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学要求

1．了解本文产生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意义；

2．通过阅读，理清本文的论述脉络，学习议论文的写作方法；

3．结合历史与现实，理解文章的六大观点。

二、学习要点

适应本文半文半白的文风，正确理解文意；

结合历史，体会文章在当时的进步意义。

三、作者生平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属安庆市）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

1896年考中秀才。1897年入杭州中西求是书院学习，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思想文化。1899年因有反清言论被书院开除。1901年因为进行反清宣传活动，受清政府通缉，从安庆逃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学习。1903年7月在上海协助章土钊主编《国民日报》。1904年初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宣传革命思想。1905年组织反清秘密革命组织岳王会，任总会长。1907年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后转入早稻田大学。1909年冬去浙江陆军学堂任教。1911年辛亥革命后不久，任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1913年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被捕入狱，出狱后于1914年到日本，帮助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1915年9月，在上海创办并主编《青年》杂志(一年后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受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2月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这期间，他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北京大学为主要阵地，积极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的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后期，开始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初潜往上海，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首先成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与其他各地的先进分子联系，发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虽然没有出席，但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从一大到五大，均被选为中央委员，先后任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总书记等职务，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后期，他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右倾机会主义，放弃对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对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采取妥协投降的政策。1927年中国大革命遭到失败，除了来自共产国际指导上的原因，他的右倾错误也是重要的原因。1927年7月中旬，中央政治局改组，他离开中央领导岗位。此后，他接受托派观点，以在党内成立小组织的方式进行活动。1929年11月，因为他在中东路问题上发表对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而被开除党籍。同年12月发表由81人署名的作为托陈取消派纲领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同时，在上海组成托派小组织无产者社，出版刊物《无产者》。1931年5月，出席中国各托派小组织的“统一大会”，被推选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1932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判刑后囚禁于南京。抗战爆发后，他于1937年8月出狱，先后住在武汉、重庆，最后长期居住于四川江津。曾在抗战期间拒绝出任伪职，表现出应有的民族气节。1942年5月在贫病交加中逝世。

四、作者作品

陈独秀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15年创办和主编《新青年》杂志，宣传科学民主思想，激烈地批判封建主义，首举打倒奴隶道德和破除偶像崇拜的义旗。他认为“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屑，固不得去此而取彼”（1918年《新青年》5卷4号）。因此，他把“文学革命”看作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17年胡适提出了“文学改良”的“八项主张”。紧接着陈独秀进一步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文学革命论》）所谓“三大主义”，从创作方法的角度讲又集中在提倡写实主义。这又是陈独秀的一贯主张。他认为中国的文学有一短处就是：“尚主观的‘无病而呻吟’的多，知客观的‘刻画人情’的少。”（《<儒林外史>新叙》）他推崇《儒林外史》、《红楼梦》、《水浒》、《金瓶梅》等，认为不应把《西游记》同以上诸书相提并论，因为它不是写实主义的，对社会改革无用。他说：“西洋近代文学，喜以剧本、小说实写当时之社会，古典实无所用之。实写社会，即近代文学家之大理想大本领。实写以外，别无所谓理想，别无所谓有物也。”（《答陈丹崖》）

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一方面坚决地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并且比胡适来得更彻底、更激进；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一班先进人物，群起响应，很快形成了一次空前的文学革命运动，并使这一运动扩大到戏剧界和美术界。陈独秀一向重视戏曲的教育作用，早在1904年，他就指出“戏馆子是众人的大学堂，戏子是众人的大教师”，并且批评了旧戏曲的缺点，提出要“采用西法”以进行“改良”（《论戏曲》）。到了“五四”时期，他更从写实主义出发，批评中国戏曲程式化、脸谱化的传统，认为这种传统“与美感的技术立于绝对相反的地位”，投有“文学上、美术上之价值”（1918年《新青年》4卷6号）。要改革戏曲，不能“囿于方域”，而要“旷观域外”，向欧洲学习。首先使戏曲具有文学、美术和科学上的价值。1919年，吕_澂给陈独秀写信，提出要进行“美术革命”，陈独秀也极力支持，并认为改革美术也要向欧洲学习，采用写实主义。唯有写实主义才能发挥自己的天才创造，不落古人的窠臼。（见1919年《新青年》6卷1号）陈独秀以革命民主主义和写实主义为武器，激烈地批判封建文艺旧传统和消极保守的文艺现状，为新文艺的产生扫清了道路，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但是，也不难看出，他对中国传统文艺采取一概否定，缺乏科学分析的态度，也是一大缺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由于陈独秀完全投身于政治运动，他的文艺思想和美学观点便很少有所表现。

