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学要求
1. 掌握杜甫作品编年的基本情况，全面诗人的生平及创作道路及相关的主要文献资料。 2. 能够运用现代文学史与文学理论知识分析杜甫诗歌的审美价值。
二、学习要点
1.题解关键词
杜甫，字子美；对自己和对方家国身世的感叹；感遇诗；对比。
2.内容提示
杜甫与曹霸是同时代人，对他十分了解。曹霸的画艺很高，显赫一时。安史之乱后，曹霸流落他乡，生活潦倒，靠画画谋生。杜甫在四川碰见了他，非常同情他的遭遇、写了这首《丹青引》。
这首诗除了它本身杰出的文学成就外，还有很可贵的绘画史料价值，它描写曹霸的家世、学画经历和艺术成就沓，全系亲见亲闻，生动真实。诗中对曹霸弟子韩干的评述，同样也是一条宝贵史料。但白唐代张彦远起，对此就持异议。其实杜甫指的是韩干早期作品的缺点，对他的成熟佳作及神形兼备的艺术造诣，杜甫还是赞扬的。如《画马赞》就说：“韩干画马，毫端有神”、“瞻彼骏骨，实惟龙媒。”足以证明。
《丹青引》采用倒叙法，先从曹霸的破落着笔。转而追写往昔。最后又归结到他的晚年不幸。迂回有致，对比强烈，富有艺术感染力。全诗四十句、五次换韵。每八句—转韵、形成五个自然段落，脉络分明。
三、作者生平
杜甫字子美，唐睿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生于河南巩县南瑶湾村，即今河南省巩旧县城东二里许的瑶湾村。这是一个小小的山村，地处嵩山余脉，至处渐为平原。村中有些小土山，其中一座三峰并列，顶端成“山”字形，宛如笔架，因名笔架山，其西向一面，壁立如削，下有一座古窑洞，相传为杜甫诞生处，当地人称之为“工部窑”，现辟为“杜甫故里纪念馆。”
杜甫出生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其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时的名将，精通《左传》，他的文治武功，杜甫常引以为荣，对诗人的思想抱负、政治热情，起着一种偕模和鼓舞作用。杜预是京兆陵人，所以杜甫常自称“杜陵布衣”、“杜陵野老”，这是指其郡望。杜甫的十世祖杜逊，在东晋初年南迁到襄阳，任魏兴（今陕西安康西北）大守，是为襄阳杜氏的始祖。因此，又有人说杜甫祖籍襄阳。杜甫的曾祖依艺，任巩县令，始迁居巩县。祖父审言，武则天时官膳部员外郎。父闲，为兖州司马，终奉天县令。所以杜甫曾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附素业（《进雕赋》）。这个官僚传统的家世，在当时是享有不纳租税，不服兵役的特权的。杜甫的家世还有诗歌的家学渊源，其祖父审言，即是有名的诗人，在唐初五言律诗的形成上起了一定的作用。杜甫也常以此自豪，说“吾祖诗冠古”（《赠蜀闾丘》）。不仅自己立志要继承这种传统，还嘱咐其儿子：“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希望后代也要发扬这种遗风。这一特定的家世出身，对杜甫的政治态度和诗歌创作都有一定的影响。
但是，对杜甫的政治态度和诗歌创作起根本制约的，则是诗人所处的时代。杜甫的一生，正是唐帝国由盛而衰的一个急剧转变的时代，天宝十四年（775）爆发的安史之乱，是这一转变的关键。杜甫既经历了安史乱前繁荣昌盛的“开元全盛日”，也经历了安史之乱“流血川原丹”的全过程，并看到了安史乱后唐王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的败落景象。杜甫的一生，和他处的时代，特别是那“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他的生平，随着社会和个人环境的变动，可以划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游历时期（712—746）
这一时期是从杜甫诞生到三十五岁。这正当大唐王朝繁宋昌盛的时期，是杜甫个人生活史上最惬意的阶段。读书和漫游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生活内容，对他的诗歌创作也至关重要。
诗人自幼好学，七岁时已开始吟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到十四、五岁时已成为被当时文坛老宿深为赞赏的青年诗人了，《壮游》诗说：“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欺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诗人读书是刻苦用心的，尝自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他称道友人“群书万卷常暗诵”（《可叹》），实际上也是诗人的夫子自道。这为他打下了深厚渊博的书本知识基础。童年时代，他还受到当时繁荣发达的各种艺术的熏陶。六岁时在郾城，曾看到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的绝伎，直到五十年以后在夔州写的那首《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中，对当时的情景，仍记忆犹新，仿佛那刚健婀娜的舞姿还在眼前流动，诗人晚年在长沙，一个偶然的机会，在一次酒席上和这时也流浪江南的大歌唱家李龟年重逢，这使他顿然忆起四十多年前在洛阳岐王李范和崔涤的宅中经常聆听这位歌王歌唱的往事，因而即席写了一首七绝《江南逢李龟年》赠给他。这首七绝曾被后人推为“千秋绝调”。艺术与艺术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很微妙的，甚至不大好理解，如张旭因见公孙大娘舞剑器而草书长进。绝句在唐，原本就是歌词，那么这一“千秋绝调”之得力于当时李龟年的妙绝一世的歌唱，也就更为显而易见了。正是这些多方面的艺术熏染，提高了杜甫的艺术修养。少年时代的诗人，生活和兴趣是丰富的。他读书、练字、写诗、作文，但并不是弱不禁风的白面书生，也不是“弱不好弄”的少年老成，而是一个天真活泼，健如黄犊的小伙子。他在回想童年生活时写道：“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百忧集行》）原来诗人还好爬树。这一追叙，还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诗人从小就不是一个所谓“坐不垂堂”的千金之子。
开元十九年（731），正是“远行不劳吉日出”（《忆昔》）的开元全盛的时代，杜甫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活，前后三次，历时十年。第一次漫游吴越（今江苏、浙江一带），游览了江南的许多秀丽山川名胜古迹。他深感遗憾的是“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壮游》），还以未能漂洋过海到日本一游为恨。
开元二十三年，二十四岁的杜甫为了参加进士考试，由江南返回洛阳。不料文章“似班扬”的杜甫竟没考取。在唐代，进士科并不是唯一的政治出路，又此时生活还不成问题，至于落第的原因，他自己心里有数，那只是由于文章不合时宜，“怍”了主考官，因此，对这次失败，他并不怎样介意。“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壮游》）。就在次年，他又开始了第二次漫游，地点则是齐越（今河南、山东、河北一带）。请看《壮游》中说：
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鞚，引臂落鹙鸧。
这些诗句所描绘的生活，充分表现了诗人青年时代浪漫豪放的一面，他并非一生都是愁眉苦脸的。如果用今天的术语，我们还不妨说诗人是一名运动健将。
开元二十九年（741），杜甫三十岁，才回到洛阳。天宝三年（744），在洛阳结识了李白。二人一见如故，相邀同游梁宋（今河南省开封、商丘一带），这是杜甫的第三次漫游，同游的还有高适。《遗怀》诗说：
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
三位诗人，性格相近，情趣相投，一起登高怀古，饮酒赋诗，有时郊游狩猎，访道寻幽，生活十分惬意。这年秋后，三人分手，高适南游楚，杜甫和李白则北上再游齐赵，李往任城（山东济宁）探视家小，杜至兖州省父。
