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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星等:老骥伏枥志千里 大学语文喜迎春时间
【时间:2009/5/3 】 【来源:重庆天下图书有限公司 2009-02-22 】 【作者: 王金星 谭国应】 【已经浏览4661 次】

来源:《中国语文》暨其培训班

    一个偶然的机会,有幸于2008年元月参加了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与重庆出版集团共同举办的《中国语文》培训班,聆听了温儒敏,钱理群等先生关于《中国语文》的系列讲座,拜读了该教材并参与了相应座谈,感慨良多,受益匪浅,特欣然记之,以求共享。

    一、《中国语文》的突出特点
   
    《中国语文》是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学科评审委员会委员温儒敏教授亲自担纲任总主编,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何九盈、周先慎先生等任分主编,携学界精英王本朝、任鹰、何旭东、孔庆东等先生倾心编写,重庆出版集团全力打造,于2007年8月出版发行的一套全新的大学语文教材。仔细品位,认真研读,发现其有如下显著特点:

    第一是理念新,定位准。
    
    众所周知,“大学语文”这门课并非现在才有,早在20世纪初期就开过,而且连清华与西南联大等著名高校都在开设,只不过那时称“国文”,不叫“大学语文”而已。而且开课的大都是名师,比如在清华北大开课的就有朱自清、沈从文先生等,可见其地位之高。解放后也曾开过,只因受文革冲击,便一度没有了,是八九十年代才重新开设的,之后便时起时伏,到现在虽然开课的有几百所院校之多,但很不统一,少则30,多则70余学时,而且地位很低。授课教师要么轮流派,走马灯似地换人,要么以新教师补缺凑数,出现了一方面抱怨大学生乃至于研究生文化素质差,名不符实,出手便错别字连篇,大声疾呼开设大学语文、文化素质课,一方面又捉襟见肘,师资教材均难以为继,基于应付的尴尬局面。其间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课程的性质与定位不准,在于大学语文课的设置目的与教学理念问题。在先生们看来,过去的大学语文大都定位在范文阅读、知识补偿上,把大学语文当成了中小学的补充或延伸,这就导致了本末倒置与学科的乖谬,导致了大学语文于内容、形式、讲法上与中小学语文教学的简单重复,让本来就十分功利浮躁的天之娇子们不可避免地产生一种厌烦、排拒心理,其结果当然是事与愿违,不但学生的知识缺陷难以补偿,而且教者也如同嚼蜡,越教越没兴趣,反倒既败坏了学子们的味口,也让老师们处于欲教不能,欲罢不忍的尴尬境地。作为学界精英,至高领地的先生们早已对此忧心忡忡、心急如焚,曾经于前些年编写过《高等语文》,却不甚满意,于是在反复调查、深入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以激发兴趣、提高素养、引领指导为基本目的目标的课程定位与教材编写宗旨,给了大学语文以全新的教育教学理念和准确的学科定位。

    在他们看来,教材乃教人之材,教本乃教书育人之本,表面上看是简单的教科书角色,实际上是全新教学理念的集中体现,不仅仅对大学语文,对其他众多的公共课、专业课到底该怎样来利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如何选取安排教学内容,如何培养教育学生,都是颇有启示和教益的(诸如是否只是学知识,只依靠教师灌输知识,如何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学相长,提高学与教的效率等),是学科设置,教育教学思想理念的集中体现。过去的大学语文教育虽然也成果颇丰,出现了多种有特色的好教材,却未能从根本上跳出知识补偿,重复中小学语文教学之窼臼,因而才危机四伏,难以为继的。著名数学家苏步青先生曾经指出:“语文数学是基础,语文是基础的基础”。可见,大学语文予大学生实在是太重要了,不能不开,但又不能多开,因为大学毕竟不是中小学,有其特定任务与使命。因此,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解决多种矛盾交织的突出问题,便成了编者们的基本出发点和重要着力点,由此,他们从以下几方面做出了艰苦努力。

    一是内容上不能不以历代经典名篇佳作为准,让师生经受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浸润与熏陶,以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并从中得到美的启迪和教益;不能不与中小学语文课本中的一些选文重复,但又不能重复太多或简单重复,以免让师生一看就产生排拒心理和反感情绪。要让学生看到、品赏到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灿烂的东西,以求充分体现教学目的和效果。

    二是教学方式上要有别于中小学语文,不能再像中小学那样字、词、句、段、篇,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特点一以贯之,而应从美的文字、美的意蕴、美的境界、美的情操、美的艺术方面去品味,去领略,去鉴赏,去升华,让学生看到美、感悟美、体味美、欣赏美、崇尚美,从中获得美的享受,美的熏染,美的教益、美的启示,从美的享受中去丰富充实、提高升华自己。即令是中小学选过的名篇佳作,也要让学生进入到新的层面和境界,感受出层次上的差异来。要提升大学语文的品位和格调,使之与中小学语文既紧密联系又明显区别开来。使之具有层次感,是在中小学语文基础上的一种提升,是与大学生素养、能力水平相称的一种高层次的语文教育,使人明确大学语文不是补偿性而是提升性拓展型高等教育。