五、创作背景

—场革命过后，尤其是不彻底的革命，接踵而来的总有一股反动逆流。民国初年出现的尊孔复古的思潮正是对辛亥革命的反动。

1912年10月由陈焕章、张勋等发起的孔教会成立于上海，不久在全国许多城市设立分会。它的宗旨是“以讲习学问为体，以救济社会为用，……宗祀孔子以配上帝，育读经传以学圣人。……冀以挽救人心，维持国教”。1913年2月，康有为创办《不忍》杂志，为孔教会作序，大肆宣扬尊孔，说什么“夫孔子道本于天，……凡普大地万国之人，虽欲离孔教须臾而不能也”。“中国一切文明，皆与孔教相系相因，若孔教可弃也，则一切文明随之而尽也，即一切种族随之而灭出，”欲存中国，非赖孔教不可。他主张“定孔教为国教”，祭祀孔子必须行跪拜礼，准若是行鞠躬礼，谁就是“媚师欧美”，“中国人不敬天，不敬教主，不知留此膝以傲慢何为也”。同年10月通过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其中第十九条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本”。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尊孔祭孔令，说“孔子之道，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

尊孔复古的思潮为帝制复辟鸣锣开道。袁世凯对外投降卖国；对内加快复辟的步伐，于1915年5月25日与日本签订了“二十一条”草约。8月10日，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美国政客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沦》，说中国是“民智低下之国”，实行共和制“断无善果”。23日，以杨度、孙毓筠为正副会长的筹安会成立，公开鼓吹帝制。各省的袁氏爪牙纷纷递交“请愿书”，要求变更国体。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承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定明年为“洪宪”元年，复辟封建君主制。

但是，在一场革命失败之后，也总会出现一批新的革命志士，他们吸取革命失败的教训，继承先辈的革命精神，把革命引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陈独秀去日本，妻子高君曼留在上海。据1915年《梦舟日记》（梦舟，即汪孟邹），4月25日，高氏“体气不佳，家中寂寞，甚为悲伤，竟至泣下”。5月15日“忽咯血”。18日，“咯血之症昨夕又发”。24日，孟邹“至同仁医院视志孟（即陈独秀）夫人病，其病状，似渐加重。渠自己亦极畏惧，一种凄凉之状，令人心悸。”于是孟邹给陈独秀“写信催返”。

1915年6月中旬，陈独秀和易白沙从日本回国到达上海。陈独秀住在法租界嵩山路吉谊里21号一楼一底砖木结构的楼房，和阔别一年的妻子团聚一起。20日，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为阵独秀等设宴洗尘。

陈独秀很早就想办个杂志，让亚东图书馆负责印刷和发行。他跟汪孟邹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功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要他“认真想法。”陈独秀胸有成竹，信心十足。袁氏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虽使陈独秀受到很大的刺激，但他认为现在中国进行政治革命没有意义，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不过是一块招牌而已，现在袁世凯连这块招牌也不要了。中国要进行政治革命须“从思想革命开始”，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 “欲使共和名副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这就是陈独秀在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他苦苦地沉思、求索所得出的结论：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

