞽骇聋。“壮词可得喻其真”，像“拱手而取”、“无亡矢遗镞之费”，“辞虽已甚，其义无害也”，反而有助于文义的鲜明显豁。
同义叠句，气势酣畅。《过秦论》中也袭用赋中同义叠句的句法，可是作者不是不看场合，不看对象，不加选择，不予节制地叠床架屋，使得文字臃肿累赘，而能以气势酣畅之文为表达主题服务。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席卷、包举、囊括，都有并吞的意思；宇内、四海、八荒，都是天下的意思。《古文观止》的编者评述说：“四句只一意，而必当叠写之者，盖极言秦先虎狼之心，非一辞而足也。”为了突出某种意思，不惜重复数句。作者写秦始皇时之强盛：“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以鞭笞天下。”四句也只一意，说始皇践帝位奴役天下之人。与秦相对比，写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三句同写其地位卑微。一般地说，作文时要惜墨如金，一词能达意则不用两词，一句可尽意则不赘两句，可是这里贾谊却一意连用多句，可谓泼墨如云。这是因为这些地方“非一辞而足”，一辞虽能达意，却不能“极言”，达不到强化、极化的目的。由于一意以多句写之，便把秦的虎狼之心披露得淋漓尽致，把秦的暴虐之行描述得无一可掩，也把陈涉的出身写得使人印象深刻。以整齐句式叠写一意，使得文字气足神完，一气呵成，读之犹如骏马走坂，流水下坡。
多重排比，气氛热烈。辞赋中往往铺锦列绣，排红叠翠，排比句如鳞次栉比。可是因为句式少变，致使文字板滞僵直。《过秦论》则变化其用，以多组排句复合，从而犹如繁弦急管般热烈，增强了艺术效果。写“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先以“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四个相同的主谓结构的句式排比，显示“合从缔交”的广。接着以“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三个相同的联合结构的词组排比，显示上述四君子的谋略才干。再以“……中山之众”，“……杜赫之属为之谋”，“……乐毅之徒通其意”，“……赵奢之伦制其兵”四个基本相同的带有长串定语的主语以及相同谓语形式的句子，显示“天下之士”合从缔交，戮力攻秦的力量。最后更以“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河山。强国请伏，弱国入朝”八个结构异同交错的四言句，显示秦乘胜前进夺天下，摧枯拉朽攻诸侯的声势。排比句式使文章气势奔放，如果只是一式到底，那又机械呆板了，将多种句式的排比句组合起来，则整齐与参差结合，相为映照，文章便张弛有致、气韵流转了。作者为了集中排比，以“秦无亡矢遗镞之费”的对比条件，着力渲染，且有言过其实之弊。据《史记·六国表》载，周慎靓王三年（前318）有“五国共击秦，不胜而还”之事，并没有“九国之师”齐出动的情况。作者简单概括了战国时代所有的人才，且加以排比，突出了声势浩大的气氛，和秦日后的崩溃作了鲜明对比。《过秦论》中多用排比，而句式多变，组合有异，这也是本文格高调响的一个原因。
潜义伏理，气蕴于内。作者写秦气锐势盛，是为了说明这是施仁义的结果。可是贾谊只将施仁布义隐嵌于字里行间，反而铺张扬厉地大写追亡逐北、席卷天下的声势，待到文末点题后，回顾前文一审视细察，始觉作者原来处处设伏，密而不漏。作者于第1段就带出了秦能轻取易攻的原因：“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由于采取了商鞅的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对内、对外政策，司马迁也认为这属仁义之举。他说：“地形险阻，所以为固也；兵革刑法，所以为治也。犹未足恃也。夫先王以仁义为本，而以固塞之法为枝叶，岂不然哉!”作者叙秦的每一阶段，都紧扣住这点。本文题旨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而于前文却明写、详写“攻守之势”，暗写、略写“仁义之施”，气蕴于内，象呈于外，使人首先从气势磅礴的文辞上得到感染，直到最后才将内蕴的含义加以挑明，读者拨除疑念，释除悬念，把握主旨，则顿觉原来的潜义伏理腾跃而出，熠然生辉，戛然作响。
反复比照，导出题旨。作者为了导出论述中心，反复比照，逐步深化。先是远比，以叙述设置比照条件。作者写陈涉的出身卑微，才能平庸，不成军旅，可是“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随即得到天下人的响应、支援，“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写陈涉起事如此之易，和前文写诸侯攻秦如彼之难，遥为映照，对比鲜明，为下文议论作了必要的铺垫。再是近比，从比较中引出议论。陈涉之位和九国之君比，尊卑悬殊；陈涉武器和九国之械比，利钝大别；陈涉之众和九国之军比，众寡极异；陈涉之谋和九国之士比，智愚径庭，陈涉和山东之国相“度长大，比权量力”不可同时而语，可是“成败异变，功业相反”，这就激起读者急切追寻原因，为作者揭示答案蓄积了语势。最后是总比，总括前文两极对比，从而揭示题旨。总结全文时，总结了秦占地由小到大，广有天下，势力由弱到强，统制诸侯，统治由暂到久，长及百年。一夫毁七庙，宰割天下者反身死于人手，将秦与陈涉两方面都予以极化。这样，“何也？”的设问就更为强烈。在如此步步进逼的情势下，迸发出“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的结论，便如水到渠成般自然，雷霆震空般有力。
贾谊写作《过秦论》，是为了巩固西汉王朝的统治。他说：“野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有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他是借此来宣传他的所谓“治乱之道”的。
《过秦论》作为辞赋家的政论，在当时独标新帜，这种文风并沾溉后世，像唐代杜牧的名篇《阿房宫赋》，宋代范仲淹的代表作《岳阳楼记》等，都能明显地看到其影响。今天我们学习它，也能从它别具一格的散文艺术上，获得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