天宝四年（745），这一年杜甫结束了他的漫游，有两件事对他此后的生活和创作都很有影响；一件是这年夏天在齐州（济南）和李邕的再次会晤。李邕是当时仅存的文坛老宿，比杜甫大三十四岁，但当杜甫在洛阳刚露头角时，他竟然不耻下问，屈尊求见，因而杜甫对这位老前辈也有着一种特殊的知己之感。这时李邕任北海（即青州，今山东益都）太守，而他的从孙李之芳任齐州司马，也是杜甫的童年交，会晤地点在济南，而不在北海，看来是出于李邕的安排。在济南，杜甫陪李邕游览了历下亭、新亭。一次，也许是酒后兴发，这位“文名天下”的李邕，如数家珍似的把从初唐四杰以下直到开元十八年才死去的“大手笔”燕国公张说，都评论了一番。其中，他特别称赞了杜审言的《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一诗，对此杜甫很是感激，他晚年写的《八哀》诗说：“例及吾家诗，旷怀扫氛翳。慷慨嗣真作，咨嗟玉山桂”，就是指的这件事。《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是一首长达四百字（即四十韵）的五言排律，在五言排律，在五言排律这一诗体的发展史上确是前无古人，但这一诗体实不足贵，后来杜甫竟写了一百二十多首五言排律，并创为千字（百韵）律诗，在这一诗体上耗费了大量的心血，看来和李邕的这一席谈论大有关系。
对杜甫大有影响的另一件事，是他和李白进一步结下了兄弟般的深厚友谊。“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寄李十二白》），“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主要就是写的这一年交游生活。这年秋，他们二人分手了。李白置酒钱行，赋诗赠别，“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怀！”（《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真的，他们一别之后，就象飞蓬一样，再也没有见面了。但彼此一直在深深地怀念着。李白是：“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甫》）杜甫更是一往惜深、形诸梦寐：“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梦李白二首》）两位伟大诗人之间一扫“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的积习，应视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佳语。
长期的漫游生活，使诗人有机会赏览祖国的锦绣山河和文化古迹，开阔了视野，陶治了性情，结交了朋友，也激发了诗人的爱国热情。写于这一时期的《望岳》诗说：“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便是诗人对祖国五岳之尊的泰山的歌颂，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和自许，生动地表现出青年诗人那种勇于攀登、蓬勃向上的朝气。
这一时期的漫游，诚如诗人自己说的是“快意八九年”的生活，但由于不可能深入现实，“快意”诚属快意，却没有给他的创作带来多大的光彩。这只是诗人创作的准备时期。
（二）困守长安时期（746—755）
这一时期是从杜甫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这时大唐帝国渐趋衰弱，统治阶级日趋腐朽，人民生活更加痛苦，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
天宝五年（746），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火热的政治理想，来到京都长安，但是迎接他的却是冷漠的社会现实。是时，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把持朝政，排斥异已，嫉贤害能。天宝六年，玄宗“诏天下，有一艺，诣毂下”，这是所谓“制举”，杜甫也去应试了。但在李林甫阴谋操纵下，竟造成“无一人及第”的局面，李林甫还上表称贺“野无遗贤”。这样杜甫在仕途上又一次遭到挫折。不仅政治抱负得不到施展，生活上也开始落拓。诗人虽然也以“事干遏”为耻，但饥寒切肤的冷酷现实，使他也不得不违心地向达官权贵投诗，希望得到他们的汲引。但结果仍然是失望。他不得不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进三大礼赋表》）的生活，甚至屈辱到“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怀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天宝十年（751）正月，玄宗举行祭太清宫、太庙和祀南郊的大典，“昭代将垂白，途穷乃叫阍”，诗人“毛遂自荐”了。他趁机写了三篇《大礼赋》投延恩匦，这次竟思想不到的得到了玄宗的赏识，令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杜甫对此引为莫大的荣光。《壮游》诗说：“天子废食召，群公会轩裳”。《莫相疑行》写得更具体“忆献三赋蓬莱宫，自怪一日声辉赫。集贤学士如堵墙，观我落笔中书堂。”但是，除了博得个“词感帝王尊”的虚名外，仍未获得一官半职。
天宝十三年，诗人又接连进了《封西岳赋》和《雕赋》，还是无结果。直到天宝十四年十月，诗人在长安已困守了十年，才被任为河南（今陕西合阳县）尉，杜甫对这一直接压榨百姓的官职，并没有接受，旋改授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是一个掌管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正八品下的小官，对照诗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改治抱负，简直有点滑稽，所以他写了一首自我解嘲的《官定后戏赠》。然而当杜甫“官定”之时，也就是安禄山即将造反之日了。
十年的长安困守，生活潦倒，疾病缠身，诗人天真的幻想破灭了。但也正是这时“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投简咸华两县诸子》）的困苦生活，迫使诗人正视了现实，看到上层统治者的昏庸腐败和下层人民的深重灾难，生活折磨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只有亲身经受过这样的坎坷遭遇，才能唱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千古不朽的名句。从此以后，杜甫便逐渐成为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确定了他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
（三）陷贼与为官时期（756—759）
这一时期是杜甫从四十五岁到四十八岁。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几年，国家残破，生民涂炭，杜甫本人也历尽艰危。时间虽短，创作成就却最高。
天宝十四年（775）十一月，杜甫刚刚“官定”，安史之乱爆发了，这是一次各种社会危机的总爆发。由于安禄山和史思明本人以及他们的部下绝大多数都是胡人，于是本来已趋尖锐的阶级矛盾，转化而为民族矛盾，叛军来势汹涌，国家岌岌可危。十二月，叛军即攻陷东部（洛阳），次年正月，安禄山自称大燕皇帝，并继续进逼长安。六月九日，潼关失守，十二日玄宗仓皇奔蜀，行至马嵬，留太子李享东向讨贼，长安遂陷落。在这一急遽的变乱中，杜甫带着家小由奉先往自水，又由自水再向陕北流亡。“野果充糇粮，卑枝成屋椽”（《彭衙行》），诗人和流亡的人民一起忍受国破家亡的痛苦。七月十三日，李享在灵武即位，并改元至德。这时杜甫已逃至鄜州，八月间他得知这一消息后，便把家小安置在羌村，只身投夺灵武，不料中途为叛军所俘，被押解到长安，诗人在叛军盘踞下的京城，看到了许多国破后的惨像。“往在西应京日，胡来满彤宫。中宵焚九庙，银汉为之红”（《往在》），长安在焚烧；“是时纪嫔戮，连为粪土丛”，长安在流血；“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悲陈陶》，胡人在狂欢。诗人内心哀痛，却又不敢哭出声来：“少陵野老吞声器，春日潜行曲江曲”（《哀江头》）。尽管处境危险，但诗人最关心的还是国家的前途。当他得知宰相房琯在陈陶斜和青阪遭到惨败的消息时，他一面对“四万义军同日死”，表示沉痛的哀悼，一面又担心仓卒对敌会遭更大的失败：“焉得附书与我军，忍待明年莫仓卒！”（《悲青阪》）诗人还关心整个战局，恨不得有人去提醒李亨加强对芦子关的防务，《寒芦子》说：“谁能叫帝阍，胡行速如鬼！”这些都表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精神。