    三是在目的动机上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不能企求把中小学的缺失,把大专生、本科生、研究生于语文素养、能力、品位上的缺失都补起来,这不是大学语文要做的工作和所能完成的任务。应当以调试大学生已经败坏了的胃口,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教给他们全新的学习方法,让他们增强学习民族语言文化的积极性和自觉性、主动性、紧迫感,从而积极主动、认真深入地去学习,不断地提高自身的语言文化素养,提高自身的听说读写能力,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换言之,即要像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倡导要求的那样,通过教改来变“要我学”为“我要学”、“我会学”,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主动积极认真深入地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做人,让教师和教材只起资源和指导引领作用,让大学语文在设置目的、目标上与中小学教育紧密衔接、有机结合,完美统一起来,形成有机整体,成为中小学语文的延展和提升。

    四是把握好教学时间与内容上的度。大学语文不能不开,也不可能开得太多,大学语文的内容不能太多,搞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压缩饼干或大杂烩。大学语文必须精心设计和选取,保证其结构的合理性和内容的可靠性、有效性,在有限的时间内能以点代面举一反三,真正起到引领、指导和促进、提升作用;让学生真正感受到民族语言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灿烂精美;深切感受体验到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无穷乐趣,掌握好必要的学习方法。

    显然,这种以激发兴趣,教给方法,引领指导学习为目的的教育教学理念和目标定位是准确的,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大学语文教学,又有别于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既解决了大学语文教学自身的诸多问题与困惑,又做到了与中小学教学的有机衔接,与专业课程,与人才培养目标,与教育的目标功能,与国家社会对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与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的有机融合与协调统一,是一种以育人为根本目的和最高准则,既具前瞻性,又具操作性、科学性的全新的教育教学理念,是值得充分肯定和大力提倡推广的。

    第二是内容好,体例新。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从适用对象上看,该教材分科编写,全书分为了大学文科版,大学理科版、艺术专业版、高职高专版、应用型大学版、应用写作版,不仅在本专科层次上有了严格的划分,而且于学科专业类别上有了明确的区别,充分考虑了文理科学生、本科专科学生与艺术类学生在知识结构、基本素养、基本要求方面的明显差异和客观需求,而不是像以往的大学语文那样不分层次类别,一本教材适用于所有的对象,一把尺子量到底,既与中小学语文无大的区别,又难以适应不同层面类别学生的实际需求。此外,他们还别具匠心地将其分为了教师用书与学生用书,将二者从内容到体例上都区别开来,充分考虑了教师和学生的不同需求,既便于学生学,更有利于教师教,大大地增强了教材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教学的有效性,堪称教材编写上的一大突破和创新。

    二是在教材体例上于学生用书中开辟了“原文”、“阅读提示”、“问题与思考、”“注释”等栏目,并特意为艺术类高职高专学生创设了“拓展阅读”;在教师用书中开辟了“教学目标”、“教学方案”、“思考题理解要点”“教学参考资料”或“参考书目”,有的还搞了“评论节录”、“课文分析”与“背景介绍”,不仅内容精准,而且资料丰富翔实,使教师和学生都能各得其所,教与学都不敢苟且或随心所欲,既考虑了教与学的统一规范性,又为其提供了自主教、自主学的广阔空间,这也是以往教材所没有过的。

    第三,针对性、实用性强。
    
    从前面的介绍不难看出,由于该教材分层分类编写,深入探究了大学语文教学从内容到形式,从目标到方法,从理论到操作等诸多重大问题,很好总结了多年实践教学的经验教训,分析了各类教材、教学方法的利弊得失,特别关注了大学语文与中小学语文的关系,大学本科与专科,文科、理科与艺术类学科之间的需求和差异,教师和学生的需求和差异,精心构建了教材的结构体例和相应内容,因而很好地体现了分层分类教学、循序渐进、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重大的教学原则,使之具有了很强的针对性和实用实效性。

    第四是质量好、品位高。

    参加编写的大都是中国学术至高领地、一流学府中的专家学者。令人想象不到的是,该教材全由先生们亲自动手编写,没要助手、学生或其他学者代劳,而且从内容到形式,从目标到理念都是经过集体研究、集体审定,精雕细刻的,哪怕是一个注释,一个思考题的设计都经过了反复推敲,因而其编写队伍是一流的,编写态度是一流的,编写理念是一流的,编写水平是一流的,教材的质量与品位自然也是一流的。

    二、《中国语文》的培训感受

    本次培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由于组织者的认真严肃、严谨务实和热情周到,却使我们受益匪浅和感受很深。

