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语文考试的弊端,一些高校开始注重语文考试所涉及不到的听、说、读、写能力中“说”的能力培养,这意味着语文教学正在摆脱考试这一指挥棒而着眼素质教育。但是,很多语文教师在语文课前、课上、课外进行的强化训练,还只停留在“说”的数量方面,而对质量方面则不够重视,导致说的水平不高。其实,“说”的质量才是说话的真正能力。常言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这反映了“说”的质量问题,人们在厌烦开长会的同时更鄙视讲话东扯葫芦西扯瓢的领导者,只怪这类领导人讲话质量太差,人们并不讨厌精彩的长篇演说。象毛泽东就很能说,听报讲话几个小时都不疲倦,这是因为他的谈吐既有知识性、趣味性又富有哲理,以致让人听的津津有味。

    现在高校培养的学生大多数毕业后将直接走向人才市场择业,面试对他们来说是一大关口。有的同学往往因为说错话而让考官失望以致择业失败。这就使高校语文教师身上的担子变的沉重了。怎样才能提高学生说话的质量呢,我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说话标准是“说”的质量之一。我们中华民族是讲通用共同语的国家,然而共同语的普及还远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我们许多方言区的同学,由于教师素质等诸多原因导致学生上了大学依然用方言土语与人交际。这就要求我们语文教师必须把说话标准作为说话能力的第一目标,只有这样才能适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可喜的是,如今方言区的人们也已认识到了普通话的重要性,他们常把普通话程度作为衡量现代人才的一个方面。许多招聘广告里常把“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作为招聘的一个条件,可见,说标准的普通话已成人们的共识。

    说话有逻辑性是“说”的质量之二。人们在交际当中常有这样的现象:有人说话前言不搭后语,概念含混不清,观点模模糊糊,令听者难以琢磨。也有的人说话条理清晰,简洁明了,前后严密,有理有据,让人感动。造成这两种现象的因素是诸多的,而其中重要的一条应是懂得逻辑与否。在语文教学中,为了加强学生对三段论的理解运用能力,我曾把著名作家狄更斯钓鱼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说狄更斯正在钓鱼,来了一个陌生人,狄更斯向那人夸口自己昨天在江上钓了许多鱼,不曾想,陌生人拿出收据要罚作家的款,而狄更斯用三段论救了自己,他说,“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作家狄更斯,你不能罚我的款,因为虚构故事是我的职业。”陌生人只好放他走了。在这类故事感染下,同学们多次做模拟训练,并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练习使用,从而提高了他们说话的逻辑能力。

    说话的生动、形象是“说”的质量之三。善于灵活地使用一些生命力旺盛的固有词语和一些修辞,是说话形象、生动的必要条件。某位领导人在谈到如何面对亚洲金融危机时,坚定地说,“我们不能坐以待毙,必须另找市场。”“坐以待毙”,在此有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有人说,一句恰到好处的设问,要比吐沫四溅的长篇大论有意义的多。有一位推销商到我家推销往墙上贴挂钩时是这样说的:“你不能把我这东西想的太好,它有缺点没?有,它只能贴在不透气的平面上,普通墙面根本没法用。“我一听,这人实在,一下子买了两套。说话形象,还要善用比喻。在政府不断加大惩治腐败力度的今天,有人说行贿者和受贿者是“一根绳上的两只蚂蚱”谁也跑不了,多么形象。成语,设问,比喻等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与人交际中“说”的形象、生动不可缺少的手段,它会使我们说的内容词满活力。

    说话的变通能力是“说”的质量之四。善于变通可以说是“说”的较高境界,就是要把话说得巧妙、得体。从前“主人讲客”的故事中主人的两句错话“该来的还没来,不该走的走了”撵走两位到场客人的故事曾多次警示我们要说得体的话。在日常语文教学中,在说话能力训练中应得以体现。著名学者陆侃如在一九三五年巴黎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上的表现令我们几代知识分子折服。主考人问,“孔雀东南飞”这首诗里为什么不说“孔雀西北飞”?答,“西北有高楼”。多么不凡的回答,问得刁钻,答的巧妙。(当然,这种知识性的回答源于知识面与记忆)我们在引导学生训练时,要以这类实例作引子,就能使学生在“说”的知识性、趣味性、健康化的轨道上提高变通能力,以适应工作、生活的需要。

    以上强调的说话标准,逻辑,形象,变通是说话质量提高的几个方面。要全面提高“说”的质量,因素还很多,象知识层面,情感因素,说话对象,场合等也不容忽视。在今后的高校语文教学中,不但要注重说话数量训练,更应在质量上下功夫,从而真正提高同学们的语文综合素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