至德二年（757）四月，杜甫冒险从长安逃归凤翔肃宗行在。《喜达行在所》说：“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这是逃归后，亲友初见时的情景；“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这是他痛定思痛的回忆；“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还是他朝见肃宗时的自我写照。五月，杜甫被任命为左拾遗。这是一个品位很低却又相当重要的谏官，经常在皇帝左右，可以提出不同意见，是当时所谓“近臣”。但就任不久，便因上疏营救房琯的罢相，触怒了肃宗，亏得张镐打救，方免一死。这年闰八月，肃宗便特许杜甫回鄜州探家，实际上是有意疏远。这无疑对杜甫又是一次沉重打击。然而仕途的坎坷，总为诗人带来创作上的丰收，有名的《北征》、《羌村》，便是这次探家时写成的。这年九月，长安收复，十一月杜甫携家至长安，仍任左拾遗，虽忠于职守，但终因受房琯案的牵连，乾元元年（758）六月，贬为华州司功参军，管理地方的祭祀、学校、选举等文教工作。在《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一诗中说：“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诗人内心既是抑郁不平又不胜留恋。杜甫这次离开长安，便没有再回来。在政治前途上是一次根本性的打击，但由于从皇帝侍臣出为州县官吏，从宫廷走向民间，却为其诗歌创作开拓了一个广阔的现实主义道路。有名的《三吏》、《三别》便是乾元二年春，杜甫由洛阳回华州的一路之上，所看到的人民的惨痛生活和做出的巨大牺牲的真实写照。在这些诗篇中，诗人那种关心国家命运、同情人民疾苦激烈复杂的矛盾心情，表现得十分深刻而委婉。这些诗篇，是杜甫“诗史”中现实主义作品的高峰。
乾元二年（759），是杜甫生活最艰难的一年。所谓“一岁四行役”（《发同谷县》），即指的这一年。这年七月，杜甫弃官，携带家小由华州往秦州（今甘肃天水），弃官的原因，本传说是因为“关辅饥”，其实主要还是由于在政治上感到绝望。所以他说：“恨无匡复姿，聊欲从此逝”（《送樊侍御》）。《秦州杂诗》说的“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也是在发政治牢骚，说反话。
“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这是《秦州杂诗》第一首的打头两句。诗人未免把“因人”看得容易。事实上，是连侄儿也“因”不了。“旧谙疏懒叔，须汝故相携！”（《佐还山后寄三首》）他得向侄儿乞求接济。弃官以前，还只是慨叹“无钱居帝里”（《寄彭州高使君适虢州岑长史参》），不料到秦州，穷得囊空如洗，《空囊》诗：“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挨到十月，他只得从秦州又投奔同谷（今甘肃成县），作第二次的“因人”远游。诗人在途中写的《积草岭》一诗中曾满怀信心地说：“邑有佳主人，情如已会面。来书语绝妙，远客惊深眷。”但谁知到了同谷，这位“佳主人”却并不象他在来书中说的那样慷慨，他甚至见死不救。杜甫由于轻信人言，扑了空，生活更苦，全家儿濒绝境。《同谷县作歌七首》其第二首写道：
长镵长镵白木柄，我生托子以为命。黄独无苗山雪盛，短衣数挽不掩胫。此时与子空归来，男呻女吟四壁静。
处境何等凄苦！一家无衣无食，怎能生活下去？“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发秦州》），同时杜甫又想起了时任鼓州刺史的老友高适，便在这年的十二月一日，又从同谷出发，南投成都。“不缘衣食相驱遣，此身谁愿长奔波？”（王建《行见月》）这两句诗，同样可以用来说明杜甫“一岁四行役”的原因。行役就是奔波。
（四）漂泊西南时期（760—770年）
这一时期包括杜甫从四十九岁到他死时五十九岁的十一个年头。这是唐王朝继续衰落的时期，所谓“胡灭人还乱”（《有感》），“天地日流血”（《岁暮》。
乾元二年末，杜甫到达成都，次年（上元元年）春，在亲友的帮助下，在成都西郊盖了一年草堂，诗人算有了一个安家之处。“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本”（《客至》），“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水槛遣心》）。看来环境很幽美静谧。在这里，诗人和劳动人民往来，作邻居，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从《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一诗中，更能看出他和劳动人民之间那种水乳交融的关系。后来竟公开说：“不爱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归茅宇，旁舍未曾嗔”（《暇日小园散病》）。杜甫的思想感情在发展变化。
代宗宝应元年（762）正月，严武以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来到成都，他是杜甫的小友，也是好友，时携酒至草堂和杜甫诗歌唱和。由于严武的资助，草堂有了较大的扩充，一到成都就宣布自己要改业“为农”的诗人，这时正是“得其所哉”。他养鸡养鸭养鹅，种药种菜种松种桃，有时独持小斧，砍伐恶木：“独绕虚斋径，常持小斧柯。幽阴成颇杂，恶森剪还多”（《恶树》）。有时带领孩子们芟除毒草，太阳进山了还不肯罢收，《除草》诗说：“荷锄先童稚，日入仍讨求。”如果要问，在诗人的劳作活动中有何特征？那就是其中往往渗透着诗人强烈的政治思想感情。“芟夷不可阙，疾恶信如仇！”（《除草》）显然，诗人在这里是把恶草恶木当作恶人来加以芟夷的，故不觉言之忿忿。从正反两方面，把生产劳动和政治激情结合得最自然，表现得最充分的是这样两个名句：“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将赴成都草堂》）
好景难常，这年四月，玄宗肃宗父子相继死去，代宗（李豫）即位，七月召严武还朝，杜甫远送至绵州，分手时赠武诗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表现了诗人对朋友的坦率和对国家的关心。因徐知道在成都作乱，杜甫由绵州漂泊到梓州（今四川三台）和阆州（今四川阆中）。直到广德二年（764）春，严武再镇蜀，才又回到成都草堂。武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人因称杜甫为杠工部），并拉他作节度使署中的参谋。杜甫迫于友谊，只好“白头趋幕府”（《正月三日归溪上》），“束缚酬知已”（《遣闷秦呈严公》）。但到了永秦元年（765）正月，还是辞了职。四月，严武死了，杜甫离开了成都草堂。（关于杜甫辞职的原因是否与“严武欲杀杜甫”有关，他离开成都是在武死以后或以前，都还是有待研究的问题。）
杜甫在成都和梓州的五、六年间，生活有时依然很苦：“厚禄故人书继绝，恒饥稚子色凄凉”（《狂夫》），痴儿不知父子礼，叫怒索饭啼门东”（《百忧集行》）。但诗人仍没有忘记被剥削的人民，《枯棕》诗说：“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当诗人茅屋为狂风吹破，床湿屋漏，彻底难眠时，诗人却发出了这样的宏愿：
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土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这种对人民的深切同情，正是诗人长期接触下层人民，思想感情上产生共鸣的结果。
杜甫离开成都后，经嘉州（乐山）、戎州（宜宾）、渝州（重庆）、忠州（忠县）、云安（云阳）于次年大历元年（766）到达夔州（奉节）。夔州依山临江，气势雄伟，是长江三峡的起始点，“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夔州歌》）的白帝城和夔门，就在这里。由于夔州都督柏茂琳的照顾，杜甫在这里住下了。他主管东屯的一百顷公田，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以在瀼西买了四十亩果园，请了几个雇工，他自己和家人也参加一些劳动，“老夫自汲涧”（《奉酬薛十二丈叛官见赠》），“细雨荷锄立”《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就是诗人这时从事劳动的自我写照。因为生活比较安定，他得以大力写诗，“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归》）。杜甫不仅把当时当地的山川景物、风土人情、名胜古迹以及生活感受写入诗篇，同时还把过去的一些经历，从国家大事、朋友交往到个人身世来了一番“反刍”，写了不少自传和传记体的回忆诗，如《壮游》、《昔游》、《遣怀》、《往在》、《八哀》、诸诗，还写了一些怀古咏史一类作品，如《咏怀古迹五首》。在夔州住了不到两年的时间，诗人竟写了四百三十多首诗，几乎占其全集的百分之三十，可以说是杜诗的丰收时期。特别是写了大量的七言律诗和七言拗律，不仅艺术上更加完美，在内容上也大大突破了律诗传统的表现范围。《又呈吴郎》一首写一个“无食无儿”的寡妇，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然而正是这样一首好诗，却遭到后来王世贞、王慎中、王士祯等人的贬抑，他们缺乏杜甫那种对人民疾苦的切身感受拘泥于律诗的传统格局，哪里能理解这首诗的“佳”处呢？