亚东图书馆因生意清淡，经费困难，从5月间起又承担了《甲寅杂志》的印行，无力接受陈独秀所提出的任务。于是汪孟邹介绍同业老友陈子沛、陈子寿兄弟开办的群益书社承担。7月5日，陈独秀与群益书社商定，每月出一本，编辑和稿费200元。这个即将问世的杂志就是著名的《新青年》。

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撰的《新青年》创刊。《新青年》原名《青年杂志》。当时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办有《上海青年》（周报），他们写信给群益书社，说《青年杂志》和他们的《上海青年》“名字雷同，应该及早改名，省得犯冒名的错误”。1916年3月3日，陈子寿征得陈独秀的同意，将《青年杂志》从这年9月1日出版的第二卷第一号起，正式改名为《新青年》。

《新青年》的创刊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它擂响了思想解放运动的战鼓，创刊号上的第一篇文章就是陈独秀撰写的《敬告青年》。

六、课文讲解

1．课文分析

本文是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表达了他反对封建礼教，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强烈愿望。他满怀激情地讴歌“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他以进化论的观点，论证“青年之于社会，犹如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陈独秀“涕泣陈辞”，寄希望于活泼之青年，呼唤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号召青年“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但怎样判断“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巨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里”呢？陈独秀提出了六项标准。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人，“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无以奴自处之义务”。自人权平等之说兴，“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所谓“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即人的“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宇宙大法，“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我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同白种人相比，其“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三）进取的而非退陷的。“夫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人之生也，应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国民而无世界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欧洲社会制度、凡政治、教育、文学技术，“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而我国“名教之所昭垂，人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想，有假定而无实证……”。

陈独秀在阐明六项标准之后，首重指出“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即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所谓科学，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哲学，重在提倡科学精神，尊重科学规律，它的对立面是主观臆断、盲从迷信、愚昧无知，简言之曰蒙昧。所谓人权，即民主，它的对立面是封建专制。《敬告青年》一文采用了欧洲与中国、西方人与东方人相对比的写法，处处赞扬近世欧洲文明，特别是法兰西文明。

《敬告青年》一文是陈独秀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贯穿于六项标准中的一条红线是科学与民主。科学与民主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惟一准绳，凡违反科学与民主的，哪怕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

这篇文章充分表达了“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的思想主张、体现出他们瞩望于青年但又必须改造青年国民性的深刻意识。该文在“五四”运动和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均有重要的影响。

2．课文难点讨论

请组织同学们针对陈独秀提出的六项标准，谈谈当代青年大学生人生观、价值观问题。

3．相关评论

读陈独秀《敬告青年》

　                                                     王君

曾经在同外国朋友的谈话中，因为随口说起“古典”这个词汇，被好学的外国朋友问到“古典”这个中文词汇所指的具体时间范围是什么。记得自己的回答是：“是指1840年以前。”“为什么？”“因为从1840年开始，中国正式开始向西方开放。从那时候开始，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开始渗入中国。中国不再是之前纯粹的、完全的、东方式的中国。所以把之前称为‘古典’时期或者是‘古代’，把之后称为近代时期。”外国朋友似懂非懂地点点头，话题到此为止。

然而，我的想法却并未到此为止。我想起一战之前英国政治学者G·Wallas的著作《社会心理之分析》（梁启勋译）。他在书的第一章谈到“大社会”的形成。他虽然对人类社会的内部联系越来越紧密所带来的弊端感到遗憾和不满，但他也同时承认这一点是无法回避的。他在论述中，亦引到当时日本政治家的话：“日本跻身强国之列，可翘足而待也，然而往日悠闲之生活，则不可再得也。”历史发展到19世纪，整个世界因为商业的发展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如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所说，不是以东方的隐逸恬淡的美风进行的，而是以西方的横厉无前的方式进行的。这就决定了没有一个民族能够自外于这个“大社会”，也决定了每一个民族在这场联系中“逆流行舟，不进则退”态势。