    首先是先生们高度的责任感,强烈的事业心让人十分感佩。参加编写的主要担纲的大都是中国至高学术领地中的领军人物,其中钱理群、周先慎、何九盈先生都是年近古稀的退休老教授,按理他们无论如何都该颐养天年或享天伦之乐,都没必要再做这种难度很大且一般人不屑一顾,很可能费力不讨好,而又无所谓名与利的笨拙的基础性工作。如果愿意的话,完全可以凭他们的名望、学识另辟蹊径博取不菲收入。担任主编的温儒敏教授是北大中文系主任和语文教育研究所所长,担当有多项领导及社会职务,完全没必要没时间来做这些琐碎的“小事”,然而,为了学科建设,为了学术和事业,更为了中国的一代又一代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他们义无反顾地站出来了,不仅投入到了琐碎繁杂的编务之中,而且是亲自动手编写,倾注了全部身心和热血,并非像常人那样挂个名,或最多搞搞策划,动动口就行了,将具体编写工作交给研究生或其他教师去做。其情之深,其心之诚,其品之高,堪称高山仰止之大师风范,令我辈感动汗颜和肃然起敬。这在当今天下文章一大抄、学术腐败猖獗盛行之特定背景中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其次是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民主的学术氛围让人十分感动。在整个编写中,先生们并没有简单地“克隆”他人和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是多次反复地讨论原则,统一思想认识,研究步骤做法和标准规范,然后分工负责选定篇目,集体审定后再按要求进行编写,逐字逐句逐段逐篇,严格筛选、反复推敲,多方考证、认真编写,事前事后都多方听取意见,并未凭学术地位、权威身份武断取舍,简单处置,而是力求做成精品。本次培训又还专门召开会议,温儒敏先生于百忙中拨冗披繁,亲自主持,虚心听取大家意见,耐心与大家平等交流对话,十分谦和。在整个报告中,每位先生的讲授也都充分体现了严谨治学、平等探索的大家风范,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
    
    第三是学科建设前景广阔,大学语文的未来令人欣喜。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作为学术高地的北大中文系,领导和专家们有多少事要做,有多少学术关隘要攻啊,可他们却对大学语文这门并不为一般人所接受重视的课程情有独钟,由温主任亲自担纲,组织精兵强将庞大阵容认真编写教材和组织相应培训,虽然其间有素质教育的催生,也有相应的责任使然,但更多的是对科学、对学术的高度重视,是敬业精神和使命感。我们完全由此可以深切感悟到北大、北大中文系专家学者的良苦用心和引领作用,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大学语文的滚滚春潮,展望到大学语文的勃勃生机和美好未来,从而增强我们后辈晚学于大学语文,于大学生之教育、于民族文化传承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三、《中国语文》的建设性意见

    《中国语文》无疑是一套全新的好教材,但也是一套探索性建设性很强的教材,为使之更加完善,建议以后再版修订时考虑以下意见。

    一是分类更加科学。将教材分层次分类型编写是对的,但其间的“应用型大学”与“高职高专”类院校的划分既无必要,也不科学。因为高职高专本来就是应用型,此外也别无应用型高校,二者取其一就可以了;再就是《应用写作》与《中国语文》之关系,将其纳入《中国语文》而又独立成册是一种矛盾的做法。因为从素质教育角度讲,《中国语文》应当包括《应用写作》,因为“写”是大学生的基本功,是大学语文教学的终极目标之一,不该游离于《中国语文》之外,让其单独成册。但《大学语文》的开设时间有限,要在有限的36或72学时中将四种能力,特别是“写”的能力都培养好,这肯定是办不到的,如果不列入其间又残缺不全,缺乏了真正管用的综合性能力,于是便采取了这种变通的做法,看起来是迫不得已,结果是不伦不类,弄巧成拙。实际上,这涉及的是《中国语文》的内涵外延问题。能否将《应用写作》定位在大学语文之外,因“写”之重要特殊而将其独立成一门课呢?笔者认为是可以和应该考虑的,事实上很多学校也是这样做的,因为这样才符合客观实际,以避免“大学语文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和教与学的许多尴尬。

    二是体例不够规范,风格有待统一。同样的教材,同样的栏目,有的将“诗歌”与“古代文”、“现代文”并列,有的又将其放进了古现代文之中,让人难于理解,也容易产生误解。同样是《中国语文》,有的按“古代文”、“现代文”、“西文中译”分类,有的又按“诸子文选”、“诗词之美”、“名家文选”、“汉语的现代书写”、“说文解艺”、“文学常识标列”。同样是教师用书,有的设“教学目标”、“教学方案”、“思考题与理解要点”、“教学参考资料”,有的设“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提示”、“思考题理解要点”、“教学参考资料”、“参考书目”,有的又设成了“教学目标”、“教学方法”、“课文分析”、“思考题要点提示”、“评论节录”;同样是参考书目,有的有(倒是该有。其实学生用书也该列阅读书目),有的没有。同样的栏目,有的称“古代文”、“现代文”,有的称“古代文部分”、“现代文部分”;有的列“教学方案”、有的称“教学方法”、还有的称“教学方法例举”、“教学方法提示”,很不统一。类似问题还有,显得较为混乱,显然离规范化、标准化要求有一定差距,应予修正,以免造成误导误解,让学生不经意地犯下相应错误,产生诸多负面效应;以求进一步提高教材的品位和档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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