大历三年（768）正月，杜甫思念家乡，于是乘舟出峡，这是诗人最后的一次漂泊。他先到湖北江陵，又转公安，年底又漂到湖南岳阳，一直住在船上。“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秋日荆南述怀》），“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舟出江陵南浦》，在这种情况下，杜甫不但不能北归，还被迫更南行。大历四年正月，他由丘阳到潭州（长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阳），复折回潭州。但是不论漂到哪里，诗人的眼睛总是注视着人民的创伤，写出了《遣遇》、《宿花石戍》等诗，《岁晏行》尤其愤激、沉痛：“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受还租庸！”大历五年（770）四月，臧玠在潭州作乱，杜甫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伟，但行至耒阳，遇江水暴涨，只得停泊方田驿，五天没得吃的，幸亏耒阳县令聂某派人送来酒肉，算是没有饿死。由耒阳去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大水又未退，杜甫原本来是一心要北归的，这时便改变计划，顺流而下，折回潭州，因有《回棹》诗。就在这年冬天，诗人死在由潭州往岳阳的一条小船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奉呈湖南亲友》是诗人力疾写成的一篇绝笔，“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诗人至死也不曾忘却多灾多难的国家和人民。
四、作者作品
1.作品概述
杜诗现存1400多首。它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生动地记载了杜甫一生的生活经历；把社会现实与个人生活紧密结合，达到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代表了唐代诗歌的最高成就。被后代称作诗史。但杜甫并非客观地叙事，以诗写历史，而是在深刻、广泛反映现实的同时，通过独特的艺术手段表达自己的主观感情。正如浦起龙所云：“少陵之诗，一人之性情，而三朝之事会寄焉者也。”（《读杜心解》）天宝后期，杜甫写了大量时事政治诗。短篇如《洗兵马》、《有感》、《丽人行》、《三绝句》、《病橘》、《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又呈吴郎》，长篇如《夔州书怀》、《草堂》、《遣怀》，虽内容各异，但都是个人情感与事实相结合，抒情色彩较浓。战争题材在杜诗中数量很大。杜甫对不同性质的战争态度不同。反对朝廷穷兵黩武，消耗国力的有《兵车行》、《又上后园山脚》等；支持平息叛乱，抵御外侮的有《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观兵》、《岁暮》等。《前出塞》、《后出塞》两组诗，既歌颂了战士的壮烈英勇，又谴责了君王拓边无厌和主将骄横奢侈；以一个战士的自白概括了无数英勇士兵的不幸命运。“三吏”、“三别”中，诗人同情人民的痛苦，憎恨野蛮拉丁；但大敌当前，兵源缺乏，他只能忍痛含泪劝慰被征者，表现出作者内心尖锐复杂的矛盾冲突。杜甫有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咏的对象，往往是既联系自己，也联系时事，是情、景与时事的交融，而不仅仅是情景交融。最具代表性的是《春望》、《剑门》。杜甫还有些歌咏绘画、音乐、建筑、舞蹈、用具和农业生产的诗，同样贯注了作者的感情，具有时代特色。杜集中也有些诗时代气氛不浓，个人感情较淡泊，尤其是在成都草堂写的一部分诗。这是他经过长期飘泊 ，得到暂时休息后心境的表现 。在《 屏迹 》、《为农》、《田舍》、《徐步》、《水槛遣心》、《后游》、《春夜喜雨》等诗中，诗人对花草树木、鸟兽鱼虫的动态有细腻的观察，无限的喜爱和深刻的体会。体现了杜甫诗歌和为人的另一侧面。杜甫怀念亲友的诗，大都缠绵悱恻，一往情深。如《月夜》怀念妻子，《月夜忆舍弟》怀念弟弟。众多怀友诗中，以怀念李白的最为突出。从与李白分手直到晚年，追念或谈到李白的诗有15首。表现了他对李白的推崇和情谊 。杜甫还以诗论诗 ，在《 戏为六绝句 》、《偶题》、《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转益多师”、“别裁为体”扬弃古今而自铸伟辞的艺术主张。在困守长安和飘泊西南时期，为求仕进和维持生计，杜甫也作过一些内容无聊、格调不高的投赠权贵、奉和应酬的诗。其中有不少五言排律。杜诗体制多样，兼有众长，兼工各体，并能推陈出新 ，别开生面 。其五言古诗熔感事 、纪行 、抒怀于一炉，博大精深，无施不可，开唐代五古境界。代表作有《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 北征 》、《 羌村》、《赠卫八处士》、“三吏” 、“ 三别 ” 。七言古诗长于陈述意见 ，感情豪放 、沉郁 ，风格奇崛拗峭 。如《 醉时歌赠郑广文 》、《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岁晏行》等。其五、七言律诗功力极高 。五律如《 春望 》 、《 天末怀李白 》、《后游》 、《春夜喜雨》、《 水槛遣心 》、《旅夜书怀》、《登岳阳楼》，七律如《蜀相》、《野老》、《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宿府》、《白帝》、《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等，唐人律诗很少能超过它们。杜甫还有许多五言排律 ，几首七言排律 ， 使排律得到很大的发展 。其《秋日夔府咏怀寄郑监李宾客一百韵》长达1000字。但杜甫排律亦多堆砌典故、投献应酬之作。其绝句即景抒情，反映时事，并开绝句中议论之体，别开蹊径，贡献颇大。杜诗内容广阔深刻，感情真挚浓郁；艺术上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在内容与形式上大大拓展了诗歌领域，给后世以广泛的影响。杜甫也被后人尊为诗圣。
2.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
出身于“奉儒守官”的家庭的杜甫，他的主导思想也是儒家。其中对杜甫起着积极影响的是儒家倡导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杜甫也是这样认识的，所以他说：“邦以民为本”（《送顾八分文学适洪吉州》）。儒家这一重民的政治思想便是杜甫的“诗史”的思想基础。并构成他的诗歌在思想内容上的一些特点。
（一）反映社会现实的广阔性
杜诗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面貌。一部杜诗几乎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新唐书·杜甫传》说的“浑涵汪洋，千汇万状”，也是指内容的广泛无所不包说的。宋人编的《分门集注杜工部诗》，把一部杜诗从内容上分类为七十九门之多，这种分法虽不科学，却也说明了杜诗包罗万像这一特色。当然，评价一个诗人，我们还得衡量在他的广泛反映现实的作品中，是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重大问题，反映了当时广大人民的生活，并从中表达诗人明确的立场和态度。我们说，杜甫正是这样做的。