其实，陈独秀在写下《敬告青年》的时候，已经是1915年了。1840年中国的被动开放，至此已有75年。在这个过程里，用今天的近代史观来看，中国自身的变革一直在不停地进行。先是局部地区被西方打开，后来逐渐变为被西方全面控制；先是经济上被西方渗透，逐渐变为政治、军事、宗教、文化、经济全面地被控制。从另外一个角度说，中国同外部世界的联系，逐步地加深了。

在这75年的过程中，矛盾不断产生，然后被以各种方式尝试解决。从初期被动接受西方的技术，到“洋务运动”全面地学习西方技术，到“百日维新”，到“立宪”，到辛亥革命。被动的保守的也罢，积极的理想的也罢，中国在75年中，不能不说是一直在朝着一个改变自己，让自己变得更新更强的目标前进。但是，无论当时的占多大比例的具体的个人怎样乐观地看待自己的所作所为，时至今日，我们能看到的，是这一系列的变革是过于崎岖和缓慢了。矛盾像龙头里面冲出来的水，流量很大，虽然解决矛盾的方法就像下水口一样，也在同时把这些水流泄出去，但却赶不上出水的速度，最终中国这个承载矛盾的容器，还是让矛盾像过多的水一样溢出来了。中国所面对的矛盾是诸多方面的综合，只愿意面对其中的非主要的一方面，自然无法解决矛盾。这样的困境，在所有处在革新之际的国家和民族中都有发生。在近代史上被称作成功典范的日本“明治维新”，事实上也是不完全成功的，在之后的明治时期，各种矛盾不断涌出，民间的冲突也从未间断。“大政归还”之后，德川幕府时代全日本各地割据的三百多大小诸侯，一起将土地和权力上缴皇室。所以，“明治维新”的最大的成功者只有明治天皇一人而已。当时，著名的日本政治学家中江兆民在其著作《一年有半》中，对此很是忧虑。他说：

从海外各国的角度来观察日本人，日本人极其明白事理，很会顺应时代的必然趋势，绝对不抱顽固的态度。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所以没有像西方各国那样，发生悲惨而愚蠢的宗教战争的缘故。……然而他们浮躁和轻薄的重大病根，也就正在这里。他们意志薄弱，缺少魄力的重大病根，也就正在这里。他们没有独创的哲学，在政治方面没有主义，在党派斗争方面不能够坚持下去，其原因实际就在这里。这就是他们所以有一种小聪明，小机智，而不适宜于建立伟大事业的缘故。他们是常识极其丰富的人民。但终究不能期望他们超出常识以上。

中江兆民被今天中国的学术界界定为唯物主义哲学家。他在反思明治维新的时候，对日本社会在政治革新以外的局限深感忧虑，其中之一就是上文所说到的日本人的思想问题。中国和日本同属于东方。日本的思想文化从来都是灵活地受到中国的影响，他们尚且如此，我们中国在革新的过程中所受到的思想方面的阻力可想而知。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提出对青年一代的国民性进行改造，其用心亦与中江兆民相同。

同日本相比，中国是一个文化母国。虽然在历史上，特别是对外关系方面，缺少中江氏形容日本的那种“小聪明，小机智”，但却树立了“独创的哲学”，产生了“政治方面的主义”，也建立了人类文明史上无数伟大的事业。用辨证法来看，这些树立当然不完全是只有单纯的积极方面。而到了十九世纪的时候，东西方的平衡已经因为工业和商业的原因发生了倾斜。中国的国民性格中的积极与消极的对比也因为衡量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而变化。积极方面被削弱，消极方面却越发膨胀。仅在这方面看，中国的革新就比中江兆民笔下的日本更为艰难，对国民性的改造也就越发重要了。