“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的痛苦生活。他始终为人民的苦难而忧心如焚。安史乱前的《兵车行》中，描写大量的农民“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的苦况，以及由于长期的大量征兵造成“千村万落生荆杞”的凋敝惨像，而统沼者仍不放松对人民的盘剥，“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真是逼得人民走投无路。诗从兵役、租税两个方面反映了百姓苦难。安史乱后人民就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了。《三吏》、《三别》、《悲陈陶》、《悲青坂》等，几乎每一首诗都是一出悲剧。著名《羌村》诗，虽然是写诗人个人家事，但这时的杜甫就是生活在人民中间，当他亲眼看到“兵革既未息，儿童尽东征”造成“黍地无人耕”的景象时，诗人和邻里父老一起悲歌长叹，仰天大器，思想感情上已交融为一体了。漂泊西南以后。诗人一直过着“因人”的生活，但也总是关切着人民的苦难。有时看到一棵病桔，他会想起唐玄宗和杨贵妃吃荔枝的罪恶：“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至今耆旧悲！”（《病桔》）看到一株枯棕，他也会联想到被剥削的人民：“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有同枯棕木，使我沉叹久！”（《枯棕》）对于人民的灾难、统治阶级及其爪牙的暴行，杜甫不只是有见必书，而是有闻必录，也不管对方是胡人，还是：“官军”，如《三绝句》之一：
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
这是在所谓“正史”中所看不到的。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岁晏行》“况闻处处鬻男女”，也是证明。“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器西原何处村”（《白帝》），“征戍诛求寡妻哭，远客中宵泪沾臆”（《虎牙行》），诗人的耳朵是属于人民的。
杜甫不但同情并反映了人民的痛苦，还大声疾呼，为民请命：“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宿花石戍》）他这种愿望，有时竟形诸梦寐，《昼梦》诗说：“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
在广泛地反映人民疾苦的同时，杜甫还大胆地揭露了上层统治者的昏庸腐朽和骄奢淫逸。“蔡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忠君是杜甫的阶级属性，但杜甫也并非一味的愚忠。诗人出自对人民、对国家的热受，必然对统治阶级的祸国殃民，产生强烈的憎恨，甚至对最高统治者皇帝，也敢于揭露。如《兵车行》：“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讽刺的矛头就是对准封建最高统治者唐玄宗的。在《自京赴奉先咏怀五百字》里还大段的描绘了玄宗君臣在骊山行宫的荒淫的生活：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渴。……中常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桔。
诗人还把这种穷奢极侈的荒淫生活，和人民的贫困、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以至“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秦州杂诗》第二十首，是杜甫弃官客秦州时，写给在京的旧日同僚的一首诗，诗一开头就说：“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讽刺唐肃宗的昏聩，更是显而易见。在《忆昔》诗中，还嘲讽了肃宗的惧内：“张后不乐上为忙！”这哪里还有什么“为君讳！”的束缚！对“炙手可热”的权相杨国忠和杨氏姊妹的讽刺就更为辛辣而具体。后来唐肃宗、代宗父子信任鱼朝恩、李辅国和程元振一班宦宫使掌兵权，杜甫就痛斥：“关中小儿坏纪纲！”（《忆昔》）认为只有把他们杀掉，国家才会有转机，“不成诛执法，焉得变危机？”（《伤春》）在怒不可遏而又刺不胜刺的情况下，杜甫有时也破口大骂：“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洗兵马》）“自古圣贤多薄命，奸雄恶少皆封侯！”（《锦树行》）这种揶揄万乘，蔑视权贵的精神，和李白相较，也正好是一对“难兄难弟”。
杜甫的脉博是和国家命运一起跳动的。他的喜怒哀乐是以国家的盛衰存亡为转移的。他的笔总是紧紧地跟着走。因之在他的诗中还全面地反映了时代的重大主题，所有安史之乱前后的国家大事都被组织进他的诗篇之中。如哉乱初起时写的《悲陈陶》、《悲青阪》、《哀江头》、《春望》等。至德二年（757）九月，长安收复，那时诗人正在鄜州，闻讯之余，立即写了《收京三首》，“沾酒望青霄”，诗人兴奋得流泪。不久，洛阳也收复了，诗人感到国家中兴在望，又以高昂的笔调写了《洗兵马》，不料不到一个月，局势突然恶化，九节度的六十万大兵大溃于相州，诗人马上就又掉转笔头来诉说人民的灾难和国家的危机，并一反安史乱前的反战而积极主战，这就写了著名的《三吏》、《三别》这六首组诗。当广德元年（763）春，叛乱全部平息，国家复归一统，诗人远在梓州听到这一消息时，他喜出望外，情不自禁地唱出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首千古传诵的七律。不料这年十月，长安又陷落在吐蕃的手里，幸而不久就克服，诗人再一次写了以《收京》为题的诗。这些大事，都是史有明文的。有的时事史书上找不到一点痕迹，如《三绝句》说的“前年渝州刹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诗人则“书时记朝夕”（《雨二首》），在诗中有真切的反映。应该指出，即使是这类有关国家兴亡的大事，在与杜甫同时代的诗人中却绝少反映。
一部杜诗，不仅是当时社会历史的一面镜子，同时也是杜甫自己的一部传记。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到杜甫的全人，看到他一生的全过程。这也就为后人采用编年的办法整理他的诗集带来了方便。
（二）揭露社会现实的深刻性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一千古名句，在杜甫也是来之不易，而是他接近人民，关心人民，长期观察社会现实的结果。从这种贫富悬殊的截然对比中，揭示了封建社会阶级矛盾根本对立的实质。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杜甫当然不可能有明确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但他确实在有意识地反映社会上存在着食人者和食于人者两部分人，在劳逸、贵贱、贫富、苦乐诸方面不平等的现象，并对这种社会现象提出大胆的责难和控诉。我们这样说，是因为杜甫曾不断地用这种对比方法，来显示两者之间的对立。如《驱竖子摘苍耳》：
富家厨肉臭，战地骸骨白。
又如《岁晏行》：
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柚茅茨空。
所谓“此辈”，即指遭达官们残酷剥削的农民。这种面对面的对此笔法，就已表明了诗人的观点态度。另外的诗中分别表现两者的悬殊对立，在杜集中就更比比皆是了。
杜甫能有这种意识，是可以理解的。他不仅耳闻目睹许多老百姓卖儿鬻女，他自己就有“入门闻号咷，幼子饥已卒”的切身体验。而供统治者消遣的“舞马”和“斗鸡”却大吃大嚼着人民交纳的稻粱：“国马竭粟豆，官鸡输稻粱”（《壮游》），甚至得到皇帝的赐锦：“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斗鸡》）。在统治者心目中，老百姓连畜牲也不如。
杜甫不仅揭示出这个对立，还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统治者所肆意挥霍的，正是人民血汗：“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原来统治者就是靠鞭挞之威，敲骨吸髓，来养活自己的。《甘林》诗写得更具体：“时危赋敛数，脱粟为尔挥。相携行豆田，秋花霭菲莫。子实不得吃，货市输王畿。尽添军旅用，迫此公家威！”什么“公家威”？还不就是“鞭挞”吗！基于这种认识，杜甫对那些鱼肉人民的地方军阀、高马达官、贪官污吏之徒，恨之入骨。骂他们是一群凶兽，比虎狼还凶恶：“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三绝句》）“万姓疮痍合，群凶嗜欲吧！”（《送卢十四待御》）读这类诗句，真觉“有恨声出纸上”。
杜甫从自身经历中，已看清食人者是不会给人民以仁慈的，因而在《新安吏》中，他喊出了“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样决绝的话。在《遣遇》中也用反挑口吻指出：“贵人岂不仁？视汝如莠蒿！”但是，由于诗人的阶级局限历史局限，他不可能想到农民的根本出路，除了同情、安慰，或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外，他还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最高统治者身上。希望能减轻剥削：“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希望澄清吏治，惩办贪官污吏，如云“众僚宜洁白，万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又是“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蝥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尤其是希望统治者自身能注意节俭，并从而深刻地正确地指出所谓“盗贼”，都是由于“官逼民反”：“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有感》）这简直是在为“盗贼”吐气。
另外，在杜诗中还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的错综复杂性。这在安史之乱的作品中表现的更为突出。安史之乱，是唐代各种社会矛盾的总暴发，是一次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叛乱。当时唐王朝平息叛乱。是维护国家统一，制止分裂的战争，在这一有关国家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人民投入了战争，并付出了巨大牺牲。杜甫对待这场战争也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在一种反常的特殊情况下心理上却不免产生矛盾，这正是现实中的各种矛盾在诗人头脑中的反映。如乾元二年春天，写的《三吏》、《三别》。当时的形势是，邺城一役，官军大败，本来已趋好转的战局，又面临着新的威胁。唐王朝为了挽回败局，补充兵源，便漫无限制的实行拉夫，而广大人民却隐忍着一切痛苦，仍投入到这场战争中去。诗人目睹这些血泪现实，写成了这组诗。诗人既关心国家的兴亡，又同情人民的疾苦，两者尖锐矛盾，所以内心十分痛苦。六首诗，如同六出感人肺腑的悲剧，有母亲送儿子，新妇送丈夫，老妻送老翁，连一位“二男新战死”的老妪也被连夜带走，一个无家可别的单身汉又再次被迫应召，这些情景是多么可悲可悯可恨！但诗人笔下的这些主人公，在悲痛忿恨的同时，却又终于毅然决然地走上这一战争的前线。“子孙阵亡尽，焉用身独完？”“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这种悲壮激越、异乎寻常的爱国精神又是多么可歌可泣！诗人是无限同情他们的遭遇的，但他不能不从整个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半年以上的实际上无异于亡国奴生活的切身体验，使诗人认识到，除了不惜一切代价消灭敌人，保全国家外，没有其他抉择。所以尽管他愤恨野蛮的拉夫办法，却也不好公开泼冷水，面对被拉去的老妪一家，说不出半句慰藉的话，有时还忍痛含泪劝勉中男去参战。总之，这组诗所揭示的社会现实，和诗人的内心感情，是很复杂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有“逾墙走”的老翁，也有“投杖出门去”的老丈；有“卧路啼”的老妻，也有“急应河阳役”的老妪，和“誓欲随君去”的新娘。在《新安吏》中，诗人始而提出质问：“中男绝短小，何以守王城？”继而发出诅咒：“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但到底还是帮了腔：“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然而这正是当时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错综复杂的曲折反映。要紧的是，我们应透过由残酷兵役所造成的幕幕悲剧，看到广大人民那种坚忍的爱国精神。因为最终起作用的。使剧中人物发生根本转变的，正是这种千百年来早已形成的对祖国的深厚感情。因此，在这组诗中，有暴露，也有歌颂，歌颂人民的爱国精神。“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这是新娘子的嘱咐，但也正是时代的呼声，国家的召唤。如果仅仅把这些诗理解为同情人民疾苦，揭露兵役残酷，甚至反战的人道主义的主题，那是不够深入全面，不尽符合乃至违反原意的。
（三）真挚火热的思想感情
杜甫的一生始终洋溢着火一般的热情，即使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生活上受到折磨时，也从未有过低落和消沉。这一特点和任何一个古代作家相比，就显得尤为突出而难能可贵。不仅在政治态度上如此，对日常生活，以及自然景物也无不充满着浓郁的感情。清人叶燮说：
千古诗人推杜甫，其诗随所遇之人、之境、之事、之物，无处不发其思君王、忧祸乱、悲时日、念友朋、吊古人、怀远道，凡欢愉、幽愁、离合、今昔之感，一一触类而起，因遇得题，因题达情，因情敷句，皆因甫有其胸襟以为基。（《原诗》卷一）
这里所说的“胸襟”，就是真情实感，也就是说杜诗都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所以梁启超先生不称杜甫为“诗圣”，而称之为“情圣”。并以《情圣杜甫》为题，说杜甫是“中国文学界笃情圣手，没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杜甫研究论文集》一辑）从杜诗感情的真挚充沛上立论，这见解是很正确的。
杜甫对国家对人民都怀着深厚的感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的一生行事和他的诗作都证明着他关心人民的热情在任何处境下都从未冷却。“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春望》）诗人为国家的残破，伤心得对着三春花鸟而泪珠四溅；可是七年以后当他在梓州听到叛乱已告平息时，诗人又为国家的中兴而激动得泪满衣裳：“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一种手舞足蹈、欣喜若狂的神态，千载而下，犹宛然如在眼前。这两首诗，虽一悲一喜不同，但都表达了诗人对祖国的炽热的感情。
杜甫对周围的人，包括妻子、儿女、弟妹、朋友和邻居也都充满着真挚的爱。这从有名的《月夜》、《羌村三首》、《北征》、《同谷县作歌七首》和《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诗中就可以看出。
杜甫对朋友，特别是对那些志同道合的诗友，感情更是诚挚而持久。如和李白的友谊。二人天宝四年在鲁郡石门分手后，就再没有会面，相处仅一年，但杜甫直到晚年仍深深怀念着他。诗中谈到李白的竟有十五首之多。他推崇李白的诗“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春日怀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但杜甫对李白也不是一味夸赞，对李白的不足，也提出诚恳的规劝：“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赠李白》）安史乱起，李白因参预永王李璘幕府而获罪，系寻阳狱，又长流夜郎，杜甫对此，十分关切。因久久得不到李白的确切消息，以至积思成梦：“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三夜频梦君，情亲见君意”（《梦李白》）。对李白的不幸遭遇，杜甫十分同情，高喊：“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不见》）毫无顾忌地断然站在李白一方。李、杜二位伟大诗人的崇高友谊，堪作后世文人的楷模。
杜甫在一些写景咏物的诗篇中也同样渗透着浓郁的感情。如描写祖国山川风物的诗《绝句二首》。请看其一：
迟日江山丽，春风花鸟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
这首小诗，把那鸟语花香的春天，写得有声有色，生意盎然，而诗人热爱大自然的愉快心情也就流露出来了。又如《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更是把花鸟看成兄弟，把山川视同一体了。