中国人的思想，具有直觉敏锐的特点，并且寻求和谐。有一种内省式的理性。当各个民族独立发展的时候，它能自发地酝酿出内涵丰厚的文化并引导其发展。用梁启勋的话来说，当整个世界因为联系过于紧密、具体和单调而引发持续发展的危机时，尤其突显中国传统思想的可贵。但历史不能假设，中国的传统思想长于合众，却不长于竞争。当西方文明开始占有主导地位的时候，中国传统思想的长处开始变成了短处。重直觉，则缺乏科学精神；由于注重和谐，所以趋于平稳保守; 所以过于内向，缺乏同外部世界接触的活力；所以崇尚无为和退让，缺乏进取心。从汉代开始，统治文化就趋向于无为和不与民争利，追求有所为和追求实利的统治方针从来都不被视为主流。当西方世界普遍自发甚至是自觉地在“物竞天择”观念下扩张其商业以至军事、政治、文化的时候，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定，就犹如一个柔弱的球体，虽然和谐，但很容易就被破坏了。所以，中国传统的思想模式，至此已经是非改不可了。在新文化运动时，倡导者们的努力，都是围绕着改造国民性和中国文化这两个核心目标的。而陈独秀不但是一个学者，更是一个具有革命性格的人，这一点就像历史上那些身兼知识分子和革命者身份的人。革命的具体实践对于他们或许不是强项，但他们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概括力，以及革命初期所需要的最初号召力。很多学者所做的，是就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方式的各方面做具体的讨论和批判，而陈独秀的这篇文章，却是直接切入话题的核心，舍弃讨论，直接呼吁。它更像一篇战前的檄文。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无法将它作为某种理论甚至只是某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来讨论和分析。它只是一篇情绪激昂的“社论”。它的任务并不是向读者介绍和推广文章里面提到的那些西方思想的进步面。（早在19世纪末谭嗣同等人在湖南办《时务报》的时候，这些就被提出过并以具体的事件作为佐证。鲁迅的早期学生时代的作品，也分门别类地论述过这些问题。）它的任务在于表明一种态度，营造一个局势。在成为“导师”之前，先做一个“号手”。当然，在此之后，应该往哪个方向走才是正确的，当时的陈独秀是否已有清晰的认识，这一点就不得而知了。

这篇文章是发表于五四运动之前的四年。用近代史的观点来说，当时的中国革命还只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所以可以说这篇“檄文”在激励号召青年同过去决裂的时候，还未指明决裂之后的方向。摆脱了过去，又该何去何从，这个答案，则自然留给了其后的革命来回答了。

七、练习

1．选择题

（1）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两个杂志是        和《每周评论》。（C）

A.《敬告青年》    B.《新潮流》    C.《新青年》    D.《呐喊》

（2）《文学革命论》是      提出的。（A）

A.陈独秀   B.李大钊    C.胡适    D.蔡元培

（3）《新青年》创刊号的第一篇文章是        。（C）

A. 《文学革命论》    B. 《呐喊》    C.《敬告青年》    D.《文学改良刍议》

2．填空题

（1）《敬告青年》为青年提出了     项标准。（六）

（2）陈独秀曾任       大学的文科学长。（北京）

（3）《新青年》原名          。（《青年杂志》）

3．简答题

请简要列举陈独秀提出的青年人六项标准。

答：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陷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八、研习与思考

1．反复阅读，感受作品文辞的号召力与鼓动性。

答：（1）舍弃讨论，“不由分说”，直接进入话题的核心；（2）旁征博引，纵横捭阖，情绪激昂地直接呼吁，具有巨大的号召力与鼓动性。

2．从我们青年人的角度，谈谈读了本文的体会。

答：可以联系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现实进行思考。

九、相关艺术作品展示

请有条件的同学课外观看22集电视连续剧《日出东方》。

编剧：黄亚洲，总导演：王进，导演、制片：马润生，主演：王霙、孔祥玉、孙断堂、于洋；出品：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
　　故事概要：该片通过1919年到1927年间的五四运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八•一南昌起义等重大历史事件，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历程。

十、延伸阅读

     具体文字见“备课资料”部分

（一）袁伟时：《澄清对新文化运动的三大误解》（节选）

（二）袁伟时：《人权、民主、科学：新文化运动的基本诉求》