杜诗中还有不少歌咏小动物的作品，如《缚鸡行》、《花鸭》、《舟前小鹅儿》、《麂》等，其中虽然寓有讽谕，含有哲理，具有强烈的政治性，但同时也表现了诗人对生物的泛爱。诗人甚至对一些自然气象也赋以思想感情，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不仅把好雨写得有知有情，而且有德。它是视之无形，听之无声，有润物之实而不求润物之名的。它是纯粹出之于自然的。对于这种好雨，诗人是热情歌颂的；但如果是暴雨或霪雨，那诗人就不客气了：“吁嗟禾苍生，稼穑不可救。安得诛云师？畴能补天漏？”（《九日寄岑参》）“云师”就是传说中的云神，名叫丰隆。由此可见，杜甫对宗教是根本说不上什么“迷信”的。他的一喜一怒都是以人民的利益为准的。 “尚思未朽骨，复睹耕桑民！”（《别蔡十四著作》）这就是杜甫一生坎坷，却始终对人生充满着理想，保持着积极态度，诗歌中也一直洋溢着火热激情的思想基础。
五、创作背景
曹霸，谯郡（今安徽亳县）人。三国时魏高贵乡公曹髦后裔，官至左武卫将军。画承家
学，擅画马，亦工肖像。成名于玄宗开元年间，天宝末年曾修补《凌烟阁功臣像》及画“御马”，技艺精辟。安史之乱后，潦倒漂泊。唐代宗广德二年（764），杜甫和他在成都相识，十分同情他的遭遇，写下这首《丹青引》。
六、课文讲解
1.课文朗读（见PPT）
2.课文分析
诗起笔洗炼，苍凉。先说曹霸是魏武帝曹操之后，如今削籍，沦为寻常百姓。然后宕开一笔，颂扬曹霸祖先，曹操称雄中原的业绩虽成往史；但其诗歌的艺术造诣高超，辞采美妙，流风余韵，至今犹存。开头四句，抑扬起伏，跌宕多姿，大气包举，统摄全篇。清诗人王士禛十分赞赏，称为“工于发端”（《渔洋诗话》卷中）。
接着写曹霸在书画上的师承渊源，进取精神，刻苦态度和高尚情操。曹霸最初学东晋卫夫人的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只恨不能超过王羲之。他一生沉浸在绘画艺术之中而不知老之将至，情操高尚，不慕荣利，把功名富贵看得如天上浮云一般淡薄。诗人笔姿灵活，“学书”二句只是陪笔，故意一放；“丹青”二句点题，才是正意所在，写得主次分明，抑扬顿挫，错落有致。
“开元”以下八句，转入主题，高度赞扬曹霸在人物画上的辉煌成就。开元年间，曹霸应诏去见唐玄宗，有幸屡次登上南熏殿。凌烟阁上的功臣像，因年久褪色，曹霸奉命重绘。他以生花妙笔画得栩栩如生。文臣头戴朝冠，武将腰插大竿长箭。褒国公段志玄、鄂国公慰迟敬德，毛发飞动，神采奕奕，仿佛呼之欲出，要奔赴沙场鏖战一番似的。曹霸的肖像画，形神兼备，气韵生动，表现了高超的技艺。
诗人一层层写来，在这里，画人仍是衬笔，画马才是重点所在，“先帝”以下八句，诗人细腻地描写了画玉花骢的过程。
唐玄宗的御马玉花骢，众多画师都描摹过，各各不同，无一肖似逼真。有一天，玉花骢牵至阊阖宫的赤色台阶前，扬前卓立，神气轩昂。玄宗即命曹霸展开白绢当场写生。作画前曹霸先巧妙运思，然后淋漓尽致地落笔挥洒，须臾之间，一气呵成。那画马神奇雄峻，好象从宫门腾跃而出的飞龙，一切凡马在此马前都不免相形失色。诗人先用“生长风”形容真马的雄骏神气，作为画马的有力陪衬，再用众画工的凡马来烘托画师的“真龙”，着意描摹曹霸画马的神妙，这一段文字倾注了热烈赞美之情，笔墨酣畅，精彩之极。“玉花”以下八句，诗人进而形容画马的艺术魅力。
榻上放着画马玉花骢，乍一看，似和殿前真马两两相对，昂首屹立。诗人把画马与真马合写，实在高妙，不着一“肖”字，却极为生动地写出了画马的逼真传神，令人真假莫辨。玄宗看到画马神态轩昂，十分高兴，含笑催促侍从，赶快赐金奖赏。掌管朝廷车马的官员和养马人都不胜感慨，怅然若失。杜甫以玄宗、太仆和圉人的不同反应渲染出曹霸画技的高妙超群。随后又用他的弟子、也以画马有名的韩幹的来作反衬。
诗人用前后对比的手法，以浓墨彩笔铺叙曹霸过去在宫廷作画的盛况：最后八句，又以苍凉的笔调描写曹霸如今流入民间的落泊境况。“将军善画盖有神”句，总收上文，点明曹霸画艺的精湛绝伦。他不轻易为人画像。可是，在战乱的动荡岁月里，一代画马宗师，流落飘泊，竟不得不靠卖画为生，甚至屡屡为寻常过路行人画像了。曹霸走投无路，遭到流俗的轻视，生活如此穷苦，世上没有比他更贫困的了。画家的辛酸境遇和杜甫的坎坷蹭蹬又何其相似！诗人内心不禁引起共鸣，感慨万分：自古负有盛名、成就杰出的艺术家，往往时运不济，困顿缠身，郁郁不得志！诗的结句，推开一层讲，以此宽解曹霸，同时也聊以自慰，饱含对封建社会世态炎凉的愤慨。
这首诗在章法上错综绝妙，诗中宾主分明，对比强烈。如学书与学画，画人与画马，真马与画马，凡马与“真龙”，画工与曹霸，韩幹与曹霸，昔日之盛与今日之衰等等。前者为宾，是绿叶，后者为主，是红花。绿叶扶红花，烘托映衬，红花见得更为突出而鲜明。在诗情发展上，抑扬顿伏，波澜层出。前四句写曹霸的身世，包含两层抑扬，摇曳多姿。“至尊含笑催赐金”句，将全诗推向高潮，一起后紧跟着一跌，与末段“途穷反遭俗眼白”，又形成尖锐的对比。诗的结构，一抑一扬地波浪式展开，最后以抑的沉郁调子结束，显得错综变化而又多样统一。在结构上，前后呼应，首尾相连。诗的开头“于今为庶为清门”与结尾“世上未有如公贫”，一脉贯通，构成一种悲概的主调与苍凉的气氛。中间三段，写曹霸画人画马的盛况，与首段“文采风流今尚存”句相照应。
杜甫以《丹青引》为题，热情地为画家立传，以诗摹写画意，评画论画，诗画结合，富有浓郁的诗情画意，把深邃的现实主义画论和诗传体的特写融为一炉，具有独特的美学意义，在中国唐代美术史和绘画批评中上也有一定的认识价值。这在唐诗的发展上未尝不是一种新贡献。
3.课文翻译
“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英雄割据虽已矣，文采风流今尚存。”先从曹霸家世的盛衰说起，已寓全篇旨意所在。曹霸是曹操曾孙曹髦的后裔，曹髦擅长书画。自魏至唐，朝代几经更替，当初皇室贵冑的子孙如今早已沦为清门寒素之家。魏武三分天下的英雄业绩虽已成为历史，他的文采风流尚后继有人。
“学书初学卫夫人，但恨无过王右军。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这几句概括曹霸的艺术生涯和处世性格，对他的书法与绘画显然有所轩轾，但语意十分委婉。卫夫人是晋朝汝阴太守李矩之妻，右军将军王羲之少时曾向她学习书法。这里说曹霸书法虽学卫、王之体，但恨未能超过王右军的水平，实际上是微妙地暗示曹霸因书法未成名家，故舍书而工画。不过拿他和大书法家比较，即使有不足之憾也无伤大雅了。此诗虽是赠人之作，却也不肯过誉，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才显出下文对曹霸画艺的称赏并非溢美之词。画品决定于人品，诗人首先赞美的是曹霸不慕荣华富贵、终日潜心于艺术创作的高尚品格。
“开元之中常引见，承恩数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颜色，将军下笔开生面。”开元之世，唐玄宗励精图治，士有一技之长，多有机会被引到君前，得以施展才艺。南薰殿在玄宗居住的兴庆宫内，杜甫特意提及此殿，不只为押韵方便，也暗寄着对玄宗的怀念。贞观年间，唐太宗为表彰辅佐之业，图功臣之像于凌烟阁。日久褪色，开元时重加修缮。诗人认为曹霸以一介寒庶之士经常应召入宫画图，这样特殊的恩宠只有在重才求贤的盛世才能遇到。“生面”语出《左传》：“狄人归先轸之元面面如生。”《南史·王琳传》也有“回肠疾首，切犹生之面”的说法。因此“下笔开生面”一句含义双关，既指下笔重摹旧像，有所新创，又赞画之逼真有面色如生之感。
“良相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褒公鄂公毛发动，英姿飒爽犹酣战。”凌烟阁功臣二十四图，若一一叙来，必不能讨好。这里只点出良相之冠、猛将之箭两处细节，文武两班功臣的不同气质便划然分明。又在诸家功臣像中只选褒忠壮公段志玄和鄂国公尉迟敬德这两幅最有特色的画像，称其毛发如动，英姿飒爽，望去仿佛仍在拚搏厮杀，其余画像的生动也就不难揣想。这四句大笔写意，如云中之龙，仅见一鳞一爪而首尾俱在。语气粗犷不文，几乎近于白话，但与画上人物的特点极为协调。不但良相猛将的虎虎生气历历在目，曹霸质朴雄健的画风也宛然可见。
“先帝御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诏谓将军拂绢素，意匠惨淡经营中。须臾九重真龙出，一洗万古凡马空。”以同一匹玉花御骢为范本，尽管画工多如山积而貌不尽同，想来天马之雄骏确非凡手可得，真马未至，先已造成此马难画的悬念。待牵来之后，只见它卓立墀下，即使处于静态也给人以万里生风之感，又进一步点出画家要捕捉住此马轩举飞动的神采尤为不易。然后再一气写出曹霸接旨拂绢、惨淡经营、须臾而成的作画过程，抓住画成之时观众还来不及从画家的神速动作中反应过来，就顿觉天下凡马尽皆失色的最初印象，便以“笔所未到气已吞”的力量烘托出“一洗万古凡马空”的气象，使画马跃然于纸上。
“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赐金，圉人太仆皆惆怅。”骢马本不应站在御榻之上，一个“却”字以疑怪的语气造成画马乱真的错觉，榻上庭前两马屹立相对的奇思又使这错觉更为逼真。“屹”字与上文“迥”字照应，便从双马昂然的姿态活画出它们矫健的奇骨。“至尊”和“圉人太仆”虽是陪衬，简略的神态描绘也都切合各自的身份。玄宗虽喜而只是含笑催促赐金，确乎是帝王风度。养马的圉人与掌舆马的太仆在两马相比之下怅然若失，更是马官才有的特殊心理。这就从观者的反应巧妙地点出画马的神骏即使真马也难胜过。
“弟子韩幹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幹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韩幹既是入室弟子，又能穷尽殊相，亦非凡手，然与曹霸相比，尚不能得骅骝之气骨，以宾形主，更见出曹霸画艺之高超连名手亦无人能及。如此层层着色，绘形于意。句句作意，写实于空。极尽形容，不留余巧，方觉墨饱味浓，气完神足。韩幹画马形体肥壮，实际是皇帝厩马的真实写照，有其独到之处，也符合唐人普遍以丰腴为美的欣赏标准。所以《历代名画记》的作者张彦远曾批评杜甫“岂知画者”，宋代张耒也说：“幹宁忍不画骥骨，当时厩马君未知。”但杜甫此处语带抑扬，一则是为了以韩幹画肉反衬曹霸画骨之长，二则也与他偏爱气骨峥嵘、瘦硬通神的艺术趣味有关。盛唐诗画艺术注重以形写神、寓神于形，杜甫要求脱略形似、谢肤泽而敦骨力的主张对于唐代艺术风貌的变化和发展是有重大意义的。
“将军画善盖有神，偶逢佳士亦写真。”这两句承上启下，总结曹霸之画以神似见长的特点，又从写真取材的变化引出画家的落魄：“即今飘泊干戈际，屡貌寻常行路人。途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曹霸除了摹像和画马以外，也善作人物写生，绘制肖像，但要偶逢佳士才肯落笔。当初曹画之贵重正如《观曹将军画马图歌》所形容的那样：“贵戚权门得笔迹，始觉屏障生光辉。”如今飘泊于战乱之时，便只能给平常的过路人画像了。空有绝艺在身而如此潦倒困苦，不但无人同情，反遭世俗白眼，这个“不解重骅骝”的“人间”（杜甫《存殁口号二首》其二）是多么冷酷和势利呵！所以诗人不禁为画家大呼不平：“但看古来盛名下，终日坎壈缠其身！”结尾与开头相呼应，把曹霸的荣辱和时世的盛衰相联系，寄人尽其才的希望于升平之治，这是贯穿全诗的一个重要思想。
4.相关评论
七言长韵古诗，如杜少陵《丹青引》、《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奉先县刘少府山水障歌》等篇，皆雄伟宏放，不可捕捉。学诗者于李、杜、苏、黄诗中，求此等类，诵读沉酣，深得其意味，则落笔自绝矣。
——《诚斋使话》
“先帝天马玉花骢，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牵来赤墀下，迥立阊阖生长风。”此老杜赠曹将军诗也。张彦远《画记》乃云：曹霸仕至太府寺丞，杜甫尝赠之歌。明皇御厩有马名玉花骢，诏令图之，误矣。
——《韵语阳秋》
唐明皇使韩干师陈闳画马，及画成，明皇怪不与闳同。干奏曰：“臣之师，即陛下内厩以也。”上异之。其后画入神品。按老杜《丹青引》赠曹霸云：“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则干之师乃曹霸尔。孰谓师内厩马，便能尽毫端之妙乎？
——《韵语阳秋》
老杜作《曹将军丹青引》云：“一洗万古凡马空。”东坡《观吴道子画壁》诗云：“笔所未到气已吞。”吾不得见其画矣，此两句，二公之诗，各可以当之。
——《彦国诗话语》
七、练习
1.选择题
（1）以下哪首诗歌不是杜甫的作品 ( )
A. 《咏怀古迹五首》 B.《梅花》
C.《石壕吏》 D.《韦讽录事宅观曹将军画马图》
答案： B
（2）对《丹青引》的评论，哪项不正确 ( )
A. 开头四句，开门见山，突出主题，大气包举，统摄全篇。
B. 榻上放着画马玉花骢，乍一看，似和殿前真马两两相对，昂首屹立。诗人把画马与真马合写，实在高妙，不着一“肖”字，却极为生动地写出了画马的逼真传神，令人真假莫辨。
C. 结尾与开头相呼应，把曹霸的荣辱和时世的盛衰相联系，寄人尽其才的希望于升平之治，这是贯穿全诗的一个重要思想。
D. “将军画善盖有神，偶逢佳士亦写真。”这两句承上启下，总结曹霸之画以神似见长的特点，又从写真取材的变化引出画家的落魄。
答案：A
2.填空题
《丹青引》采用（倒叙法），先从（曹霸）的破落着笔。转而追写往昔。最后又归结到他的晚年不幸。迂回有致，对比强烈，富有艺术感染力。全诗（四十）句、（五次）换韵。每八句—转韵、形成五个自然段落，脉络分明。
3.简答题
杜甫的《丹青引》的创作特点。
答：这首诗在章法上错综绝妙，诗中宾主分明，对比强烈。如学书与学画，画人与画马，真马与画马，凡马与“真龙”，画工与曹霸，韩幹与曹霸，昔日之盛与今日之衰等等。前者为宾，是绿叶，后者为主，是红花。绿叶扶红花，烘托映衬，红花见得更为突出而鲜明。在诗情发展上，抑扬顿伏，波澜层出。
八、研习与思考
1. 清人黄生《杜诗说》评价此诗“宛转跌宕”，结合本诗的学习，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答：（1）写曹霸的丹青，写他的遭遇，其实都是写杜甫自己的感遇，其自伤与同情相惜之情宛转而出；（2）写曹霸门弟衰微却风流宛在，写其丹青不凡但反遭白眼坎坷抑扬，情感顿挫沉郁，故跌宕有力。
2. 杜甫在离乱中重逢大音乐家李龟年的诗是这样写的：“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江南逢李龟年》）。这首诗与《丹青引》一样，都饱含家国身世之慨，你能比较一下两首诗表现的手法以及情感品质有何不同吗？
答：这两首诗都选择了身怀绝技的大艺术家在乱世沦落的遭遇作为兴发感慨的对象，与他们这两位当时第一流的大画家与音乐家相比，作者也隐约自负为当时的大诗人（杜甫对自己的诗很自负，称“诗是吾家事”），因此他同情他们的命运，也感慨自己的身世。并由他们个人的命运，反映了大唐盛世经历了动荡，许多美好的事物与人物遭到毁灭的凄凉悲怆，家国兴亡之慨叹溢于言表。
《丹青引》是古体乐府诗，体制长，句式参差，抒情抑扬酣畅。而《江南逢李龟年》则是七绝短诗，因而在情景交融之中写相逢的喜悦来衬托美好的过去，抒情含蓄，耐人寻味。
九、相关艺术作品展示
曹霸的弟子韩幹的画
韩幹，京兆（今西安）人，活动于玄宗时代。少年时曾作酒肆佣工，得王维资助，改学绘画，十年而成。擅画肖像、人物、鬼神，尤精于画马。画马师承曹霸，但更重写生，所画之马，壮健神骏，被誉“古今独步”。现存作品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牧马图》册页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的《照夜白图》卷。《牧马图》画一虞官驾白马缓行，右侧为一黑马，用笔纤细遒劲，色墨渲染得宜。此画曾经南唐内府及宣和内府收藏。《照夜白图》画玄宗坐骑照夜白，也是流传有绪的作品。另有旧题《韩干神骏图》卷，藏辽宁省博物馆，今定为五代人仿作。
十、延伸阅读
杜甫的诗中有很多题画诗，如《题壁上韦偃画马歌》、《戏题画山水图歌》等等。课外翻阅杜诗，找几首加以阅读。可以归纳、研究杜甫题画诗的题材特点等问题。
戏题画山水图歌
（王宰画。宰丹青绝伦。一本题字下。有王宰二字。）
十日画一水。五日画一石。能事不受相促迫。王宰始肯留真迹。壮哉昆仑方壶（一作丈）图。挂君高堂之素壁。巴陵洞庭日本东。赤（一作南）岸水与银河通。中有云气随飞龙。舟人渔子入浦溆。山木尽亚（一作带）洪涛风。尤工远势古莫比。咫尺应须论（一作千。一作行）万里。焉得弃州快剪刀。剪取吴松半江水。
王宰（朱景玄唐朝名画录。王宰家于西蜀。贞元中。韦令公以客礼待之。画山水树石。出于象外。景玄曾于故席蘷舍人厅事见一图障。临江双树。一松一柏。古藤萦绕。上盘于空。下着于木。千枝万叶。交植屈曲。分布不杂。或枯或荣。或蔓或亚。或直或倚。叶叠千重。枝分八面。达士所珍。凡目难辨。又于兴善寺见画四时屏风。若移造化风侯云物八节四时于一座之内。妙之至极也。故山水松石。并可跻于妙上品。名画记。王宰。蜀中人。多画蜀山。玲珑嵌空。巉嵯巧峭。益州石画记。王宰。大历中家于蜀川。能画山水。意出象外）赤岸（七发。凌赤岸。彗扶桑。山谦之南徐州记曰。荆江。禹贡北江也。春秋分朔。辄有大涛至江。乘北激赤岸。尤更迅猛）咫尺（历代名画记。梁萧贲曾于扇上画山水。咫尺内万里可知）
题李尊师松树障子歌
老夫清晨梳白头。玄都道士来相访。握发（一云手）呼儿延入户。手提新画青松障。障子松林静杳冥。凭轩忽若无丹青。阴崖却承霜雪（一云露。一云雾）干。偃盖反走虬龙形。老夫平生好奇古。对此与精灵聚。已知仙客意相亲。更觉良工心独苦。松下丈人巾屦同。偶坐似（一作自）是商（一作南）山翁。怅望（一作惆怅）聊歌柴芝曲。时危惨淡来悲风。
玄都（唐会要。长安京城朱雀街有玄都欢。长安志。隋开皇二年。自长安故城徒信道欢于此。改名玄都）
戏为变松图歌（韦偃）
天下几人画中松。（一作树）毕宏已老韦偃少。絶笔长风起纤末。满堂动色嗟神妙。两株惨裂苔鲜皮。屈铁交 错回高枝。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松根胡僧憩寂寞。庞眉皓无住着。偏袒右眉露双脚。叶裹松子 僧前落。韦侯韦侯数相见。我有一匹好东（一云素）绢。重之不减锦绣段。已令拂拭光凌乱。请公放笔为直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